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

出身中医世家

我父亲是中医，受到他的影响，我也学习了中医。1937年我初中毕业，七七事变爆发，没有地方专门学中医，我就在家乡江苏无锡跟着我父亲学。两年后，我们搬到了上海。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比我大好多岁，他把我们接到上海。那个时候全国各个地方的工商业者、医学名家都来到上海，我们在上海一方面看中医门诊，一方面与各个地方的名医沟通学习，有宁波的、湖州的、上海本地的。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的处方各有特色，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解放战争快胜利的时候，我回到了无锡。我想中医发展下去还是会受一定的限制。我有一个表哥的儿子在镇江学习过西医，他回到无锡后，我就问他从西医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去镇江医学院看一看，我说可以。我们在镇江待了三天，我看到了西医的学习方法、对人体的解剖等，特别是病理生理学对我的启发很大。

再学西医

回到无锡后，我积极准备报考医学院。于是我来到上海，一边跟着我哥哥学中医，一边学习其他各种医学知识。我哥哥说我还需要补习高中知识，于是我就插班读了两年高中。毕业后我有了一张高中文凭，凭这张高中文凭申请报考同德医学院，考取了以后我在同德医学院读了两年多，也就留在上海了。

同德医学院最早是用德文教学的，抗战时期，北京有一批医学院内迁到了上海，和同德医学院合并教学，同德就开始用英语教学了。因为我之前学的中医，所以上同德时碰到了很多外文书，特别是碰到医学外文的时候，我觉得很陌生。当时我们的外文老师谢大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的英语学习帮助很大，他教我们如何理解每个词语，如何变化词性。还有教生理学、胚胎学的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学习西医，特别是学习了病理生理学以后，我了解了人体的生理结构、病理的产生，特别是疾病的产生。

三校合并

1952年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合并后的新学校和同德医学院很不一样。同德医学院比较刻板，而上海第二医学院教学氛围很活跃，下课后老师还会和学生们一起抽抽烟、聊聊天。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原来我是很拘谨的性格，后来也有所改变。三校合并后，我接触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同学，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

我们那一届三校合并后的学生有一百七八十人，来自同德医学院的有50人左右。三校合并的时候，每个班级都有三个学校的学生。合并命令下达的时候，教学内容相同的老师，例如教解剖、病理的并到一起教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学制比较长，因为他们之前学外语、医预科，学制是6年、7年，同德医学院的学制只有5年。老三校校友聚会的时候，王振义院士开玩笑说，本来他以为自己是年龄最大的，可没想到同德医学院的邓学稼年龄比他还大，他只能排第二。

我毕业实习是在仁济医院，一起实习的同学大概20个人。我们在仁济医院实习了一年不到，1954年安徽发生水灾，我们去安徽救灾了，工作结束后回上海补实习内容。在仁济医院实习的时候，兰锡纯老师做心脏手术时，我做过他的助手。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在第一医院做了五年外科医生后细分科室，我到了泌尿科。泌尿科各种疾病很多，那时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是沈家立，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我从他那里也学到很多宝贵经验。

1959—1960年，“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开始，华山医院的领导了解到我以前学过中医，就把我从医院外科教研组调到中医教研组，让我教中医。那时我成立了一个初级班，三个月一期半脱产学习，办了十多期；后来又办了一个提高班。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讲义，都是我们自己编的。教学结束后，我提出想回外科工作，医院领导同意了，让我先建立中医科的ICU，给我配置了多名医护人员，这样又工作了两三年时间。

之后我回到外科工作，直到退休。我在泌尿外科专门研究肾结石，分析了500多个病例，写了一个总结报告刊登在《上海医学》杂志上，我发现这些病例中有80%以上是复发的，还有15%～20%是由甲状腺引起的。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的分类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吞咽困难，西医可能考虑食道肿瘤等，中医会考虑咽部病症。还有噫病，就是精神疾病，西医有时认为不需要治疗自己就会好，中医则主张从病因着手治疗。西医有西医的方法，中医有中医的方法。中医讲“治病必须医本”，要把身体最根本的病因找到，这样对治疗有帮助，也叫作“病征论”。

过去膏方主要是滋补身体，现在年轻人也吃膏方，我们给年轻人开膏方，主要是“清洗身体”。年轻人吃得太好，身上油脂太多了，有些人晚上吃了直接睡觉，代谢不了，结果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影响健康。有些年轻人已经有这种情况，还想吃膏方补充营养，不开又不好，所以我只能开“清洗身体”的膏方。病人有“三高”，就不能开补药，而是开“洗”干净的药。

中西医结合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很多肾下垂的病人用中药，就是为了不让疾病继续恶化。我记得有一个从湖南来的病人，总是腰酸背痛，说小便不好，看了很多西医，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效果并不好。后来有人介绍她来我这里，我用超声波一看，她的肾脏快掉到盆腔里了，我判断是肾下垂。她问我治疗方法，我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尾抬高一点，保持脚抬高、头向下的姿势。以前我在泌尿外科治疗肾下垂的时候，会做手术把肾脏提起来，固定在原本应该在的位置，不让其再下垂。我和这位病人讲述病情时，她还不相信，说自己这么胖不会得这个病，我跟她说明了情况，给她用了药，她慢慢地痊愈了。

医疗外交

我曾经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看病，原因是苏加诺总统患有肾结石，这病的治疗要靠中西医结合。当时卫生部派人来医院寻找合适的医生，他们打听到我会中医就找我咨询，问我为什么学了中医还要学西医，为什么做泌尿外科而不是其他专科，我如实回答了。他们觉得我就是他们要找的合适人选，让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就把我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我住在宾馆里，卫生部的人让我给一些病人看病。来的病人分三种，一种是肾结石经常复发的，一种是输尿管中生结石，还有一种是肾脏里生结石。对于肾结石经常复发的，我让病人去查甲状腺，也开了处方。对于输尿管中生结石的，我检查病人结石的大小，如果超过一厘米，就要开刀。而肾脏里生结石的，仅仅服用利尿药是不够的，还要用中药去除结石，我还开了处方。

隔了两天，他们让我到北京饭店去，我见到了吴阶平等专家，我感到很诧异。后来卫生部部长来了，他说我们被国家选中执行公务，从现在起不要同家里联系，不要说在这里的情况，具体情况以后会通知我们。一天后，我们小组一共7个人集合。后来我才知道，到北京接受考察的有来自成都、广州、湖南的医生，最后我被选中去印尼，是看重我学过中医、擅长泌尿外科。

去印尼之前我们商量了很多，原本希望印尼苏加诺总统到北京来。但他身边的人认为总统因病去过奥地利和日本，都说要开刀，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印尼华侨出了点子，让印尼方面到中国找中医想办法解决。印尼方面商量后觉得，总统到中国看病对印尼国家影响比较大，而且能不能看好、什么时候看好都是问题，最后决定让中国派一个医疗队过去，带5名医生。

我们去的时候带了好多中药，还在当地煎药。医疗队不光给总统看泌尿系统的病，其他的一些疾病也考虑到了。至于中医治疗肾结石有没有把握，我们小组经常讨论。经过短期精心治疗，苏加诺总统的病情大有好转，症状基本消失。在印尼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纪律很严，中国驻印尼大使说，我们不能在宾馆内开会，开会要到大使馆，防止窃听。

退休返聘，医案整理

1989年我65岁退休了，这时候医院领导找到我，说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我。当时华山医院新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外籍人员和港澳台同胞服务的医疗部门，对象主要是驻沪领事馆内的外国人，我同意参加了，不曾想到一直干到2012年。正式退休后，我逐步开始整理多年以来积累的资料。

我们家是中医世家，有很好的传承，在江苏无锡、安徽蚌埠都有邓氏家人在行中医。我整理的父亲的医案《邓星伯临证医集》在2002年出版了，我给各个医学院图书馆和一些地方图书馆都送了一本，希望为祖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做些事情。

我也将自己看过的病例整理好了，大约800多例，分门别类，差不多有30多万字。这本《医效融新》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