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师恩，传承师命

感怀师恩，传承师命

成为中国儿科系第一批学生

我高中毕业以后并没有打算考医学院，我是考复旦的，因为那时高考不像现在这个体制，什么学科都可以考的。本来我是考复旦的文学系，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所以从1949年到1950年，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怎么考入了医学院呢？复旦录取我后，由于我母亲是医生，我外公也是医生，我母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母亲不同意我读复旦，我又考了同德医学院。

当初为什么考医学院非常容易呢？因为医生很缺乏。我们进学校的时候，一年级是要付学费的，而且很贵，以后都是免费的，非但免费，我们做实习医生，还有工资，但1957年以后就没有了。

我们入学的时候没有儿科系，进的是医疗系，所以我是医疗系本科。怎么入的儿科系呢？这里有一个背景，苏联有莫斯科第二医科大学，当时莫斯科的第二医科大学跟我们第二医学院有协作关系，他们有儿科系，而二医没有儿科系。因为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科医生，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入学后一年级、二年级是医疗系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根据政府的决定成立了儿科系，叫我们报名。当时中国没有小儿科，所以对社会或是对国家来说，儿科是很需要的，我就报了名。我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报名儿科，后来被批准。

那时苏联派了儿科专家到我们学校来，我亲眼看见。当时接待苏联专家的是高镜朗教授，一级教授。到1955年，二医就正式成立了儿科系。最早的儿科系学生就是我们1954届、1955届、1956届，包括丁文祥教授等一些人。

校园生活　感怀师恩

1952年的时候院系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合并后教师多了，师资非常丰富。我的细菌学老师是余㵑教授，解剖学是张家瑜教授，病理科邓裕兰教授，都是国内知名的教授，学生是受益的。

院系合并调整以后，使用的教科书也有所改变。过去教科书都是英文的，都是当时老师们用蜡纸刻出来，发给我们学生。比如冯固教授刻印的解剖学教材，可以看出当时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与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很令我们学生感动。但这些教材很少保留下来。

记得一年级时教我们解剖课的是张家瑜教授。那时候我们十七八岁，为什么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他的教学方法一直在影响我以后的工作，对我以后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都是一种启发。那时候我们学生排序进行考试，我是9号。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张老师给我的考题，是在标本中找出人体的第七颈椎，以此来教会我们理论结合实际。标本是大体标本不是实体上的标本，找出来后不但要向教师回答，也要给同学讲，这就在训练你以后怎么做教师。这种训练一年级就开始了。

一年级的课程还有有机化学。我一开始想不通，为什么要学化学。后来知道了，药理学习需要化学知识，实验室检验需要化学知识。可以看出，教学从课程设置到教材内容，再到师资力量都是浑然一体的。

到了儿科系，高镜朗教授提出了一个要求，凡是有小儿科的地方，学生都要去实习。学习过程中，一些老师的教学方法令我印象深刻。朱大成教授是儿科系教师，也是儿童医院放射科创始人。他拿五张X光片子给我们学生考试，第一张拿正常的片子，给你辨别。当时我一怔，不太敢讲，居然考一个没有问题的片子。后来想明白了，受益匪浅。如果一个医学生不懂得片子正常与否，那是不合格的。这些方法也贯穿了我以后的教学工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几十年后依然如此。再有黄铭新教授，那么知名的教授给我们上物理诊断，现在的课程设置中没有了。当时在404教室上课。你不想听课也要听，他的教学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教授我们听诊，那时候听筒没有录音记录，他打拍子，就是用手在讲台上打拍子教，辨别心脏的杂音等，用艺术的语言形象化教学，学生当然学得进去。

从教学质量来看，整个学校的淘汰制还是让人很有压力。一门考不及格，可以申请补考；如果有两科不及格，就不允许补考。学校会出一个布告，下学期某某同学注册，如果没有你名字，你就没有资格继续读书了，就要离开学校，留级的机会都没有。这个就给我一个体会，教学是规范、严格、爱生。

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1959年，我带学生下乡一个月，防治血吸虫病。那是卫生局要求学校组织的。参与血防工作的有苏祖斐教授，还有黄铭新教授。黄铭新教授首先应用锑剂治疗血吸虫病，他后来曾任仁济医院院长。当时小孩生血吸虫病就送到我们医院，那时候新华医院还没有儿科。治疗采用“锑剂”三针疗法，很危险。苏祖斐院长曾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治疗小儿血吸虫病的文章，她在儿童血吸虫病防治中是有贡献的，后来还曾获奖。“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成立了第一个儿童营养研究室，出了中国第一本《儿童营养学》，一版再版。“文化大革命”以后，儿童医院老一辈的小儿科专家就剩苏老一人，非常不容易。我能指导研究生，也是因为进了苏老的导师组。

顿挫中的儿科系与儿童医院

“文化大革命”以后，二医儿科系号称弟子三千，实际不止三千弟子，它是中国第一个儿科系，这段历史很关键。二医儿科系是上海招生，全国分配。那么我是怎么到儿童医院，又是怎么做小儿内科的呢？

我毕业的时候小儿外科杨永康教授找我谈话，叫我做小儿外科，我不想做。“不做小儿外科？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我要到儿童医院，因为上海当时就只有一个儿童医院，我最后就来了儿童医院。

20世纪90年代，儿科系曾经一度取消，非常可惜，后来又恢复。天津医学院院长、儿科系教授范权和郭迪教授、高镜朗教授属于同一代人。范权教授亲自到上海来，到我们儿科系来招揽人才，因为天津没有儿科系。所以儿科系是我们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标志。

20世纪60年代儿科系将学制改为6年，1965届是第一批六年制学生毕业，我们儿童医院的陆权、新华医院的顾龙君就是第一届六年制毕业生。我那时当教学干事，那时候也没有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制，很可惜。一毕业以后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1987届又恢复六年制，那时的培养体系相当于硕士生培养的雏形。“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个高师班，也是硕士生培养模式的雏形。

小儿肾脏科的建立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医院没有小儿肾脏科。上海解放初期，猩红热流行，感染猩红热的病人都是一家一家来的。猩红热容易引起肾脏病，例如急性肾炎，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诊治。那时我做住院医师，有一次在医院里值班，一开门，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我面前没有了生命体征，全身浮肿。这是1958年的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第二天我向苏祖斐副院长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医院就制定了一套抢救的流程，以后没有再出现过类似的死亡病例，并于1959年在上海医学会做了报告。

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小儿科没有分专业，后来就分为心、肾、血液等专业。我们医院小儿科肾脏室是1961年苏祖斐副院长建立的，那时候我还是主治医生。可惜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陷入顿挫。我培养的第一个医生，不幸去世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敢做肾穿刺。当时做肾穿刺的医疗器具都没有。后来就先在动物身上做肾穿刺练习，成功后就正式开始这项手术了。以后发展了婴儿肾穿刺手术，肾脏室的建立离不开苏院长的指导，后来又建立了肾脏病基地，有专门收治病人的病房及门诊，有肾脏病实验室、肾穿刺室、透析室等。

1972年的某一天，一位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来就诊，我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当时没人知道腹膜透析怎么做，我请外科医生、药剂科一起帮助我完成。特殊时期，我们也是承载了特殊的压力。现在我们医院小儿肾脏科是重点学科，做得好，不是我的功劳，都是前辈几十年累积的经验。我在中华医学会做肾脏组组长，一直做到70岁以后。上海市医学会授予我上海肾科特殊贡献奖。后来学校儿科系招收八年制博士生，还请我任督导。

上海儿童医院2003年才建立儿科学硕士点、博士点，所以2003年学校聘任我为儿科学肾脏专业教授，指导研究生。按理来讲，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不能继续指导研究生了。所以培养高级研究生导师仍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肾脏科恢复，董德长教授主编中国第一版《实用肾脏病学》，小儿科部分叫我写。毕业以后，我出国学习，是苏祖斐院长和董老师一起来辅导我。我们那时出国都要有人督导，现在好像没人督导了。董德长老师构想建立小儿内分泌病房，当时小儿科没有内分泌病房，我们儿童医院是第一个建立内分泌病房的。董老师跟我讲，你把肾脏跟内分泌放在一起，相互有联系的。没有董老师的点拨，我哪能会想到，都是董老师的想法，所以我常讲，跟对老师蛮要紧的。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儿科系，师资没有人，怎么办？新华医院陈树宝是儿科主任，让我去新华医院。所以20世纪80年代我是在新华医院儿科，身兼两职，第一担任新华医院儿科肾脏科顾问，第二给儿科本科生上课，任儿科教研组主任。

胸怀愿景看今朝

学校成立儿科学院，召开筹备会时我是参加的。当时我就提了几点建议，既然成立儿科学院，第一，因为中国建立儿科系第一个是我们学校，不是北京也不是天津，是上海，儿科应作为交大医学院的一个品牌。第二，现在医学的发展进步那么快，我们要培养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第三，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严格的精神，一种规范的精神，都应该传承。学校要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就像王振义老师，以及我之前提到的教过我的老师一样。一个医学院的发展就是靠教师，不论前期教育还是后期教育，教师都是关键。

对于现在年纪轻的医生，第一个我觉得要树立一个终身教育的志向，因为医学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作为一家附属医院，教师是关键，这是医学教育在学校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第二，青年医生要有正确的、正能量的价值观，要救死扶伤，精益求精。第三，要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

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做临床医生？临床医生一天到晚忙，忙着写论文，病房不去，几乎很少接触病人，这是普遍现象。这个怎么来改变？临床医生不接触病人，怎么能做好临床工作。原来规定临床医生24小时待命，很严格的。现在好像不复存在了。但儿童医院规定晚上夜查房，一定要有老师带队。第一，要点名，确保实习医生出席。第二，病例要选好。要让临床技术过关，就要不停地学习。学位到顶，可学习不会到顶。要用技术为人民服务，你技术不过关，你怎么为人民服务？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青年医生还要重视病史体格检查，还有就是实验室、影像学。医生主要依赖机器的检查做诊断，病人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所以医学院主要培养医生，至于以后是当专家还是从事管理岗，是另外的事情。应当重视怎么样培养一个高级的临床医生。

另外，还有一个尊师重教的问题。我讲附属医院与三甲医院为什么不同？附属医院医生有两个身份：医生、教师，三甲医院的医生不一定是教师，仅是医生。我觉得教师比医生还要难，德行上要能够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要奉献，要学会吃苦。选择医学，就是选择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