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的新年刚过10天，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18人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虽说此时北京的天气寒意还浓，但会议开始后气氛就显得十分热烈。这次会议是为了从总体上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共中央原本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是为了保证会议的精神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接受了扩大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一共进行了28天，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党中央领导人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继1961年初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5、6月间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党中央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大力恢复农业，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更多地把经济管理权上交中央和中央局，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9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降低工业、基本建设的过高指标。这些调整措施的出台，使农业形势开始出现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
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说：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位置很特殊，起的作用也很特殊。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间，他跟少奇同志合作得非常好，是他跟少奇同志一起，起草大会的主旨报告，讲过去四年犯的错误，提出集中力量搞调整，争取在两年内恢复国民经济。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较快地得到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检查了1958年以来中共中央所发的文件，后来形成了一个形势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提出首先一定要正视当前国民经济所存在的严重困难；对于困难所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这其实也是中央常委的共识；因此，现在应该在认真总结近几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进行调整工作，力争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这个报告，实际上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定了基调。
随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为“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做准备。1961年11月6日，邓小平在钓鱼台8号楼召开了报告起草人员的会议，他提出起草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基本稳定，应坚决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工作见效；二、关键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义；三、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四、基本经验教训（这一部分后来并入第一部分）。12月21日，邓小平主持讨论了报告第一稿。一直到会议召开前，他和刘少奇几次共同主持讨论报告稿。
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此后到29日上午，会议主要是围绕刘少奇的报告进行分级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面报告还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和大家见面。因为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能更好地集思广益。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还共同主持了有政治局成员、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修改。(https://www.daowen.com)
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在大家阅读、讨论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刘少奇从国内外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等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说明和补充。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原计划在此基础上，中央主要领导人讲话后便结束会议。但在会议进行中，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这便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对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说就算灵敏”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2月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并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对党高度信赖的人民。这些条件，使党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一定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责任。但是，最近几年来，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中出现了缺点，特别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其原因，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提出的任务和口号不实事求是，二是党内斗争发生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运动中过火等。他还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坚持这个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毛泽东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这几年，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他在谈到实行党内民主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对权力实行监督。我们党是执政党，对权力实行监督，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个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那么，哪一种监督最有效呢？邓小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他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应放到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去。刘少奇插话说，一个月开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说，三个月一次也很好。刘少奇表示同意，说：“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补充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为什么党委自身的相互监督是最重要的呢？邓小平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自然是最熟悉的。”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要造成一种学习理论的空气。不学习或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1月31日到2月7日，各小组先后召开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些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对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自我批评。有的省委书记自上而下，到县委书记身旁，为自己出过坏主意和作风粗暴而赔礼道歉，双方都感动得流泪。这是全国解放后开得最成功的领导干部交心会，大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真正达到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的目的。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与会议的气氛很不协调。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不合时宜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在当时的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党各级干部统一思想，同心协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提前完成调整任务，使全国形势全面好转。
但是，七千人大会以后，党的领导人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一些重大调整政策上的不同意见逐渐显露出来。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
(1) 讲话内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