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法学堂到震旦大学

从中法学堂到震旦大学

结缘震旦

我1929年出生于上海的小南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中法学堂读的。中法学堂始建于1886年，是法租界公董局为培养法语人才而开办的学校，最初的名称是法文书馆。学校采用法国学制，分为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四个年级段。高小、初小每日读国文3小时、法文3小时，初中起开设的课程均用法文讲授。1943年公董局解体后，学校改由天主教中国修士接办，1946年改名为中法中学。

我记得在小学入学考试那天，我穿着一件短大衣，由我父亲陪着去参加考试。那天考试我忘记带笔了，父亲还特意出去买了一支笔给我。考完试，我焦急地等待着录取结果。录取名单就贴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口，我一开始找来找去找不到还蛮着急的，后来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在第29个。

1949年我中学毕业，因为我有法语基础，而震旦大学也是用法语教学的，所以我父亲希望我报考震旦大学。震旦大学入学考试那一天，由一位名叫乔典爱的法国人监考，他中文讲得很好，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一个个点名核对。点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是中法中学毕业的，他当时在名单上圈了一下，我心想录取没问题吧，结果我真的考上了，就读于医学院。

进入震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监考我们的乔典爱原来是震旦大学的教务长，经常可以看到他口袋里揣着一大串钥匙，几乎管着学校所有的事务性工作：学生注册、点名、吃饭，老师发工资，修理维护等。

当时震旦大学的校长是茅若虚，之前他担任过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胡文耀是副校长，医学院院长是富莱梅，学校老师以法国人为主。我们的生物课和解剖课都是在老红楼上的。这座老红楼建造于1936年，地下层高约3米，用于生理、外科等实验室；第一层作为大学管理处、各办公室及细菌实验室等；第二层为图书馆；第三层作为法学院教室及研究室；第四层为理工学院教室及绘图室。老红楼的墙砖都是从法国运过来的，大楼穿堂中央门厅南墙的一扇大窗户上，彩色玻璃图案描绘着震旦大学的象征物—一只雄鸡对着初升的太阳引吭高歌。前门的平台上原来还有一个日晷，是震旦校友捐赠给学校的。

严格风趣的“划先生”们

震旦的教学还是很严格的，但是老师也是非常风趣的。比如教我们物理的胡文耀，他是学校的校长，上课比较严肃，教到重点就会让我们在课本上划一下，所以我们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划先生”。

董德长教糖尿病学，他讲课口齿清晰，每每讲到6—磷酸葡萄糖时他必定抬起镜片后的双眼向同学们扫视一下，同时将舌尖在上下唇边转一圈而后继续讲课，此其标志性神态。而且他上课的节奏都把控得很好，上课铃一响他开始讲课，下课铃一响正好讲完，几乎每堂课都是这样。

富莱梅教组织胚胎学，他一上来，先不讲课，而是在黑板上画图，再根据他画的图来上课。比如说教肠子，他先画图，再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念三遍；考试的时候就考画图，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学习效果挺好。

教法医学的是张颐昌，他上课的时候很随意，让学生把凳子都搬到教室前面，坐着听他讲课。冬天的时候，他拿着一把大茶壶，包在一条棉花被里，喝喝茶教教课。

我比较喜欢文学，所以我的语文成绩一直都不错。记得1951年有一次语文考试，是文学院、经济系、口腔系、医学院四个班级统考，结果文学院的一名学生考了第一名，我考了第二名，有些人还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医学院的人语文可以考得那么好。

实习广慈

理论课学习结束后，我们进入临床实习阶段，我们的实习医院是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我们实习期间，每个科室都会轮转一个月，重点科室会被安排轮转六个月。我的专业是内科，所以我就在广慈医院的内科待了六个月。现在想想，在实习期间还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好当班，有个妇女要临产了，我戴上手套在那里等，等了一个多小时她还没有生，看看时间已经快中午12点了，正好碰上萧树东吃完饭回来，我就让他临时替我一下，我先去吃个饭。想不到等我吃完饭回来，那个妇女已经生完了孩子，我失去了一次接生机会，觉得蛮可惜。想不到那天晚上机会就来了，肺科正好也有一位孕妇要生孩子了，我接到电话，马上拿起“产包”去接生。接生完一个后，她的肚子没有瘪下去，我感觉有点奇怪，又听了听，原来是双胞胎，肚子里还有一个，我马上把老二接了出来。虽然白天我失去了一次接生孩子的机会，但是晚上我一下子接生了两个，把失去的机会加倍补了回来。

当时我们实习医生接待病人是有数量上的规定的，每个半天限看28个病人。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在急诊室值班，急诊病人特别多，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我一共接待了102个病人，急诊间的护士长开玩笑地跟我讲：“张文铨，你是我们广慈医院有史以来第一个看了这么多病人的实习医生了。”

姜还是老的辣

广慈医院的病区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低年资医生对高年资医生都非常尊重。比如我在内科病区实习，一到查房的时候，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和医院的主治医师看到当时的内科主任邝安堃过来，就会自觉地站好不动，等到他过去以后才开始走动。

邝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时我被安排在唐振铎医生的病房里实习，有一个病人低烧37.5℃，一个多月都没有退烧，唐医生也有点束手无措了，让我准备好这个病人的病史，等邝老师来查房的时候让他看看。邝老师先问了一下病人的情况，又问了有没有什么疑难杂症，我就把这个病人的病史情况一一说给他听。他听完后稍微想了想，说：“你们查查这个病人有没有寄生虫。”我们一查，发现病人还真有蛔虫卵，把蛔虫打掉后，病人低烧马上退下去了。这件事情让我对邝安堃教授的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姜还是老的辣啊。

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满足人民的需要，在政务院的领导下，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1952年，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三校合并后的二医重新编写了教材，也改变了以前全法语教学的模式，改成了全中文教学。听说后来有一个时期是用俄文教学的，不过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从1949年进入震旦，经过了6年的学习，1955年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先是在广慈医院工作。1960年大炼钢铁，我被下放到上钢五厂，在那里的卫生科工作了几年，后来又到绿地集团担任卫生科科长，兼任一些社会工作，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