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个人，怎样做个医生，是震旦教给我的

怎样做个人，怎样做个医生，是震旦教给我的

我想做一名医生

1928年，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老前辈、老校友宋国宾教授是同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于是我逃难到上海。两年以后，我再次回到故乡扬州念书。扬州有个上海震旦大学附中，下面有个附小，四年级的我就在扬州的震旦附小念书。我看到学校里挂着很大的上海震旦大学的照片，我知道它的医学院很有名，所以初二以后我到上海震旦大学附中念书，直到毕业。因为我想当医生，这个学校很好，也不去考其他学校了。

我是1942年进入上海震旦大学附属初中，1949年从震旦大学附属高中毕业，考取了法国的业士证书（baccalaureat），这样我可以免考直接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就读。因为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所以1954年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已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

震旦大学下设工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震旦大学跟别的大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每周有一次周考，考试成绩累积起来，决定学生升级还是留级。

第一年和第二年念完以后，要经过一次考试。这次考试不是笔试，而是口试，有三位教官来主考。以解剖学为例，从骨骼一直到内脏、血管，考官可以向考生提任何一个问题。考官在纸条上写好问题，比如写的大肠，考生拿到这个条子，准备十分钟或一刻钟，一会儿他来考你。问我的问题是大肠，问别的考生的问题可能是脑子，再下一个人可能是骨骼，根本就不知道考的问题是什么，厚厚的一本《解剖学》都要学好才行。所以我知道在震旦大学念书很累，尤其是前期很不容易。第一年进去的时候人比较多，等到前期考试以后，一部分人已经不能再继续读了，所以毕业的人数会减少。

回想起来，学校的严格教育是必需的，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会出大问题。我认为震旦大学医学院是很好的医学院，怎么样做个人，怎么样做个医生，是震旦教给我的。

广慈医院实习

震旦医学院的学生会被分配到不同的教学医院去实习，一个是当时的广慈医院，现在叫瑞金医院，第二个是仁济医院，第三个可能是新华医院。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很多，像第六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等，当时只有三个。我很幸运，被分配到广慈医院实习一年，实习重点是外科。

广慈医院的外科培养学生质量特别高，毕业后的学生到新的医院，就能担任住院医生的工作。比如做手术，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某个医院，我自己就能做阑尾手术、疝修补术等。

广慈医院的实习医生也看门诊。每个科室有四五个门诊室，其中有两三个门诊室是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有一个是代理住院医生，也就是实习医生。实习医生相较住院医生，经验那么少，怎么给病人看病呢？广慈医院有个制度，实习医生看门诊，还有一个高年资的主治医生巡回，如果实习医生看不了病人的病，高年资的主治医生随请随到，他会给我们讲解，要怎么检查，为什么是这个毛病，怎么治疗。简单来讲，这种方式相当于现在的高级门诊，虽然我是代理住院医生，但病人得到的诊疗效果相当于副主任医生或高年资主治医生，所以质量是很好的，对病人绝对负责。这项制度让年轻医生得益匪浅，对病人来讲也是很好的，问题得到解决，也不费钱。

另一个是病房工作。作为一名实习医生，我要写病史，查房后要向我的上级住院医生汇报，制定一系列的治疗方案。住院医生要对下面的实习医生负责。今天总查房，如果是我写的病史，医院里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诊断出这个病。如果我搞不清楚，那就要问住院医生；住院医生讲不清楚的，就要问主治医生。查房的时候就是这么严格。主任来查房，他绝对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主任一周查一次或两次，我们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相当充分，写病史是第一关，第二关是我要说明做了什么检查、我的处理意见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毛病。查房以后，我们就要去查文献、去研究。

查房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实习医生进步很快、很踏实。我在广慈医院做了一年的实习医生，学到的东西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在广慈医院外科实习的学生也不过近十人。如果医学院教学方面要有什么改动，应当更加接近临床才行。

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要用功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建工局职工医院，直到1994年退休，我一直都在这家医院担任住院医生、主治医生、主任医生、外科主任，退休以后又被返聘了四五年。

我记得刚在建工医院工作时，主任年龄大了，不做手术，完全靠我自己做。如果我们医院做不了，只能请上级医院派专家来会诊。有一次，我有一个很困难的巨脾手术，病人的脾静脉很粗，动一动、碰一下可能就会大出血，病人可能会在手术台上发生意外。我请外面医院的医生会诊，因为我们的组织关系在虹口区，只能请指定医院的医生会诊，会诊医生一看就说：“刘主任，这个手术不好做。”可见当时这个手术难度特别大。

由于做手术得靠我自己，所以我要接受新的知识、技术，也就是看书。我下午5点钟下班，6点半吃完晚饭后到中华医学会图书馆看书，看到晚上9点回家。那时候有两天晚上去政治学习，所以一周中我有四到五天晚上念书。我对自己说：“你做医生，要做一名合格的医生，你就必须用功，你要请教比你好的上级医生，要虚心求教，还要用功念书，才能当一名合格的医生。”

1962年，我到广慈医院进修胸腔外科。从我毕业到1962年已有挺长时间了，我感觉自己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希望在进修的时候可以补足。所以到广慈医院以后，除了进修胸腔外科，剩余时间我就一直待在手术室，看看手术室里哪位教授做什么手术，我就在旁边观摩，午饭也不吃，主刀医生开到2点我就看到2点。我感觉这一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还记得看董方中教授做一个甲状腺手术，边上没有人，我就拿个高凳子站在旁边看。看了以后我有一个问题，就问董教授：“这个方法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还是国外搞出来的？”他说这是有国外文献报道的，大概是哪一年。我立刻到二医图书馆借出文献来研究，一直凝结在心头的疑问终于解决了。

所以作为一名医生，在自己的专业上要用功，才能有进步。腹股沟疝手术，以前说的都是做单侧。我记得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外科学杂志上说可以双侧一起做，二医图书馆没有这本杂志，中华医学会图书馆也没有，一医图书馆有，我跑到一医。一医不给外借，我开好介绍信，就在图书馆里看。那时候没有拍照和复印，我就用笔一句一句记下来，知道了手术应该怎么做。

20世纪80年代，我的手术范围包括胸外、普外和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最后一个手术是最困难的，瑞金医院的傅培彬教授和张圣道教授是这方面的引导者。如果遇到困难，我们请张圣道教授来帮我们解决问题。那时候上海肯接收患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医院很少，很多医院不愿意，因为风险很大，治疗效果不好。但是如果医院不做手术，病人的死亡率就很高，所以我坚持做。是母校给我的底气，是张教授给我们的帮助！

现在教学医院留院的实习医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条件太好了，像我们这种分配到外面医院的，要想在业务上有所成就的话，必须要用功，必须要吃苦，不然就是浪费一生了。震旦大学医学院给我的启发就是：怎么做一个医生，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医生。

榜样的力量

广慈医院的经历对我之后几十年的工作影响很大，虽然我没有在其他医院工作过，但我深信广慈医院的质量是很好的。广慈医院对一级级医生管理得非常好，而且从很小的事情着手。有一件事让我终身不忘。

有一天我在病房里工作，另外一个病房里的住院医生给病人插胃管，插好以后用胶布固定，怕管子露出来，胶布贴的蛮多的。这个时候外科主任、我们的老师傅培彬教授走过来看到这个情况，他对那个医生说：“你过来，你不对，橡皮胶这样贴行吗？管子把鼻孔压住了，病人不舒服。你过来，橡皮胶拉下来，贴在这个地方，不要压到鼻孔。”一个老主任，专家级的，我们的上级老师，他能不厌其烦地教你怎么样贴胶布，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傅培彬老师的教诲我们一生都会受益。

那个时候，上海的外科医生讲究手术的切口，好像切口越小说明医生本事越大，用小口可以做大手术。傅培彬教授说这是错误的，该做大切口就做大，切口外大内小，这样对内部的脏器损伤少，可以对内脏进行保护，没有过多的碰触和拉扯。在广慈医院的实习经历让我受用一生，一直到我最后一次做手术，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我的病人的手术并发症很少，不是说我做得最好，而是我一直按照这个要求做手术。

1954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建工医院。当时这家医院很小，只有30多个床位。幸运的是我可以请教我的老师，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很多被分配去外地的同学就没有这个条件。

广慈医院外科的几位老教授，第一位是傅培彬教授，第二位是我接触比较多的林言箴教授，第三位过世比较早，宋祥明教授。这些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医生，对我帮助很大，启发也很大。在广慈医院实习时，我从做阑尾手术开始，到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胰头癌、胰腺癌、全胃切除、普外、胸外、肺癌，这些手术都是在几位老教授传授给我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的。

如果想要请教傅培彬教授，最容易找到他的地方是星期天上午在中华医学会图书馆。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每个星期天都到中华医学会图书馆看书、找资料。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他，把我的病例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回去后再按照他教的方案进行治疗。傅培彬教授是我终身的学习榜样。

我感觉能够在震旦大学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做老师真是太幸福了，能够看到很多书、很多新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