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科女医师的沪皖情

感染科女医师的沪皖情

学医生涯

我于1949年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我父母是比较开放的，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考上大学，一定供你去读书。震旦大学是和法国有联系的，毕业文凭法国也承认。当时医学院要念七年，我考进以后缩短一年，读了六年就毕业。我们这一届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比较吃亏，与同时期同德医学院的学生相比，多念了一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到广慈医院的传染科工作，那时广慈医院传染病房可以说是远东地区最好的。

最年轻的援建蚌医人

1961年3月，我来到蚌埠医学院。1958年蚌埠医学院建校时，朱仁宝教授担任教务长，带领一批教基础课的老师先过来，如微生物学的黄谷良、外文的唐清里等老师都是第一批来援建的，同时也搬来了各种教学设备。三年后开始上临床课，各个教研室也都要成立了，二医就从教研室抽人，所以我就过来了。在我们这一批援建教师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起来的有皮肤科的高玉祥主任、外科的杨永康主任、眼科的田厚生主任、妇产科的谢荣诚主任等，我读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比我大5～8岁。

援建后期，医学院临床科室缺人，当时安徽省点名需要二医多少人，要建立哪些科室。由于第一批援建人员以及各个科室都已经过去了，于是二医回复说，因为自身人员也比较紧张，可以答应援建一批教师，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徽医学院的毕业生要分配到二医去，等于是交换。二医援建多少医生，安徽就要有多少学生来补充，很有意思。当时我也不大清楚援建这事，我们领导来动员我去蚌埠医学院援建，我就去了。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党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根本没考虑别的。

刚到蚌埠时，当地的条件完全没法和上海比，什么都没有。缺的东西比较多，地方也不大，任何物品都是凭票供应。当地有一个招待所，叫交际处，在天桥下，旁边是和平电影院，每个月我们有两张票，可以去里面吃饭改善一下，也可以带家属去；另外还有糖票、饼干票等。

我来的时候条件已经稍微好了一点。我当时还不怎么会看病，有的人来到医院看病，看到一半就倒下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上海很少遇到这种情况。老医生告诉我，这些病人得的是浮肿病、低血糖。

我们当时过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从上海带过来的。有一位从瑞金医院传染科过来的医生，听说我要来，就告诉我要从上海带一些日用品，带几个大一点的碗和大一点的锅。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当地都是吃的杂粮，夹杂在一起，要大点的锅碗。我当时不理解，心想当地这些东西总是有的，结果碗也没带，锅也没带。来了以后，我们没有吃什么粗粮，为了照顾我们，吃的是病灶食堂，所以条件要好一点。

蚌埠医学院有一个比较优越的地方，就是位置和环境不错，虽然小，但周围的绿化都很好。医院很漂亮，原来是拥有200多张床位的治淮委员会职工医院，后来正式成为附属医院的时候增加到450多张病床。

从零起步，创建传染科

1961年3月我过来的时候记得很清楚，陪同我们的干部跟我们讲，几年以后这里会有很大变化，水科所会变成我们的图书馆，和平电影院会是我们的办公楼，水文站会是我的传染病房。我还在疑惑，这么大的地方改成传染病房？后来他们说，传染病房不能设在这里，因为有很多东西埋在地下，不好挖出来。

那个时候附属医院还没有专门的传染科，内科仅收治一些消化道传染病，当时从瑞金医院过来援建的就我一个，另外还有两人，一位是1958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的曹维彬，另一位是1959年毕业于安徽医学院的姜嘉，他们毕业后在我们瑞金医院进修两年，然后来到蚌埠。所以我们三个人管理传染病科，着手拓展传染病的诊治范围，开设肠道门诊，同时在门诊开展乙状结肠镜检查，提高病因诊断等。

当时他们两人不能讲课，因为他们还是住院医师，我是主治医师，所以我能讲课。谁跟我们一起上课呢？是我们蚌埠医学院的老院长谢炘，老院长的爱人和女儿也在，他女儿是我的学生，1963年毕业的。老院长是搞传染病的，他基础知识特别扎实，上课根本用不到讲稿。他主要讲总论，还讲肠道传染病、呼吸道、寄生虫之类的。他所有不讲的内容，都是我讲，包括流行病学之类的，1963届、1964届的传染病课程就是这么讲下来的。

当时传染科没有独立病房，和内科在一起，分为东、西内科，加在一起大概80多张病床。后来我们来了以后，又添了一些床位，加起来大约是150张。两年以后，床位比较多了，就在火车站附近的院区，把原来老的门诊部改成了感染科的独立病房，有5个房间、23张床位。就是这样，传染科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科室，收治常见的肝炎、阿米巴肝病、伤寒、脑膜炎、疟疾、出血热及小儿麻痹症等传染性疾病。

感染科有了23张床位，我们就有了主动权，能收多少病人就收多少。那时我带的实习生和见习生，都到传染病医院去，有些病能在自己医院讲的我就在自己医院讲，有些比如伤寒病等不能讲的我就带到传染病医院去讲。带队的就是曹维彬和姜嘉两位住院医师。

当时蚌埠医学院的老师，除了来自上海二医的援建老师，其他主要源自安徽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浙医和安医的毕业生1958、1959、1960一共三届全部到上海二医的附属医院瑞金、仁济、新华进修，进修两年以后再回到蚌医。所以蚌埠医学院建校之初主要的师资力量来自1958、1959、1960三届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分配到蚌医前，先去上海进修两年，回来后再由我们带着他们开始临床教学。所以我们1961年来蚌埠医学院时，1958、1959届的毕业生进修也回来了，1960届毕业生到1962年也都回来了，后期的临床课程都是由这些住院医生试着一起带教。建校初期上临床课是上一段课就要见习，就需要他们，这边上课那边见习，就在临床上见习。现在学生比刚建校时多得多，第一届才50多名学生，第二届100多名学生，都是这边上过课，那边见习。当时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由教研组讲课带教，住院医师就这样一点一点带出来了。

我们来了五年之后，各个科室都建立了起来，同外面的县医院也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们经常出去会诊。我来的时候是30岁，常到下面的医院会诊。因为县医院的医生都是中技毕业的多，大学毕业生少，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分到县医院的，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去会诊，他们非常高兴。到20世纪60年代，附院的每一个科室都已经运作得非常好了，可惜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都乱了。

现在附院的传染病科发展很好，每任院长都很关心传染科，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从不后悔来到这里，我最喜欢大家叫我“邬医生”！我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来时的使命是建立感染科，现在我的夙愿也实现了。我离开时有了一幢一流的感染科楼。

艰难岁月，坚守医者天职

“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下放到公社医院工作过。在我下放之前，我爱人已经先下放到宿县地区的县医院工作，而我最初直接下放到最基层的韦集公社的公社医院。刚到的时候，我跟自己开玩笑说，最好的广慈医院我去过，最差的公社医院我也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提上走马灯，给病人看病去了。

下放是在1969年底，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冬至，去的时候椅子不能带，柜子不能带，工宣队、军宣队的人派一辆卡车把你和你的个人物品送下去。刚开始到公社的时候，设施差一点，生活苦一点，水要自己挑，没有煤饼，要自己做，什么都要自己搞。虽然条件苦一些，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怎么吃粗粮，因为当地的农民敬重医生，知道我们吃得也不多，就用细粮换我们的粗粮。另外，他们在很多方面特别照顾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人，这样我们还不算太艰苦。

在公社生活也还是可以的，买东西很方便，你到街上去，从这头走到那头，一条街大概10分钟就能走完，主要的商店都在公社附近。如果大夫比较有名，买东西时旁人都会让你先买。当时每隔五天有一次集市，大家一起来做买卖，你只要跟卖东西的人说需要什么东西的，他就让你先买，不用排队，买了就回家，挺便利。

在农村3年，农民对我们实在是很好，基本上能帮你的都帮你，能照顾你的都照顾你，但他们看病不分科。我那时除了不开刀、不接生，其他什么病都要看，内外妇儿都看。所以我相当忙，基本没有空闲时间。农民来到你家，你就要给他们看病。公社所在的镇小得很，街都没有几条，所以看病的人就在你门口等着。我在吃饭，他就等着，我吃好了给他看病，真的很累。我爱人是外科医生，病人要少一点，他体谅我太辛苦，有时会让我先睡一会儿，他就坐在门口等，让病人也坐着等，等我睡醒了，接着给他们看病。

说实话，在公社这三年我觉得挺开心的，虽然当时公社确实缺医少药，条件不好，医生待遇也不好，但在百忙之中我还带了好多“赤脚”医生。这批“赤脚”医生高兴得不得了，开始他们对检查很茫然，因为不像现在，以前全靠手，靠听诊器，又没有X光之类的，凭自己的经验去检查，就是三大常规化验。公社的化验员素质不错，会做三大常规，还有其他一些化验，那就算了不起了，减轻了我不少负担。那个时候看疟疾，遇到脑性疟疾、抽搐之类很严重的疟疾，他都能找到病因，因为这些疾病农村很普遍，他接触多。我诊断是脑性疟疾，就给病人用圭宁注射液。那个年月我抢救两个病人，就是了不起的事情，找我来看病的病人会越来越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别人看我不像30岁，像刚刚毕业上班的，不想让我看病，说我是护士，因为原来的医生基本上是男的。同时下放的还有淮南的几位医生，那几个医生跟病人说他们弄错了，说我当医生很久了，不是护士。虽然我是传染科医生，但当时不分什么科，什么病都得看，所以我下乡后什么病都看到，看好病人就会觉得你了不起。那几年真的是辛苦劳累、疲于奔命，但是我内心还是挺开心的，带教的“赤脚”医生也支持你，一般的毛病他就帮你看掉了。

在公社医院工作的时候，蚌埠医学院1963、1964、1965三届毕业生中有好多都在下面的地区医院和县医院工作，他们知道邬老师在公社医院，所以地区医院和县医院经常找我去会诊。只要是学生工作的医院，我基本上都去会诊。这样一来公社医院怎么待得住呢？县委知道后，就把我调到县医院。所以我在公社医院大概工作了两三年，我们这一批下到公社医院的，后来基本上都调到县医院工作。

1973年，蚌埠医学院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开始上学了，学校想调回下放的外科杨永康主任、皮肤科高玉祥主任以及感染科的我回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我们三人都是从瑞金医院过来的。但当时宿县县委不同意，宿县地区也不同意，我们也就走不成了。一直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以后，我们三家最后终于回到了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以说我们三家下放的时间最长，上次看到一个电视剧讲到当时的情景，我是深有感触。

永远是上海人

我原先上海的家位于长乐路东湖路附近，靠近静安寺一带，出门不用走太远就可以到淮海路，再过去一点就是南京路，可以说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了。到了蚌埠以后，我还是喜欢讲上海话，与人交流也不说当地话，觉得说起来蛮别扭的，不适应。

2015年是我大学毕业60周年，我回了一趟上海，现在大约两年回去一趟，到自己曾经读书的地方、生活的地方走走看看，也是十分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