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病人的保护神

医生是病人的保护神

洋为中用

我上的小学叫觉民小学，中学是南洋模范中学，都是非常好的学校。我自己喜欢读医学，不喜欢读理工科专业，1948年、1949年我报了三所学校，一所是协和医学院，第一年要在燕京大学读医预科；另外两所是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当时三所学校都录取了我，我最终选择了圣约翰大学。我大学的前半段是圣约翰大学，后半段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我们刚进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时候，学校用英语教学，上海解放以后改成中文教学，但参考资料都是英文的。原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七年制，上海解放以后，政府希望大学生可以早点毕业服务国家，所以学制缩短为六年。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好学校，校长卜舫济虽然是外国人，但他很早就来到中国并与中国人结婚。他的妻子创办了圣玛丽亚女校。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精神体现在校训和校歌上。

在当时的中国，圣约翰大学把欧美先进的学术内容传播到国内。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既有中文又有英文，中文是孔夫子的格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英文是“Light & Truth”（光与真理），这两个校训特别能代表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校歌中有“Sons of orient”（东方之子）和“Our native land to serve”（为我们的祖国服务），这代表了圣约翰办学的指导思想，欧美先进的学术思想最后都洋为中用，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圣约翰的精神

我是圣约翰大学倒数第二批学生，在我前面还有很多届学生。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中华民国国务总理颜惠庆，出色的外交部部长施肇基、顾维钧，工商界的刘鸿生、经叔平，土木工程领域有贝聿铭、杨宽麟等；医学方面就更多了，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创立者颜福庆就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杰出的医生还有牛惠霖、牛惠生、刁信德等。

为什么圣约翰能够培养出这么多杰出人才呢？因为圣约翰有两个办学思想，一个是爱国，另一个是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就是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具体来说，在圣约翰的教育方式下，很多学生在具体的学习或研究中，培养出思维宽广、思想灵活、基础扎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能够创新和研究。即使和别人读同一本书，圣约翰的学生读出来的东西往往不一样。

我觉得圣约翰大学给了学生自由的、活跃的学术氛围，所以学生会创新。例如贝聿铭、颜福庆等，他们都是有创新精神的。我觉得现在上海城市精神的表述里有两句话特别有道理，“海纳百川”的意思是思路要广，什么都要吸收，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要学会思考和选择，所以要“追求卓越”。

圣约翰大学还有一个“3F”理念：Fraternity、Fellowship、Friendship，这三点强调集体意识。所以从圣约翰毕业的学生不仅思维活跃，还具有集体精神。此外，还有一个“三自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立。我们现在讲创新，一个不自立的人绝对不会创新，只会跟在别人后面的人不可能创新。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创新精神，这也是学校一直出人才的原因。“三自精神”强调创新，“3F”强调集体主义，还有就是服务自己的国家。

在时代交替的时候，圣约翰大学起到了将外国的新知识、新理念传入中国的作用，它的校训影响了学生的作风，同时教育出来的学生具有爱国精神，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

名师荟萃，艰苦实习

我读书的时候最佩服的四位老师是黄铭新、邝安堃、陆正伟和董德长。四位老师好在哪里呢？董德长和陆正伟老师的思路和条理很清晰，所以学生听起课来很明了。邝安堃老师讲内分泌像讲故事一样精彩，大家都听得很认真。黄铭新老师讲心肌梗死、心绞痛的时候像演话剧一样，听他讲课就像看戏一样精彩；他还经常和学生互动。

后来我自己要讲课了，我想讲得生动形象一点。开始备课的时候我学习《毛泽东选集》受到启发，就把授课内容讲给我的母亲听，再后来讲给我的保姆听。她们都不懂医学，如果她们听懂了，学生们一定能听懂。后来为了使上课有趣，我去听评弹，向评弹艺人学习，他们讲故事虽然慢，但讲得津津有味。(https://www.daowen.com)

在二医的最后一年是实习，我实习的医院现在是杨浦区中心医院，这家医院有两个前身，一个是圣心医院，另一个是第二劳工医院。到杨浦区中心医院实习的学生，很多都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杨浦区中心医院的老师很好，主任也很有水平，对待病人非常认真。如果你严格按照医院的操作规范去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实习也很辛苦，实习前我体重148磅，一年后毕业时我只有128磅了。

仁济薪火相传

国际上公认的20世纪心脏内科最杰出的几个突破，一是心脏外科由心外手术进入心内闭式手术阶段，二是冠状动脉的介入性治疗，三是心律失常的射频治疗，四是心脏起搏器。仁济的内科是特别领先的，国内的三个突破最早发生在仁济医院。

国内第一个二尖瓣闭式心内分离手术是兰锡纯和黄铭新教授的团队完成的，之前有人开过心包、动脉等，但都没有进入心脏内部，所以这是国内首例，是仁济医院（当时称为宏仁医院）做的。冠状动脉的介入性治疗是从外国引进的，我们是中国第二家。第三个是射频治疗心律失常，是我第一个做的。第四个是心脏起搏器，也是我们心内科第一个做的。

我是黄铭新教授的研究生，他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医生，例如陆正伟、潘瑞彭、郑道声、徐家裕、江绍基等，所以仁济内科是相当先进的，出人才、出成果、出著作。

研究要以病人的需要为先

我的专业是心血管病，20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号召医学界要研究老慢支和肺心病。他说，全中国老慢支病人3 000万人，相当于法国人口的总和，其中有500万人变成了肺心病，5年存活率不到一半。大家普遍认为老慢支是常见病，没什么可以研究的，大家都不愿意研究，而我选择去研究这两种病，因为有太多病人在求治。

有一次我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肺心病病人，情况十分危险。我询问病人的情况，病人说三个月以前还可以爬两三层楼，可以自己洗衣服等。我询问病人病因，病人说是感冒造成的，原先他不太得感冒的，但患肺心病之后经常感冒。这给了我很大启发，为什么他经常感冒呢？感冒是全身性的疾病，与肺心病没有直接关联，是不是和自身免疫力降低有关呢？

1970年前后，仁济医院就开始关注免疫力与肺心病之间的关系。通过我们的努力，肺心病的五年存活率可以超过70%。当时国际权威的报道只有50%。我们的医疗条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人们的劳动成绩按照“工分”计算，这些病人接受治疗后，“工分”平均增加30%以上，可以说治疗的效果相当好了。

当时如何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呢？我们自创一种方法是打麻疹疫苗，打疫苗可以提高免疫力。但是有一些病人经济状况不好，我们只能从生物制品研究所要来便宜的过期麻疹疫苗给病人注射，效果也不错，根据我们的随访，十年以后这些病人的存活率还超过50%。

后来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深入研究麻疹疫苗的成分—疫苗的培养基，发现它在科研和临床中都有效果，于是研制出一种叫核酪的药物，从针剂发展成口服液。这种药在小儿科领域很受欢迎。

如果医生想要创新，就要在临床实践中留意一些特别的地方，以此开辟新的领域，探索其中的规律，思路要广泛和灵活。我认为医生是病人的保护神，能够救治一个人是非常开心的，有时比家属还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