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党员的医路与家国情怀

一名老党员的医路与家国情怀

择医业，辗转求学路

我是1930年出生的，小学到初中我在上海一所女中读书，高中是在上海清心女中，1948年春到1952年春这四年是在圣约翰大学，从生物系到医学院。1952年我去了长沙湘雅医学院，接受中级医师师资训练班的培训。1952年秋天到1955年春天，我在福建泉州晋江医士学校任教。1955年春天到1957年夏天，我回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我入了党，因为当时圣约翰大学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几个堡垒学校之一。那时候交大、圣约翰、同济都有地下党。我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活动，其中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交大，全市所有学校几乎都有学生去了，约一万多人，我们圣约翰大学大概去了一百多人。那时，大家都大声唱歌，此起彼伏，“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歌声连绵不绝，真的是群情激昂。1948年，校园外是国民党的飞行堡垒，我们在交大里什么也不管，唱得热情高涨。我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其他一些活动，包括到中山公园（以前叫兆丰公园）发传单。我们星期六晚上去散发传单，因为第二天早上是星期天，国民党都会组织一大批士兵去操练，所以星期六晚上发了传单，星期天让国民党士兵去捡。我还参加地下党布置的任务，分块把上海的街道地图画出来，然后把所有地图集中起来给解放军进来的时候做参考。以后，我又参加了上海人民保安队。所有这些，我觉得很受锻炼。

圣约翰大学的课程比较多，预科要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无脊椎动物、有脊椎动物，化学方面的定性化学、定量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学还包括原子物理，还有数学读微积分，我还上了中文、英文、德文。进了医学院，我学了解剖学，再学了生理学、病理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胚胎学、诊断学。上生理课时我们是自己在校园抓青蛙做实验。学解剖的时候6个人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先学的是骨骼，我们会把骨头甚至头颅骨都拿到寝室里。每一根骨头都被摸到很光滑，每一处凹陷都有什么神经通过、什么血管通过，头颅有几个洞，哪根神经从哪个洞里出来，我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除了中文课，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的，考试答题我们也用英文。后来上海解放了，开始可以用中文上课了，有个化学老师就用中文讲课，但我们还是用英文记笔记，因为用英文记的速度快。我们的英语能力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制7年，我没有完成全部课程，但4年的学习为我的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终身受益。

1952年，各地区还有很多传染病、流行病，但医生来不及培养，国家建立了大批中级医师学校，需要从我们这批学生中选拔一些分配到这些学校教授基础课。我响应号召报了名，在福建泉州晋江医师学校教书教了两年半。

1954年春天，按照中央下发的文件指示，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学习，于是我在1955年春天回到上海。1952年圣约翰大学已经被撤销了，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学制改为五年。这样，我就跟着二医的1957届又读了两年半，于1957年完成学业。合并后班级人数扩大，大概有100多人。教材基本都是中文的，没有外文的了。二医比较重视体育课，早上我们就去跑步，单杠、双杠、跳高、跳远都要参加。那个时候我比同班同学大5岁，但是我挺能跑，有一次运动会800米我跑第二名，不容易了。

我实习是在仁济医院，我们实习跟1954届学生的实习不同，很大的区别是，1954届学生实习时已经基本上明确了将来的专科方向，所以大概一半的时间就是实习自己的专科。而我们这一届是三个月内科、三个月外科、三个月妇儿科、三个月其他的科，所以我们比较均衡，但每一个科都不够深入。仁济医院还是很好的，实习生、住院医生都住在六楼，晚上工作人员拿手电筒一照，我们就赶快起来到楼下去看病人。还有，工作人员都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感情也很融洽。在实习的时候，我们急诊、内外科是一起看的，所以培养得比较全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小孩来看病，他妈妈非常着急，说是在缝棉被的时候针头断在了小孩的手臂上，请求医生想办法赶快弄出来。我检查小孩的手臂，摸来摸去找不到疼痛的地方，小孩妈妈哭着说针头会不会顺着血管移动位置了。后来经过X线摄片，才发现原来是针尖随着肌肉的运动位置改变了，所以在原先扎进去的地方按压无疼痛。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在教学的时候，总是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否定病人的诉求，假如病人或家属有疑问，医生就要认真仔细对待，不能耽误了病情。所以说，实习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也会长久影响我以后的教学生涯。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工作忙到很晚，直接倒在值班床上，没有什么时间到了下班的说法。我在外科实习时开了3个阑尾、1个疝气，都很顺利，还是很有收获的。

1954届学生人数少，我看他们写的回忆文章，学生与带教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这一届各科实习时间都比较短，没像他们这样对老师这么印象深刻。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是黄铭新教授、江绍基教授和陆正伟教授，他们的带教都是非常好的。

行善举，成立教育基金会

我去瑞金医院工作后，开始是在普内。那时候没分这么细，几个科都要轮转。我是很用功的，因为我比1954届的同学差了一大段，落后太多，所以压力也很大。我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10个月以后送去托儿所和幼儿园全托。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医幼儿园关门，小孩只好回到家里。正好这时儿子要读小学了，我婆婆住在我们家里帮我们带小孩，我们整天在医院里忙。有的时候，星期天我婆婆回去了，我就把儿子带到医院，让他在医院里玩，我们在病房里工作，到中午的时候，叫儿子到食堂里吃饭。就是这么过的日子。那个时候，瑞金内科的女医生都这样，星期天这些小孩都聚在医院里头玩。分科后我进入心内科，心内科教学、科研所有的事情我也都参与了。我1994年1月份退休，退休以后继续看门诊，直到78岁。

1958年，瑞金医院抢救邱财康的时候我在乡下，虽然我和杨之骏医生新婚，但那时的信息交流不像现在方便，所以这件事的经过是以后听当时瑞金医院总支副书记金伯刚同志讲的。病人刚送到医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么重的伤员是救不过来的，杨之骏医生一听是个钢铁工人，说我们要抢救的，并做了汇报。在二医党委、医院总支的领导下，医院动员院内所有专家一起来抢救，自己的专家不够再请外面的专家，包括二医药理科的专家余㵑教授，还有华山医院感染科的戴自英教授，集中全市的力量，全都扑在上面。杨医生起的是鼓动和组织的作用。那时候一组专家天天讨论研究，另一组青年医生日日夜夜守在病人身边密切观察病情。他们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然后转出去，大家一起讨论。那时候所有专家、医生、护士，都全身心扑在上面。

成功抢救邱财康以后，瑞金医院就建立了烧伤病房。较长的一段时间，烧伤病房的医务人员都是这样的工作精神。烧伤病人有时非常痛苦，护士喂食的时候常常被吐在身上脸上。记得有一年，杨医生生病住在家里，两个护士来看望他。她们回忆起一次抢救一个窒息病人的情景，由于那时的医护仪器设备没现在先进，吸痰器不是挂在墙上的，使用的时候要拖来拖去。护士看到病人不行了，马上把杨医生喊下来。下来后，杨医生说来不及了，就直接用口将病人的痰吸出来了。杨医生对病人的爱护，感动过很多人，但所有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杨医生从没跟我提起。

杨之骏去世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杨之骏医学教育基金，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顶尖人才，在医学领域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教育基金每年从几个年级的学生中评出一名最好的予以奖励；另外，每年资助一名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直到他毕业或不再需要为止。成立医学教育基金没什么别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已不能为社会效力了，但很希望医学事业后继有人。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很简单的。另外，我们一生也得到国家、组织的培养，杨医生生病这么多年一直接受国家的帮助，我觉得也应该做一点事情回报社会。(https://www.daowen.com)

跟党走，投身边远支教

20世纪50年代，我们参加中级医师师资培训，这是国家的战略部署。我们班58个人，1952年春天去了4个人，隔了半年，1952年秋天又去了3个人，一共7个人，占11%。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党在学校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只要祖国召唤，年轻人就会积极响应。而当时，我们再过一年半就要开始实习，毕业后可以在大学当助教了。况且我们去上师资培训班的时候也不清楚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去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7个人去了不同的地方，教不同的学科，我去了福建教解剖学。

我是怎么去的呢？从上海乘火车到江西上饶，下来乘汽车，经过北高峰到福建崇安，住一晚，再乘长途汽车到南屏，住一晚，再乘小汽轮直到福州。福州报到后再分配去泉州，也是乘汽车。汽车要么半夜开，要么清早开，因为当时泉州还地处前线。虽然我还是个年轻女孩，但我有艰苦的思想准备，且周围都是解放军，所以并不怕。到了福建一带，厦门遭轰炸，福州遭轰炸，泉州也看到飞机，尽管没有炸到泉州市，但泉州也在挖战壕。那个年代的这种经历也是蛮宝贵的。

到了泉州，学校刚刚成立，就两个班级。校舍是由一座破庙（玄妙观）改建的。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师生住宿、上课都在里面。我进门时他们看我背了一个书包，以为我是邮差，我说我是来教书的。进大门后有个门房，一边是教室，一边是传达室，可以油印讲义，前面是天井，天井向前是大堂，作为另一个教室，天井两边是两排房间，一排是师生宿舍；另一排放置仪器。学生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学生晚上拉二胡，我晚上备课。因为地处前线，学校晚11时停电，我就在蜡烛光下刻蜡纸，第二天油印好讲义发给学生。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学习环境严酷，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建立团组织以后，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学生中间发展共青团员，安排组织生活。当年从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后来当上了防疫站站长，少数继续就学，成为各医院的业务骨干。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还有联系。首届学生毕业30年后有一次聚会，我当时因有教学任务没有参加，他们就寄给我这张照片，名字都一一写好，还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他们都还记得我当年教书的情景。

为什么说那段时间对我影响很大，也非常有帮助呢？因为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坦然处之，什么障碍都能克服。那个时候居住和工作的房子是座庙，其他设施就可想而知了。我还请过两个给菩萨描金的师傅，帮我画解剖图谱。解剖课没有教具，没有人体骨骼，我们就先向乡政府申请，到乡下找到被遗弃的尸体，再联系法院确定，制成骨骼标本。没有尸体用作解剖，就先解剖羊，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我没觉得有多苦，艰苦的环境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

听党话，投入血吸虫防治

我参加了三次治疗血吸虫病医疗队。第一次是1952年在我去参加中级师资培训前，一个寒假待在松江乡下，当地鼓着大肚子的人很多，我们采用二十天疗法进行治疗。第二次是1958年，去了青浦整一年。这个时候治疗方法已从二十天疗法改为七天疗法、三天疗法，“大跃进”时又有四小时疗法。四小时疗法是每隔两小时打一针，很多人打第三针时反应太大，那么只好不打了，多数人会复发，所以四小时疗法是失败的，最好还是七天疗法。第三次大概是1964年，是扫尾了。那时治疗血吸虫病不用打针了，而是吃麻油药（用麻油调入治疗血吸虫病的药）。

我1951年曾去青浦任屯村参观，当地因流行血吸虫病，村子几乎空无一人，极为悲惨。那时全国曾有近两千万人受到血吸虫病的折磨。医疗队前赴后继，年复一年，成百上千的医疗队员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对早中期的病人使用药物，对晚期血吸虫肝硬化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做脾切除；加上消灭钉螺，终于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消灭了。

从事临床，参加心脏移植

我在临床上比较值得纪念的工作是参加亚洲第一例心脏移植。我记了一本笔记叫《心脏移植》。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只靠手抄，我只能用手写笔记的方法记录这例心脏移植的资料，如早期治疗的试剂和用法，如何观察排异、怎么看心电图、急性排异的治疗方法、后期的排异怎么诊断和治疗等。都是我翻阅了很多杂志，查出来再抄下来的。这样，我在病人手术前制定了内科医生在术后的工作要领。我后来在整理杨医生的遗物时，发现那时我还做过一个总结，就是《同种原位心脏移植一例报告》。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超声心动仪，我们完全靠临床观察和心电图。心电图的变化非常重要，而临床观察也很需要，每天要听病人有无第三心音、颈动脉搏动情况、肝脏大小、下肢水肿情况等。这例手术的病人共发生四次排异，每次是怎样发现排异的、用药后的效果，还有通过痰培养、尿培养，及时用药物敏感试验来控制感染，我都记录下来了。我为那时工作团队的细致工作所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