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童心敬业，终身学习

敬畏生命，童心敬业，终身学习

求学震旦，选择医学

我与卢湾区有不解之缘。1937—1940年，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旁的阜春小学读书；1941—1945年，在中法学堂读书；后来，转学到震旦大学的高中部。高中毕业后，我面临上哪个大学的问题。震旦大学虽然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它的强项是医学和法学。我选择读医，可能与我的祖父、父亲有关。我的祖父是中医，父亲是西医。我的父亲有一家私人的小医院，一楼看门诊，有皮肤科和性病科；二楼和三楼做产科。我性格内向，做律师的话，要求活动能力比较强，要会讲，这些我都不行，所以就读医科了。

震旦大学医学院从第一年进校学习，到最后一年医院实习，学制是6年；一些外校考入震旦的学生，需要多读一年法文，也就是读7年，这第一年叫作“特别班”。进入大学后，我还是和高中时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震旦大学的考试制度十分严格，一周考一次，每次考一个单科。在一周里，才教的新知识还来不及消化，又要温习考试的单科，所以每到周六考单科的那天是最紧张的。那一天，学校还会把上周考试成绩和名次公布出来。震旦一年级还有PCB考试制度，P是物理，C是化学，B是生物。PCB是进入医科的必修课程，考不出就不能读医科。当时教我们数学和物理学的是一位俄国人，化学老师是一位中国人，叫冯成湜。讲课都是用法文。PCB考出来后，我就开始学习解剖、生理等科目。解剖学是个重头。我们当时学解剖学和现在不一样，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分开学，从骨骼、肌肉、关节、血管、内脏到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学，之后做尸体解剖的时候，再把一个个系统合并到局部。这种学习方法是比较好的。当时教我们解剖学的是周渭良、佘亚雄两位老师，讲课和讲义都是用法语。佘亚雄老师教书很认真，每次上课之前，都要把上次讲过的东西复习一遍。我自己也下了苦功，他课上讲的一些不理解的内容，我就上图书馆找书看，这对我学习解剖学帮助非常大。解剖学中的中枢神经和脑脊髓神经是最难的部分，因为它们是抽象的，完全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当时，我、季炳瑽、黄美玉、江振裕四人是课代表，我们聚在我家一起讨论如何把课代表的任务完成好，帮助同学们一起学好。于是我们找来纸箱板，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丝线，在纸板上画好中枢神经的运动、感觉、连接等各种纤维，把它们剪下来，然后拿起针线，对着讲义读，一边读一边穿。这个方法起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我们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老师是Poisson神父。组织学和胚胎学的老师是Flamet，他比Poisson年纪大些，留着山羊胡子，对学生很有耐心。他讲组织学有个特点，上课从不叫我们一句句读讲义，而是让我们带好本子和五颜六色的笔，好像学美术一样，他在黑板上画图，我们也跟着在本子上画，并在图画旁边标注注解。Flamet用这种方法教组织学，效果很好。有一天，Flamet问我：“Monsieur Tcheou，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一个大男孩第一次听到胡子教授称自己为“先生”，一下子愣住了。他要我帮他把胚胎学讲义的插图描下来，并且用法文的手写体标上注解，让同学们都能看得懂。我说，我喜欢画图，也喜欢书法，我愿意帮忙。隔了一段时间，Flamet叫我去办公室，他拿着之前我帮忙描画标注的图谱，说“这本讲义我送给你”。在讲义的封面上，Flamet给我留了言：“Merci, Monsieur Tcheou Che-tch'ang。”这本讲义我一直珍藏着。在佘亚雄老师的主编下，我们四个课代表还参与完成了一本解剖学图谱的汇编出版。佘老师把从其他解剖书上收集的比较实用的、能解决问题的内容，汇总后听取我们全班同学的意见。图谱汇编完成后，我们班集体出资影印，内页印上了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

除了课堂学习，我当时还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下乡防治血吸虫病。我们医疗小队由赵善政老师带队，到苏州陆墓给当地农民看病。我们平时和农民同吃，晚上睡在他们家里，在地上铺上稻草，把自己家里带去的棉胎垫在下面，身上盖一条棉被。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后学校人就多了，老师当中也多了许多陌生面孔。课堂上课分成大课和小课，大课就是三个学校的同学一起上，有时普通教室不够大，我们就到图书馆的大教室上。上小课还是我们震旦的同学一起上。由于震旦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在学派观点、师生国籍、教材文字和习惯用语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通过院系调整，三校合并后，统一体制，一律改用中文教学。

到了学习的后期阶段，我们去医院实习。我被分配在广慈医院。实习科室的安排会有重点，参考我们个人意愿，我选择了外科。那时我们住在广慈医院职工宿舍的二楼，和住院医生住在一起。我们和住院医生一起参加病房值夜班工作。一开始病房有什么事，护士都叫住院医生去，我们实习医生跟在住院医生后面。不久，护士不再叫住院医生，而是直接叫我们实习医生去病房了。因为医院要培养我们独立工作的能力，让我们自己判断和处理病人的病情，否则住院医生一起叫来了，我们肩膀上就没有压力了。在医院里，我们实习医生被安排在第一唤，第一唤解决不了，再叫第二唤住院医生，住院医生上面还有第三唤主治医生和第四唤主任医生。我们实习医生在医院里，既是实习，也是工作。我在外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每天要很早起床，赶在工务员打扫之前，先进病房给病人换药；还要赶在护士整理被子之前，把药换好。因为被子一抖，病房里的空气就不好了，这时如果把敷料一揭开，细菌就会到无菌创口上面去了。为了做到无菌，护士会推一辆治疗车配合医生换药，车上放无菌的敷料。医生与护士都在严格无菌意识下配合进行换药。其实不仅换药，在傅培彬主任医师带领下，广慈医院外科代代相传，各种操作无不突出严格的无菌观念。当年张天锡医生带我实习外科，他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广慈医院一年的实习期，我除了在普外科实习，也轮转过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妇产科等一些科室。我深刻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不去做实际工作，不会发现问题，而历史悠久的大医院不断完善的规章制度，其实就是保障协作安全的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

后来学校对毕业学生进行统一分配，我被分配到外地去工作。准备出发时，上海甲肝大流行，我也被感染了，于是就耽搁下来。后来，在卢湾区医务人员进修班讲课的崔榆前辈，让我试着去进修班讲课。崔榆对我说，你就讲解剖学、生理学方面的新鲜知识。于是我就拿着自己编的讲义去进修班试讲了几次，效果不错，连在下面听课的卢湾区卫生科科长也觉得我讲得很好。我才意外地发现自己还有点教书的能力。

参与我国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的研发

1956年时，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那时胸外科专家顾恺时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顾恺时要招收学生和他一起做研究。我就自告奋勇去报名。经过卢湾区卫生科的同意，我来到了顾恺时所在医院—南洋医院。当时南洋医院的胸外科非常有名，在华东地区数一数二。被招进南洋医院后，一开始我在儿科做值夜班的医生，又先后被调到普外科、胸外科，都是做一些住院医生最基础的工作。

有一天，医院要举办读书交流会，顾院长让我把大学里读到的关于心脏的生理学等方面的新知识在会上进行交流。由于之前在交流会上发言的都是主治医生级别以上的人，我说：“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觉得害怕。”顾院长鼓励我说：“你不要怕，你大胆地去讲，只要把你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拿出来交流，对我们医生都是有帮助的。”南洋医院的这个读书交流会制度很好，因为大家都在地方医院里忙于日常工作，学习的时间很少，特别是本专业以外的知识更没机会去学。大家通过读书交流会相互分享，虽然可能不是最尖端的内容，却学到了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承蒙顾院长信任我，我去做了交流。会后，顾院长给予我肯定，说我讲得很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医务科吴善芳主任对我讲，顾院长要开展一项关于人工心肺机的研究工作，希望我一起参加。胸外科三级梯队：顾院长亲自挂帅，一名外科主治医生潘治，一名住院医生，也就是我，另外邀请一位高年资肺科医生和一位麻醉科主任医生，五人共同组成研究小组。当时，我们还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上海要新建一家华东最大的胸科医院，顾院长挑选了一批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我也在其中，从南洋医院调到胸科医院去，南洋医院也将改制成为卢湾区中心医院。就在我们准备离开南洋医院的时候，原来的建设计划作废，改成对宏仁医院进行改建。宏仁医院主业是妇产科，设备不适用于做胸科医院，要改建成胸科医院，必须重新设计。于是在医院改建的这段空档期，我获得了一个自由上班的机会，顾院长和吴主任介绍我加入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并成为会员，顾院长让我有空就去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专门查阅有关人工心肺机的文献资料。我们人工心肺机研究小组借了南京西路上海市卫生学校的一间动物房做研究，这里成为我国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的诞生地。当时我们研究组五个人，外加两位上海医疗器械厂的工程师就在动物房里一次次进行实验。我把从文献资料中收集到的新知识、新观点和国外先进经验提供出来，我们研究组和两位工程师一起开会商量，提出需求和改进，终于在1958年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研制成功。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解放日报》《文汇报》《科学画报》《新民晚报》等各家媒体都前来采访。中华医学会在西藏路上的沐恩堂举行报告会。会上，潘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报告以后，我们的研究论文也被刊载在《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科教电影，向一般医务人员和老百姓普及人工心肺机的原理。顾院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编写电影的分镜头，并设计一幅人工心肺机的工作动态示意图。当时胸科医院刚完成改建，还没开始收治病人，于是电影厂就以胸科医院手术室为场景进行拍摄。电影拍完后，顾院长又交给我一项任务，受《辞海》编辑部委托，对人工心肺机的相关内容增补有关词条。人工心肺机的问世带来了很多新的专业名词，例如动脉泵、鼓泡氧合器等，于是顾院长让我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对这些新的专业词汇进行解释。

胸科医院正式建院开放后，上海市卫生局组织了一个胸外科的学习班。由于胸外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全国各地医院的院长、外科主任医师都前来进修。胸科医院的医生分级配合做好教学工作，院长和主治医生教进修医生如何做胸外科手术、心脏手术，我们住院医生教他们如何管理术后病人。一开始我们对那些前来学习的老前辈感到不好意思，但他们说，你们不要客气，他们也要了解胸外科住院医生的工作，他们自己不了解，回去怎么教手下的住院医生。后来我们半夜起来处理病人，也就把老前辈一同叫上了。

在胸科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顾院长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参与翻译一位美国作者写的关于心脏外科图谱的一本书。当时适逢1958年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白天我在居民区走家串巷，后又下到杨浦区江浦路国棉厂去搞除害灭病工作，只能晚上挑灯夜战翻译书本，完成了翻译工作。1959年国家建设浙江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需要派上海的医疗队去。我接受了这一项光荣任务，去新安江开展了一年的医疗工作。

勤学不辍，前行不止

回顾我从学校毕业到社会工作的那些年里，我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学愿望，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总要学点东西。所以我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在南洋医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儿科前辈张庆鹤，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文很好。有一天我问他：“张主任，你能不能教我一些日文？我不要学日文会话之类的东西，只要能看懂医学的东西就够了。”于是张主任就从日文五十音教起，使我借助词典稍能看懂一些日文医学杂志。后来我离开南洋医院，但是我还是锲而不舍地自学，目的就是要扩大我的眼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点东西，不仅要看懂法文的和英文的医学文献，日文的工具书比较发达，学会一点日文就可以利用它，为我所用。

之后我调到胸科医院，医院刚成立的时候，适逢国家提倡“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当时我们一律学两样东西，一是学中医，二是学俄文。我们俄文老师是专门从外面请来的，我就抓住可以在工作时间学习的机会，拼命学习。后来在胸科医院的研究室里，我认识了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的年轻技术员，名叫饶天健。我知道同济大学是读德文的，我就问他：“小饶，你能不能教我些德文，有些德文医学的内容我看不懂，你只要教给我些语法常识就可以了。”当时的我真正是一个“书读头”，平时休息日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福州路文化街，那里有很多影印的原版书。我工资不高，但是很少把钱花在穿着上，多是用于买书。

我从新安江回来不久，医院人事科芮瑞蓉把我叫去，说：“现在钢铁战线需要你去开展工作，组织准备调你去，有什么困难吗？”我说：“好呀，没什么困难。”服从组织命令，我就到上钢一厂卫生科工作了。去厂里上班不像到医院上班那么简单，上班乘公交车要在马路上排几个小时的长龙队。我想这些排队时间不能浪费，可以用来背日文、德文的单词。虽然我知道我的医学道路结束了，但是我还能学，我就是这样利用时间的。有一次，胸科医院人事科打电话到工厂车间，找我去谈话。找我谈话的是当时胸科医院的党总支书记王知行，他说：“周医生，你在上钢一厂好不好啊，想不想回到胸科医院来？”我笑眯眯地说：“（在上钢一厂）很好，没关系，这样可以。”就这样，我犹如一枚螺栓，一拧不起数十年，从此一直在上海冶金工业系统下属单位卫生科工作，直到退休。

虽然我在上钢一厂当一名普通的厂医，但我想，除了工作，我还可以再做些其他事。我在参与研发人工心肺机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医学情报工作，于是就想试试看。某休息日我在二医图书馆浏览杂志做读书卡片时发现一则新事物值得国内国外同行参考，遂压缩写成一篇文摘，试寄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国外科技文献编委会。他们一看我的文摘便很欣赏，聘请我做特约编辑；后来，又聘请我做文摘质量的检查人。在这之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要出版一本美国《科学新闻》的全译本，请我参与生命科学版块的翻译工作。由于美国的《科学新闻》讲的都是美国科学前沿和最尖端技术，甚至有很多词汇都还没有固定的译名，需要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供后人沿用，所以这项翻译工作是相当难的。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参与了《国外科技消息》等杂志的编译工作。也正是由于我这些编辑工作经历，上海市政协知道我既是搞科学的，又是懂法语的。当时他们有三位老同志要审校一本词典—《法汉科学技术词典》，想试试看我有没有能力来审校，便把一部分词条给我。我审校好以后，把结果给老前辈们看，他们非常认可，甚至到后来词典中有关生命科学的那部分内容，他们审校以后还要给我复看。于是上海市政协聘请我为文化研究委员会特约编译。

回顾我的一生，无论何时，一直支持我的就是学习，学习使我受益。我学毛主席著作，把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的译本都买来对照着看，如《毛泽东选集》1～4卷、《实践论》和《矛盾论》，我都反复研读，至今都很受用。除此之外，我还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笔记和鲁迅的精辟语录。当然，我爱医学，精读巨著，读完后把所有要点画了红杠杠。退休30年来，我与时俱进，做了不少学习新知的笔记，未尝中辍，编号的活页已经厚厚几沓。对我而言，学习已经变成了生活的需要，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乐趣全在里面了。

最后，我想给我们的医学生12个字：敬畏生命，童心敬业，终身学习。希望能与同学们互相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