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万家忧乐，胸怀百姓暖寒

心系万家忧乐，胸怀百姓暖寒

坚毅乐观品质的养成

我是1950年8月出生在上海的。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3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外婆来到宁波，而小我两岁的弟弟放在上海亲戚家抚养。我3岁以后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宁波的一个小村庄里，过着农村的生活。我妈妈在我5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我和外婆相依为命。那时候生活比较贫寒，因为我父亲一个人在上海打工，两边都要抚养。我和外婆在乡下经常帮人打工以补贴生活，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总少不了我们一老一小的。记得我6岁那年的冬天，村东头的一个老人死了，他没有儿孙，出殡那天，村里人叫我代替他孙子披麻戴孝扛紫竹挽联，走在棺材前面，当地人叫‘打幡’。我人小不懂事，想着还能吃上一顿带肉的饭，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没想到这下闯祸了，出殡队伍还没有出村，我就被几个老人打了几下，我真的哭了。

在我8岁那年，父亲觉得我总是待在乡下也不行，要接受教育了，所以我就来到了上海。我8岁读小学，比正常上学晚了一年。我弟弟比我小两岁，他进了民办小学。后来我们也没有相互沟通，都考进了淮海中学，而且分在一个班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展开。我那时候思想也很简单，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什么都干过，总觉得弟弟还小不懂事，就跟老师说，让我到农村去，弟弟留在上海。我1968年到了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待了4年，后来到医学院来读书。

我入党是到了黑龙江的第三年，1970年9月，当时觉悟也不是很高，就只知道拼命地干，只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要担当起对国家的重任。1972年我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学系读书，读了三年，毕业以后就报名去了西藏。

我去西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些老师给我的榜样。1973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国家就派出了各地的医疗队支援西藏。他们确实给西藏带去了非常大的福音，抢救了非常多的孩子。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介绍，西藏怎么艰苦，条件很差，医生确实很缺。第二个原因是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是班干部，也参加一些分配的准备工作。本来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黑龙江北大荒来的，应该回到北大荒去。但同学基本留在了上海，我们班主任老师动员班干部带个头，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起到带动作用。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去。”因为我没有家庭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且身体很好，我可以骑自行车从上海到杭州、无锡、宜兴；年轻的时候我还横渡太湖，从东山游到西山。我母亲很早去世了，而父亲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支持我的。二大班的谢白羚同学也非常积极，她也很想到西藏去，于是我们俩就一起去了西藏。

“土豆医生”既不“土”也不“豆”

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那时的西藏确实非常缺少医生和药品，在1975年的时候，一个乡村卫生所只有两个抽屉的药。我去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西南脚下，那时候叫绒辖区，现在叫绒辖乡，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我记得当时有112户人家，500多人口，分布在100多里长的一个小山沟里，两山夹一沟，上面是喜马拉雅山，下面是尼泊尔。我给当地人看病，需要上门，但不能骑马，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河沟里去。

当地出生的小孩死亡率非常高，一是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落后的婚姻制度，较多的近亲结婚，繁衍的后代多半有先天性疾病。绒辖乡有很多唐氏综合征的小孩，就是21对染色体不全；还有小孩患动脉导管未闭合、先天性心脏病、肺疾病，所以新生儿的出生率很高，但是成活率很低，成活率大概只有不到一半。

我刚才讲了，当地没有什么好的药品。但是，我们还是用磺胺嘧啶、土霉素一类最原始的药、最原始的止痛药，解决了病人的问题。也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当地老百姓很少用抗生素，所以身体非常敏感。比如我做一个阑尾手术，做完以后叫病人吃三天土霉素，到了第七天拆线后就基本恢复了。

但有时候确实很困难。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的大腿被斧子砍了一刀，肌肉什么都露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小孩很容易感染发炎，他的这条腿就毁了。怎么办？这里地处深山，根本来不及去医院，我只好问老百姓借了一根粗粗的缝麻袋的针和羊毛碾成的线，用60度的白酒消毒，把伤口缝了起来。

当地卫生所也没有手术室，给老百姓做手术就拿块门板，用两个凳子架在外面，边上围一下，条件很差。我曾利用探亲的机会，在上海花了70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15毫安的X光机，背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带回西藏。有了X光机，老百姓骨折就能诊断出来。可是由于没有很好的防护设备，我自己受到很多X光辐射。后来，我又通过自治区卫生厅，请他们帮忙，购买了一台日本非常有名的X光机，40毫安的。然而当时采购人员不是专业人员，买来的这台机器不是给人用的，是给牛、马等牲畜用的。给人用的X光机是竖着拉的，给牲畜用的是横着拉的。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改装，改装成人用X光机。后来条件在逐步改善，但有一个过程。

我很怀念那段时光。那里的百姓心灵很纯洁、很干净，虽然他们条件很差，很贫穷，但是乐观向上，生活环境非常平和。

援藏的日子很有意义，能够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艰苦地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帮助他人，而且我是汉族，我能够和藏族同胞在一起，过着很开心的日子，我觉得值得。老乡们甚至开玩笑叫我土豆医生，因为生的牛肉、羊肉我不敢吃，吃了以后容易腹泻，就只能吃点土豆。当地的土豆品质是最好的，是沙地里种的土豆，非常有名。所以到老百姓家里，我一般都是要点土豆吃，老百姓都习惯了，一看我来了马上就端出一锅。他们的土豆基本上不怎么洗，甚至土豆皮上面还带着金闪闪的沙砾，但是剥了皮蘸上一点辣酱和盐巴，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回想在西藏的时候，很多经历都只能用九死一生来概括。有一天我去一个叫陈塘的小村庄，从下面走上去，一路往上爬，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爬到山顶，就是这个小村庄。从陈塘回来可以走得很快，快则二十几分钟，慢也就半个小时，可是这条路非常非常危险。有一天下大雨刮大风，上面有个孕妇快要分娩了。我没办法，只能沿着小路爬上去，把这个难产的产妇救治好。我准备离开时天已经快黑了，天黑了路会更难走。我就在准备下山的时候，看见远处房顶上有一个小孩，他拿着衣服在转。转是什么意思呢？表明那里有病人需要医治，我又跑过去看诊。看完以后我再下山，已经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又下着大雨，打着雷，我只能慢慢往下走。走着走着，不小心脚下一滑，人真的就这么滑下去了，我想这下可没命了。我的手电筒也是一落千丈，掉得很深。还好山缝里面长出来一棵像松树一样的树，把我给挡住了。那次真的非常凶险，所以我觉得能够活下来，很满意了。我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帮助其他人，帮助他们以后从来也不求回报，只是希望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能像我一样，相互帮助。我希望就这样去影响更多的人，去为社会做一点好事。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我所在的绒辖乡1971年11月7日解放军才进驻，清除了土匪，但还没有开展民主改革，没有废除农奴制。中国其他省份的土改很早就开始了，西藏的民主改革是1959年开始的，而绒辖乡的土改是1978年底开始，我作为医生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帮老百姓分田地，解放农奴。到1979年土改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就把老百姓们集中在政府的院子里面，庆祝土改胜利，场面非常热烈。所以，我们为老百姓做实事，老百姓很拥护我们。

绒辖乡的老乡们不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统一称呼我们“中央”，你们“中央”怎么怎么样。藏胞们认为我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必须很诚恳地对待那些老乡，老乡也是非常感恩。

“不务正业”的医者

在援藏的过程当中，我除了做医疗工作、土改工作，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他们一直处在深山里，眼界还不够开阔，很多东西没有见过，我们要把当地年轻的力量培养起来，就需要搞教育。我们在绒辖乡里面办了一所小学，通过教育部门请来两位有一定教育经历的藏族教师任教，逐渐把有能力的、比较聪明的小孩，送到北京、上海读书。让小孩上学，家长开始都不同意，我们只能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后总算同意了。但是有些家长也有怨言，有时候我背着药箱巡诊到学生家里，家长就说：“我们家的孩子给你们‘中央’上学去了，我家的柴火没人背，你看怎么办？”我就把腰包一放，说那我来背，我就背了一天柴火。

这个地区条件艰苦，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用电很紧张，但是当地的水利资源丰富，我考察了几个地方以后，马上就找技术员，安装小水电站发电。这样，老百姓的牛棚、羊棚、羊圈、家里全都用上了电，都是透亮的，而且不要花钱。工程师们一直开玩笑，说我这个医生老是不务正业。

志愿援藏的最大收获，我觉得是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走出这一步以后，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能够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把有些东西改变得更好一些。现在还有些山区、农村比较落后，需要有知识的人加入他们中间去。我从满足于自己能够吃饱不饿，到小农经济的思想，再到后来思想格局变得越来越大，就是援藏带给我的磨炼。我觉得我要去做的事情，是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好像身上总有一种使命感。如果只是单单几个人过好日子，那么贫穷的还是贫穷，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

我也希望师生们有机会多到我们国家的边远地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确实还需要我们医务人员。当然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到那边工作，而是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法去支援，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功名”多向穷中立

我是1988年从西藏回到上海，虽然当时从西藏回来的时候，我确实很感慨，根本不想回来。但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真的需要尽孝了，因为我老父亲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好，我只能回来了。但是离开西藏以后，我又回去过几次，我还组织成立了联谊会，经常向西藏希望小学捐赠一些东西。

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西藏遭遇了雪灾，很残酷，很多人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样，就这么直挺挺地靠在山边上冻死了。我在西藏的工资还比较高，所以我离开西藏的时候，国家给我的安家费、工资等，我一分钱也没要，我说我自己来解决。我回来的时候，口袋里就揣了2000多元。我把所有的衣服，包括我爱人那时候带过去的衣服等物品全部捐出了。

回到上海以后，我到二医报到。但是我爱人从西藏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她原来科大毕业，学的电子工程。这样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全靠我的工资支撑。很多同事知道了以后，问我为什么不向组织提这些事情。我说整个国家都很困难，我能熬过去。我有时候打几份工，帮着做一些研究课题，到每家每户去量血压、做调查，会有点课题费收入，那么我的收入就增加了一点，最后确实熬过来了。

后来组织把我调到了儿童医学中心，跟丁文祥老师一起筹备建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当时美国HOPE基金会出资，但基金会希望国家也拿出同等的钱来进行基本建设，他们的钱用来购买设备，还有500万美金的培训费。那个时候是上海市没钱，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当时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一批股票认购证，用认购证的钱给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征地盖房。当时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买入认购证，最后终于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