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医始于微末，成于爱人

爱医始于微末，成于爱人

坚守医业的一生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家住闸北区，一直到我读研究生离开上海，那是1955年，我23岁。小学是在我家附近的工部局北区小学就读，初中毕业于沪江大学附中。高中考入工部局女中（后改为上海市立第一女中）。在女中我是春季班毕业的，那时候多数大学不招生，印象中只有圣约翰大学招生，就考了这个学校。但圣约翰大学学费很贵。我家境并不好，父亲是一家银行的会计，家里有七口人，四个孩子，依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很困难。

我进入大学后前两年的学费都是靠助学金。我记得学校组织学生来家里调查，核实家里是不是很困难，最后他们核准了我的助学金。三校合并为二医的时候，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制原是七年，要改成五年。由于我们那一届正处于改革期，所以就变成五年半毕业。

毕业前，学校选了一些人去考各地医学院的基础科研究生。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研究生，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次招生。我被选上后，就去考了。那时候我还在广慈医院实习，因为智齿发炎，引起发烧，所以我三天没有去上班。病愈后我到医院去上班，邝安堃主任找我谈话，他建议我去考研究生：“你要是考上了，你就去；你要是考不上，你就留在我们医院内科工作，我给你白大衣都已经领好了。”我回家告诉家里人，他们根本不愿意我到北京读研究生，说：“你可以不去，你就在广慈医院做医生不是很好吗？”其实，他们和我一样也不懂。我从来没去过北京，毛主席在北京，北京又有天安门，我想到北京去，我想成为研究生。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生，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去读书是好事。录取通知出来后，我就高高兴兴地去北京读书了。

当时我们班有五个同学考上北京医学院，但专业不同。我的导师是刘思职，他是生物化学的权威教授，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当时只有50多岁。1955年到1957年的两年时间里，他全心全意地教，我们如饥似渴地学，师生关系很融洽。

1957年，我的老师刘思职被打成“右派”，我和他的另一位研究生因与导师划清界限不力，也一起成为“右派”。老师从一级教授降成二级教授留用。因为他教书极好，是金牌教授。我则留在学校劳动三年，其间，1958年到密云大炼钢铁，后又回到学校继续劳动。三年后的1961年，我被分配到茶淀劳改农场的分场当医生。那里离唐山市不远。农场以一间半屋作为我个人的住所兼诊所，医、护、杂都是我一人。我在那里工作了整整8年，我的青春、精力、知识、智慧的最佳时期都奉献给了这个农场。这个二分场约有2万多人，我看的病人主要是公安劳改干部、少数职工及他们的家属，必要时也看一些劳教人员。8年后因疏散人口，场里领导通知场内职工要到农村去，我就找了浙江义乌县（现浙江省义乌市）佛堂公社第九大队。本来说定按政策带工资下放，但手续走到最后一步，却被告知只能按退职办理。后来，我丈夫也经历同样遭遇，从此我全家成了农民，我和丈夫都成为赤脚医生，靠挣工分维持生活。那几年，我们俩为当地培养了不少赤脚医生。后几经向原农场申诉，两年后，我终于重回农场复职。这次是到农场的医院内科管病房，工作3年。因我丈夫仍在义乌农村，经我再三请求，我被调回义乌县城阳医院内科工作。直至粉碎“四人帮”，1980年北京医学院为我丈夫落实政策，我与我丈夫及两个孩子一起调回北京。这样，我在做了18年基层临床医生后，终于又回到北京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1962年结婚，起初夫妻二人两地分居，聚少离多。1984年，北医挑选教师赴美国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我丈夫被选到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内分泌研究室工作。他的研究工作两年做不完，导师劝他留下，同时希望我也能参加同一研究课题。但我丈夫决定遵守对北医的承诺，按期回国，不再延期。我于1986年5月去美国接替我丈夫的研究课题，做甲状旁腺素的代谢调节研究，目的是提取高血钙恶性因子，但很遗憾，没有完全成功。在美国实验室工作很忙，我一天几乎工作13个小时。我于1989年5月按期回国。临回国时，麻省总医院为我颁发了奖牌，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殊荣。

1991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退休，后应邀再去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两年后，因为我所在的一个科研组转移到芝加哥西北大学，我也随同转到芝加哥西北大学内分泌教研组，继续工作了14年，到75岁才退休。之所以工作这么多年，是因为我对后来的这项研究工作有兴趣，感觉能够发挥我的特长。我的人生路不算平坦，但是我从来不会忘记母校教育对我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感谢我的母校、我的家庭，是它们成就了我。感恩母校的培育教导，不仅使我有了才能，更重要的是使我牢记医生应全身心将爱献给病人，尽全力为社会做贡献。

圣约翰与二医的印记

在圣约翰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有体会到圣约翰大学的好。那时由于老师全部用英文授课，我们很不习惯，上课笔记记不好，下课小组成员一起对笔记，这就要花一个小时，对完笔记才开始学习，觉得很浪费时间。

我是上海工部局女中毕业的，英文基础尚可，但是高中除英文课外，其他课程都不用英语教学，因此英语水平远不如从中学开始接受全英文教学的其他同学。当时，我很埋怨用英文讲课，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国际上交流都用英文。但到了二医以后，全部改成中文教学，所以我后期临床的医学英语不好；再后来，我从农村又回到北医做教学研究，怎么能接得上轨呢？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得益于英文根底，我能够查阅英文文献，而当时我们教研组的很多同事都是学俄语，阅读英文文献有困难，所以我能急起直追，不至落后。

让我难忘的是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到枫泾农村防治血吸虫病。枫泾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当时医学院医疗队去做防治工作，有护士、医生和我们二年级的学生，此外还有俞国瑞医生，他是心脏科的专家，潘孺荪教授，他是微生物学专家及寄生虫学专家。他们带了几位医生、护士、学生及化验员一起参加。这支完整的大队有好几十人，都住在农民的家里。此后我们就在当地查大便、验血吸虫卵，发现病人就给予治疗，一共工作了好几个月。

因为工作很累，我的体质也不好，医疗队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发烧了。潘教授和俞国瑞老师决定派一个学生，我的同学洪秀南，先送我回上海同仁医院住院治疗。病好后我就回家了。医疗全是免费的，是由医疗队报销或学校付钱。但是，回家以后我又发烧了，又被送到同仁医院，很久诊断不出病因。后来，用了一点链霉素才退了烧。最后的诊断是结核的初发症候群，为结核菌感染。这次的住院费要我父亲来付，这笔费用对我家是很困难的。我只得找到潘教授的家里，还找到倪葆春院长。他们很关心这件事，很快就帮我报销了这笔医药费。两位老师给学生的同情和帮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使我心里常存感激和温暖。这与我以后对病人的同情心和关心都有关系，也是影响我终身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关于朱元鼎老师的。他是鱼类专家，有一块大黄鱼的骨头是他发现的，因此这块骨头就被命名为“元鼎骨”。朱教授教生物是很偏的，他花不少时间讲黄鱼的骨骼，他叫我们回家买一条大黄鱼，要大的，然后把肉慢慢地吃了，就可以看到整个黄鱼骨骼。我母亲买了一条稍大的黄鱼，可是蒸得太熟了，骨骼散掉了，只是看到一些局部的骨骼而已。朱元鼎老师的助教陈瀛震老师带我们实习，要求特别严格。陈老师后来担任过校友会会长，组织过不少活动。当时我们的作业是画草履虫及蚯蚓等。陈老师年轻漂亮，但办事严格厉害，我画的第一张图就不合格，被她退回来重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https://www.daowen.com)

圣约翰大学教我们的化学老师是严俊坦（TTYan），他用全英语教学，我根本记不下来。下课后，同学之间要对笔记。圣约翰校园有个亭子，小组七八个人在这个亭子里坐了一圈对笔记，对完笔记有时就一起照相。20世纪80年代，我重回北医讲课时，用中文授课，但有的专业名词很重要，一定要用英语，而且要读出来。

现在我还体会到，圣约翰和二医对教学都非常认真和重视，如果有薄弱环节，学校一定会从外边请专家来给我们上课。因为每个学校不可能每个学科都是非常顶尖的。我们上生物化学的时候，当时学校里可能缺高级教师，所以学校就从安徽省请万昕老师来上海教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万昕老师是生物化学界非常有名的老师。外请的老师不可能慢慢地教，他只有两个月时间，我们是暑假里突击两个月把生物化学学完。这也说明倪葆春院长主持的圣约翰医学院非常重视每门课的教学质量。又如，在二医读法医学的时候，学校请来一位张老师，他是上海的法医专家，给我们讲了很多不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他工作中的经历。他还带我们到验尸所，去看吊死的、淹死的、枪杀的、自杀的……各式的死亡方式都给我们看一遍，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后来我到基层去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调查人员来问我时，我就把那本张老师发的讲义拿出来，对照寻找答案，果然讲义里都有。那时的教学质量有多么高！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上解剖课。解剖课由邱少陵教授授课。他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从美国留学回来。他讲课的方式很特别，例如讲骨骼的第一课，他拿了一张长方形的白纸，在中间用手一捏，说下半部这儿挖个洞就是半个骨盆，然后再讲几句话交代一下，就走了，也就10分钟。我们这些学生就拿着一本5斤重的Gray’s Anatomy（《格雷解剖学》）对着面前的骨盆标本自学。当然，解剖尸体的操作部分有助教老师详细指导。我经常在上夜自习时与同班同学吴家骏一起，捧着那本又厚又重的书，对照书上的图在大体上一一寻找。大教室里有八具大体，因为不只是我一人在，倒也不觉害怕。

三所学校合并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不用英语教学了。第二个差别是圣约翰以自学及操作为主，上课为辅，就像邱少陵老师授课那样，就读这一本书，通过考试就完成任务。二医为什么不是这样？这也可能跟学制有关系，因为学生那么多，一百多个人上大课，全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讲课，课堂效果极好。第三个不同点是我个人的。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医学院功课多，读书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读书，两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到了二医就不一样了，因为提倡“三好”，不仅要思想、学习优，还要身体好，就有很多的活动需要参加，除社会工作外，还有体育、音乐、舞蹈等活动。我只参加了两项活动，一是在学校学生会的宣传组做文字报道，像记者一样地工作；还参加了越剧团。

榜样引领的广慈实习

我是在广慈医院实习的。我先被分配到上海市交通职工医院实习，后因该医院没有实习条件，两个月以后就结束了，随后到安徽去救水灾，历时三个月。

我从安徽回来已是1954年底了，1955年1月开始到广慈医院实习。我是内科专业的，实习计划是内科六个月。当时广慈医院的内科已经分成很多专科，已是很领先的水平，别的医院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内科有肺科（呼吸科）、心血管科、消化科、代谢科、内分泌科，还有混合的普内科等。当时的老师个个都很精干，师资队伍非常年轻，有的还不到30岁，有的30岁出头。我们的外科老师史济湘，上课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史济湘，今年29岁”，让人印象深刻。后来，他成为烧伤科专家。还有一些老师，比如年长些的高镜朗、郭迪、邝安堃，年轻些的胡曾吉、许曼音、唐振铎、汪梅先、林言箴、董德长、陈家伦等，各有专长，有的从法国留学回国，有的从英美留学回来。他们都是医院与医学院的生力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家。这也是母校底蕴之所在。

我们实习医生是24小时负责制，虽然可以去睡觉，但是要24小时负责。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从早到晚都在病房里，晚上有一餐夜宵。广慈医院的夜宵特别好吃，一般我们都是11点钟吃完夜宵再去转一圈才走。

记得有一天我在小儿科病房值班，一晚上接收了6个小病人，做了6项血、尿、便常规检查。这是实习医生的职责，必须自己完成。等写完病人的入院情况，做完检查，天就亮了，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主治医生来了，我要把这6个小病人的情况一一汇报给他。实习医生的责任和工作量是极大的，相当累，也非常紧张，但是效果非常好。

我一路所受的教育都很好，但可惜很长时间没能用己之所长。我学了生化专业，却到最基层的农村和农场去做临床，后来才从临床转回生化。但是，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事情，从不忘记圣约翰和二医的教导，老师们的态度和专业精神是影响我一辈子的。这些或年轻或年长的老师，像邝安堃、史济湘、林言箴、俞国瑞、董德长等，他们的敬业精神都是我一辈子的记忆。

医者心声

我认为从你愿意去学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应该要去学会同情人、爱人。到医院这里来的病人，不管可爱或者不可爱，医生一定要同情并关爱他们，帮助他们解脱痛苦。学医的人假如做不到同情关爱病人，这个医生就不合格。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培养的，不是自己就会这样。因此我觉得学校应该有这方面的教育举措。医学是浩瀚知识中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系的科学，跟人密切相关，所以说这是一门特殊的、有温度的学科。如今，有的医科大学已设置了人文系科，应该有可能做到。现在不是医患关系有点紧张吗？其实医患都有难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需要经过一段培养教育的过程才会有圆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