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建蚌医，我选择全家落户

援建蚌医，我选择全家落户

进入二医，组建俄文教研室

1949年6月以后，我在华东人民出版社负责俄语翻译工作，这份工作是同学介绍我去的，他负责政治，我负责俄语。当时上海市翻译协会也找我帮忙，主要工作就是读一些小说后写报告，判断值不值得翻译；另外还让我负责审查一些材料。我觉得这些工作都不太适合我。我当时想：“你们搞翻译，我替你们审查，为什么我自己不能搞翻译呢？”

正好那时候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册子，叫《苏联儿童文艺丛刊》，我担任副总编，上海市文艺协会有一位同志当总编。我后来又兼职在上海的俄文专科夜校里教俄语，有一次，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书记正好听我的课，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几天后回家，看到他在我家里，他提出要我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去教书。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可以在外面兼职，希望能保留丛刊副总编的职务。他说没有问题，这样我就来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

当时懂俄文的人非常少，民国时期的大学里没有俄文系，只有英文系。书记听了我的课，对我的教学很满意，同时希望我找点人来组建教研室。我就找了几个学生，一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工作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

全家出动，援建蚌埠医学院

1958年7月，为加快安徽的建设，改变皖北地区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局面，国家决定由原上海第二医学院援建创立蚌埠医学院。当时中央有个命令，要上海第二医学院到安徽省生一个“蛋”，再建一所医学院。动员时大家都举手，当时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我当然也举手。会上报名之后，不久就宣布了名单。为了保持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实力，学校规定教研室第一把手不去，第二把手去。我们教研室的一把手是位有名的英语教授，而我在俄语教学上是一把手，在教研室是二把手，任副主任。

上海第二医学院安排我去安徽，我一点都没意见。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去，一种是全家都去，不仅夫妻两个人，小孩都要带去。我和爱人选择了后者。出发的时候敲锣打鼓欢送我们，我们带着红花，生活上的一切都不用管，政府都弄好了，户口也迁了过去。

当时蚌埠市没有大学，由于治淮委员会被撤销了，把办公大楼留给了我们。到了蚌埠之后不久，就在大楼里开了一个会。当地政府希望我们能合并到当时的安徽医学院去。我们参加援建的人认为，我们的初衷是再建一所医学院，所以坚决不同意。当地政府没有办法，就让我们留下，自己建医学院。

刚到的时候蚌埠医学院很乱很杂，书记是安徽省派来的，让我们先大扫除，我们什么都干。他说：“上海的教授不得了，再累的活都干，扫阴沟也干。”从上海去蚌埠援建，在上海我每个月拿200多元的工资，因为地区差别，到了蚌埠后拿100多元，虽然待遇上有所损失，但是既然我愿意去，也就没在乎。实际上我觉得大学教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那里就像普通人一样。开展教学工作不久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学校开始招生，招了50多名学生，教授都已经配齐了，“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国家要求大炼钢铁，全国掀起了运动高潮，安徽省要求学校停止上课。我们的书记想了办法，让我们停课，不过上午干活，下午上课，保证了教学秩序。书记对我们每位援建老师都很关心，我有五个孩子，他都叫得出名字。

迎难而上，丢俄语学英语

蚌埠医学院完全按照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建制。在蚌埠医学院我是教研室正主任，当时也没有副主任，没有新助教，第二年才有新助教。从上课到半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停课。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了牛棚，下乡改造。在农村改造期间，我负责挑水，送到厨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蚌埠医学院正式恢复上课，我才回到学校。

在教学方面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教学改革，俄语取消了，全国各类学校都将俄语改成英语。我当时想：“我是坚持俄语教学，还是改教英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蚌埠医学院换了新院长，他对我说：“你还是当你的主任，你每个月交一份苏联的医学情况资料，写一篇报告就行，就不用上课了。”当时我看俄语就像看中文一样，速度非常快，心里舍不得俄语，再攀英语这座山，确实没那么容易。我思考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咬紧牙关，丢！我不想吃闲饭。我妻子也是教俄语的，她就改行了，去了图书馆。

由俄语转英语，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医学英语的特点是有很多外来语，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拉丁语我曾学了一些，国外医学教学都学拉丁语，处方都用拉丁语，我们的老校长也使用过，但当时我们的医生开处方都用中文。蚌埠医学院当时有专门的拉丁语老师，是和我们一起来的，拉丁语也是基本课程，学时我不记得了。医学英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非常密切，像胃炎、肝癌等词，在医学里面不用英文的，血液不是“blood”，而是希腊文“em”。医学术语有其特殊性，我就研究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作《医学英语术语》。我研究记忆法，专门讲怎么记这些词，找出规律教给学生。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有个学生找到我，说我教的方法太好了，他在实践中看到医学术语，就想到我教的方法，获益匪浅。

安徽医科大学之后一直在用我这本书教学。当时的安医大蔡郁主任带了一个秘书来拜访我，说到一直用我的书上课。我说这本书还有缺点，你们最好找一些同志再补充，查缺点补漏，她同意了。这本书补充完善之后，我写了一份声明，放弃署名权，他们就把我放在主审。这本书一直沿用到现在。

勤奋耕耘，教学研究硕果累累

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很拼命，大家都是一条心地干工作，劲往一处使。除了教学，我在论文写作方面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当时很多医生不像现在对英语比较重视，不懂英语，也不会写论文。当时我看了好多英语杂志，看他们论文摘要怎么写，搜集这方面的资料。1983年我写了一本书，内容是如何撰写英语摘要，北京的医学出版社一看马上就出版了，还提出让我多发表一些这样的文章。我发文告诉读者，这些内容都是我原始摘录过来的，不是我写的，有许多老师来找我请教。之后我把所有中国出版的医学杂志里的英语摘要收集起来，发现了很多错误。这并不是说我英语学得好，而是我知道医学英语是怎么用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杂志，叫《科技英语学习》，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后，他们马上联系我，向我约稿，要连续刊登我的文章。我写了好几篇，整理出了一本书，安徽的出版社也同意出版。

我在担任蚌埠医学院外文教研室主任期间，一直致力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学校对教材没有限制，提倡教授自己编教材。援建初期，在进行俄语教学时，我积极探索医学俄语的常用词。当时没有电脑，我就拿了俄文版的医学论文，通过字典，用画正字的方法计算翻译，提出“正字计算法”。我动员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做，找到了1 600个常用词汇，在这个基础上找苏联出版的医学书，研究词汇语句，编写俄语教材。我编写的这些书不厚，内容通俗易懂，书中尽量选用常用词，不用冷僻字。我前后总共编写了十几本书，作为当时的教材。

有些学生毕业之后，俄语放下了，但后来想再拾起俄语，就看我编的书，他们觉得看起来、读起来很容易。我从1983年开始写文章、出书，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认可，著有《俄语动词变位》《英语医学词汇构词规律及记忆练习》等图书。蚌埠医学院的领导也很支持我，学校在教学研究中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我一直很努力，直到退休后又写了两本书，蔡郁都是我的合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