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①，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②，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③？’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④；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⑤。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⑥。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⑦，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今译——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难看的颜色，耳朵不听难听的声音。不是他看得上的君主不事奉，不是他中意的人民不驱使。政治安定就做官做事，政治昏乱就退避隐居。暴政施行的国家，暴民居处的地方，他不愿意住。他觉得与乡人在一起，如同穿戴着上朝的衣冠坐在涂泥炭火上。在商纣当政的时候，他居住在北海边上，以等待天下政治清明。所以凡听说了伯夷的风尚节操的人，贪婪的人会清廉起来，懦弱的人有自强自立之志。
“伊尹说：‘什么样的君主不可以事奉？什么样的人民不可以驱使？’政治安定做官做事，政治昏乱也进取做事，说：‘天生万民，是让先知之人觉悟后知之人，让先觉之人启发后觉之人。我，就是天生万民中的先觉之人啊。我要用尧舜之道来启发这里的人民。’他觉得天下众生，有一男一女没有受尧舜之道的恩泽，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山沟里一样。他就是这样自己担起天下的重任。
“柳下惠不以事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也不会推辞做一个小官。做官就尽力发挥自己的贤能，一定坚持自己的原则。被人弃用不怨恨，穷困潦倒不愁苦。和乡人相处，自在自得不忍离开。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裸体地站在我身边，你怎么可能玷污我呢？’所以凡听说了柳下惠的风尚节操的人，狭隘的人会宽广起来，刻薄的人会厚道起来。
“孔子离开齐国时，捞出泡在水里未淘的米就急忙起身；离开鲁国，说：‘我们慢慢地走啊。’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方式啊。应该赶快走就赶快走，应该久留就久留，应该隐退就隐退，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一尘不染的人；伊尹，是圣人中担当重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平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能因应时势的人。孔子可以说是集圣人大成的人。集圣人大成的人，犹如钟发声而磬收韵。镈钟敲响，音乐有条理地开始；击打特磬，音乐有条理地结束。有条理地开始，需要‘智’；有条理地结束，需要‘圣’。智，好比技巧；圣，好比用力。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箭头射到百步之外，靠的是用力；箭头射中靶心，就不是用力的事了。”
注释——
① 横（hèng）：横暴，不循法度。横政：暴政。横民：暴民。
② 顽夫：顽贪之夫，贪婪之人。
③ 浼（měi）：沾污，玷污。
④ 接淅（xī）：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捞起在淘的米。赵岐：“淅，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也。”朱熹：“接，犹承也；淅，渍米水也。渍米将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米而行，不及炊也。”赵岐说“不及炊”，朱熹说“将炊”，显然应是已经淘过的米，尚未下锅。第二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都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引此文，作“滰（jiàng）淅”，是准确的。“自其方沤未淘言之，曰渍米。不及淘，抒而起之曰滰。”也就是说，滰的意思是将泡在水里、还没有淘的米滤干，淅的意思是将米泡在水里，还没有淘。应以段玉裁、王念孙的解释为准。
⑤ 时：《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1.1）之“时”。鲍鹏山注：“时时保持不偏不倚，随时处中，每一时每一事都妥当公允，既不随波逐流混淆是非和稀泥，也不刻板机械苛刻高峻不通人情。”（参见拙著《大学·中庸导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https://www.daowen.com)
⑥ 金声而玉振：金，指钟。声，发声。玉，指磬。振，收声。朱熹：“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
⑦ 由：通“犹”。
开讲——
本章孟子论及四位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伯夷，孔子曾经数次称赞他。《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有三个部分涉及人物：本纪、世家、列传。本纪纪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传人物。列传七十篇，第一篇即《伯夷叔齐列传》，排在第一，可见伯夷、叔齐在司马迁心目中地位很高。伯夷的“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类似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伯夷是孤竹国君主亚微的长子，叔齐是他的弟弟。伯夷对人对己都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是圣中的“清者”，至清之人。他“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并非道德上对乡人的鄙视，而是一种贵族身份意识。这种贵族身份意识，表面看似乎自视甚高，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是自爱，是不随波逐流，是国家精英意识：既然我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高度、道德高度，那我就知道应该思考什么问题，应该追求什么目标，应该和什么人交往，应该在什么层次上展开自己的生活，这是中国古代贵族风范。屈原也说过：“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因为：“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楚辞·渔父》）怎么能忍受自身被强加以污浊之物呢？既如此洁身自好有原则、如此坚持不肯放弃、如此自爱不肯堕落，伯夷在商纣王时避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到周武王举兵灭纣王，伯夷又“叩马而谏”，指责周武王“以臣弑君”，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记·伯夷列传》）。周灭商后，伯夷叔齐不仅不愿事周，更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这就是伯夷的“清”，“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绝不和自己心目中的“非”君、“非”民合作，不仅不合作，也不吃你的粮食，只吃山上的野菜。只有野菜是天赐的，只有天赐的东西是给天下所有人的。伯夷是将一种原则、一种高峻的人格理想推向极致的人物，也因此，伯夷、叔齐后来在中国文化里有如此高的地位。他们树立了一种道德高标，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让人看到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风范，并以此影响普通人。
伊尹完全不一样。“非君”“非民”对我而言有什么分别呢？“治亦进，乱亦进”。伊尹认为：天地生人不齐，而我恰好是上天生下来那个先知先觉的人，因此我天生有“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使命和责任。不是个人洁身自好，不是个人独善其身，而是以行动传播圣贤之道于大众。大道须在大众中，大道须是大众行。小众之中是小道。修行不是焚一线香、点一杯茶，修行应该是做事，是吃苦，是担当，是布道，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行者，行之者；所行者，仁。古代经常把“行”字跟“仁”字放在一起，“行”与“仁”有同义。行即行仁，仁必须行。作为王室贵族，伯夷并非不关心大众，但不会把自己融入大众。伊尹不是贵族出身，更重要的，他是推广道义的人，是国家管理者，他可以更多利用权力，利用体制的力量来推广道义，所以他必须走入芸芸众生之中。伊尹“治亦进，乱亦进”，不是同流合污，不是不择手段，而是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污染个人羽毛。君子应该“爱惜一己羽毛”，但有时为了担当更大的道义，一己羽毛也可以牺牲。任何时候都爱惜一己羽毛，为此不惜放弃大道，就是自私。伊尹“事非君，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恰恰是其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伊尹与伯夷一样，都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区别在于：伯夷是贵族身份意识，是圣人之“清”；伊尹是弘道者、布道者身份意识，是圣人之“自任以天下之重”。
第三人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在某种程度上跟伊尹类似。“进不隐贤”，做官时，能做多大事，就一定用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才能去做，但又“必以其道”，一定以其道使其才。人有两能，一是能力，一是能量。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大小不同而已。少数人则拥有比能力更强的力量——能量。如何使用这两能，非常重要。比如人人都有一脚踩死蚂蚁，甚至剥夺他人生命的能力，但能不能不以其道使用这个能力呢？不能。所以，上天给人以能力，人就要以其道用其能力。柳下惠很有能力，他也愿意到混账国君那里做官，做小官都无所谓；那么，当他用尽能力去做事时，就需要判断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有些事可做却又不可以全力去做，要折中地去做。善恶就在方寸间，做过了头，做事就是作恶。我们每个人都有作恶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要忍住作恶的冲动。一旦做了，就回不了头。所以，“进不隐贤”后面，一定要有这句“必以其道”，以其道，尽其力；不以其道，不尽其力。
与伯夷的“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相反，柳下惠是“由由然”与之打成一片。他说“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直通孔子说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论语·阳货》），我如果足够坚强，不怕别人磨砺我；我如果足够干净，不怕别人污染我。
伯夷之风，是让“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让人能自爱，让人能自立其志，让自我意志独立出来，让人有向往；柳下惠之风，是让“鄙夫宽，薄夫敦”，让人心胸宽广博大，让人性情宽容敦厚。此处的“鄙”，原义是边鄙、偏僻，指地处偏僻之乡的地位低下之人。《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人在偏僻之地待久了，缺少广博的闻知觉见，往往见识短浅，心胸狭隘，价值观偏执。推而广之，是人，就有“习气”，所以我在浦江学堂《学规》里说：“气习要纠偏。”我们对人的德性的评价，也不能简单、狭隘地从一个方面下结论。柳下惠有柳下惠的宽博，伯夷有伯夷的高峻。理想的人生，既要有伯夷的高峻，又要有柳下惠的宽博；既要有伯夷的分界意识，又要有柳下惠的无分别意识，同时，还要有伊尹的担当。
这样一说，让人想到孔子。从孔子那里，可以看见伯夷的高峻、伊尹的自任、柳下惠的宽博。孟子说孔子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没有一成不变。
前述孔子称赞伯夷“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在《论语·微子》中，孔子还提及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并比较了柳下惠，说他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而自己与他们的区别，则在“无可无不可”。孔子自述，也说自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还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无可无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无适无莫”，就是“时”，就是因应时变，因应时局，因应时机，而不是一成不变。老子讲“曲则全，枉则直”（《老子》二十二章），有时候，只有变，才能保持原则的不变。
君子无适无莫，就是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合理恰当就是。“义之与比”者，与义同立并行也。是义就做，不义就不做。天下事，千变万化，无定形，无定势，如何能用条条框框去网罗？君子之在天地之间，又哪能拘束于条条框框与僵死教条？这与孟子说的同出一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8.11）标准在义，合乎义则“言必信，行必果”，不合乎义则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任何一种正面价值，都一定有其边界。无边界的价值，会碾压其他一切价值而变成绝对价值；而绝对价值，会导致人类自由的丧失，让人类生活在必然之中。如果人类希望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那么，首先不能将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这就是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哲学意义。
孟子对四圣的比较：伯夷，“圣之清者”，至清之人；伊尹，“圣之任者”，担当之人；柳下惠，“圣之和者”，和谐之人；孔子，“圣之时者”，鲁迅翻译说是“摩登圣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鲁迅在开孔子的玩笑。其实，“时”在古代汉语里，既指时间、时空、情境，也指判断。因为时间不同，时机不同，情境不同，判断就不同，因而两个意思是互相关联的。“时”在这里用作动词，是说孔子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情境下，能作出不同的正当判断。
孟子最后结论，“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是将古代圣人的优点集大成的人物，犹“金声而玉振之”。这里的“金声而玉振之”“始条理”“终条理”，可能就是失传的《乐记》里的句子。什么叫金声？“始条理”；什么叫玉振？“终条理”。镈钟一敲，“始条理”，音乐展开；最后，特磬一击，“终条理”，音乐结束。孟子为什么用音乐这么比喻孔子呢？是说，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各自得了音乐中的某个环节，这个环节可能非常精彩，但不完整，而孔子，以金声始，以玉振终，过程完整、完美，是最具备全面圣人素质的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有其愿，都有其力，都有其禀赋，但缺乏孔子那样一箭中的的技巧；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有圣人精神，都有坚守的原则，但因此也都产生了固执，缺乏孔子“无可无不可”的通达。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至”，伯夷是至清之人，伊尹是至任之人，柳下惠是至和之人。“至”是一种极限，是一端，是某种境界的达成，但也因此是一种限制。唯孔子，是“中”——“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孔子是以自己的大道，无所不至，而又无所不中。
成语——先知先觉 袒裼裸裎 金声玉振 集大成者
链接——3.9；9.7；12.6；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