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稀为贵”的外科女医生

“物以稀为贵”的外科女医生

“淘尸骨”学解剖

1949年，我从光华附中毕业，考入同德医学院。在报考之前，我一直纠结究竟考哪个专业。初中时我的语文特别好，总是受到老师的表扬，本来想考文科做记者写文章。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不大喜欢教古文的老师，所以对文学不再有兴趣，学商的话似乎也不在行。我想到小时候总是在日记里写想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临考前，看了一本关于白求恩大夫的书，深受感动，于是决定报考医学院。我坚定地选择外科。

一年级时印象比较深的是解剖课，教我们解剖的是张家瑜医生，外科医生兼解剖老师。他在黑板上可以把一只手、一只脚、胸部肌肉都画出来，对我们也很严格。那时候教材很少，没有标本，我们商量着跑到郊区找无名尸体做标本。在莘庄，我们找了当地的领导，说明情况，取得尸骨。我们戴着帽子、口罩、手套，手拿钳子取物，进度很慢，不能满足我们的分配。后来，我们就徒手操作。我分到若干尸骨，其中有三块头骨，回校后立即对尸骨进行处理。

晚上，我就把头骨放在膝盖上对照着书研究。头颅的顶面很好记，底面的构造特别难记，这个洞是什么洞，凸出来的是什么，凹进去的又是什么，特别复杂。人体骨骼都要画出来，我画了好几大本。我觉得念不下去的时候，想改行唱戏，因为家里人喜欢听戏，但想了想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就是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事情—“淘尸骨”学解剖。现在的医学生已经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了。虽然当时学得很辛苦，但是现在想想，老师的严格要求对我们的成长有好处。

三校合并以后，同学多了，尸体标本也多了，一排一排陈列着，我们就把以前捡来的尸骨归还二医病理科。

一门心思做外科

我从一开始就一门心思做外科，当时我们全班146人里只有少数人想做外科。有些被分到外科的女学生都哭鼻子了，她们说内科医生好，因为外科医生被说成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内科医生可以研究发明点东西，此话好像有点道理。我们同学戴瑞鸿就研发出麝香保心丸。

但那时医学人才稀缺，国家对医学人才进行重点培养，所以我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比如我们外科实习八个月，在儿科、妇科等科室实习一个月左右。

实习的时候很艰苦，我在宏仁医院实习，但骨科在瑞金医院的急诊间，拍片子在另一个地方看，看完要到石膏间包石膏，就这样在三个地方来回奔波。我刚实习时体重有98斤，一个月下来后只有88斤了。后来我去小儿科实习，小儿科三大常规、静脉注射、急门诊都在实习范围内，其中小孩静脉注射扎针很难。这些经历到后来都派上了用场，我母亲的静脉很细，但因为我打过小儿头皮针，给她扎针就不感到困难。所以，我觉得多学一点是好的，是重要的。

实习的时候，兰锡纯医生非常严格，例如手术前后不能出一点事故。每个月谁的手术好会受到表扬，如果出什么问题，兰主任不留情面，一视同仁，都会批评。我们胸外科一个主任开刀的时候把一块纱布留在了病人体内，兰主任很严厉地批评他，并让大家都要细心，做手术的时候放几块纱布进去就要拿出来几块，要数清楚。

邝耀麟主任喜欢向我们提问：“病人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这么诊断？怎么治疗？”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听不太懂他的广东话，问题又不太明白，加上胆子也比较小，就在一旁默不作声。专科医生胆子比我大，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邝医生经常这样提问，我们晚上就得加班加点地读书，我和杨之骏医生每天晚上一起读书，读到夜里2点。杨之骏医生有自己的论点，认为睡觉浪费时间，人只要睡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不能把时间都睡掉了。我觉得很对。解剖的时候，我们讨论做手术，手术刀划开以后，病人的第一层组织是什么、第二层组织是什么、开刀到病人身体里会发生什么情况等，弄得非常清楚。后来杨医生去了瑞金医院烧伤科。

分配到仁济医院后，我有机会向很多老前辈学习，比如何尚志医生和董方中医生。他们开甲状腺用的器具、手法都不一样，董方中医生是用剪刀，何尚志医生是用刀片。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给我们做了很多示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一次王一山医生做食道镜，病人对局麻过敏，喉头发生痉挛。王主任就把两根手指插到病人的口腔里，想把病人嘴巴掰开，但掰不开，却被病人咬紧了，结果手指受伤。我从他们治病救人的教学和实践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医院领导王森院长要求医生三分钟之内要从病房到急诊室，尤其是插管的医生，三分钟必须到，否则就要受批评。所以在治病救人这方面，一代代的传承很重要，老师们怎么对待病人，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内科江绍基医生问起问题来很实际，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一个人的大便不做化验，你能知道这个大便是阿米巴痢疾还是细菌性痢疾吗？”正确答案是，一个闻起来是腥味儿，一个闻起来是酸味儿。他不但在病房里提问题，吃饭的时候遇到我也要问我掌握了没有。老师们紧紧盯在我们后面，所以我们进步非常快。(https://www.daowen.com)

受重视的外科女医生

我在外科很受注目，大概是在我之前外科几乎没有女医生。我轮转各个科室的时候，比如到瑞金的皮肤科，皮肤科医生就问我雪花膏怎么做；观摩时男同学都站在前面，我一个人站在后排听着，老师会单独把我叫出来：“这位女医生，你讲讲看……”在外科，傅培彬主任同样如此，给我看一些食道静脉曲张的X光片，我尚在实习阶段，没有实际经验，只能默然无声。我好像变成众矢之的。所以有时候我想我要更加努力一点，否则一天到晚找我问问题，我真难以应付。

我去仁济医院报到时，董方中医生说：“王平治医生，你来我们科我们非常欢迎，泌尿科就免学了，因为泌尿科都是男同志。”我的回答出乎他意料，我说：“老师，没关系，因为实习医生时第一个月就在泌尿科。”后来就没有男女之分了。在男病房里，护士们常说：“王平治医生，你去导几床的尿。”后来想想我大概只是医生，没有性别了。

有一次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日本有位外科医生磨伊教授，看到我是外科的医生，非常惊讶，觉得我很了不起。那时候我做脾肾静脉吻合术，脾脏切掉，把脾肾静脉吻合一起，来缓解食道静脉曲张。因为手术非常成功，我被表扬为杰出的外科女医生。以前来自朝鲜的医生到医院参观访问的时候，女医生不可以从这些外国医生面前走过去，要从背后绕过去。我不想这么做，所以早早地把手洗好等在手术台旁，既不从前面走也不从后面走。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外国医生很不高兴，因为当时仁济医院接待他们的护士和做手术的医生都是女性。但是一场手术看下来，他们觉得中国男、女医生一样优秀。给他们上了一课，我们也很开心。如今我们的女医生是越来越多。但当时我们外科就我一个女医生，“物以稀为贵”，所以变成宝贝了。

我与肛肠科结缘

说到我为什么会成为肛肠科医生，我会说，我不是肛肠科医生，我是一名普外科医生，后来钻研在结直肠手术里。

我真正开始做结直肠手术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国内的医生走出去了，国外的专家也请进来了。我在会诊过程中听到一个消息，可以使用管状吻合器。我们在手术缝合的时候，先缝黏膜肌层，然后是浆膜层。这个吻合器像个订书机一样，两头一订就结合住了，可以省掉很多时间。有了这个吻合器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又快又好，很有效。于是我们做的手术用吻合器比较多，由强生和美外两家公司提供，现在还在用。强生一位公司主管说，上海使用管状吻合器最多的单位是胸科医院，使用最多的人是王平治医生。我做结直肠手术一直都在用，引领风气之先，我还在医学会上介绍怎么使用吻合器。这么一来以后，交流学习的机会也变多了。我去福州、广州、苏州、杭州、温州、哈尔滨、丹东等地开会，都介绍了吻合器的使用，所以无形中我就变成了肛肠科医生。我带着其他医生从东北丹东、哈尔滨到西北甘肃，做保肛手术保住病人肛门。在甘肃做手术时，病人因贫困付不起手术费，那里的外科医生跟病人说这次我先帮你垫上，改天你再还给我。我当时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记忆犹新。

后来在国内外交流，看书、看杂志的时候受到启发，研究怎么做一个成功的肛门。然后我去学习国内外的造口术。之前的手术中，肛门保不住的时候可以把近端结肠放到腹部，变成腹部排便，病人生活质量改善了很多，但是毕竟不方便。所以我就思考怎么在原来的地方造出一个肛门来。1960年张庆荣医生用股薄肌做肛门，后来我看到二医有本杂志介绍，如果褥疮烂了一个洞，可以用股中肌填在洞里。我在想，臀大肌是不是可以延伸下来做一个内括约肌。我们跑到二医做了尸体解剖，结果发现臀大肌到这边比较短，叫臀肌粗隆，是解剖学上的一个名词，在临床上面没有什么应用。但是我们通过臀肌粗隆发现里面有血流，一直通到股外侧肌，这样臀大肌和股外侧肌连在一起，像围巾一样围住，可以将近端结肠拖下来做一个肛门。1986年，我用此法成功实施了第一例手术，并将此研究成果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后来又在全国医学交流会议上交流，引起了轰动，使我在行业内广为人知。因为效果不错，当时我们医院做了四十几例。国外的一些医生也开始学习我们的手术方法。

此个研究原计划上报科项题目，但当时仅做了3例手术，我心想等病例数多些再上报，结果错失了良机。此后又未抓紧时机，实是遗憾。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有手术成功的病人来访，说明今后可以继续完成这种疾病的研究。

针灸学的大用处

毛主席曾说过“祖国的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958年，我参加了河北省保定县（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学习中医中药的会议，此次会议掀起了学习中医药的高潮。之后，我又参加西医学习中医药半脱产学习班。在仁济医院，我和朱人玮医生研究用大蒜局敷治疗阑尾炎，成为医院相互学习中医中药的开端。

仁济医院在引进中医师后，兰锡纯主任把我推荐给奏亮甫中医师为徒，学习用中药制剂治疗专科疾病。比较突出的是用中药大黄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配合外用药物铁箍散膏。

随着兼职增多，我忙于治疗各地病人，中医药方面没有继续深入学习。倒是后来针灸发挥了大作用，例如治疗便秘，在大肠俞穴、次髎穴施针。我当时用这个方法成功治疗了两个病人，其中一个还是我们当时的麻醉科医生。她当时腹胀得厉害，怎么办呢？最后用针灸法治疗半小时就解决了。

我最得意的是用针灸治好了黄铭新主任。当时我是值班医生，我被叫去看诊的时候满房间都是人，内科、放射科、胸外科的医生都来会诊，原因是黄主任吃了两个糯米汤圆后肚子疼，排也排不出，吐也吐不出，怎么办呢？对肠梗阻最好的办法是插胃管，但是他拒绝了。后来耳鼻喉科医生也来会诊，给他喷药后再插胃管，结果又被他拔掉。放射科医生做血管造影，怀疑是腹主动脉瘤破裂。时至黄昏，腹痛情况缓解。大家会诊讨论，需留下一位医生继续观察黄主任的病情。我当时住在昭通路49号，就在仁济医院对面，因此我留下来。不料，深夜黄主任腹痛又起，但他仍坚决不插胃管。那时，我懊悔自己单独留下，面对老师只有商量。情急之下，我就尝试针灸大肠俞，治疗半小时后，黄主任顺利排便，腹痛症状消失。想起此事，我真是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