7.1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②；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③；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④。《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⑤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⑥，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⑦。’泄泄犹沓沓也⑧。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⑨，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今译——
孟子说：“离娄的视力够明察，公输班的手艺够机巧，不用圆规和曲尺，画不出方和圆；师旷的听觉那么灵敏，不用六律，不能校正五音；尧舜之道，如果不通过仁爱政策去实施，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仁爱的心肠有仁爱的名声却不能惠及人民的君主，不能让后代效法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遵行先王之道。所以说：仅有善德不足以治理好国家，仅有政法国家也不能自我运行。《诗经》中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可犯错不可忘记，遵循先祖旧典章）遵行先王法则去做而犯错的人，不曾有过。
“圣人先竭尽视力，再利用圆规、曲尺、水平仪、绳墨，用来做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物品就多到用不过来；（圣人）竭尽听力，再加上用六律来矫正五音，音乐也就无穷无尽；（圣人）竭尽心思，加上实施不忍伤害人民的政策，那么仁爱就遍施天下了。
“所以说：筑高台一定凭借高丘山冈，掘深池一定就近河流沼泽。治理国家不遵行先王之道，能说是明智吗？因此只有有仁德的人才应该处于高位。不仁德的人处于高位，是把他的恶行加之于大众。在上者没有道理，在下者就没有法度，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君子触犯公义，小人触犯刑法，国家还能存在那真是侥幸啊。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装备不多，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有开荒，货财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损失。但上位者不守礼法，下位者不受教育，做贼的就起来了，亡国的日子也不远了。
“《诗经》中说：‘天之方蹶，无然泄泄。’（上天正在降临灾祸，不要多嘴多舌）多嘴多舌就是言不及义。事奉君主不讲义，进退举止不合礼，开口便诋毁先王之道，也是言不及义。所以说：以高标准要求国君便是恭；陈说善道杜绝邪说便是敬；（国君有善性，却）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便是贼。”
注释——
① 离娄：相传是黄帝时视力特别好的一个人，能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赵岐：“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即公输班，鲁国人，又称鲁班。古代最著名的能工巧匠。
② 员：通“圆”。下文“方员平直”的员，同此。
③ 师旷：晋平公的乐官之长。古代著名音乐家。六律：律，用来定音的竹管。古人用长短不一的竹管，定出十二个高低不同的标准音，分别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吕。五音：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zhǐ）、羽。
④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赵岐：“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独自行也。”朱熹：“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为徒法。”赵岐和朱熹的解释不同。主要有两个区别：第一，赵岐认为，“政”和“法”不一样，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法度”（法律制度）。朱熹认为一样，所以将“徒法”解释为“有其政”。第二，赵岐认为，“善”和“法”都是善的，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不被实行。朱熹认为，“善”和“法”自身都有缺陷，需要配套使用，缺一不可。我对此的理解见本章“开讲”。
我认为，善，对应于上文的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和师旷之聪；法，对应上文的规矩方圆和六律；又分别对应下文之“圣人目力”“耳力”“心思”和“规矩准绳”“六律”和“仁人之政”。落实到国家治理层面，则“善”指“德礼”等道德修养，以及圣王的善心、愿望和个人能力；法，指“刑政”等国家制度。《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在大乱之世，与孔子所云略有不同。而孔子所云，也没有否定政刑的意思，恰恰是“徒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故尚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能有耻且格。”孟子的意思，是对孔子思想的补充说明。
善、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道德与法治，君主的自我修身与国家制度。其实孟子在本章里着重强调的则是“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法”，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终“规矩方圆”。从这三个要素考虑，则这两句的意思，第一层，“徒善无法不足”“徒法无善不足”，需要法与善的相辅相成；第二层，“徒善与法相辅相成”也不足，还得“行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先王之法”才是修齐治平的根本大道。如此，这才是对这两句的完整理解。
⑤ 不愆（qiān）不忘，率由旧章：语出《诗经·大雅·假乐》。愆：过失，偏离。忘：遗忘。率：遵循。由：沿袭。
⑥ 上无道揆（kuí）：揆，本是动词，测量方位。后即成为名词：尺度，准则。“先圣后圣，其揆一也。”（8.1）道揆，即以道揆，以道来把握方向。
⑦ 天之方蹶（jué），无然泄泄：语出《诗经·大雅·板》。蹶：跌倒。泄（yì）泄：通“呭呭”，多言多语。朱熹：“言天欲颠覆周室，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⑧ 沓沓：啰啰嗦嗦，言不及义。
⑨ 责难（nán）于君：此处的“责难（nán）”和我们常见的“责难（nàn）”（指责、非难）不同。朱熹释为“难事”。《辞源》：“责难（nán）：以难事勉人。”
开讲——
本章出现一次“尧舜之道”，三次“先王之道”，还有一次“先王之法”。它们是什么关系？尧舜之道，是最高原则，是价值观；先王之道、先王之法，是实现尧舜之道这个原则的法则。“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就是这里的“仁政”。仁政是实现尧舜之道的路径。
质言之，尧舜之道是“原则”，先王之道、先王之法是“法则”。
原则是则之原来，法则是则之方法。(https://www.daowen.com)
原则是“源”，法则是“溯源”。
从逻辑上说，本文讲治国平天下，有四个层面：
第一层，个人之聪明巧智，如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师旷之聪，比喻统治者个人政治才干。
第二层，规矩、方圆、六律，比喻礼法刑政等一般国家制度。
第三层，仁政，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
第四层，也是最高一层的价值观层面：尧舜之道。
以下简述之。
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纵然离娄、公输班天赋绝伦，如果不凭借规矩，也不能有所成就。规矩不是对天赋的约束，规矩是对天赋的引领。规矩是科学。现代工业的基础是规矩，现代农业的基础也是规矩。庄子讲过一个故事，轮扁擅做车轮，但其奥妙之处却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庄子·天道》）一个天才不受约束，可以充分发挥天赋，但充分发挥的天赋其实是充分体现规矩，而不是背离规矩。质言之，天赋就是无限逼近规矩的能力。而且仅凭个人天赋与经验，不寻找其中基本规律，整个社会的科技、工艺水平很难得到提高。很多中国古代技艺、科技发明的失传，都与轮扁的“口不能言”有关。当然，孟子这里谈的，不是技艺，不是科学，而是政治。
孟子前面讲“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讲“师旷之聪”，都是引喻，为了引出后面的“尧舜之道”，引出他的结论——推行“尧舜之道”需要有方法，有路径。我们说路径依赖导致最初的目标最后被路径决定了，但也可以说，任何一个目标，都需要有相应的实现的方法。自古以来，有谁敢否定尧舜之道？就连秦始皇都没有公开否定尧舜之道。但是，当权者有谁实现了尧舜之道？仅凭能力不行，暴君往往不缺个人能力；仅有价值观也不行，须有实现价值观的路径，找到实施仁政的方法。在1.7章中，孟子通过齐宣王不忍心看到一头牛被宰杀论证齐宣王有仁心，但孟子要求他，将内心的仁体现在政策上。实行仁政的办法，就是“制民之产”，让人民有“恒产”“恒心”（参见1.7开讲）。人民有私有财产，才能实现经济自由；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人格独立；有人格独立，才能拥有思想独立与自我尊严，才会真正获得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私有财产是国民尊严的前提，也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人类对他人私有物（不仅指物质财富，还包括人精神层面的意志自由和尊严等）的尊重，是道德的起源，也是道德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道德，没有对他人私有财产的维护，没有尊重他人利益的观念，便无所谓道德。原始社会没有今天的道德概念，人类今日之道德观念，都是在私有制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尧舜之道”是价值论，仁政是方法论。“尧舜之道”是仁爱，仁政是实现仁爱之路径。判断一个国君是否真爱百姓，不要看他嘴上讲不讲仁爱，而要看他实际行不行仁政，也就是看他行不行“先王之道”。
注意分辨“尧舜之道”和“先王之道”的不同。“道”，在古汉语里有两层意思，一指人类最高的、普遍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A；一指路径、方法，我们称之为B。尧舜是先王，先王行列中当然有尧舜，这是“尧舜之道”和“先王之道”的一致处。但“尧舜之道”，指的是先王尧舜代表的价值观，是A；“先王之道”，指的是先王落实、实现这种价值观的方法，是B。统治者徒有“尧舜之道”（仁心仁闻）而无“先王之道”，徒有目标和理想A，没有实现目标和理想的路径和方法B，则“民不被其泽”，这叫“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的表述是：“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样，“徒法不能以自行”，徒有方法，没有价值观引领，没有方向，也不能起行。
所以孟子在告诉我们，第一，国家要有目标，有价值观；第二，要有实现价值观的方法。两者缺一不可。用现在的表述，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作为执政者，有正确的方向，但没有方法，无法到达目标；没有正确的方向，不知道将国家引领去哪里，就会南辕北辙，走上邪路。
“率由旧章”，注意这里的旧章，不是老方法、老路径。常有人根据字面的意思认为，中国人的保守是因为总强调遵先王之道、守祖宗之法。其实，中国文化并非如此。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民族。“率由旧章”，不是方法不变，而是法则不变。
这里的“章”“法”，不是做具体事的方法或做事的具体方法，而是法则。何为“法则”？法的原则，法的初衷和目标，法之取则。所以法则就是有则之法，有限定、有原则、有目标的法。汉语的“方法”，指有方向的法，不是无有约束、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的法，也指正当的法，方有方正的意思。“章法”，也是指有章之法，不是无章之法。
有则之法，有方之法，有章之法，就叫“王法”。“王法”就是“王道”，先王之道。所以，“先王之道”的道，是实现“尧舜之道”的法，是“尧舜之道”的实现路径，是有目标、有方向、有宪章的法。
在孔孟看来，“先王之法”无非两点：第一，让人民富裕起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物质文明；第二，让人民受教育，有判断力，有道德观，获得主体性，这是精神文明。这两点，即孔子所谓“富之”“教之”，《论语·子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的“富之”“教之”，是原则。到孟子得到更进一步的落实，是“制民之产”（1.7）和“谨庠序之教”（1.3）。“制民之产”之法是为了实现“富民”的原则；“谨庠序之教”之法是为了实现“教民”的原则；所以，“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就叫法则——有则之法，也就是孟子心心念念的“先王之道”，是仁政。
自尧舜禹以来的“先王之道”本身实现得如何，未必确如孔孟所言那样美善。其实孔孟是在托古先王，言说这样的价值观。古代的“聖”字，上面有一个“耳”字，所谓圣人，即耳聪目明之人。圣人可以用尽心力、用尽天赋，但圣人不可能代代迭出。因此，小到技艺的传承，大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靠生物遗传，要靠“规矩方圆”，遵循先王的价值观法则前行，才能代代“不可胜用”。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这个思想与柏拉图讲的“哲学王”有相似之处。柏拉图认为，最有智慧、最有德性之人才能做王。孔孟讲的圣王，尧、舜、禹也好，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也好，都是最有智慧、最有德性之人。这种人做王，才能将仁心散播于天下。柏拉图时代与孔孟时代，距离今天虽然已经很遥远，但是原则没错——执政者一定要有德性，要有好的执政理念。如果是夏桀王、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那样“不仁而在高位”，便是“播其恶于众”。“播其恶于众”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统治者没有德性，不讲道义，以恶行祸害人民；其二，统治者不能以道义把握国家的方向，判断公共事务，播散其丑恶价值观影响人民，使人民也变得同样丑恶。
“道揆”——以道来揆，以道（价值观）来判断国家的方向。心中有道，哪个方向符合道，就往哪个方向走。价值观不同，方向不同。儒家的治国方向，是人民幸福；道家的治国方向，是个人自由；法家的治国方向，是国家强大，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的。如果三者能并行不悖，何等之好。幸福当然需要自由作为前提，这是儒道之“同归而殊途”；国家强大也能予人民以公权保护，这是法家与儒道之“一致而百虑”，但若国家强大以剥夺人民为前提，乃至为目标，如商鞅所谓“胜民”，则这种法家式的国家，其实是人民的祸害，这种国家的强大，就是强大的祸害。
“法守”——以法来守。守的是法，不是权力，法不让做的不做，法无禁止则一切可为。上面一定要有“道揆”，下面一定要有“法守”，国家有方向，有秩序，有规矩，人民自然不会蛮不讲理。如果“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国家就陷入了危险之中。
孟子最后这几句，“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则表达了他的一贯立场，也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一贯风骨。子路问，如何事奉国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犯言直谏国君的错误，不要给他面子，给他面子就是欺骗他。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是忠？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楚墓竹简》）天天批评国君过错的，才是忠臣。到这里，孟子继续讲：“责难于君谓之恭。”“难”，名词，指艰难的事；“责”，动词，要求。“责难”就是要求国君做艰难之事，艰难之事就是行“尧舜之道”，守“先王之法”。“责难”就是用最高标准最高难度来要求国君，不论是功业还是道德。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是尧舜之道，是先王之道，是仁政。汉语里还有一个词跟“责难”接近：责备。备，完美。责备国君，就是要求国君做到完美全备。责难、责备，不是仅仅指出国君的错误，而是要对国君做最高难度的要求。做不到，就下来，让有能力的人上。孟子也是这么跟齐宣王谈的：“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10.9）“谏”就是“责难”“责备”。大臣们如果都这样来要求国君，国君一定会竭尽全力做成最好的国君。这难道不是对一位国君最大的恭吗？“陈善闭邪谓之敬”，对国君指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难道不是对国君最大的敬吗？“吾君不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某些人的口实：仁政王道，我们的国君做不到呀，所以，不对他做高标准的要求了，咱一起得过且过，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了。如此，这个“贼”是骂这类鸡贼的臣子的。本章译文就根据这种理解翻译。但，可能还有一种理解，那就是，当臣子“责难于君”并“陈善闭邪”时，如果国君做不到？那好，孟子说，这种国君，叫“贼”。贼者，贼仁也。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诛之可也！
成语——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五音六律 平治天下 仁心仁闻 率由旧章 规矩准绳 道揆法守 陈善闭邪
链接——1.7；7.2；7.3；7.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