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一生一世的职业

医生是一生一世的职业

圣约翰的最后一届学生

1951年，我进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读书，是圣约翰最后一届学生，可以说是圣约翰大学的末代了。我从小就有一个学医的愿望，以后当一名医生，因为医生职业高尚、受人尊敬、收入也不错。当时上海有四所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和同济医学院。我在中学时读的是英文，而几所医学院，震旦是读法文的，同德和同济都是读德文的，所以我选择了圣约翰。那时圣约翰大学在上海的名气非常响亮，被誉为“中国的哈佛”。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关系密切，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同时拥有圣约翰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两张毕业文凭。

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成上海第二医学院。其实在1951年稍早的时候，圣约翰大学原有的校风、教学模式等就已经开始慢慢改变了。合并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讲英文的，后来很多上课用的课本都改用中文了，老师也用中文讲课了。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有很多不同的院系，有些系是非常活跃的，最活跃的是新闻系和外文系。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的差别，医学院里的学生都是“书读头”，是学校最不活跃的院系。我们一年级时要学解剖学，当时解剖学的教科书有两寸半厚，医学院的同学每天把这本书带去教室，捧进捧出。对比新闻系、外文系的同学，他们时常在校园里闲逛、说笑、晒太阳，看见我们总是笑话说：“他们是医学院的‘书读头’，这本书读完人也读傻了。”

独当一面

我当时在宏仁医院实习，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学校和医院对医学生的培养和现在有一点不同。在宏仁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医院对实习医生的培养是放手培养，后面有人看着你怎么做，为你把关。

如果有急诊，医院先让我们实习医生去看诊处理，我们看好后再叫上级医生。我们向上级医生说明病人的情况、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和治疗方案，上级医生听后觉得对的，就让我们照此处理，如果有哪里不对，上级医生会告诉我们要再做些什么处理。经过几次独立的急诊处理后，如果上级医生觉得我们能力尚可，我们初步诊断后直接打电话向上级医生汇报就行，他不用到现场，放手让我们做。再比如我们遇到急诊，有病人需要做X光透视，也都是我们实习医生独立处理。放射科的技术员会把机器打开，教我们如何调整屏幕，我们自己看片。这种培养方式就是鼓励一名临床医生到第一线去锻炼，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好。

1956年9月我从二医毕业，被分配到宏仁医院，开始了我第一年的住院医生生涯。1957年1月，医院面临拆分调整，宏仁医院变成胸科医院，宏仁医院的内科外科并到仁济医院；仁济医院原来的内科一部分并到新华医院，一部分并到瑞金医院。

宏仁医院并到仁济医院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前期先选派宏仁医院的两名医生到仁济医院的病房熟悉情况。这两名医生，一位是萧树东医生，还有一位就是我。萧树东医生比我高一级，是第二年的住院医生。临去之前，宏仁医院的黄铭新老师对我们两人说：“派你们二人去接班，只许接好，不许接坏。”这句话对我们两个“小医生”来说分量非常重，我们两人是代表宏仁医院去接仁济医院的班，不容有误。幸而我们去了之后，老仁济的医生们都非常好，帮带我们两个“小弟弟”，与我们一同工作。经过接班过渡了一个多月后，宏仁医院的大部队才来到仁济医院。

师恩难忘

在我做医生的过程中，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第一位是徐家裕老师。我在宏仁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的时候，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所以我在内科的锻炼都是在徐家裕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徐老师有个特点，他在病房查房时非常认真严谨，日查房时更是一丝不苟。我们跟着他一起查房，他会不停地追问我们问题，所以在他手下做实习医生，每天都提心吊胆，日子不好过。徐老师总会提出各种问题，问到我们回答不出为止，然后再讲给我们听，甚至有几个实习医生最后被问到哭出来。他在科室总值班做夜查房的时候，每个病房都要查。与日查房不同，夜查房的时候徐老师不提问题了，但跟随他夜查房的医生比日查房的还要多，因为徐家裕老师会分析每位病人的病情变化，把化验报告详细解释给大家听，既解决了病人的问题，又做了很好的教学工作。所以其他病房的医生听闻后，都跟着他去夜查房，受益匪浅。徐老师夜查房本可以简简单单兜一圈，可他一次夜查房就要花两个小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敬业精神如今更是要学习。(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位是血液学的潘瑞彭老师。我在仁济医院的血液科工作时，他是我的上级医生，我跟随了他很多年，受益良多。

潘老师的特点就是做任何事都一笔一画，一步一个脚印，非常谨慎，没有把握的话不说。所以他的诊断不可能有错，得到了科室里非常多年轻医生的好评。潘老师还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读书。你若请教他一个问题，他会准确地告诉你，去看哪本书，大概哪几页，甚至连图在什么位置，他都记得清楚。我们都惊呼：“潘老师大概是把这本教科书都背出来了！”

仁济医院的培养理念

我最初在仁济医院工作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锻炼，仁济医院的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培养方式值得称赞，以两位老师为例。

一位是大内科副主任、消化科的江绍基老师。有一次，消化科萧树东医生的一位病人脾脏大，他与江绍基老师讨论后让我去会诊。我不禁疑惑，要会诊的话也应该让潘瑞彭医生去，因为他与江绍基老师年资差不多，而我才刚开始做主治医生，为何叫我去会诊？转而一想，大概江老师是想掂掂我的分量，看看我的能力如何。

于是会诊前一天，我仔细看了病人的病史。既然叫我会诊，我琢磨着这个病人的病症应该不太像消化系统的疾病，可能与血液病学有关。我就结合病人情况，往血液系统的疾病方向想。第二天，我向江老师提出了我的意见，认为病人可能是患了低度淋巴瘤，若要明确病理，就开刀对脾脏进行病理检查。后来，病人经过外科开刀检查后，确实是有淋巴瘤，肿瘤类型也是比较良性的。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在江绍基老师考试中，我没交白卷。

另外一位是黄铭新老师。那时我还是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生，黄铭新老师让我到二医上大课，他派了一节“诊断学”的课给我，让我讲“诊断学”开头的部分。当时一节课50分钟，黄老师仔细地告诉我讲课内容应该分几段，每段讲什么内容，讲多长时间，上课了开始讲，打铃了要刚好结束，要掌控时间。“诊断学”一共两节课，第一节课是黄铭新老师自己讲授诊断学的重要意义，第二节课由我讲。于是，我按照黄老师的指点开始备课。

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在我备课的这段时间里，黄老师并没让我试讲一下给他听。到了讲课当天，10点10分上课，9点半的时候，黄老师把我叫到他医院的办公室，让我抽一段10分钟的讲课内容讲给他听，于是我选取了一段内容开始试讲。我讲的时候，黄老师对着手表看。我讲完后，他说：“差不多可以。好了，我们一起去二医上课。”于是我们就一起乘车去学校。讲课之前，我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听课，到了教室一看，原来仁济医院内科所有教研组的老师都在下面听。我第一次上大课，下面又有那么多老师在听，我顿时非常紧张，真怕出洋相，幸好最后顺利地完成了讲课。

如今回过头看，仁济医院这种既重视医学临床又重视教育培养的理念和方式，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寄语后辈

我想给我们医学后辈们谈一些希望。现在医学学科发展越来越快，新生事物和新的知识越来越多，加之医学学科的各个分支又非常复杂，若是要求现在的医生样样都懂，的确很难做到。但是我认为医学学科的基础一定要扎实，如果把基础忘了，那么病人来看病，只依靠一套CT、超声、磁共振、细胞标记等化验结果，看着报告对号入座，这样的诊断未免太简单了，就算是机器人也可以做。

所以我们的年轻医生们一定不能忘记基础知识，基础筑牢了，再把掌握的新知识叠加上去，一层、两层……十层，医学知识的大厦就建造好了。如果没有好的基础，高楼大厦很容易坍塌。基础搭建好，再钻研自己的分支学科，越深越好，我相信这样做年轻医生们在医学道路上一定能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