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母校青春时光，医心向着家国人民

感念母校青春时光，医心向着家国人民

考进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32年8月，我出生在上海，6岁上小学。经过18年刻苦求学，1955年我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我时时感恩母校，将我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成为对人民健康有益的人。我深感无比自豪。

1949年，我高中毕业。我曾考过国立上海医学院，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被录取。后来我被母校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保送到大同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就读，但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白衣战士。我在大同大学工学院只念了一学期，到1950年春，圣约翰大学招收春季班，这次真的很幸运，我抓住机会考进了向往已久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大学生活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有个规定，必须先在理学院念两年医预系，成绩合格后，才可以进入医学院，一共读七年。因为我入春季班，少念了一学期的课，所以我加倍努力，在短时间内就把缺的课全都补了回来，当时真是非常执着、非常辛苦。后春季班与原来考入的学生合成一个大班，又分成两个小班。1949年以前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全英文教学，它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是兄弟学校，有很多外籍教师，所用的教材也是一样的。外籍教师每两年一轮来上海任教。

1952年三校合并的时候，我要读四年级了。我代表我们班和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的同学见面，协调今后班上学生工作。合并后我们搬到了震旦大学的校址。过去我们在约大上课的时候老师大多都是用英文，同学们都很习惯。但到了二医后，有的课是由震旦大学医学院的老师来上的，他们讲法语，开始我们原来约大的同学都很不习惯。同样，以后到医院实习，仁济医院和广慈医院的带教风格有所不同，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仁济医院　喜结良缘

1954年我们开始临床实习。当年学生人数众多，实习医院不够分，我很幸运被分配到仁济医院实习。仁济医院一直是圣约翰大学的实习基地，有丰富的带教经验，上级大夫大多数也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很有水平。记得当年国庆节学校组织文艺晚会，我参演京剧《凤还巢》，反串了一个小丑朱千岁，现场非常热闹。但是晚会散场，大礼堂幕布却突然着火了，幸好被及时扑灭。那场舞台大火以后，我遇到了一位聪明伶俐、业务精通的护士，她叫许启珩，是1952年仁济医院护校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在二楼东内科病房。她工作认真负责，精通业务，是护士长的得力助手。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她关心我、照顾我，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们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很幸运我能在仁济医院找到我的终身伴侣。我们共同生活至今已有67年了，我已经过了90高龄，我爱人也已87岁，享有天伦之乐，安度晚年。

在北京中央保健局工作

1955—1957年，我分配到中央保健局工作。保健局局长是卫生部副部长兼任的，叫傅连暲，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副局长叫黄开运，他好像是福建调过来的。1956年初，我第一次的任务就是护送朝鲜青年艺术代表团回国。艺术代表团是来中国访问演出的。我把她们送到边境丹东。保健局的工作保密性强，我仅谈谈两次去北戴河工作的体会。1956年，保健局派我去北戴河中央首长疗养院工作，这项工作要求不仅要有一定的医疗技术，还要负责首长住处的公共卫生，包括给工作人员，特别是炊事员做好体检并讲授公共卫生知识和保健常识。学到用时方知少，我这时不禁想起在校时杨士达老师（原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授的公共卫生学知识，得益匪浅。

第二次是次年，1957年夏，保健局派我到北戴河为各国大使、代办及家属服务。记得当时荷兰代办的小女儿得了肺炎，病情严重，我在代办处紧张而精心地治疗、护理，但未见好转，于是决定送她回北京儿童医院救治。大约过了大半年，那时我已在友谊医院工作，医院党委给我一份由外交部发来的表扬信，荷兰代办处感谢我给他们代办的女儿救治，因及时转送儿童医院，挽回了一条小生命。后来我有机会去荷兰参加全球心血管病专业会议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那个女孩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吧！ (https://www.daowen.com)

因保健局工作脱离普通临床时间太久，于是我提出想回医院工作。领导批准了，并让我选择去协和医院或苏联红十字医院。我选择了后者。

友谊医院

苏联红十字医院，后改叫中苏友谊医院，再一次改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叫反修医院，后改称北京友谊医院。我在友谊医院待了26年。

早期的友谊医院一切都是按苏联制度，专家水平一般。我不会说英文，刚来的时候需学半年俄语。我到友谊医院后，原先到的所谓专家全回苏联了。到了1958年，又来了一批专家，这批有一定的水平，我跟杜曼诺夫斯基教授学风湿病的调查与科研。杜教授是当时苏联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我跟他学习了两年左右，为以后进入心血管专业打下了基础。不过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紧张，才工作不到两年的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都撤回去了。

改革开放以后，医学方面的国际交流频繁，徐家裕学长比我高四届，他是上海宏仁医院的专家，多次出国访问，还是位杰出的口译专家。有一次，他带着一个美国最高级的医师和权威来友谊医院访问，可能是因为得了咽炎，发不出声了，让我替他临时做一次翻译。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他鼓励我说我一定能行，还说“I support you”，给我吃了颗定心丸，从此我就再也不会为做口译而担心害怕。感谢约大学长的帮助，永远怀念徐家裕兄长！

积水潭医院

1984年，我奉卫生局调令去了积水潭医院，担任大内科主任。在此之前，积水潭医院的院长和书记多次到我家里请我出任，他们还托我父亲做我工作，非常诚恳。最后盛情难却，我终于答应了。从1984年到1989年整整5年的时间，我在积水潭医院内科任职，工作辛苦繁重，又抓业务又抓行政，职称晋升、职工分房等问题，都要我来决定。我到积水潭医院的头一年，光荣入党，实现了我的一个夙愿。

出国访问

在积水潭医院期间，我到日本、美国去访问。去美国是我自己联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一般来说，向美国著名大学提交访问申请书（信）后至少要等半年时间。我在给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申请信上特别说明我是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想去U-pen访问学习。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回复邀请信。访问期间，我特意去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历史悠久的Morgan大楼，它建于1768年，是美国最古老的医学院。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宾大医学院历年来位列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前三。

1987年我去日本爱知医科大学讲课。爱知县在名古屋，这个医学院在日本大概最多排前六七名，不过医院的设备条件、教学质量都很好，我也学到不少东西。

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我辞去积水潭大内科主任职务，当时正赶上同仁医院新大楼启用，筹建心内科，医院来请我加强心内科建设，卫生局要调我过去，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还是去了同仁医院心内科工作。去了同仁医院以后，我就把心内科建立起来了。

寄　语

二医有光荣的传统，也有自己的院训，再加上从前圣约翰大学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将这个座右铭作为我的一个衷心的祝愿，希望你们更好地成长，希望你们能够做出比以前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