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人之死与超人

福柯的总原则是：一切形式都是力量关系的复合体。有些力量是给定的，因而，我们将首先寻思它们与何种外部力量有联系，继而寻思何种形式来自它们。它们就是人的力量：想象力、回忆力、构思力、意志力……我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样的力量必须早就以人为前提；但如同必须以形式为前提一样，这并非真实确切。人的力量仅仅以地点、应用点、存在者区域为前提。同样，动物的力量（流动性、应激性……）尚未预先假设任何确定形式。关键在于弄清人的力量与何种其他力量在这种或那种历史构成上建立联系，弄清何种形式是这种力量复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们能够早就预料到，人的力量并不必然属于形式—人（forme-Homme）的构成，但可能别样地注入别的复合体和形式之中：甚至在短期内，人（Homme）并不总是存在，也不会总是存在。为了形式—人（forme-Homme）的出现或显露，人的力量必须与那些十分特殊的外部力量相适应。

一、“古典的”历史构成

古典思想以其思考无限的方式而认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因为在一种力量中的全部现实即是“同等的”完美，因而可以无限提高（无限完美），剩余物就是限制，唯有限制，别无一物。例如，构思力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因而人类知性仅仅是无限知性的限制。当然存在着一些十分不同的无限性秩序，但仅仅依据限制的性质，限制的性质又加重这样或那样的力量。构思力可以直接被无限提高，而想象力只能包含低劣的或派生的无限秩序。在17世纪，对无限和不确定之间的区分并非熟视无睹，却使不确定成为最低限度的无限。要是广延性归于或不归于上帝，知识问题则取决于自在现实之物和限制之物的分布，换而言之，取决于无限秩序，人们能够把知识问题提升到无限。因此，17世纪最具特色的作品涉及无限性秩序的区别：帕斯卡尔[1]的巨大无限和微小无限；斯宾诺莎[2]的自我无限、原因无限和有限间的无限；莱布尼茨[3]的所有无限……古典思想的确不是从容而具支配性的思想：它不断陷入无限之中；正如米歇尔·塞尔[4]所言，它失去了整个中心和整个地盘，它极度不安地试图确定一切无限之间有限的位置，期望将秩序置于无限之中。[5]

总之，人的力量与一些无限提升的力量相联系。这些无限提升的力量完完全全是一些外部力量，因为人是有限的，他无法对这种贯通自己的更为完美的能力加以自我解释。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复合体，另一方面是人的力量所面对的无限提升的力量，这不是形式—人（forme-Homme），而是形式—上帝（forme-Dieu）我们提出反对意见说，上帝不是复合体，而是绝对且无限的统一体。确实如此，但对17世纪的所有作者来说，确切地说，形式—上帝（forme-Dieu）是可以直接提高到无限的一切力量的复合体（时而是理解力和意志，时而是思想和广延性，等等）。至于其他只可通过其原因或者在有限之间提高的力量，它们不是在实质上而是在结果仍然取决于形式—上帝（forme-Dieu），以致我们能从任何一种力量中抽取出上帝存在的证明（宇宙论证明、物理目的论证明……）。由此，在古典的历史构成上，人的力量与一些如此本质的外部力量相联系，复合体是形式—上帝（forme-Dieu），一点也不是形式—人（forme-Homme）。这就是无限的表象世界。

在派生秩序中，关键在于找到不是自我无限的因素，这一因素仍然是无限可发展的，由此进入画面、无限系列、可延性连续之中。这是古典时代甚至18世纪的科学性线条：生物“特征”，语言“词根”，财富货币（或土地）。[6]普遍性在标明无限性秩序时，此类科学是普遍的。同样，17世纪也没有生物学，而有博物学，它不形成系统，没有成系列地组织起来；没有政治经济学，但有财富分析；没有语文学或语言学，但有普遍语法学。福柯的分析会详细说明这个三重面向，并在其中特别发现陈述划分的地方。福柯按照其方法使“考古学土壤”从古典思想中摆脱出来，古典思想使一些意外的相似性出现，并且打破过度期待的演变关系。例如，我们将避免使拉马克[7]成为达尔文的先驱：因为如果拉马克的才华真是在于用几种方法把历史性引入生物，那么这仍然是从动物系列观点看，并且是为了拯救这种受到新因素威胁的系列观念。与达尔文不同，拉马克属于古典“土壤”。[8]确定这一土壤、构成这一巨大的所谓古典陈述族的东西，在功能上，是无限发展、连续构成、表格扩展的操作：去褶（展开），总是去褶（展开）—“解释”。什么是上帝甚至普遍解释即最大展开呢？去褶子（dépli）在这里是作为基本概念出现的，这是具体体现于古典构成之中的操作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在福柯著作里，“去褶子”一词经常出现。如果临床医学属于这种构成，那是因为它在于展开“往两个方面延伸的海滩”上的织物，在于系列发展无限构成的症状。[9]

二、19世纪的历史构成

突变由如下这个组成：人的力量与新的外部力量有关，新的外部力量是一些有限力量。这些力量就是生命（Vie）、劳动（travail）和语言（Langage）：有限的三重根源，它将促使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诞生。或许，我们习惯于这一考古学突变：人们往往把这种革命追溯到康德，在康德革命中，“构成限度”取代了原始无限。[10]限度是构成的，对古典时代来说有什么是更不可理解的呢？尽管如此，福柯还是给予这个图式（schéma）一个更加新颖的元素：当人们仅仅对我们说，人因那些历史上可决定的原因而意识到其自身的限度，福柯坚持有必要引入两个完全不同的时刻。人的力量应该从对抗和紧握作为外部力量的有限力量开始：它正是在自我之外与限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在第二个时期，它造成了它自身的限度，也必然意识到其自身的限度。当人的力量与源自外部的有限力量相联系时，这等于说，当时，仅仅在某时，力量总体构成形式—人（forme-Homme）［而不再是形式—上帝（forme-Dieu）］。人的开端（Incipit Homo）。

陈述分析法正是在这儿崭露出一种微观分析，将人们仅仅所见的单一时期区分为两个时期。[11]第一个时期由如下这些构成：某物中断了系列，打破了连续，系列和连续在表面上不可继续发展。这就仿佛一个新维度的来临，即不可消除的深度，这不可消除的深度旨在威胁无限表现的种种秩序。因朱西厄[12]、维克·达吉尔[13]和拉马克而出现了植物或动物的协调和隶属，总之，构造力量旨在强制规定机体分布，机体分布不再任意排列成行，却趋向于各自都得到发展（并且，病理解剖学强调了这一趋势，同时发现有机体深度或“病理总量”）。对于琼斯[14]，弯曲力旨在改变根源秩序。对于亚当·斯密[15]，劳动力（抽象劳动、不再用于这种或那种性质的任意劳动）旨在改变财富秩序。这并非古典时代忽略了组织、弯曲和劳动，它们却起着限制作用，这种限制作用并不阻碍被无限提升或无限展开的一致性质，它在过去仅仅是理论上的。然而，组织、弯曲和劳动现在摆脱了这一性质，以便挖掘言语无法形容且不可表现的某物，此物也完全是生命中的死亡、劳动中的痛苦和疲惫、语言中的口吃或失语症。甚至连大地都将发现自身的固有吝啬，并从其无限的表面秩序中被撤销[16]。

因而，一切都为第二个时期以及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准备就绪。只要事物、生物和词语在作为新维度的深处再折叠（se replient），不得已而接受（se rabattent sur）有限力量，就足够了。在生命中，不再仅仅存在构造力量，而且在事物、生物和词语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时空构造图，生物据此构造力量而四处散布（居维叶[17]）。在语言中，不再仅仅存在弯曲力，而且存在一些图，根据这些图，语言词缀或词形变化被分配，在这里，足够的词语和字母让位给声音关系，语言自身不再通过表示和意义而被确定，却诉诸“集体意志”（葆朴[18]、斯莱加尔[19]）。不再仅仅存在生产劳动力，而是存在一些生产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劳动自身不得已而依赖资本（李嘉图[20]），在相反的事物没有出现之前，资本不得已而依赖榨取劳动（马克思[21]）。无所不在的“比较”取代了17世纪的宝贵概括：比较解剖学、比较语文学和比较经济学。依据福柯的术语，现在是褶子（Pli）控制操作思想的第二个方面，这第二个方面具体体现在19世纪的构成中。人的力量不得已而接受深度有限的新维度或者在这一维度上发生折叠，这个新维度因而成了人本身的限度。福柯常言，褶子就是构成“厚度”和“窟窿”的东西。

为了更好地理解褶子如何成为基本范畴，只要探询一下生物学的诞生就行了。我们在生物学中找到了一切赞同福柯意见的东西（也有益于其他领域）。居维叶区别四大门时，没有确定比属（genres）和纲（classes）更加宽泛的一般性，但相反，确定了一些断裂，而这些断裂将阻碍物种的连续，物种越来越笼统地群集起来。门（embranchements）或组织平面（plans d'organisation）使方向、定位、活力发挥作用，生物按照方向、定位、活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折叠。这是为什么居维叶的著作据发芽胚层褶皱而在贝尔[22]比较胚胎学中得到发展。当弗鲁瓦·圣伊莱尔[23]以唯一而相同的合成平面观念反对居维叶的组织平面时，这仍然是一种他所援用的折叠方法：要是我们使脊椎动物背脊的两个部分靠近，要是把它的头拉向脚、把骨盆拉向颈背，那么，我们将从脊椎动物过渡到头足动物。[24]如果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与居维叶属于相同的“考古学土壤”（据福柯的陈述分析法），那么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援用了褶子，即其中一个褶子作为第三维度，它使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表面过渡成为不可能；另一个褶子作为第三维度，它实现深刻过渡。还有居维叶、圣伊莱尔和贝尔，他们联手拒斥进化论。但是，达尔文后来在一定环境中建立了物竞天择，它发散生物特征且形成差异。这是因为它们以各种方式（发散倾向）进行折叠，因为最大量的生物将在同一环境中继续存在。因此，如果达尔文在收敛的不可能性和系列连续的断裂之上建立其进化论，那么他与居维叶依然属于同一土壤，与拉马克相反。[25]

倘若褶子（pli）和去褶子（dépli）不仅激发了福柯的思想，而且使其风格本身富有生机，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一种思想考古学。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遭遇了海德格尔[26]，我们不会感到惊异。关键在于相遇，而不是影响，只要褶子和去褶子在福柯著作里有一种起源、用途和终点，它们就会与海德格尔所论及的起源、用途和终点十分不同。依福柯看来，关键在于力量关系，在此关系中，地区性力量，时而以建构形式—上帝（forme-Dieu）的方式对抗无限提升的力量（去褶子），时而以建构形式—人（forme-Homme）的方式对抗有限力量（褶子）。这是尼采式史学，而不是海德格尔式史学，即归于尼采的史学或通向生命（vie）的史学。“只因有生命才有存在……生命经验因而表现为存在最一般的法则……但这种本体论很少揭示创造万物的东西，却更多地揭示了将万物顷刻间带向不可靠形式的东西……”[27]

三、迈向未来构成吗？

显而易见，每一种形式都不可靠，既然它依赖于力量关系及其突变。我们把尼采看作思考上帝之死的思想家时，我们歪曲了他。费尔巴哈[28]才是最后一位思考上帝之死的思想家：他指出，上帝向来只是人的去褶子，人应当重新折叠上帝。然而依尼采看，这是陈年旧事；并且，正如陈年旧事适于增加其变体那样，尼采能够增加上帝之死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都是非常滑稽或幽默的，这犹如关于既有事实的海量衍变。然而，使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人之死。只要上帝存在，就是说，只要形式—上帝（forme-Dieu）发挥作用，人就尚不存在。但当形式—人（forme-Homme）出现时，它只有在早已包含人之死时才能至少以三种方式产生人。首先，当上帝不在时，人会在何处找到认同保证呢？[29]其次，形式—人（forme-Homme）自身只在种种有限褶子里构成：它将死亡置于人之中（我们已经明白，比沙方式胜于海德格尔方式，比沙曾经以“暴死”方式思考过死亡[30]）。最后，有限力量自身使得人只有通过生命组织平面散播、语言四散、生产方式差异才存在，这些意味着唯一的“认识批判”是一种“万物灭绝本体论”（不仅是古生物学，而且是人种学）。[31]可是，关于人之死，福柯认为没什么好哭泣的，这时，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32]其实，这种形式一直很好吗？它能够丰富甚至保存人的力量，即生存力量、说话力量和劳动力量吗？它已经让活着的人免遭暴死吗？因而，总是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人的力量只有在与外部力量建立联系时才构成一种形式，那么现在很可能与何种新力量建立联系呢？并且，哪一种新形式（既非上帝又非人）能够从中摆脱出来呢？正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观点，被尼采称作“超人”（le surhomme）。

除非这个问题出现在连环画中，不然，这就是一个我们只能在其中满足于极隐征象的问题。福柯和尼采一样，在胚胎学意义上、还不在功能意义上，他只能勾画出一些草图。[33]尼采曾经指出：人束缚了生命，超人则为另一种形式而解放人本身中（dans l'homme même）的生命……福柯给出了一条十分有趣的信息：如果人文主义19世纪的语言学真的建立于语言散播（如同以客体之名的“语言整平”条件）之上，并且文学获得了一个全新功能［这一功能反而（au contraire）旨在“聚集”语言并使“语言存在”具有价值，超过语言所表和所指，超过声音自身］，那么，反弹已经开始。[34]有趣的是，因为在其对现代文学的精彩分析中，福柯在此给予语言的优先权，而优先权是他对生命和劳动拒绝的东西：他认为，生命和劳动，尽管其分散与语言分散同时发生，还是没有丧失其存在的聚集。[35]我们却认为，在它们各自的分散中，劳动和生命，就经济学或生物学而言，只能在一种脱离中才得以聚集起来，恰如语言只能在就语言学而言的脱离文学关系中才得以聚集一样。生物学应该转向分子生物学，或者分散的生命应该聚集于遗传密码中。分散的劳动应该聚集或再聚集于第三种即控制论的与信息论的机器里。人的力量到底会与什么样的关连力量联系起来呢？这不会再是无限提升，也不会是有限，而是有限—无限，如此呼唤全部力量境况，在此，有限构成物给予了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这不会是构成操作机制的褶子与去褶子，而是某种诸如超褶子（Surpli）之类的东西。当语言“只需在永恒回归自我中再次发生弯曲”之时，遗传密码链特有的褶皱、第三种机器里的硅潜能、现代文学中语句的蜿蜒曲折，它们都显示了超褶子。现代文学开发出了“语言中的外语”，通过层峦叠嶂式的语法结构，它趋向于非典型的、不合语法的表达，犹如趋向于语言终结。（在其他文学之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诸如马拉美[36]的书籍、佩吉[37]的重复、阿尔托的灵感、卡明斯[38]的不合语法性、巴勒斯[39]的褶痕（拆开和折入）[40]，还有鲁塞尔的扩散、布里塞的派生、达达[41]的拼贴……）。有限—无限或者超褶子，难道不是尼采以永恒轮回的名义早就勾勒出来的东西吗？

人自身的力量卷入了其与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构成的关系之中，其中就有取代碳的硅的力量，取代有机体的基因成分的力量，或者取代能指的不合语法的力量。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当研究超褶子的作用，“双螺旋”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什么是超人呢？超人就是人的力量与这些新力量的形式复合体。这是来自崭新力量关系的形式。人趋向于自在地（en lui）解放生命、劳动和语言。根据兰波[42]格言，超人就是操控兽性的人本身［如同在侧面或反向的新进化图式（nouveaux schémas d'évolution）中，一个密码能够捕获一些其他密码碎片］。超人就是操控岩石或者无机物的人（硅在此起作用）。超人就是操控语言存在的人（即操控“无定形、缄默、毫无意义的区域，在该领域，语言甚至能够摆脱”它应该表述的东西）。[43]诚如福柯所言，超人远远不是活着的人的消逝，而是一个概念的变化：这是新形式的来临，而不是上帝，也不是人，我们可以盼望它将比上帝与人这两种前形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