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谁为地球代言

死亡与奴役正发生在眼前，我为何要费心去探索星辰的奥秘？

——阿那克西美尼问毕达哥拉斯，约前600

与这些宏伟的天体相比，地球只是个小小的舞台。人类所有伟大的工程、史诗般的航海和战争都微不足道。那些王侯将相为了他们的野心，不惜牺牲众人的生命，不过是想成为一个小角落的主人。这真值得他们反思。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关于行星世界及其居民和产物的新猜想》，约1690年

让我们回望过去。数不清的年月前，潮起潮落的滩涂里，生命逐渐成形。他挣扎着变成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形状，攫取了一种又一种不同的力量，终于自信地爬上陆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他控制了天空，也潜入了黑暗的深渊；我们看着他在愤怒和饥饿中重塑自身，看着他越来越像我们。他不断伸展，不断优化，向着难以置信的目标一刻不停地前进。然后，他变成了我们，生命的韵律至今在我们的大脑和动脉中搏动……可以认为过去的一切，不过是序章的开篇，黎明的第一抹曙光。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思想成就的一切，只是苏醒前的迷梦……从我们的……血脉中，思想将获得解放，他对他人类童年时光的理解，胜过我们今日对自我的认知。未来时间无限，终有一日，那些栖居在我们思想里、藏在肉身中的生物将傲然立于地球之上，仿若那只是小小的脚凳。他会向着群星伸出手，朗声欢笑。

——H. G.威尔斯，“发现未来”，《自然》，1902年

我发现宇宙，宛如昨日之事。百万年来，人们的认知都局限于地球。直到我们这个物种历史最近的千分之一，也就是从阿利斯塔克时代至今的短短日子里，我们才不情不愿地意识到，人类居住的并不是宇宙中心，而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角落。地球漂流在永恒无垠的宇宙之海中，地球之外竟然还有上千亿星系，数十万亿的恒星系。我们鼓起勇气去星海之滨试了试水，发现海水与我们如此相契。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认出宇宙就是家。我们由星尘所铸。我们的起源和演化与遥远的天体事件相关。探索宇宙的过程也是发现自我之旅。

正如那些书写神话的古人所知，我们是天与地之子。人类生活在行星上的这段时间，演化给我们增加了许多危险的负担。我们好斗、盲从权威、敌视外人，这些特质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但我们也学会了同情他人、爱我们的子孙、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还有拥抱智慧——想要生存下去繁荣壮大，就离不开这些。现在还说不好我们本性中的哪些方面会占上风，这主要因为我们的视野、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还局限在地球上——很多时候甚至只局限在地球的一隅。但我们终究不可避免地会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目前还找不到明确证据表明外星智慧生物存在，这让人怀疑文明会不会总是无可避免地走向轻率的自我毁灭。从太空望向地球时，国境线并不明显。意识到在群星的城垒之间，我们的星球只是一弯脆弱的蓝色新月，狂热的种族、宗教或者国家沙文主义就多少会变得难以为继。旅行能拓宽我们的视野。

许多世界从未诞生生命，还有许多世界被宇宙灾难毁灭。我们很幸运：我们活着，充满力量；我们文明和物种的福祉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不为地球代言，又有谁能？如果我们不愿负起生存的重担，又有谁愿意？

人类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冒险。如果成功，其意义不亚于我们的老祖宗登上陆地，或者离开树杈：我们正试着挣脱地球的枷锁。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我们得打破大脑原始部分的桎梏，同时探索行星、聆听来自群星的消息。我相信这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人类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战争上。我们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不愿信任彼此，也不关心其他物种或者地球，国与国随时准备相互毁灭。这些事情太过可怕，甚至让人不想面对。然而问题不会因为我们闭目塞听而自动消失。

任何有点脑子的人都害怕核战，但每个有相应技术的国家都在为核战做准备。所有人都知道核战有多么疯狂，可每个国家总能找出发展核武的理由。这是个恶性因果循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人研究起了这种炸弹；所以美国必须抢先。如果美国拥有了核弹，那苏联也必须有，然后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到20世纪末，已经有许多国家拥有了核武储备。它们容易设计，裂变物质可以从核反应堆偷走。核武器几乎成了门家庭作坊生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常规炸弹叫作“重磅炸弹”。装载20吨TNT的重磅炸弹可以摧毁城市的一个街区。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向城市的炸弹共计10万枚，加起来约200万吨，或者说两兆吨TNT。考文垂、鹿特丹、德累斯顿和东京都接受过这死亡之雨的洗礼。但20世纪末，单枚热核炸弹释放出的能量就有两兆吨：一枚抵得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样的核弹成千上万。到20世纪90年代，美苏双方的战略导弹和轰炸机部队会把弹头对准一万五千多个指定目标。地球上再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恐怖的能量藏身在这些武器中，犹如死亡精灵，耐心地等待着灯被擦亮的那一刻。届时，一万兆吨级的能量将倾泻而出，在几小时，而不是六年间缓慢释放。换句话说，这颗星球的每家每户都能摊上一枚重磅炸弹；某个原本慵懒下午的每一秒钟，地球都得再遭受一次二战的重击。

核攻击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冲击波，它们能夷平许多千米外的加固建筑。此外还有火焰风暴、伽马射线和中子射线——它们负责把人的内脏煎熟。广岛原爆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有个幸存下来的女学生写下了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地狱般的黑暗中，我听到其他学生高声哭喊着妈妈。桥墩底挖出来的蓄水池里，有个女人在啜泣，她把婴儿举在头顶，那个宝宝全身被烧得通红。另一个哭泣的女人露出被烧伤的乳房让孩子喝奶。学生们泡在水里，只有脑袋和双手露出水面。他们抱在一起，呼喊着父母。每个经过的人都受了伤，无一例外。找不到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求助。他们的头发被高温烫得蜷曲，覆满尘土。他们似乎不再是人类，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生灵。

不同于随后的长崎核爆，广岛核弹在高空爆炸，所以辐射并不严重。但美国1954年3月1日在马绍尔比基尼群岛进行一次核试验时，发现爆炸当量比预期更高，辐射也更明显。当地居民把150千米外的核爆比作太阳从西边升起。爆炸生成了巨大的辐射尘云，几小时后，辐射尘像雪花一样落在朗格拉普环礁上。当地居民受到的平均辐射剂量为175拉德，是致死量的一半不到，再加上远离爆炸现场，所以没有什么人死亡。然而放射性锶通过食物聚集在了他们的骨骼里，放射性碘则聚集到了甲状腺中。三分之二的孩子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后来出现了甲状腺异常、生长迟缓、恶性肿瘤等异常。作为补偿之一，马绍尔群岛的居民得到了专业的医疗照顾。

广岛原爆的当量只有1.3万吨，比基尼的那次核试验达15兆吨，也就是1500万吨。如果热核战争爆发，所有核弹倾巢而出，那就相当于上百万颗广岛原子弹被丢往了世界各地。广岛1.3万吨级原爆导致了约10万人死亡，若是以此计算，热核战争足以杀死上千亿人。然而到20世纪末，地球人口还不足50亿。当然，实际的战争中，人们不会全部死于冲击波、火焰风暴、辐射和辐射尘——虽然辐射尘的衰变持续时间很长：90%的锶-90会在核爆后96年内衰变；90%的铯-137需要100年；90%的碘-131则是一个月。

幸存者会目睹更为间接的核战后果。全面核战燃烧了高空中的氮，将它们转变为氮氧化物。这些物质反过来破坏了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导致太阳紫外辐射量增加。^[1]强烈的紫外辐射会持续多年，浅色皮肤的人将先患上皮肤癌。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地球生态带去了未知影响。紫外线能破坏农作物，让许多微生物无法生存；我们不确定这到底会引发哪些后果，又有多么严重。据目前所知，那些被杀死的生物可能位于生态金字塔底部，而我们人类正待在摇摇欲坠的塔顶。

全面核战扬起的尘土飘荡在空中，会反射阳光，导致地球温度略微降低。而一点点降温也会给农业带去灾难。鸟类比昆虫更容易被辐射杀死，核战很可能让虫群泛滥成灾，继而引发更多问题。此外，还有另一种瘟疫需要我们关心：鼠疫杆菌。到20世纪末，死于鼠疫的人已经不多，然而鼠疫并没有消失，只是人类的抵抗力变得比过去更强了。但核战后的辐射以及其他因素会削弱人体免疫力。从长远来看，辐射引发的微生物、昆虫等物种突变可能会给人类幸存者带去更多麻烦。也许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类基因里的隐性突变完成了重组和表达，会诞生可怕的变种人。这些突变中的大多数一经表达就会致死，也有少部分不会。此外还有别的痛苦：失去爱人；烧伤、失明、残疾；疾病、瘟疫；空气和水体中长期存在的放射性污染；肿瘤、死胎、畸形婴儿；缺少医疗；文明平白毁灭的绝望感；明知灾难本可阻止，却坐视它发生的懊悔感。

L.F.理查森是英国气象学家，他对战争很感兴趣，想找出其规律。战争和气象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很复杂，又展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这似乎在暗示战争并非无可避免，而是能够得到理解，并加以控制的自然系统。要了解全球天气，你必须收集大量的气象数据，了解实际的天气变化。理查森认为对于战争的分析也是同理。他收集了从1820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这颗倒霉星球上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争的数据。

他的研究成果写进了《致命冲突的统计》，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理查森感兴趣的议题是，我们得等上多久，才能见到一场导致一定数量人口死亡的战争。他为此定义了一个用来衡量战争规模的指数M，即战争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一场M=3的冲突只是小规模战争，它造成了1000人死亡（10³）。M=5或M=6的战争严重得多，它们分别造成了10万和100万人死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M值更高。理查森发现战争的死亡人数越多，发生概率就越低，间隔也越长，就像风暴总是比大雨罕见一样。

理查森认为，向下取M值到极限，让M=0，就表明了全球范围内的谋杀案发生率：平均每5分钟有一个人遭到谋杀。在他看来，对个体的谋杀和大规模战争同处一条曲线的两端。我也相信战争不单在数学上，也在深层次的心理上等同于大规模谋杀。当幸福受到威胁、前程遭到挑战时，我们——至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勃然大怒。民族国家也会被同样的原因激怒，一些人出于私心私欲还会在其中推波助澜。随着杀戮技术的发展和战争惩罚的不断提高，要发动一场战争，必须先让大量人口同时陷入这种渴望杀戮的狂怒。但因为传媒机构往往掌握在国家手中，人们的怒意也能被操纵（核战是例外，它可以由一小撮人引发）。

这里存在一种矛盾。矛盾的一方是我们的愤怒，另一方有时可以叫作“更好的天性”；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我们大脑深处主管杀戮与怒火的古老爬虫复合体，与后来演化出的哺乳动物与人类大脑部分——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的矛盾。群居时代的人类武器简陋，即使勃然大怒也只能杀死几个人。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效率得到巨大提升。不过同一时间内，我们在别的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我们学会了用理性去平息怒意、沮丧和失望。最近才出现的全球普遍不公现象已经得到一定的缓解。可是在瞬息之间杀死数十亿人的武器面前，我们进步的速度真的够快吗？我们能否尽可能地散播理性？我们是否敢于直面战争的成因？

通常叫作“核威慑”的战略，依赖于我们大脑中非人类的那些部分。当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说：“威慑的关键在于心理。就目的性而言，让对方认为你在玩真的，比让对手觉得你在虚张声势有用得多。”问题在于要让对手感到恐惧，你还得时不时表现出一点非理性的姿态。如此一来，你潜在的对手才会因为害怕全面战争爆发而妥协退让。这是一种对非理性的理性利用。然而要使用这种策略，你必须非常优秀。否则时间一长，你就会习惯非理性姿态，那时，它就不仅仅是种伪装了。

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全球恐怖平衡，把每一个地球人都当作了人质。双方为彼此的行为做出了限制。每一方都相信一旦他们的行为越界，热核战争就会接踵而来。然而这个边界会随着局势而不断变化，所以还得确保对方理解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每一方都试图增加军备，同时又不向对方明示。双方不断试探彼此底线，做出派轰炸机飞过北极荒原、在越南和阿富汗引发局部战争等举措——类似的事情数之不尽。全球恐怖平衡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它取决于事情不曾出偏差，取决于人们没有犯错，取决于我们爬行动物的愤怒没有被彻底激起。

回到理查森的理论上。在函数图表中，他用纵轴代表了一场M级战争的间隔时间，也就是我们要等多久才会见到一场导致10^M人直接死亡的战争（M代表了1后面要跟多少个0）；再用虚线代表近年来的世界人口。1835年前后，全球共有10亿人（M=9），现在则是45亿（M=9.7）。理查森曲线与虚线的交叉点，指明了我们距离末日还有多久，也就是多少年之后，全地球的人口会在一场特大战争中彻底灭绝。根据理查森曲线和最简单的人口增长趋势推断，两者要到30世纪才相交。世界末日被推迟到了那时。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M指数到达了7.7：约有5000万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在战争中死亡。杀戮技术的飞速发展令人不安，核武器也在战争中得到了首次应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自那之后人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倾向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杀伤力倒是越发巨大。所以理查德曲线的顶端正在以未知速度向下滑落。如果它的新位置在阴影区的某个地方，我们距离世界末日可能只有几十年。进一步了解1945年后的战争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这可不是在杞人忧天。

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上面讲的那些，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核武器和武器搭载系统的发展，迟早会导致全球灾难。许多发明核武器的美国和欧洲流亡科学家因为亲手释放了魔鬼而备感痛苦。他们恳求全球废除核武，然而得不到理睬。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核武蕴含的战略优势。核军备竞赛开始了。

这段时间内，非核的“常规武器”——这真是含蓄的说法——也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按通胀后的美元计算，过去25年里国际武器贸易额从年均3亿美元激增到了200亿美元。按照可靠统计，1950至1968年间，全世界平均每年都会发生几起与核武器有关的事故，好在至今没什么意外核爆。苏联、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军事公司。就美国而言，许多生产家用产品的大企业也涉足了武器行业。据估计，销售军火的利润比同等技术，但竞争更激烈的民用市场高出30%至50%。武器交易中费用超支程度是民用领域无可接受的。苏联对军工资源、质量的重视，更是与其对居民消费品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一些统计，地球上近一半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都以全职或兼职的方式，从事着与军火相关的工作。那些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的人获得了丰厚的薪水、额外的津贴。如果他们所在社会允许，还有极高的荣誉。苏联把开发武器的重要性看得高于一切，相关工作人员几乎不用为他们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暗中工作，受到政府保护。军队的机密性质使得它成了公民最难了解的部门。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自然也就无从阻止。研发武器的丰厚回报，加上彼此敌对的军事机构在军备竞争中不断添筹加码，世界正稳步走向人类的毁灭。

每个大国都给采购和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准备了许多说辞。最常见的那些需要刺激我们的大脑爬虫复合体。这些借口包括敌人有性格和文化上的缺陷，或者野心勃勃。至于大国们口中的自己，虽然也兵强马壮，但绝无称霸世界之企图。每个大国都有言论禁区，其民众或拥护者绝不可跨雷池一步。在苏联，你绝对不能提到资本主义、上帝、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妥协退让；在美国，禁区包括了社会主义、无神论，以及同样的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妥协退让。全世界都一样。

如果有中立的外星文明正在观察地球，我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开发中的卫星武器、高能粒子束武器、激光、中子弹、巡航导弹，还有把中等国家大小的区域改建为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同时把每个发射井隐藏在上百伪装目标里的提议……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些让地球局势越发不稳定的军事发展？我们能说成千上万一触即发的核弹头，可以提高人类的生存状况吗？我们到底把地球管理得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听过了拥核大国的发言，知道谁为它们代言。但是谁来为人类代言？谁来为地球代言？

我们大脑总质量的三分之二在大脑皮层，它司职直觉和理性。人类由群居动物演化而来，喜爱彼此的陪伴；我们互相关心、分工协作，天生有利他主义倾向。我们已经成功地找出了自然界的一些规律。我们不但有足够的动力，也有能力合作。如果我们愿意考虑核战和新兴全球化社会的大规模毁灭，难道不也应该考虑社会的大规模重组吗？站在外星文明的角度来看，地球文明在它最重要的任务“保护地球众生福祉”上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我们难道不该在每个国家都行动起来，反思落后传统，探索革新之道，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吗？

人类的前景令人不安，但很多人选择鸵鸟心态，对问题的严重性视而不见，认为世界末日不过杞人忧天；还有些人觉得改变国家体制是不切实际的事，要不就是违背了“人类天性”。这种说法就好像核战无可避免，或者人类只有一种天性似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见识过全面核战，但这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样的战争发生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到那时再重新编制统计数据，寻找救亡之道，为时已晚。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里，建立专门机构，真正致力于改变军备竞赛现状的并不多，美国是其中之一。然而我们对比一下国防部的预算（1980年为1530亿美元），以及武器控制和裁军局的预算（同年为0.18亿美元），就不难看出它们当中哪个更受重视。一个理性的社会，难道不该把更多资金用在分析和预防战争上，而不是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战争的理解还很浅薄，不过这可能是因为自萨尔贡大帝^[2]起，裁军预算就一直处在可有可无的状态。微生物学家和医生为了治愈病人而研究疾病，不会大规模繁殖病菌。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去研究战争这种被爱因斯坦叫作“儿童病”的东西。继续放任核武扩散，或者反对核裁军，会让这颗星球上所有生灵的未来都岌岌可危，无人能够幸免。人类若想延续文明，只有依赖智慧和资源来掌控自我命运，避免理查森曲线向右偏转。

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成了核武器的人质。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教育，了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危害，还要教政府也认识到这些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掌握科学和技术。为了文明延续，它们必不可少。此外，我们还得鼓起勇气，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智慧。我们必须理解彼此，真正意识到所有人类——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是我们的同胞。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就像多次呼吁核裁军，却都因为“建议不切实际”“与人类天性相悖”而遭冷眼的爱因斯坦说过的：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哺乳动物会用鼻子蹭、抚摸、拥抱、舔舐它们的幼崽来表达爱意，而爬行动物几乎没有这些行为。如果我们颅骨内的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真的处在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中，而且依然在发挥远古本能，那父母的爱也许能够激发哺乳动物的天性，而缺少爱的接触，则可能激发爬行动物的天性。有一些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哈里和玛格丽特·哈洛夫妇在实验里发现，成长于笼中，与猴群缺少身体接触的猴子——即使它们可以看到、听到和闻到同类——会表现出孤僻、沉闷、自残等异常特征。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缺少身体接触的儿童——他们常常待在福利机构里——显然非常痛苦。

神经心理学家詹姆斯·W.普雷斯科特对400个前工业化社会做了跨文化统计分析，成果惊人：他发现那些不吝于爱抚婴儿的社会暴力意愿偏低，另一些社会可能没有突出的婴儿爱抚行为，但只要不压抑青少年时期的性行为，其成年人也比较温和。普雷斯科特相信某些社会之所以偏向于暴力，是因为它的成员在人生的至少两个关键阶段——婴儿和青少年期——被剥夺了接触的快乐。在身体接触较多的社会里，盗窃、有组织的宗教和露骨的炫富行为并不多见；婴儿受责打的社会，则往往存在奴役、滥杀、折磨虐杀敌人、纳妾、信仰一个或多个超自然存在等行为。

我们对人类的了解还不足以确定这些行为背后的原理，但它们之间存在毋庸置疑的相关性。普雷斯科特写道：“如果一个社会偏好爱抚婴儿，且允许婚前性行为，则其发展为暴力社会的概率是2%。发生例外的概率为125000比1。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发展变量有这么高的预测有效性。”婴儿总是渴望爱抚，年轻人总是有强烈的性冲动。如果这些愿望可以顺遂地实现，成年人组成的社会也许会对侵略、领地意识、仪式行为和社会等级制度嗤之以鼻（虽然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很可能需要经历这些爬行动物阶段）。如果普雷斯科特是对的，那么在核武泛滥，又存在有效避孕手段的今天，虐待儿童和强烈的性压抑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罪。对于普雷斯科特的先锋理论，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温柔地抱一抱婴儿，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奴隶制、种族主义、厌女症和暴力倾向相互关联——正如个人性格、人类历史和跨文化研究所暗示的——那么我们的未来依然有些许光明。我们正陷入社会剧变的浪潮里。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各地爆发了激动人心的革命，伴随了人类至少两千年的奴隶制走向消亡。而数千年来地位低下，缺乏真正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女性，即使在最落后的社会里也逐渐走向与男性平权。进入现代史以来，头一次出现了侵略战争由于侵略国民众反对而终止的情况。宣扬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口号逐渐失去吸引力。也许出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地的儿童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仅仅几十年的变化，就让全球开始朝着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一种新的意识正在萌发。我们逐渐将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

“神明面前，迷信乃懦弱。”写下这番话的泰奥弗拉斯托斯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图书馆建立期间。我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宇宙里啊：原子诞生于群星核心；每一秒钟都有数千颗恒星诞生；阳光、大气中的闪电和水萌发了生命；生命演化的原始素材，有时需要归因于半个银河之外的恒星爆发；如同星系般美丽的事物在宇宙中诞生了数千亿次；这个宏伟的世界有类星体、夸克、雪花和萤火虫，可能也有黑洞、其他宇宙和地外文明，后者的电波此刻也许正向着地球飞奔而来。相比之下，那些伪科学和迷信是多么苍白。追寻和理解科学，是人类需要为之努力的事业。

深究大自然的任何一方面，我们都能窥见深奥的秘密，它触动了我们的好奇心与敬畏感。泰奥弗拉斯托斯是对的。那些惧怕宇宙真实面目，幻想人类居于万物中心的人，更喜欢迷信带来的短暂安慰感。他们选择了逃避，而不是面对世界。但那些充满勇气的探索者，他们无惧于真相与假想的不同，能洞悉宇宙最深的奥秘。

地球上没有其他物种从事科学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由大脑皮层的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能力还完全由人类独占，演化的理由很简单：它有用。它并不完美。它能遭到滥用。它只是一件工具。但科研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好工具，不但能自我纠正、持续发展，还适用于所有事物。它只有两条规则：其一，没有先验的真理。所有假设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权威的论断毫无意义；其二，凡是与事实不相符的理论，就需要废弃或更正。我们必须了解宇宙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它在我们期望中的模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未必正确，相反，真相有时会出乎意料。当背景足够大时，人们会拥有一致的目标，而对宇宙的研究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背景。地球经历了45亿年的各种变化，与之相比，当今流行的全球文化只是骄傲自大的新事物，它不过几千年的基础，却胆敢宣称拥有了永恒的真理。但在一个和我们一样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它不失为一剂处方。没有哪个国家、宗教、经济体系，或者哪种单一的知识能指明我们未来的生存之道。肯定有许多种社会制度比现存的任何制度都更完善。按照科学传统，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它们。

人类历史上，科学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前景。受益于爱奥尼亚的觉醒，亚历山大大图书馆于两千多年前建立。就是在图书馆里，古代最优秀的头脑对科学做出了系统性的研究，为数学、物理、生物、天文、文学、地理和医学奠定了基础。我们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图书馆的建造者和扶持者是托勒密王朝，他们继承了古希腊帝王亚历山大庞大帝国的埃及部分。从公元前3世纪建立到七个世纪后毁灭，它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大脑和心脏。

亚历山大是这颗星球的出版之都。当然，那时候没有印刷机，每一本书都经由人工抄写，非常昂贵；大图书馆里储藏着世界上所有书籍的最精确副本。批判性的编辑艺术也发轫于此。《旧约》主要经由图书馆里制作的希腊译本得以流传。富有的托勒密家族耗巨资购买了每一本希腊书籍，以及来自非洲、波斯、印度、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作品。托勒密三世“施惠者”想从雅典租借伟大的古代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原始手稿或正式文稿。对雅典人而言，这些东西可算文化遗产——和英国人眼中莎士比亚的原始手稿或者首印本差不多——他们一刻也不希望把稿件交出去。直到托勒密答应给出一大笔押金后，雅典人才勉强同意借出。但他们没想到托勒密对这些卷轴的重视程度远甚金银，他高高兴兴地放弃了押金，把卷轴珍藏进了图书馆。在那之后，他又略带愧意把稿件复制品送回雅典。雅典人很生气，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收下。这样热衷于追求知识的国家着实罕见。

托勒密王朝不仅仅收集已有的学识，也鼓励和资助新的科学研究。他们成果不菲：埃拉托色尼精确地计算了地球的大小，他绘制世界地图，认为从西班牙一直往西航行能够抵达印度。希帕克斯相信恒星也有生死，它们会在几个世纪的缓慢移动后消亡；他还是第一个把恒星位置和亮度编目以观察它们变化的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让人类从中受益了23个世纪，唤醒了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科学的兴趣。伽林写了治疗和解剖学的基本著作，直到文艺复兴前，它们一直占据着医学的主流地位。像这样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

亚历山大是西方世界所见过的最伟大城市。各个国家的人来此居住、贸易、学习。每一天，它的港口都挤满了商人、学者和游客。希腊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努比亚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在这座城市中自由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思想。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世界主义”^[3]的真谛：人们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也是宇宙的公民。人人都是宇宙的一分子……

毫无疑问，现代世界的种子就是在那时埋下的。但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止了种子生根发芽？为什么西方国家在黑暗中沉睡了千年，直到哥伦布、哥白尼那代人才重新发现了早已在亚历山大港完成的事业？我无法简单地给出答案。但我知道，没有证据显示有哪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曾经在图书馆漫长的历史中认真挑战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架构。他们质疑群星并非永恒，却不曾考虑奴隶制是否正当。学习和科研当时是少数人的特权，城市的广大居民对图书馆的伟大发现一无所知，新的发现没能得到宣传和推广，人们并未从科研成果中得到多少好处，机械和蒸汽技术的发展主要应用在了完善武器、增长迷信和娱乐君王上，科学家们没有尝试用机器用来解放大众，^[4]那些伟大的发现鲜少得到实际应用，科学从未激发大众的想象，安于停滞、悲观、对神秘主义俯首称臣的世态始终未遭撼动。所以当暴徒前来烧毁图书馆时，也没有人站起来阻止他们。

大亚历山大大图书馆的最后一位科学家既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也是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无论哪个时代，这些都是非凡的头衔。她的名字是希帕蒂娅，公元370年出生于亚历山大。那个年代女性地位低下，形同财产，而希帕蒂娅却在传统上被视为男性的领域表现得游刃有余。所有人都说她貌美如花。希帕蒂娅的追求者甚多，然而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当时亚历山大已经被罗马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城内局势非常紧张。奴隶制削弱了这里古典文明的活力。基督教会的权力则不断增长，想要根除异教的文化影响。希帕蒂娅不幸站在了这些强大社会力量的中央。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厌恶她，因为她和罗马统治者关系良好，也因为她代表了学习和科研，而早期教会常常视它们为异端标志。希帕蒂娅冒着极大的危险继续教学和出版，直到415年，她在去工作的半路上遭到西里尔教区狂热教徒的袭击。他们把她拖出车外，扯掉衣服，用鲍鱼壳生生把血肉从她骨头上剜下。希帕蒂娅的遗体被焚烧，作品被抹去，连名字也遭人遗忘。而西里尔后来封了圣。

亚历山大大图书馆的辉煌过去只剩下了模糊的回忆。希帕蒂娅死后不久，图书馆的残垣断壁也被推倒。如果把文明比作人，这就好像他对自己做了开颅手术，永久抹去了绝大多数记忆、发现、思想和激情。这是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知道一些被毁作品的标题。但大多数作品被抹得干干净净，无论标题还是作者名都没能残存下来。图书馆里曾经保存了索福克勒斯的123个剧本，而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有7个，其中包括了《俄狄浦斯王》。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作品的情况大同小异。这就好像威廉·莎士比亚的存世作只剩下了《科里奥兰纳斯》和《冬天的故事》，我们听说他生时更出名的剧本是《哈姆雷特》《麦克白》《尤利乌斯·恺撒》《李尔王》以及《罗密欧和朱丽叶》，却无缘得见。

曾经辉煌灿烂的大图书馆连一卷书册都没能保存下来。现代亚历山大港的人们对大图书馆或比它还要早上数千年的埃及文明知之甚少。后来发生的历史里，另一种文化取代了前两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各地。我们的当下和过去往往只剩下若有若无的联系。就在距离塞拉皮斯神殿遗址一箭之地，还有其他不同文明留下的许多痕迹：古埃及法老时代那神秘莫测的狮身人面像；表彰罗马皇帝戴里克先功绩的立柱，他阻止了这个帝国行省饿殍遍地；一间基督教堂；许多伊斯兰寺院；外加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公寓楼、汽车、电车、贫民区、信号中继塔。仿佛来自过去的数百万根细绳纠缠在一起，编织出现代世界的钢缆和电线。

我们今天的成就建立在四万代先人打下的基础之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籍籍无名，湮没于历史长河。我们时不时会新发现一个新的古文明——比如古国埃勃拉——距今不过数千年，却彻底遭到了遗忘。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是多么无知啊！幸亏还有碑文、草纸、书籍让人类这个物种能跨越时间彼此连接，听见我们的兄弟、姊妹、先人遥远的话语和呼喊。意识到他们与我们如此相像，是多么快乐的事！

本书为一些人、机器和事件勾勒了一条时间线。安提基特拉机械是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机器。亚历山大的希罗试验了蒸汽机。图表中跨度长达千年的缺口，代表了人类痛失的发展良机。我们在本书中列出了一些未遭遗忘的先人：埃拉托色尼、德谟克利特、阿利斯塔克、希帕蒂娅、列奥纳多、开普勒、牛顿、惠更斯、商博良、赫马森、戈达德、爱因斯坦。他们都来自西方文明，这是因为当代科学主要起源于西方社会；但每个文明，如中国、印度、西非和中美洲文明都为全球化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提供了开创性的思想家。拜技术进步所赐，我们的星球正向着单一的全球化社会飞速发展。如果我们能在既不抹消彼此文化差异，又不自我毁灭的前提下完成地球诸文明的整合，那不失为一桩伟业。

亚历山大大图书馆遗址附近，有一座无头石狮人面像，它雕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霍朗赫布法老统治时期，比亚历山大建城还要早一千年。你在雕像旁，一眼就可以看到新立起的微波中继塔。一条不可截断的人类历史线条将它们联结到了一起。狮身人面像到中继塔间隔的千年，在宇宙尺度上只是渺小的一瞬。宇宙从大爆炸算起年龄已经150亿岁了，它的过往几乎被时间之风完全抹去，比亚历山大大图书馆里的纸莎草卷毁灭得更为彻底。然而凭借勇气与智慧，我们依然能瞥见祖先走过，今人正在行走的曲折道路：

太初之时，宇宙大爆炸。物质和能量四溢横流，一切混沌无形。没有星系，没有星球，也没有生命。到处是浓稠到无法穿透的黑暗，空间里密布氢原子。随后，气体逐渐凝聚成团，它们是体积比恒星还要大的氢云团。随着最初的核子火焰在气态云团中点燃，第一代恒星诞生，它们点亮了宇宙。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任何行星受到阳光的照耀，也没有任何生物欣赏天空的光辉。恒星熔炉深处，核聚变炼金术使氢元素化作更重的元素，它们燃烧后的灰烬成了未来行星和生命的原材料。那些大质量的恒星很快就把储存的核燃料挥霍殆尽，在天崩地裂的爆炸中把大部分物质抛回曾经凝结出它们的虚空。恒星间稠密的暗云里，多种元素汇成新云团，成为后几代恒星的温床。它们附近还有更小的云团，这些团块的体积不足以点燃核子火焰，于是逐渐变成了行星。一个由石头和铁组成的不起眼世界也在其中，那就是原始的地球。

地球凝结和暖化的过程释放了它体内的甲烷、氨、水和氢，形成了原始的大气和海洋。来自太阳的星辰之光沐浴着原始的地球，提升了它的地表温度，并引发雷暴。雷暴与火山喷发的熔岩破坏了原始大气中的分子，它们的碎片落入原始的海洋不断溶解重组，形态越来越复杂。随着时间流逝，原始的海洋逐渐成为一锅温热的稀汤。分子在泥土表面不断聚合，驱动复杂的化学反应。有天偶然出现了一种分子，它能利用有机稀汤中的其他材料来实现自我复制。由于自然选择青睐那些更适合自我复制的结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复制时越来越精确。原始汤在这些复杂有机分子的消耗和转化下，越来越稀薄。不知不觉间，生命诞生了。

按时间顺序，接下来单细胞植物出现，生命开始产生自己的养料；它们的光合作用改变了大气成分；两性分化；曾经的自由生物组合到一起，形成具有特殊功能的复杂细胞；化学感官出现，地球生物第一次尝到、闻到了宇宙；单细胞生物演化成多细胞生物，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了专门的作用；眼和耳出现，现在宇宙可以被看见、听见了；植物和动物发现陆地也可以生存；许多生物离开大海，它们或蠕动，或匍匐，或奔跑，或滑翔，或振翅飞行，或驭风翱翔；隆隆的脚步声中，巨兽穿过蒸汽升腾的雨林；一些小巧的动物出现，它们没有坚硬的外壳，血脉里流淌着早期海洋似的液体。它们以其机敏和狡猾生存了下来；片刻之前，一些小树栖动物从树上跳下，直立行走、使用工具、驯养其他动植物和火，还发明了语言。恒星炼金术的灰烬如今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明文字、建造城市、研究艺术和科学，还向其他行星和恒星发射航天器。这一切，都是氢原子历经150亿年演化的产物。

这段历史听起来犹如史诗神话，然而它们是真的。当然，它只是这个时代科学所揭露的、最粗略的宇宙演化图景。讽刺的是，人类艰难地一路走来，却可能要自我毁灭。不过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地球上所有的生灵都是银河氢工业的最新产物，都是宇宙漫长演化的成果，它们全都弥足珍贵。宇宙的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同样惊人的物质变化，所以聆听天空是明智之举。

我们一直持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奇怪观点，认为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文明，哪怕和我们只是稍有不同，都会显得面目可憎。“外人”（alien）和“异国的”（outlandish）这种词，本身就暗含了负面情绪。然而地球诸多文明各自的文化习俗只代表了人类间微小的不同，如果有外星访客，他会认为这种差异微不足道。宇宙中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智慧生物，但达尔文演化论告诉我们，人类只存在于这里，存在于这颗小小的行星。我们是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从宇宙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宝贵。即使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与他和平共处吧。因为就算踏遍千亿星系，你也找不出另一种人类来。

人类的过往，也是意识逐渐觉醒，发现自己是更大群体一员的历史。一开始，你只忠诚于自己和直系亲属，然后是游牧族群，接着是部落、小定居点、城邦、国家。我们所爱之人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我们从属于所谓的国际联盟，许多拥有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协作——这种经历当然会塑造我们的品性与格局。如果要生存下去，我们忠诚的对象必须进一步扩大，变成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地球。许多国家的掌权者会觉得这种想法令人不安。他们害怕失去权力。我们会听到许多关于叛国与不忠的论调。富裕的民族国家，将不得不接济那些穷国。但就像H.G.威尔斯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我们要么拥抱宇宙，要么一无所有。

几百万年前，人类并不存在。几百万年后，人类又在哪儿？地球46亿年历史漫漫，还没有东西能够永存不灭。然而从地球起飞的小小无人探测器现在正反射着银光，优雅地穿过太阳系。我们已经初步探测了20个世界，其中包括那些肉眼可见，我们祖先渴望了解、亦为之狂喜的行星。如果人类生存了下去，那么这个时代会因为两个原因而得到铭记：在技术青春期，我们设法避免了自毁；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探索起了星空。

这选择真是残忍而讽刺。发射行星探测器的火箭助推器，同样能装上核弹头攻击各国。“海盗号”和“旅行者号”安装的放射能源与核武技术同源。无线电和雷达技术被广泛用于跟踪引导弹道导弹以及侦测敌对攻击，但也可以监控指挥航天器、侦听附近恒星系文明信号。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这些技术自我毁灭，那肯定没机会去其他行星和恒星系探险了。但反过来也一样。只要继续走向群星，人类的沙文主义就会被进一步撼动。我们会意识到，要深入太空探索，我们必须代表全地球的人类。我们不应致力于自我毁灭，而是要为生存奋斗：我们需要增加对地球及其居民的了解，同时寻找来自其他地方的生命。太空探索——无论载人还是不载人——需要用上多种技术、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过人的勇气与胆识，这些也是战争所需的。如果我们在核战爆发前真正实现了裁军，超级大国的军事机构就可以转而从事起这项纯洁的事业来。我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可以相对容易地转化为对宇宙奥秘的追寻。

一项合理的——甚至是雄心勃勃的——无人行星探测计划并不昂贵。苏联的太空科学研究预算是美国同类支出的数倍。但二者加在一起，也不过相当于每十年造两三艘核潜艇，勉强超过一类武器的单年预算。1979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在F/A-18战斗攻击机上的投入提高了51亿美元，F-16则是34亿美元。跟这些挥金如土的东西相比，行星无人探测项目的费用简直少得可怜。打个比方，1970—1975年间，美国仅为轰炸越南这一项国策就耗费了70亿美元。“海盗号”火星探测和“旅行者号”外太阳系探测任务加起来也没有1979—1980年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开销高。通过技术就业和对高科技行业的刺激，用于太空探索的费用能得到数倍的回报。研究表明，在行星探索上使用的每一美元，回馈到国民经济中都会变成7美元。然而实际情况是太空探索资金匮乏，有许多既重要，又完全可行的任务尚未开展——包括把漫游车送上火星、交会时近距离观察彗星、探测土卫六以及全面搜索地外文明无线电信号。^[5]

设立月面永久基地和载人火星探索之类的巨型太空探索项目成本太过庞大，除非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裁军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否则短时间内无可实现。而且即便裁军成功，可能也会有更紧急的情况需要解决。但是我坚信，只要人类能避免自我毁灭，完成这样的巨型项目不过是时间问题。社会几乎不可能静止不变。如果我们选择退缩，不再积极探索宇宙，那么即使倒退幅度再小，它也会因为一种复合心理机制而在几代人之后演变成明显的衰退。反之同理。只要我们致力于地外探索——参考哥伦布的说法，可以叫“星际事业”——哪怕每次都只迈出一小步，几代过后人类也会为登上异星，为成为宇宙一分子而欣喜。

大约360万年前，今天坦桑尼亚北部的一座火山喷发，飘飘扬扬的火山灰覆盖了周围的大草原。1979年，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在那里发现了灰烬中的足印，她相信那些足迹属于原始的人类，甚至可能是今天所有人类的老祖宗。而在3.8万千米之外，另一颗星球的“静海”地区，人类在欢呼声中留下了又一个足印。我们已经走过了360万年、46亿年、150亿年。

我们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局部宇宙。我们已经开始思忖起了自己源于何方：我们由星辰所铸，如今眺望群星；我们由100亿亿亿亿个原子组合而来，而今考虑起了这些原子的悠久演化；我们回溯着意识（至少在地球上）诞生的漫漫长路。我们忠于地球及其物种。我们为地球代言。我们要生存下去。因为这责任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那古老而浩瀚的宇宙，属于我们的起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