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为民服务，真心实意做事

积极为民服务，真心实意做事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1955年在民立中学念高中，毕业后决定考二医大，因为二医大离家比较近。

民立中学毕业以后，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在上海图书馆拼命复习，准备考大学。整整两个月时间在图书馆里，自己带点点心，自学。由于下了功夫，效果还是不错的，考题中的很多知识都比较熟悉，终于等到了二医的录取通知书。

我家住在陕西路小菜场那里，地方很小，妈妈说邮局送来了通知，让我看看，确实是二医录取通知书，我很高兴。我还乘24路电车专门来学校看了看周边环境。二医不是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是我自己喜欢的。来校报到时，我发现学校还比较宽敞，大礼堂也有，后来因南北高架路建设大礼堂被拆除了。那时，我们在大礼堂里跳交谊舞，一起活动，假如要打乒乓球也可以，就把礼堂里的东西移掉。

我当时实习可以到瑞金医院或者卢湾区中心医院（现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我选择了卢湾区中心医院。我1959年就入了党，学生期间入党。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外科实习，外科科室里没有党员，另外我在手术等各方面都不错，服务态度也比较好。比如说，手术结束以后，我帮医生、护士一起把手术器械清洗干净，帮他们拖地板，所以医院领导希望把我留下来。但是学校要统一分配，我只好回学校了，到病理解剖专业。在上病理解剖课的同时，我还要担任学生指导员。在专业学习上，二医培养了我严谨、细致的精神和品质，对我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立德树人，服务学生

回学校任教后不久，我离开病理解剖教研室，就专门做学生指导员了。为什么呢？可能是我和学生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学生们对我印象比较好吧。学校有很多学生指导员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做学生思想工作。后来，学校成立一个学生处，我在学生处专门负责招生、分配工作。当时，我们在上海市统一组织招生，当然也要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出来了以后按成绩、按志愿录取。毕业分配也有很多矛盾，学生有分到外地去的，也有留校的，也有到上海学校自己的附属医院，这里面的矛盾也蛮大的。因此，学生处指导员负责的工作就是及时处理好各种矛盾，很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都做了比较妥善的处理，还是蛮受欢迎的。

所以一般来讲，学校希望能够选一些思路开阔、脑子灵活的指导员来培养教育学生，使学生能够健康地成长，我觉得这很重要。指导员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使学生能全面地发展，德智体全面发展。

努力向上，投身高校

我认为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考虑他们的现实需求。我那个时候做学生指导员工作，有的男女学生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相处得很好，他们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向我反映情况，希望两个人能分配到同一家医院或是同一个区的两家不同医院，我在不违反原则的基础上，会尽量考虑他们的诉求。

坚决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援藏

我1979年进藏，党中央提出上海、江苏、浙江三千干部进藏。那时我正在党校学习，被通知去做体检，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胸科医院11人参加体检，主任1人合格，其余10人不合格。我体发现红血球比较高，血压也高，去西藏会有问题。我又到瑞金体检，做体检的是我一位同学，他也认为我的血压有点高，但我自己坚决否认，一心要去西藏。

三千干部进藏，一路上都是汽车进去的。沿路的风景真不错，有唐古拉山、长江源头。我是带队人之一。我们的任务明确是去办西藏医学院。当时，办大学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学生、设备和老师。筹建西藏医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的质量和学生的课程安排。另外，西藏医学院的各种设备、条件都很差，招生以及以后的分配也是问题，所以我写信反映了这些情况。

当时，西藏本地的一些老师计划到上海来参加培养，上医大、二医大专门办一个西藏班，培训西藏医学院的师资，我建议，到上海培养师资，路太远，不如两方面折中一下，在咸阳培养，咸阳靠近西藏，教师从上海到咸阳也比较方便。这些工作当时开展起来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通过大家的坚持和努力，困难最终都被克服了。

改建基础设施，改善学生生活

我回到二医以后，负责不少工作。那时候，我们学校造了好多房子，校园里建了风雨操场，还建了一个小游泳池。财务处也是我负责分管的。

当时，王振义校长负责医教研，他非常信任我，他说你管人、财、物，为学校造房子。

现在科教楼（东2）不是我负责造的，办公室（东1）就是现在院领导办公室，我就把它扩建，加盖了两层。原来的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加层以后扩大，作为医学院的院一级、处一级的部门，还有财务处在一楼。

食堂的搬迁是我负责的。原来食堂在西院。为什么要搬到东院呢？我认为西院的主要功能是医教研，而东院主要是生活区，食堂应该是在生活区。其次，食堂搬掉以后，这个地方可以建造一座图书馆。我始终认为把食堂搬过去是对的，西院应该是教学区、科研区，生活区应该集中在东院。

我当时主管学校的后勤、财务工作，主要抓后勤管理改革中的矛盾，解决了二医老师的住房问题，落实了学校房子的分配、安置等事宜。在学校基建方面包括建设图书馆、嘉宾楼等也是我的重要工作，逐步使学校各类用房趋于合理。

当时我也非常重视学生的需求。针对学生关心的热水洗澡、宿舍修缮、伙食等问题，我都曾积极推进解决。在热水洗澡方面，当时花费12万元购买新锅炉替换旧锅炉，同时延长热水的开放时间。在宿舍修理方面，设置了联系信箱，要求学校后勤部门必须在三天内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食堂伙食方面，除了积极改善学生的伙食外，还建立了豆腐房，增加豆浆、豆腐等豆制品，改善学生早餐，提供各种早餐近十种，同时延长窗口开放时间，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认可。

改善医院条件，不谋个人私利

我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仁济医院。我到了仁济医院以后，觉得医院地方太小。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我去了以后，觉得那里人才济济，比如有兰锡纯等好几个大教授。这里专家多，交流也多，但是地方实在太小。后来我就提出朝浦东发展，打报告希望取得上级部门的支持。再说浦东要开发的话，实际上是很需要医院的。

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权和利不要结合，权是为了做工作的，不是谋利的，权和利一旦结合，就有问题了。我在仁济医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医院各项管理上了一个台阶，医院的办院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当时儿内科门急诊的扩建、急诊室的修建，老病房的改造、综合楼的新建、浦东分院的崛起、浦东临时门诊部的开设，都让这所百年医院焕发了新的活力。仁济医院的这些发展，得益于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

投身医疗改革，控制医疗费用

1993年春天，医院改革开始深化，我们一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使三级医院医务人员集中精力做好医疗工作，向病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如何做到既能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又不过多地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

当时各级医院都是一样的收费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分病种、轻重，均流向市级医院，造成了医院间的忙闲不均。同时医疗收费结构也极不合理，医院只收14元住院费，除了药费、检查费以外，长期以来医务人员的劳动等于无私奉献。随着药品及卫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更显低微。

从单病种分析，病人支出的65%以上是药费，有些医院靠药就可以过日子，而技术水平高、工作任务重的市级医院，因经济拮据难以发展，形成了病人支出越来越高，而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始终提不高的状况。这种贡献与所得、风险与报酬的不平衡，导致一些医务人员外出兼职、外出手术的情况越来越多，致使市级医院医疗技术力量流失，造成市级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人员结构呈倒置状况，出现人才培养的断层。

我们当时想实施责任制查房的试点办法，就是在调整不合理收费结构上着手，以不过多增加病人经济负担为前提，逐步体现医务工作者技术劳务的价值，使广大医务人员能尽心尽力把医疗工作搞好。当时报告递交后，新上任的卫生局局长刘俊同志肯定了我们在医院深化改革中的这一思路。在与刘俊局长及卫生局有关职能部门的多次研讨后，医院开始实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改革举措。这项政策符合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心愿，同时对社会、企业、病人也都十分有利。我们仁济医院在范关荣院长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做了很多工作，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控制在24%以下。

寄　语

希望交大医学院加强学生指导员队伍的培养，指导员要经常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我祝愿我们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好，早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想办法让我们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奋斗目标是很关键的。

我1959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我感谢党对我的培养，祝福我们的党带领全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得越来越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