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约翰到二医，成为理想的自己

从圣约翰到二医，成为理想的自己

入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小学在上海念的。我家里比较注重文化交流，祖父辈希望后辈们多一些国际视野，所以我小学、中学都就读于租界内的工部局小学、工部局中学。那时上海有四所比较出名的工部局中学，一个叫华童中学（公学，晋元高级中学前身），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董方中教授、邝耀麟教授及我都出自此校；另外三所是育才中学、格致中学和缉规中学。中学毕业后我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它的医学院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其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是比较有特色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学里的自然课，这门课专门讲大自然的，从动物讲到人，讲其中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包罗万象。由于我对自然课很有兴趣，后来对生物也逐渐有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父母说我想念医学。

那时考医学院分两种：一种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医学院，接受一贯制教育；另一种是仿某些国际上的医学教学，高中毕业后不直接就读医学院，要经过两年或三年的大学理学院学习，即进入医预科，然后才能叩开医学院的大门。我两种学校都考了。第二种学校里有的没有医学院，只有医预科，念了医预科后还要再去考其他学校的医学院，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有的学校如圣约翰大学，既在理学院设立医预科，也平行设立医学院，其学制一共7年。那时欧洲的情况也这样，但学制有长短，有8年的，就是4年理学院学习之后，再读4年医学院；也有7年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吸收了国际经验，取7年制，先要念2年理学院的医预科，成绩合格才可以进医学院的大门，再读5年，一共7年。

那时没有统一的高考，每个大学是独立招生的。我在考圣约翰大学的同时，也报考了其他学校，如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我们考大学时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不一定喜欢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学校考试时间重叠，因为大学差不多都是同一时间招考，比如沪江大学7月5日开考，交通大学7月6日考，那么就没办法同时报考了。我也不是全部都报的医学，也选了机械学，因为时间上不冲突。我报考了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都被录取了。父亲说圣约翰大学是非常有根底的学校，所以我选了圣约翰大学。

难忘的圣约翰记忆

我1949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学习，但也有一部分同学是1950年初入校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学校还没有进行改革，还是沿用原来的学分制。我们属于理学院，第一学期我修了17学分，这是学校的规定，医预科必须要修满所需的学分。进校报到时有同学欢迎我们，并提醒我们要去注册修学分。他们会教我们如何操作，比如，第一学期要修物理等专业和英语、中文、生物、化学等非专业的课程，第一学期的英语应念英语Ⅰ，然后下一学期升级了，就要念英语Ⅱ了，一级一级地升。开课教英语Ⅰ的有多位老师，可能有四位老师开课，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开课时间，所以要根据自身情况挑选授课老师。各个专业课程都是这样，所以选课的时候要防止上课的时间冲突，更要注意自己喜欢的老师的课程是否注册名额已满。我第一次选课的时候是很小心的。由于选课的特点，除专业课程外，其他课程一起上课的同学来自不同专业。我刚进大学念英语I时，课堂上的邻座同学是化学系的，我们两个不同系的学生在同一课程相聚半年。后来真巧，他在1952年毕业后竟任职于二医化学系，这位同学就是陈泽乃。

同样，由于自主选课的关系，我们相同专业的同班同学则不一定在同一个课堂上课。因为同班同学难以相聚，需要有一个组织方法来联系同学，帮助大家相互了解和业务学习。我们就通过协商和自发的方法，在医预科的同年资同学中组成了多个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组大概9～10人左右，一般集中在学校某个露天的空地交流学习。那时课堂教学是英语教学，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都是用英语。老师只推荐基本的学术著作作为参考，没有教材。上课时，老师用英语讲课，同学在下面拼命记笔记，笔记成为学习的主要“教材”。但没有人可以把全部笔记记下来，有的笔记甚至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学习小组的第一要务就是对笔记，把老师的授课内容对清楚，使之成为学习教材。学习小组的另一个好处是同学间可以深入交流，互相弥补不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当时学生之间的英语水平有较大差距。记得有一次英语老师出一个作文题为Tragedy（悲剧），竟有一些学生理解为Travel（旅行），结果作文内容大相径庭，闹成笑话。

那时学习成绩评分不是以分数表现，而是以A、B、C、D、E五个等级来体现。不同老师处理标准也是不同的，有的老师把A等划在85分以上，有的划在90分以上；有的C等划在75分以上，有的划在65分以上。A、B、C三个等级表示合格，D、E等级表示不及格，得D等级可以在两星期以后补考，得E等必须重修。每次考试后，老师会在全班同学面前报出每个同学的成绩等级。那时同学们开玩笑把A等叫“宝塔”，B等叫“双胞胎”，C等叫“虾米”，D等叫“大肚皮”，E等叫“横山”（因E横过来像山字），真是蛮有意思的。那时同学们对成绩很重视，因为医学院只招40名学生，而医预科学生有百名以上。学校的环境也利于形成良好的学风，大部分教授的宿舍都在学校里，宿舍不似现在的大楼，都是一栋栋小洋房，一栋洋房里住两三位教授，好处是学生除了去图书馆，还可以到教授家请教问题或者进行交流。我们几个学生当时常去教授家，请教过研究寄生虫学的潘孺荪教授、研究胚胎学及组织学的范承杰教授等。

圣约翰大学的培养特点是宽进严出，入学的学生很多，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转换专业的也很多，比如有些学生是地下党，为了党的工作需要转换专业。医学院的同学转到其他专业相对容易，只要学分达到就可以。唯独医学院有名额限定，很难转进。各个转系的学生要想提早毕业也可以，但必须要修满总学分及专业学分，于是有的学生抓紧利用暑假修满学分。而读医科的学生则一定要读完2年预科，医学专业分数在75分以上，再申请进入有限额的医学院。

由圣约翰到上海第二医学院

1949年以后，各个学校都在变化，1951年底院系调整工作组进驻学校。1952年夏，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开始分别独立并与上海其他大学各院系进行组合。同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震旦大学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所以院系调整的时候，与圣约翰大学一样，把各院系进行调整分配；而同德是单纯的医学院，就直接合并了。(https://www.daowen.com)

三个医学院是如何合并的？同德医学院学制本来是5年，圣约翰是7年制，为协调同德医学院的5年制，圣约翰的医学院就缩短原有学制，由7年制改为6年制，没有医预科了。名义上我们医学院为本科五年制，实际上我们念了六年。当时学校把我们班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同学和同德医学院的同学并成一个班级，一部分和震旦的同学并成一个班级。学校采用这样的方法，将不同学制、不同特点的医学院非常协调地合并在一起。我们是1955年毕业的，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是1949年入学的，占80%以上，少数是1950年初进的大学。

我们在1952年转到新创建的二医读书，1953年到广慈医院见习，1954年到广慈医院实习。1955年，我们将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开始进行教学改革，成立基础医学部、医疗系、口腔系、儿科系。医疗系的主任是叶衍庆老师，行政秘书是法学院毕业的熊涛，我则是业务助理，负责1958届、1959届医疗系学生的管理工作。后来医疗系又设立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在老红楼办公。

在孙仲德担任院长期间，章央芬担任教学副院长，她是医生出身，非常了解情况。章院长就职后，重点抓医学院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她特地找我谈话，说广慈医院外科傅培彬老师很希望我去参加临床工作，但是她希望我暂时不要去，先花一两年时间参与医学院的教学改革工作。当时学校首先要把医疗系、口腔系、儿科系等临床系建立起来，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怎么样安排教师，二是怎么样安排学生。章院长让我做安排学生方面的工作，专任医疗系的业务秘书，协助叶衍庆老师，负责掌握学生的课外活动，做好学生的分级和分班等工作。

当时整个二医的医疗系办公室只有四个人，彼此非常熟悉。叶衍庆老师是个非常好的医学专家，他的学问令人钦佩。他很重视整个医学体系的构成，强调要把基础打好，要把医学很好地应用到患者身上。那时候骨科又称矫形外科，叶教授是我国早期著名的矫形外科专家之一，他有很多创新，其中一个就是治疗脊柱结核的“前外侧减压”术。那时，骨科病患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儿麻痹症，一类是骨结核。骨结核集中发生在脊柱及髋膝关节，需要复杂的手术方法去解决。“前外侧减压”技术是解决脊柱结核引起瘫痪的主要手术方法，叶老师是这种手术方法的国内创建者。当时二医的骨科系统还不健全，叶老师正在创建中，他在和我的接触中经常提到骨科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参加进来。叶医生为医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影响了我。

两年之后，1957年暑假，我回到临床时选择了骨科。当时医生都很忙，广慈医院和仁济医院的骨科工作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骨科工作都由叶老师负责。第一年我是骨科的住院医生，365天住在医院，只有周六3小时和周日半天假，周日晚上必须回到医院。病床由进修医生及实习医生管理。第二年即1958年，我接到二医章央芬副院长的电话，她面告我中央要在上海成立医学科学院，在成立医学科学院之前先成立医学研究所，由上海的三个医学院各创建一个，一医成立心血管研究所；二医成立伤科研究所，专门研究伤、骨科的中西医结合及两科的相关发展研究；中医学院成立针灸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由上海市科委领导，并由上海市卫生局和各医学院具体管理。上海市伤科研究所所长由二医的院长关子展担任，副所长由叶衍庆老师、魏指薪老师及广慈医院负责人张明秀出任，我担任研究所秘书，执行具体工作。不久，各医学院又分别增设研究所：一医成立肿瘤研究所，二医增设高血压研究所，中医学院创立气功研究所。由于各研究所的工作由上海市卫生局领导，我每个礼拜都要到卫生局做汇报。伤科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7月，位于广慈医院内，开设实验室，接管广慈医院的伤科与骨科，扩建病房，同时也扩大医疗队伍。1962年，伤科研究所改称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脱离了科委，由卫生局和二医统管。后来，二医又成立了很多研究所。广慈医院成立了内分泌研究所，仁济医院成立消化研究所等。

回首我多年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两方面，即中西医结合伤骨科的临床研究和近代骨科临床项目研究。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断肢（指）再植成功后，断肢再植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我开始进行断指再植研究。我首先做兔耳再植的动物实验工作，获得成功后就对断指的患者进行急诊再植。1966年2月，我对一名中指断离的患者进行了中指再植，获得成功。1966年6月，在中宣部召开的“针麻与断肢再植技术交流会”上，卫生部钱信忠副部长在总结报告中宣布：此例中指再植成功是由钱不凡医生施行，为全国断手指再植成功的首例。以后，我又致力于关节镜外科工作，并大力推广。人工关节研究也是我孜孜不倦的一项工作，我对关节疾病很有兴趣。除了研究工作外，我还非常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开展骨科培训工作，培养骨科人才。我今年已年近九旬，认为医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需倾注全部生命力，我为自己是一名医生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