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南海
党的八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这次大会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八大的主要成就是：一、 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二、 通过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方案。三、 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四、 分析了党的队伍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五、 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毛刘周朱陈邓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后来党中央成员的新老交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并富有创造性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八大之后，全国各族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所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际上受东欧波匈事件的影响，而国内又有在急促而深刻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思想，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某些风潮。一些干部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于是，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的同时，着手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邓小平去的是西北。
1957年3月下旬，邓小平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这是他出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
山西是邓小平西北之行的第一站。
山西这块土地，对邓小平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他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感情。
20多年前，也就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身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渡过黄河，第一次来到了山西这块黄土地，加上全国抗战的8年，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将近10年的时光。这10年，奠定了他后来走向辉煌的基础。
屈指算来，从1947年走出山西到现在又是一个10年了。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再一次来到山西，他此行的目的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全程陪同邓小平在山西的这次视察活动。
在太原，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中共山西省委的工作汇报，仔细研读了反映厂矿、学校和机关干部及群众思想动态的材料。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分别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部门干部作了两场报告。报告的主旨是解决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在给太原的教师和学生所作的报告中，邓小平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针对波匈事件导致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状况，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他说：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美国好的东西，但是，关键性的东西，我们从美国是学不到的。
在谈到国内供需矛盾紧张情况时，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验不足，一股热心，建设搞快了，产生了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错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邓小平向师生们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青年的前途和党的领导等具体问题。他强调，我们国家应该经常注意民主，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那些少数根本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被孤立的。”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说：近一个时期，我们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能够适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山西青年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邓小平寄语山西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有为实现这种理想而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守纪律的高贵品质。
“没有那些具有远大理想、具有高贵品质的年轻的、甘于当‘傻瓜’的人，过去不可能搞成革命，现在不可能搞成建设。”
3月30日，邓小平在给太原厂矿企业和省、市级机关干部所作的报告中，从教育干部的角度，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说，党的领导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邓小平回忆了当年在太行山的岁月，指出：那时生活条件和环境都十分艰苦，却没有人闹待遇、闹等级，现在条件好了，反而闹起来了。他说：“过去叫死也可以去死，而现在拿山西话来说，就‘挑肥拣瘦’。如果叫去雁北工作，那就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远离群众。现在群众原谅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这是因为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仅仅依靠党的威信，总有一天会靠不住的。他列举离石县学生“闹事”情况，批评了县委领导“靠党的威信”压服学生的错误做法。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
关于群众闹事问题。邓小平说，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群众闹事能否避免的问题，邓小平回答，只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闹事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关于工厂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问题。邓小平着重论述了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和重要作用。
最后，邓小平重申了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科学文化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
邓小平的这两个报告没有枯燥的说教，如同熟人之间拉家常式的交谈，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山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山西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
离开太原后，邓小平沿同蒲铁路南下，途经太谷时，中共太谷县委第一书记靳广杰被请上了专列。原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太原给邓小平汇报山西工作时提到，省委在太谷搞了个商业体制改革的试点，邓小平听后很感兴趣。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需要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使城乡经济活跃起来，首先要沟通流通渠道，在充分发挥国营商业骨干作用的同时，注意协调发挥供销合作商业的补充作用，允许保留并发挥个体小商贩的积极性，注重发展集市贸易。农民在完成国家的统购派购任务后，允许其把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以调动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出于这个目的，省委确定在太谷进行商业体制改革试点。
邓小平饶有兴致地听取了太谷同志的汇报。
靳广杰说，太谷通过商业八进制改革，搞好了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手里有钱了，县里也有钱了。县里修戏院，铺马路，建自来水站，用的就是这部分钱。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的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到农村搞试点。”
显然，当时邓小平就已经在筹划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邓小平抵达洪洞时，在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洪洞县委第一书记王绣锦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新中国北方第一座农村小型水电站——明姜水电站、广胜寺和县看守所（即曾经关押过苏三的明代监狱）等名胜古迹。
在县委机关大院，邓小平与正在参加“三干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是一次中央到乡村6级书记的难得聚会，里面有中共中央总书记，有省、地、县、乡党委书记，还有村支部书记。
邓小平听取了王绣锦关于在洪洞如何实施《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汇报。他很少插话，偶尔就一些问题询问在座的同志。听完汇报后，他说，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优势，发展水电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
离开洪洞，邓小平来到临汾。当他看到利用龙祠泉水种植的反季节蔬菜——黄牙韭长势喜人时，非常高兴地说，要进一步开发龙祠水资源，把绿化搞上去。
随后，邓小平去了运城。
4月4日，邓小平到达甘肃。
4月5日，邓小平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礼堂，向参加会议的甘肃省领导干部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
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经济建设。他指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建设方面，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的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他提醒广大干部：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大跟头，犯大错误。报告最后强调要充分认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天，邓小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兰州炼油厂工地，参观了兰州市有关文化设施，并称赞说：这符合我们勤俭建国的精神。他还听取了省、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抽空到邓园探望了老朋友邓宝珊省长。
4月6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甘肃的活动，前往西安视察。
这次到西安，是他此次视察中的第二次。他在3月23日就曾来到了西安。当天，邓小平抵达西安后，下榻在止园。
止园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故居，1936年4月建成。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就住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将止园的一部分加以改建，作为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处所之一。限于当时的条件，即使是止园改建成的宾馆，设备还是比较简陋的。
邓小平这次到陕西，除了宣传八大的精神和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为我国援建了156项大中型建设项目，习惯上称“156项工程”。在这156个项目中，建在陕西的有24项，主要是军工项目，有17项，其余为民用项目，涉及航空航天、兵器、电子、电器、电力、光学制造和煤炭开采等。
邓小平不让报道他的这次视察活动，不许人们对他的到来进行张扬。
3月23日这天，在止园南楼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邓小平坐在临窗一张靠背沙发椅上，两旁坐着省市负责人张德生、冯直等，各厅局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人员环坐四周。
西安市委书记冯直主持会议。他说，党和国家对西安的城市建设非常重视，也非常有决心。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李富春、万里等同志来指导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这一次，邓副总理又来检查指导。
接着，冯直简要地汇报了西安城市的建设情况。他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时，西安是一个烂摊子，连自来水都没有。现在西郊的电工城、东郊的纺织城和南郊的文化区都已初具规模，今后要努力建设，使西安成为一座人民的新型城市。
冯直说完后，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说，还是先请大家讲，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在座的人还有点拘谨，纷纷小声议论。邓小平鼓励大家：大点声讲，放开讲。于是，有人开始了第一个发言，随后，会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人们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建筑材料要不要预制、工程建筑实报实销浪费大、计划外开支无法解决，甚至连19块钱也解决不了，等等。
在大家发言告一段落后，邓小平说，美国建筑材料70%~80%是预制品，苏联只有20%多一点，美国最高，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是人，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预制合算就预制，不合算，那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别无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浪费了也毫不心痛……你们连19块钱的权都没有，不像话！前一段武汉的同志讲，他们要用30块钱请苏联专家吃一顿饭，不给开支。没有办法，只好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花了300块电报费，才解决了30元招待费，真是个可笑的故事。他们是30块，你们是19块，你们顶好也多打几次电报，电报费报销没问题，这个办法好？一番幽默诙谐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了。
邓小平说，你们告诉他们（主管财务者），为了19块钱，你们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多少电报，连这次电报费算在一起是多少钱！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 (1)
这次座谈会后，邓小平又赶赴兰州等地，于4月7日再到西安。
此次视察期间，他不仅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中诸如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乘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
4月8日上午，位于古城中心位置的西安人民大厦会议厅内坐满了在西安的省市干部们。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台下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邓小平也鼓掌向台下的干部们致意。
他说，这一次从北京出来，到西安住了几天后去了兰州，昨天回来。很想同同志们见见面。这次走了3个省，实际上走了3个市——太原、西安、兰州。走马看花，了解得不多，所以只能给同志们谈一般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勤俭建国的问题……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
这次来西安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
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讲话中的一段话，继续说道：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针对陕西省和西安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贪大求全”，“气魄大，牌子大”，浪费现象严重，钱花得不适当，“公子少爷的味道足”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海“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个观念。
邓小平十分注意建设中的人才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干部懂得改造自然，搞建设的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很低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他指出：“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标志着我们党“以苏为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通过对陕西国有工业企业的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陕西几年建设的经验教训，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形象地比喻为“骨头”和“肉”，认为陕西这几年建设的布局是“骨头”多“肉”少，提出不能光有“骨头”没有“肉”。对张德生的这一提法，毛泽东、周恩来都很赞赏。
邓小平通过这次在陕西视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但对张德生的这个见解作了进一步肯定，而且对如何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他说：“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不少。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
西安有个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自明代以来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富有特色，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百货日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贾摊贩、市民游客终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他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
他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为此，他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这样，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消息就会灵通一些，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邓小平专门讲到，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群众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批评一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他列举了在山西视察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四十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五十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这也是滥用党的威信。农民对我们无可奈何，反正是党的号召，做就是了。”邓小平说：“这种情况，偶尔发生，群众还可以原谅，长此下去那还行？”“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六字方针时，邓小平说，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个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邓小平最后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结束这次对陕西的视察时，邓小平热情勉励陕西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像过去领导革命那样领导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建设好陕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40项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北戴河会议结束十多天后，邓小平便去了东北。
他此行的目的是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努力奋斗。特别是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不仅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还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刘澜涛，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
在黑龙江，邓小平视察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等重要工厂。
9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在阐述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后说，东北、黑龙江潜力很大。过去几年全国支援把东北建设起来，现在应该轮到东北支援全国了，东北要用一切力量支援全国过关。北戴河会议时，富春同志提出东北的方针，大家赞成，就是把你们原来提的方针修改一下，叫作“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
邓小平说，东北的同志必须把自己的任务了解清楚。你们的成绩很大，包括许多工厂在内。好多厂很有干劲，虽然程度不同，但劲都鼓起来了。大家很热心，计划看起来也不算小，但是鉴于潜力很大，是否挖够了，不能说。我是外行，但内行人一看就说是还有潜力未挖，稍微调整一下，鼓一下劲，想点办法，还可以加大计划。东北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就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一是局部与全国的关系。东北是一个局部，要服从全国的需要，增加的东西为全国服务。二是大厂与小厂的关系。小的要服从大的，因为为全国服务的主要是大厂，所以大小厂协作为全国服务。三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无非是拖拉机、排灌机械慢搞一点。
邓小平最后说，总之，要正确解决这三个关系问题，才能适应于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
9月18日至23日，邓小平来到了吉林省视察。
他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先后视察了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并深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地质学院、长春电影制片厂、南关区街道、丰满发电厂、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造纸厂、四平市六马路小学和市盲人铁工厂等单位，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情况，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9月19日，他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1958年一汽人“乘东风，展红旗”不仅造出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而且开发、研制出了我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并被中央批准参加国庆九周年庆典。就在一汽人“抢时间、争速度，造出轿车向国庆献礼”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到了这里。
邓小平对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情有独钟。早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曾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和汽车有着不解之缘。他希望中国有自己民族的轿车工业，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民族轿车工业会走向世界。
秋天的东北，阳光灿烂。19日这天一早，一排崭新的车队由省宾馆徐徐驶向汽车城。车队穿过1号门，绕过中央大道，停在生产大楼下。9时1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在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副书记史坚的陪同下来到会客厅。邓小平没等落座，一眼就看到墙壁上悬挂的产品图。他左看右看，高兴得不得了。当他得知是一汽自己新近开发的新产品时，赞不绝口，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好，好，好！”
一汽厂长饶斌汇报了一汽自1956年出车后近两年来的生产、新产品开发、质量水平状况以及干部队伍建设情况。邓小平听得非常认真，他对一汽当时正在进行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非常感兴趣，一边听，一边记，一边询问，并把一汽的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提议要在全国推广。后来由毛泽东圈阅，定为《鞍钢宪法》的一部分。
邓小平对一汽的未来发展及产量情况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他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载重车今后用量会很大，你们要挖掘潜力多搞一些。听说你们将来的产量要向10万、20万、30万辆水平发展，这很好。发展汽车工业，这得要大批量，只有生产批量上去了，价格才会降下来。
谈到燃油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石油很紧张，能否用其他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烧酒精怎么样？你们可以大胆地研究。我们国家现在红薯产量很高，它可以做酒精，但就是不能用茅台。风趣的话语，引得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在详尽地询问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生产开发情况后，邓小平来到了轿车装配车间，看到热气腾腾的工作场面，他不停地问饶斌，红旗车比伏尔加、吉姆怎么样？并指示，好就多生产些。邓小平还对每道生产工序都看得非常认真，就连“东风”轿车前标“龙”安上没有，水箱面罩两边缝隙过宽，模具怎样开发节省资金等细微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看到车间门口的两台简易机床，邓小平走了过去。这是一汽依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革新活动中搞出来的。邓小平细心地观看了工人操作，连声称赞：这办法好。他指着机床说，机械加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许多东西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德国现在许多机床就很简单，但能解决大问题。
看过红旗车间后，邓小平来到了铸工车间。露天搞砂型的同志一看见邓小平就热情地鼓起掌来，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频频向工人们挥手。当砂芯工部车间主任介绍采用新工艺烘干芯子可缩短一半工作时间时，邓小平连连称赞：这办法好得很嘛，既节省能源，又可减少工人在烘干炉里上下装卸的次数，这就叫多快好省。在锻工车间，邓小平观看了车间的“三化展览台”，对工人们的创造发明频频点头。在看过了发动机车间、热处理车间工人们的革新成果后，他对技术人员的大胆创新给予了很高评价。底盘车间改进前后的转向器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在生产现场，邓小平指着改进后的转向器对李富春说，改进后两个零件代替了原来的十三个，成绩可观啊。李富春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在总装配车间，邓小平看到从总装配线上开出的一辆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面对着锃明瓦亮的车身，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视察结束时，邓小平鼓励全厂干部职工再接再厉，为支援全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在视察吉林肥料厂时，邓小平对厂负责人说，要想办法少用电，多增产。
在染料厂，他指出，要向多品种、尖端方面发展，在质量上要更快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造纸厂，当他得知要建一个电极材料绝缘纸分厂时十分高兴。他说，这很好，有了这种纸我们就可以不依赖进口了。你们造纸工业就应当向造纸工业的尖端方面发展，完成了这个任务才是你们造纸工业的光荣！
在丰满发电厂，邓小平还现场解决了丰满水库水位限数等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视察这些重要企业时，着重强调：在工业领导工作上要局部服从全局，大力支持重点，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
9月20日，邓小平等在省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他在该县岔路河公社的一块水稻田旁边停下来，问随行的生产队干部：试验田亩产多少斤？对方回答说，4万斤。邓小平听后吃惊地说：“能有这么高吗？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着，他对陪同的省市领导同志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这块试验田的产量能否兑现，咱们秋后可算账哟！”在到处都放“卫星”的时候，邓小平的这番话给人们留下了冷静的思考。
9月22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吴德、赵林的工作汇报。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汇报会。
在听取关于农业工作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充分运用现有条件，不能单靠拖拉机。拖拉机将来是要有的，农业必须实行机械化，这是农业技术改革的方向。但是单靠拖拉机，一两年内是做不到的。必须从现有的基础出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力争高产。要注意改革耕作制度，改变广种薄收、耕作粗放的习惯。要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村更快地富裕起来。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的浪潮中，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违背经济规律，蛮干的事情很多，浮夸风盛行。邓小平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这一天，邓小平在听取了吉林大学有关共青团炼钢厂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后，即兴题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真实本领的年青一代的根本道路。”
9月23日，邓小平视察了四平市六马路小学和这个学校的红领巾工厂，邓小平对该校学生的学习和劳动安排表示满意。他说，学生要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无论如何，不能削弱学生的基础课。他还特别指出，儿童年龄小，参加劳动不要太累，组织劳动生产要注意儿童的兴趣，要搞多种多样的劳动，培养多面手。他勉励红领巾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接好革命班。
9月24日，邓小平一行来到辽宁的鞍山。
他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
鞍山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最早恢复和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视察鞍钢。
3年前，1955年11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随刘少奇视察鞍钢。
当时正是国家“一五”计划顺利实施时期，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鞍钢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继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三大改建扩建工程完成并投入生产之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一晃3年过去了。
邓小平再到鞍钢后，听取了中共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和鞍钢经理袁振的汇报。
这时，许多人都已经头脑发热。当赵敏谈到要在小炉子上放“卫星”时，邓小平明确说：“要在大炉子上想办法，小炉子放卫星不算数。”
所谓“小炉子”，是指当时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兴建的土炼铁炉、土炼钢炉。当时鞍山市曾发动各行业职工及家属13万多人，兴建小土炉2955座，生产土钢10万多吨。这些小土炉产品质量差，消耗高，破坏了生产综合平衡，造成很大的浪费，限制了钢产量的进一步提高。邓小平心里很清楚，这些土钢是没有太多作用的。
“大炉子是挖潜力的问题，潜力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改进了制度、章程，改进了作风，发挥了群众积极性，努力干了；还有一种是由于改进了技术，出现了新的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的问题了。后面一种潜力更大。”邓小平说。
“鞍钢这样大的企业，应当大搞技术革命，要注意发动技术人员，只有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到处都讲空话、说大话的时候，邓小平更崇尚的是科学技术本身。
9月25日，鞍钢在市“二一九”公园召开万名干部群众大会。邓小平因要去盖县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情况，未能出席。但他与随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仔细研究确定了鞍钢这次会议的形式、地点和内容。会上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鞍钢职工“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一天，邓小平视察了盖县太阳升人民公社。
太阳升人民公社在当时是全国的一面旗帜。(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在听取公社负责人的汇报时，询问了不少问题，并对公社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当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树生汇报说全社今年计划养猪10万头，实际只养了27950头时，邓小平说：这么大的社，这么光荣的地方，才养这么点猪，太少了。
当说到今年大旱时，邓小平问：你们打井了没有？为什么今年这样旱，你们不集中力量打井？他提出，要利用旱灾来搞水利。
“明年你们规划了没有？一人平均多少斤粮食？多少斤棉花？多少头猪？”邓小平问。
李树生回答说：“粮食平均2500斤。”
“2500斤？必须亩产2000斤才能达到，大约比今年翻三番。”接着，邓小平算了一笔账，并提出：“明年每人2500斤粮食，300元收入，作为你们的目标行不行？”
公社的同志说：“行。”
邓小平又叮嘱说：“一定得打井。押宝要押在旱灾上，准备它旱。不能到那时，又说天老爷不帮忙。”
邓小平还说，居民点是公社的基层组织。规划时要计算一下到田间的路程，要便于耕地。要种树，要绿化，要园林化。
在沈阳，邓小平听取了中共辽宁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9月27日，他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东北对全国所负担的任务很重。辽宁在东北又是第一，任务重。他再一次讲了反骄破满的问题。他说：“鞍钢就不这样的，觉得还不错啊，增长速度也可以啊，而且也比苏联还好啊，怎么你们还说努力不够，发明创造不多！我真有点委屈。”于是他从东北对全国所负担的责任讲起，教育大家反骄破满。他说：“中央对你们的压力一年要比一年大，你们要有精神准备。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用全国力量把你们这个地方建设起来的。你们应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长远建设里，起到比其他地区要大得多的作用。这是义务，责无旁贷！在你们面前摆着的就是对全国的支持够不够，自己的努力够不够，而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为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10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再次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要达到3000万吨。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的要求。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了约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为完成“1070”，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当时生产出的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根本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由于矿石品位低、生铁质量差和追求高产快炼等多种原因，大钢厂的产品质量也显著降低了。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忽视质量、拼设备等严重问题，而且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农业第一线的强劳力被抽光了，使得这一年的农业丰产却没有能够丰收。
在大办钢铁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也一哄而起。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同时在一些城市也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试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在实行并社和供给制的过程中，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因而出现了公社共了生产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国家无偿地占用公社的物资，抽调公社的劳力以及“吃饭不要钱”等做法，兴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风等等。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过程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没有生产中的责任制，分配更加平均化，经济核算制度也完全被抛弃了。
10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农村视察。
邓小平先后到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
第一站是广西。
10月22日，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专机徐徐降落在广西柳州军用机场上，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走下飞机，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地委、柳州军分区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因接到通知晚了，于当天下午才赶到柳州。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柳州饭店。
当天晚上，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到东风钢厂（原通用机械厂）、永丰利刀具厂视察。
东风钢厂、永丰利刀具厂是柳州比较有名的工厂。他们生产的摩托油锯和割纸刀享誉全国，并远销亚非拉各国，所以邓小平一到柳州就提出要到这两个厂参观。在工厂里，他亲切地与老师傅、青年工人交谈，鼓励淬火老师傅要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并鼓励两个厂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数量。凌晨两点，邓小平等才离开工厂回到饭店休息。
当时全国正在大办钢铁。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各地纷纷建起了土高炉，大放钢铁产量“卫星”。
23日，邓小平原本拟往鹿寨视察。后据自治区和柳州地区负责同志介绍，罗城县四把乡一带也建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炼铁基地，该县正在赶超鹿寨县。因此，便改往罗城县四把乡视察。
位于柳州西北的四把乡，邓小平是有深刻印象的。28年前，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时，邓小平曾率部经过此地，与从宜山方面赶来阻截的桂系军队覃连芳教导师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红七军300多名指战员牺牲在这里。在从柳州经宜山往四把乡的路上，邓小平回忆往事，深切怀念当年的死难烈士。
到了四把乡钢铁基地，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深入察看小高炉群。他一个炉子一个炉子地看，看得非常认真。看着沿途那些炼出来的铁，这位曾经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当过炼钢工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忧心忡忡地问随行的冶金专家：“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相继指着地上堆放的两种产品说：“这种的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邓小平拿起夹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掂量了一下，恳切地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同志说：“各族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至于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
邓小平的一席话，既充分赞扬了各族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贵精神，又对盲目上马土法炼钢炼铁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这无疑是给当时头脑日益发热的人们吃了一副清醒剂。
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云南，先后视察了云南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等。
在昆明钢铁厂，邓小平提出让昆钢多生产一些钢材，轧成钢轨用以修铁路，发展云南的交通建设。
在昆明机床厂，邓小平对陪同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该厂的负责人说，云南要努力发展机械工业，更多地制造出一些机器。在机床厂装配车间，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该厂生产的5米直径的齿轮滚床、7米直径立式车床和20米长、5米宽龙门刨床，当了解到这3台大型机床的性能后，他连连称赞：“好！好！”并鼓励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你们厂技术设备、技术力量较强，目前国家很需要机床，为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你们要发动群众生产更多的机床，为国家作贡献。”
10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省委的汇报后，就云南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他说，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宝，要努力奋斗，搞一套经验出来，这些东西值钱，搞出来，云南即富了，人民收入就多了。农业，云南条件好，一定要搞多种经营，搞多样性。
邓小平还就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走在前面一点的是河南、河北，河南也不是普遍地走在前头，河北主要是徐水。农村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解决，但问题不大，方向明确了。徐水要消灭家庭，分成小孩队、老年队，分开去住。还是要慢一点，自然一点。主席说，不忙。将来是否不要家庭？我们的老祖宗有两派，恩格斯主张不要，贝贝尔主张要。不过今后家庭要缩小到必需的范围，不是经济核算单位。徐水造成房子将人分别集中，实际是行政的办法，要自然一些好。愿意的，可以在一起，不愿意的，可以不在一起，都可以。公社究竟包多少？要很慎重地考虑。徐水是全包。此外，每个人只储备1元或2元，这样好不好？要从长计议。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试验。鞋、袜都穿一样的，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
河北徐水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在当时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情况下，邓小平能说出这番话来，是难能可贵的。
邓小平在四川视察了绵阳、江油、广元，途经德阳时，听取了当地负责人程占彪的汇报，对德阳的工业建设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说，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拿制造冶金设备、电站设备的工厂来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是机械工业之母。拿四川省的城市来说，第一重庆，第二成都，将来第三是西昌，第四就是德阳了。四川已计划有了钢铁、机械、石油等工业基地，还要在甘孜、阿坝区域内搞畜牧基地，以后吃奶品、穿皮毛是大问题。以四川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来说，德阳是大的，要加紧建设，要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投资按原计划要节约，有些屋架机座以砖木和水泥来代替。生产准备中，工人培训要抓紧。大工厂不要搞全能，有些配件、附件和包装等都由地方办厂。
关于城市规划，邓小平说，城市规模根据这些工业项目和将来的发展，郊区要划大些，许多东西才可以自给。如城市人口以30万规划还小了，要按城市50万、100万作规划。德阳50万城市人口完全可能，德阳是不是划几个县进来，以便解决副食品、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规划城市本身要把郊区各镇建立工业，成为生产城镇，大厂帮助下面电气化、机械化。将来各个镇子、居民点，文化、教育、商业、卫生事业等样样都有，连口红也不缺，以后农村的妇女也要用口红的。
城市的马路要宽，干线36米窄了，马路要100米宽，还要在林荫道栽树栽花，像长春那样宽才好。
工厂的宿舍距工厂要近些，保持在十几分钟内到厂。城市电车、公共汽车只适合远距离，近的不坐公共汽车，我主张大量地用自行车。中国搞个自行车国好吧。骑自行车方便，又是运动，体育与走路结合。
公社居民点、城市街坊要搞好，街坊道路也要宽，自来水、下水道要搞好。房屋住宅修三层为好，太高了住着不方便，要按共产主义的生活来设计布置街坊和住宅，要想到将来的人4小时或6小时工作，2至4小时学习，8小时睡眠，再多了睡不着，还有8小时干什么，那就是走棋、跳舞、看戏、看电影、打球、看打球（杨尚昆插话说，还要坐茶馆）。因此，娱乐设施、公园、体育场等都要修好。
修公共食堂是对，但家中也还要自己做饭，自己炒点菜，烧开水，烧牛奶。所以还需公共的（几家一处）烧开水及炒点东西的小灶房。例如说，我走到你家不能说喝茶、吃饭一切都到公共食堂去吧！厕所、卫生间还须有，不然卫生不好，澡堂用淋浴好，池塘、盆塘不好，你们说呢？（杨尚昆说，淋浴好。）但淋浴间每人一格，不像外面几个人在一起洗不礼貌。有的主张小学生从小就住读，我说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走读好些，不然他生活不好办。绿化要好好规划，要大量栽树，栽容易长的树，如桉树、果树，栽竹子。至于楠木、松柏以后栽，它们长得太慢了。
关于人民公社，邓小平说，城市人民公社你们早点搞。德阳建市，不要县了。政社合一，叫德阳市，又是德阳人民公社。下面设若干公社，以地名为名，如孝泉人民公社。不称联社和分社，也不用政治名词。现在德阳13个公社大多数是一二万人的，太小了不好发挥力量，还是四五万人以上好。下面公社为核算单位，上面即起联社作用，统一领导、规划，统一管理。
11月1日，邓小平乘飞机抵达贵州清镇机场，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吴实，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到机场迎接。
陪同视察的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
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邓小平对吴实和田维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后，邓小平略事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
这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最高潮时，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普遍建集体食堂，不顾条件地建托儿所、敬老院等，“左”倾错误泛滥。邓小平在四天时间里，先后到了贵阳市郊区花溪人民公社和遵义市及其附近地区。
他足不停歇地到田坝、到集体食堂、到托儿所、到敬老院作实地调查。邓小平与群众谈话很直接，他的四川乡音与贵阳、遵义地区的方言很相近，他的话农民都懂，他和群众谈生产谈生活，算农副业生产的账，谈集体食堂、敬老院、托儿所的情况，听取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处处红旗招展，热气腾腾的气氛影响着每一个人，很少有人在这种形势面前深思熟虑，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11月2日，邓小平在花溪人民公社视察时，他仔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如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怎么办？强调：修房子要交群众讨论，这是百年大计。在田间，他又询问了农民的伙食情况。他在同花溪区的负责同志谈话中，又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
11月3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在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等人的陪同下到达遵义视察。
当天，他即听取了遵义地委李苏波汇报全区农村工作情况，视察了红旗人民公社和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的食堂、托儿所及秋耕情况，广泛地接触了社员和群众。
在红旗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成立公社办了什么事？一家人收入40元，吃了28元，他们吃得起吗？幸福院，自己有儿女的恐怕不进，日托5元，全托8元，这相当高，和天津、北京一样，还办不到。
在大风暴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算账，只算交换价值，不算使用价值，这个算法不对。缝纫机是个人买好，还是社里出租好？值得研究。将来每家有一部，把裁剪衣服当成娱乐，自己独出心裁做衣服。现在每家一部用得少，算浪费，将来就变了。徐水县把机子都集中起来，统一买布，衣服样子是自定。应该允许自买自用。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30元，有人愿意进馆子，将来肉多了，也许不吃了。有人愿意储蓄起来买手表，个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有点自由主义，毛主席向来主张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
当天晚上，邓小平同绥阳县委书记魏炳芳，遵义县委书记连治洁、程耀华等人就农村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话。
11月4日，邓小平来到贵州铁合金厂视察。他在了解遵义的矿产资源后说，锰铁可以搞“小洋群”。钢产量到1亿吨的时候，锰铁就大有搞头了。用电冶炼，普及就困难了，要创造能普遍推广的办法。
在贵州的视察中，邓小平针对贵州经济比较落后的状况，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邓小平在4日下午于遵义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说：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铝是尖端科学的重要材料，炼铝要创造出一条道路来……要搞铝锭。
邓小平还说：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关于能源问题，他强调：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11月4日晚，是邓小平这次在贵州视察期间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他们一行就要离开遵义。这天晚上的会开到深夜。除周林等几位省委的负责人外，还有遵义地委书记和遵义周边几个县的县委书记程耀华、魏炳芳、连治洁等。
邓小平一边听取几位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一边提问题。所提问题大多与白天调查有关，有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有关于农副业生产的。
在谈到敬老院时，他问：“你们了解过有儿女的老人愿进敬老院吗？有些老人在家里东摸西摸，摆弄小孩子觉得很愉快，鳏寡孤独是不幸的结果。”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老人进敬老院是最幸福的。
谈到各公社已建立的托儿所、幼儿园怎么办，邓小平说，小孩是全托好，还是半托好？有的群众每天要看一看、“亲一亲”，他要多亲一亲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共产主义，要自觉自愿。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陪同的负责人马上想起他白天和一位老农的谈话。这位农民的孙子送进大队托儿所，托儿所有全托有半托，他的孙子是半托，邓小平问他为什么不全托，这位农民笑嘻嘻地说：“要多亲一亲。”当时在一边旁听的人都笑了，邓小平笑着点头说：“你说得好！要多亲一亲。”
人民公社化后社员的生活单调贫乏，千篇一律，而且十分困难。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集体食堂和群众吃饭问题，谈得最多：“现在办集体食堂是做啥吃啥，可不可以有点个人机动？标准一个，可以机动，可以试一下。各人口味不同，自己加点咸菜、泡菜、腊肉可不可以？有了集体食堂，是不是还要各家的锅灶？建新房是不是还要每家建灶房？各家的泡菜罐子还要吗？每个人都愿意到集体食堂吃饭吗？现在穷这样办，将来呢？是共产主义越搞越简单，还是越搞越复杂，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要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愿意穿皮鞋的，有愿意穿布鞋的，还有愿意穿草鞋的，是不是统一发一样的好？总之，有这样一些问题。过去家家挂腊肉，挂腊肉可能是个好制度，应该享受的就要叫享受。工人进馆子喝二两，一月一次（当天上午，邓小平在遵义公园遇到一位工人，两人边走边谈。这位工人向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生活情况，他的工资不多，要养家糊口，但每月工资到手，必定要进一次小饭馆喝上二两），这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
“房子是一家一幢好，还是老少归队盖好，要交群众讨论，不能下命令，不能县委几个人一想就办。”
“对家庭问题要慎重，不能由共产党下命令，徐水县搞老少归队，试了也可以，你不能说非那样才算共产主义，这与共产主义是两回事，有个家庭并不妨碍共产主义。搞生活集体化，解放妇女是对的，娃娃主要是社会教育，这两条是对的。托儿所，不一定排除晚上回家，这些问题要考虑，同规划布局有关。”“现在是苦战，这种状况不能持久，总不能老是十几小时劳动，共产主义不是为劳动十几小时，现在苦战是为换来少劳动几小时。”谈到消灭城乡差别，邓小平说：“农村建居民点，城市有的，北京、贵阳有的，居民点也要有，高跟鞋、胭脂、口红都可以有，电视也要有。”
视察期间，邓小平还于11月3日专程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看到眼前纪念馆陈列的一切，邓小平的心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陈述当年的情景，遵义会议在哪个房间里开的，他坐在什么位置。“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很快记了下来。因为在此之前，纪念馆的同志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曾被林彪、“四人帮”否定。他们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下来。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曾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2)
11月5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回到重庆。6日上午，接到郑州方面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工作会议。下午，邓小平等人由重庆飞抵郑州出席会议。
郑州会议是党中央于11月2日至10日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后半段。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纠正错误的重要开端。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头一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于1月13日在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毛泽东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党中央和各地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按照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广泛地开展了对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工作。集中力量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1月28日晚，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先后到福建、广东、四川、河南等地深入了解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随同邓小平视察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3月3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从1月到3月，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人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自1960年11月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指示信下达后，农村的局势已有很大好转，但是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社的规模问题、体制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等等。
党中央认为，亟须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2月下旬，毛泽东亲率一个班子在广州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随后，毛泽东于3月上旬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即华南、中南、西南）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3月1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北”（即华北、东北、西北）会议。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会议期间，他还给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的同志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使自己对工作指导做到心中有数，克服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毛病。信中还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3月14日，党中央决定将“三南”会议、“三北”会议合并于广州继续开会，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会后，刘少奇带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进行调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5个工作组，在北京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
4月7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了京郊顺义。和他同行的还有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卓琳和曹幼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
后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也一道协助邓小平进行了一些调查。
邓小平一行是坐火车到顺义的，火车停靠在牛山火车站附近的道岔上。没有陪同，没有应酬。他把随行的卓琳派往上辇，住在社员孙旺家；派张大中到北小营、曹幼民到上辇了解情况。他自己则轻装简从，到处找人座谈讨论，参观考察，访贫问苦。一般情况下就在火车上吃住，尽量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当天，邓小平即听取了中共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的汇报。
对于邓小平的到来，顺义人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为了布置会议室，大家打扫屋子、擦玻璃窗，忙乎了一阵子。室内的长条桌和几把硬木椅虽然简陋，但摆放得整整齐齐，墙上悬挂起领袖像，屋里还用“来苏尔”水消了毒。为了让年近花甲的邓小平坐得舒服些，还特意从北京拉来了一个大沙发，放在主席的位置上。但4月7日邓小平听取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汇报和8日召开县委领导座谈会时，却径直走进没有布置的小会议室。4月12日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时，因为人多改在大会议室举行。邓小平硬是让人撤掉了那张大沙发，和大家一样，在硬木椅上一坐就是半天。
在生活方面，最为难的当数炊事员了。他们想用东府大米、二十里长山小米、潮白河的金翅鲤鱼招待邓小平，又怕说搞特殊化挨批评。正在作难之际，卓琳过来说：“小平同志最爱吃机米（一种糙米）饭，你们要弄鸡鸭鱼肉，他会生气的。”于是，炊事人员就按卓琳的意见做好机米饭，一盘炖带鱼，一盘炒肉片，两盘蔬菜，一个汤。果然，邓小平和与会人员都胃口大开，边吃边谈，非常高兴。
顺义地处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1957年亩产达到284斤，1958年增加到315斤（因浮夸多报，实收只有260斤），1959年却下降到249斤，1960年继续下降到247斤。为什么？座谈会上，干部众说纷纭，有的说1960年大搞水利用工多，有的说1960年灾情重……邓小平听了却不以为然。他在4月8日的县委干部座谈会上就诘问：“1960年是农闲时调出2万多人却减产，1958年是农忙时调出3万多人为什么还能大丰收？1960年的灾情究竟如何？减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说，顺义这里的水利、机械等条件都很好，去掉瞎指挥，因地制宜，总要多产粮食。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邓小平说，看来还是要根据群众要求，把社队规模早些定下来。调整体制时引起的一些问题，如包产单位过大的要划小。承包单位一划小，包产迅速落实下来，包产指标还会有变化的，可能还会提高。在奖、赔问题上，总的要贯彻一条原则，生产搞得好的多分一些，搞得不好的少分一些，不能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谈到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公共食堂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总的方针还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六十条》关于这个问题写得很灵活，从办到不办，形式也允许多样。
处于三年困难中的顺义人民，虽然从实践中感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的失误，也按上级部署进行了纠正“一平二调”和“五反风”的教育，正传达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藩篱，加上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不少人一提到“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大跃进”的高指标等敏感问题，就心有余悸，有话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大话、空话。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往往改了又犯，边改边犯，因此，群众积极性仍然不高，困难还很严重。
4月12日，邓小平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他指出：你们的材料上都把劳动力减少当作1960年减产的第一个原因，我根据你们的材料算了一下账，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问题，而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实际上，在座的干部谁都知道群众积极性不高，但没人敢说，怕涉及党的政策本身。邓小平这样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政策上有问题，说出了人们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座的干部听后心里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
减产的根源在积极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根源在党的政策，其中特别是经营规模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顺义县在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县分成8个大公社，后来还想合并成一个“顺义公社”，大大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共产主义因素”，以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统统收归社有，收益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公共事业，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这些错误的举措不能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广大干部虽然身临其境，心知肚明，但都不敢说，而是在一些具体化问题上争来争去。
谈到公社的体制问题，邓小平说，公社规模问题可以慢点解决，可以考虑得充分些。基本核算单位规模问题要早点解决，迟了不利，基本核算单位过小了也有缺点。要把一切利害矛盾都摆出来，让群众充分讨论。如果经过讨论还不愿并到一块，也不要勉强，将来再合并也行。总之，要根据群众意见办事，大中小结合。在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邓小平拍板说：“基本核算单位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就这样了。”
事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精神，顺义全县划为24个公社，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以后长期也没大的变化，说明当时这样的经营规模是合理的。
确定了经营规模，还有个生产管理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即超额有奖、减产受惩，“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他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有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和“四固定”责任制。现在包产过大的单位应适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你瞒不过我，我也瞒不过你，包产指标就容易落实了，要让他们在同等的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他就会有奔头了，就拼命去干了。
谈到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时，邓小平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力干一等劳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对执行按劳分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农民脑子里想的是多产多吃，但是生产下降了，吃不到300斤口粮，就不能吃300斤。小灾少吃点，中灾再少吃点，大灾更要少吃。自然灾害是这样，人为灾害更应该是这样。即便某个承包单位减产很多，确需调剂口粮，也只能补够最低标准（保命数）。总之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提高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的积极性。同时，邓小平又特别指出：集体对五保户要照顾，对困难户要给予补助。为了贯彻这个原则，在口粮分配标准上，可以打破“三七开”的固定模式，实行“二八开”“一九开”，甚至实行除“五保户”、困难户以外，全部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上辇村的粮食分配办法是40%卖给国家后，余下的60%一半按工分分配，20%作为大队机动粮，10%按人头分，10%用作奖励给劳动好的社员。同时，小队开荒“十边地”的粮食归小队积累，拿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这种做法得到社员一致拥护，粮食单产1959年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邓小平听到后十分赞赏。他说：“上辇的余粮分配办法很好，很有道理。国家集体个人几方面都照顾到了，就应该是这样，定好超产部分，几成卖给国家，多为国家做点贡献，而且群众心中也有底，生产积极性就会高，生产就能搞上去。县委要搞几个这样的好典型，总结经验推广下去。”后来，经过县委蹲点培养，特别是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多次亲临指导，上辇的分配办法进一步完善，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他们又在改革传统耕作制度等方面创造了经验，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孙举也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关于粮食三定，邓小平指出，应该赶快定下来，首先是把征购任务定下来，同时也定留粮，总的基础还是三包。在定征购任务时，要考虑到一县之内和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之内可能出现灾情，所以县和基本核算单位两级都要留有余地，这样发生了灾荒就有所调剂。应该肯定，在口粮分配方面，承包单位之间不能拉平。
当天，邓小平还召开了公社、大队书记座谈会。
农村公共食堂是在“大跃进”中实行供给制的产物，造成惊人的浪费和严重的后果，群众对此议论很多，但许多人怯于“谁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右倾”的压力，没人敢公开说不办。
在公社书记座谈会上，当邓小平听到公共食堂存在着占用人员多等问题时说：把原料加工成熟食，增加成本50%多，这样贵，群众当然不赞成。一个50户左右的食堂，占用十几个劳动力太多了，食堂人员超过吃饭劳力的10%就不合算，粮食加工应该做到半机械化，这样既节省成本，又可以节省劳力。食堂要种好菜，养好猪，搞好家底。听到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吃饭时，邓小平说：这样也可以，农闲时回家自己吃饭，还可以解决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由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座谈会。他反复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但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却违心地拼凑公共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邓小平非常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当有人说上辇村的食堂办得好时，卓琳当即说出真相：“上辇的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回家做饭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表扬上辇村：“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亩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4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4月16日和18日，邓小平视察了城关和牛山公社拖拉机站。
在城关，他首先参观了拖拉机机库，询问了各种型号拖拉机的质量和使用情况，重点看了创全站高产的一号机车和安全行驶3400小时不大修的六号机车，又看了修配车间和摆在大场院里的各种配套农具，询问了拖拉机修理和中耕收割情况。当看到农机具停放在露天场院里时，他说：“机械要搞得干干净净，重要的是保管好，搞文明生产。你们要利用现在的空闲，自己动手修建几个棚子，也花不了多少钱。把农机具都放在棚子里，对机械保管有好处。”
邓小平听了拖拉机站负责人向他介绍拖拉机作业情况后，高兴地说：“你们的机耕比较兴旺，耕地、耙地、镇轧全部机械化了，机耕比用牲畜耕得深，应该是增产。拖拉机耕地的技术也要研究，黏土、黑土、沙土都怎么耕法。有的地方不适合机耕，就不要机耕。拖拉机除耕地外，还可以抽水、运输等综合利用，你们要大胆研究探索。你们县地势平坦，适合发展机械化，你们要找出一条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来。”
参观的时候，邓小平还对机站的企业化管理和机手的奖惩问题谈了意见，他说，拖拉机站要搞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降低机耕费。要采用工业企业的办法，搞个工资奖励制度。在集体成员里，也要多劳多得。他强调，农业机械化管理在我们国家还是一门学问。此后，顺义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经过2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粮食亩产达到1670多斤，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先进县和产粮百强县，显示了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性。
4月17日，邓小平再一次听取中共顺义县委的汇报。就农村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公社的问题，县委可以开个座谈会，多研究考虑一下。要把大家讨论的好经验、好办法总结一下，有一批好经验让群众去选择，启发大家思考。推动六十条越快越好，好办法就可以推广。关于手工业，看看县城，经济生活非常单调。要研究一下过去的组织有什么利弊，有什么需要恢复。有的手工业都变成社办工业，到底好不好？要建立一些民主制度，树立民主作风。
这一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三，正好是牛山庙会。邓小平认为这是了解集市贸易的最好机会，不能错过。他也和一个普通农民一样，赶庙会。
见到市面比较萧条，饭店的油饼都是二两一个，邓小平就建议改成一两一个，农民用一个鸡蛋就能换一个油饼。走到供销社肉案前，邓小平和职工张永海亲切握手、交谈。事后，邓小平对公社负责人说：“你们要把豆腐、豆腐丝、老豆腐、油饼、油条等手工业以及社员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邓小平还逛了县城。在县城北街的城关供销社门市部，邓小平让售货员拿小农具和日用杂品，一件一件地看。他边看边说：你这木柜台里的东西人家看不见，没法挑选。你这铁锅边沿毛刺没有打光，用时容易划手。
在4月21日召开的县社和手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不仅对市场萧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而且要求把芦编，柳编，荆编，烧石灰、砖瓦，黑白铁加工，皮匠，瓦匠，做豆腐、豆腐丝，养猪，养鸡，养鸭，养兔和其他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把集市繁荣起来。事后，顺义县落实了邓小平的指示，木柜台改成玻璃柜台，油饼增加一两一个的品种，发展副业和手工业，活跃了市场，富裕了农民。
邓小平特别强调，社员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4月18日，邓小平到张庄扬水站视察，见路边有一块20来平方米的土地，翻得又深又平，还有五六个大粪堆。就问：“这是块什么地？”当他知道是“十边地”，即抛荒地以后，又问陪同的干部：“十边地好不好？”这位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因想起前些时候公社干部开“十边地”受过批评，又想起“十边地”和集体争肥争劳力的议论，没敢吭声。邓小平却直爽地说：“我说它不错，它多打粮食，那个社员吃饱了，就不用国家再供应粮食了嘛！”那位公社书记听得连连点头。
看完张庄扬水站，邓小平就去看白庙村里的公共食堂。到那儿一看，食堂已经停火，只养了一头40来斤的小猪，显得很荒凉，就问怎么回事，管事的说是“内部修理”，邓小平也没再说什么，就到社员家去访问。他没有去预先准备的两家，而是走进路北的一个大门，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喂羊，猪圈却空着，就问：“您养羊，为什么不喂猪？”老太太不认识邓小平，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得吃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太太的这句话说得邓小平心情格外沉重。原来这是村里副支书的家，只有光棍一人和老母亲生活，日子很困难。从这家出来，又转了一家，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路上，邓小平对干部们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这些话像一股春风，迅速吹遍全县。不久，全县的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4月19日，邓小平亲访芦正卷村。
两天前，他在同牛山公社干部座谈时了解到，芦正卷村高低不平，沙地多，粮食产量低，收入很少。1960年全村人均分配42元，其中30%还是从别村平调来的。他说：各村有各村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帮助他们要因地制宜，因事而异。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今天，他要亲眼看一看。
刚到村口，就见一个老农敞胸露怀，满头热气地推着小车走过来。走近一看，是两桶黄泥汤。邓小平上前关切地说：“你们吃水真难哪！”老衣叹口气说：“难？！过几天一栽白薯，这眼大口井就挑干了。要吃水得到5里以外的牝牛河去挑，那才叫难呢！”邓小平边走边访问了几家农户，也是家家困难。回来以后，在4月20日和县委干部座谈时，他提出：“对三类队的整顿工作，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改变了落后面貌为止。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你们县拿出一部分钱，公社再从工业纯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不仅社员吃水问题解决了，还可以开几十亩果园。”
不久，县里调来打井队，在芦正卷村村南和村西各打了一眼机井，又修了水渠，架起高压线，买来水泵。从此，芦正卷人吃上了自来水，村里有了水浇地，还开了10亩菜地，百亩果园，芦正卷翻身了。
4月21日，邓小平听取了顺义北小营、上辇调查的情况汇报。曹幼民汇报了上辇的情况，张大中汇报了北小营的情况。
在顺义视察结束的会上，邓小平和彭真找县里的领导谈话。邓小平针对当时北京市生猪饲养量下降和市场猪肉短缺的情况，再次指出：你们要大力发展养猪，北京市要尽快做到每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头肥猪。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市、县都一直把养猪生产列入重点。当年全市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加强保养措施。后来又制定了养猪奖励和收购肥猪的购留比例，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使养猪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4月22日，邓小平一行完成在顺义县调查的任务，返回北京。
三天后，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要求5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继续整五风。信中还提出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例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没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等等。毛泽东要求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使五月会议能够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在对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信给毛泽东，就《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提出意见，信中写道：在农村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批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关于供给制问题，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关于食堂问题，北京市在各县区都进行了试点，向群众宣布三条：一、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二、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三、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为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产。
三天后，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1) 讲话内容参见《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2) 参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