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党的总书记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号召全党“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从决定召开八大起，中共中央便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起了筹备工作的重任，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审阅大会的发言稿到安排大会发言，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起草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根据毛泽东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批示，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予以通过。邓小平同时参加了上述两个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大会的主要筹备人之一，邓小平还担负着大会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根据毛泽东“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的提议，邓小平曾数次在中央全会上对八大问题作解释和说明。
这一年的9月18日，邓小平将他修改审定后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示：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他只改了几个字。10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在说明稿中，着重对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原因、八大的主要议程、代表选举、召开的时间等作了解释。他说：1945年至1949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我们全神贯注地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如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在解决了高、饶反党事件后，再来考虑召开中共八大，无疑是更为适当的。此后的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和巩固，党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为党的八大做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所以，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956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的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等问题。一个月后，他又在这里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上，具体主持讨论出席八大代表的名单。5月11日、12日、18日，他又连续主持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央一级机关出席八大代表候选人问题。12日，他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专门讲解了代表候选人问题。
1956年8月15日，他代中央起草下发通知：（一）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二）现决定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大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
为了更直接地、具体地准备八大会议，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2日召开了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八大的6个文件作了说明。他强调，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他举例说：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对此，毛泽东和与会者深表赞同。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1/3是讲建设。很显然，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八大报告的主题。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是八大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中共中央准备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推举和介绍陈云和邓小平。
毛泽东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当毛泽东谈到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为总书记，并推举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邓小平表示：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是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毛泽东以赞许的口吻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好，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们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照顾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https://www.daowen.com)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邓小平的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对于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不仅抓“大势”，抓“方针性的意见”，而且连报告的具体细节、报告的字句都注意到了。在1956年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文件修改方针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他还说：修改时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邓小平在发言时进而指出：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毛泽东听后表示完全赞成，补充道：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邓小平在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中抽出时间对自己将要在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行了数次重要的修改，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分析党组织的状况入手，阐明了我们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经受这种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此外，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邓小平也都作了不少修改。对于报告的文字，邓小平也是力求简洁、顺畅。所以，修改党章的报告虽然文字较长（2.9万字），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他一贯的文风。
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的报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我们党的自身经验，深刻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并且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
报告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后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还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报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这篇报告，提出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和主张，把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建设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随后于9月28日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组成。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一年，他刚满52岁。
八届一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当了十年总书记，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十年，是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十年，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后来曾经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