褶皱或思想内部（主体化）

继《知识意志》之后的漫长沉默期，发生了什么？也许福柯意识到某种与该书相关的误解：难道他没有禁锢于权力关系之中吗？他对自己提出如是异议：“我们就是这样，依然同样无法越过这条界线，同样无法从另一侧穿过……在权力这一边，在它所说的东西或让人说的东西方面，选择总是相同的……”[1]他大概自答道：“生命力集中到生命的最高点，在这一最高点，生命完全与权力发生冲突、搏斗，力图使用其力量或逃脱陷阱。”依福柯看，他还会提醒我们注意到，没有几乎基本的反抗点，权力的扩散中心就不存在；不揭示和引起反抗权力的生命，权力就不以生命为目标；外部力量不断搞乱和破坏图表。但是，相反，如果横向的反抗关系不断重新积层、触及，甚或构成权力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发生什么事啦？1970年后，监狱运动最终失败使福柯感到悲伤，然后其他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应当加剧了他的愁闷。如果权力是由真理构成的，那么如何构想一种不再是权力真理（vérité de pouvoir）的“真理权力”（pouvoir de la vérité）呢？如何构想源于横向性反抗界线而不再出自完整性权力界线的真理呢？如何“越过这条界线”呢？并且，如果应该触及作为外部力量的生命，谁对我说过这一外部不是可怕的空际，也不是似乎进行抗争的生命，即“局部、逐渐、缓慢的”死亡空际的简单布局呢？甚至我们也不会再说，在“不可分割而具决定性的”事件中，死亡将生命转变为命运，而可以说它增加和分化，以给予生命的奇点，因而，生命的奇点就是生命感到从其反抗中获得的真理。于是，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否则，要经历形形色色的死亡，而所有死亡都在先，死亡本身的巨大局限在后，并且死亡随后还在继续进行。生命仅仅在“有人死”（On meurt）的行列中占据其位置，即其所有位置。恰恰在此意义上，比沙与死亡（决定性时刻与不可分性事件）的古典概念决裂，并且以如下两种方式决裂：将死亡视为与生命同外延的现象，将死亡视为部分而特殊的死亡的多样性产物。福柯在分析比沙论题之时，其口吻充分表明关键在于不同于认识论分析的分析。[2]问题在于构思死亡，为数不多的人与福柯一样随着他们构思死亡而死去。这种属于福柯的生命力，福柯总是把它作为比沙那样的多重性死亡加以思考和体验。在回归蒙昧之前，这些匿名生命只在与权力相冲突、搏斗、换取生硬刺耳的言语的过程中表现出来，除了这些匿名生命之外，剩下的是福柯称作“无耻人的生命”的东西以及他根据无耻人的“厄运、狂怒或多变的疯狂”因我们的尊重而提出的东西。[3]这是离奇而难以置信的，他正是依靠这种“无耻”：“我曾经从这种具有更大能量的微粒出发，这些微粒本身更小且更难以觉察出。”直到《快感的享用》令人心碎的字眼：“抛弃自己……”[4]

《知识意志》一书明确终止于一个疑惑。如果福柯在《知识意志》结尾时发现了死胡同，那么不是由于他思考权力的方式，而是因为他发现了死胡同，而权力本身把我们逼到了这个死胡同。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思想上，我们在自己更加低微的真理中与权力互相冲突。运动使外部摆脱空际，所谓空际就是使外部从死亡中脱离出来的运动场。只有外部曾经在运动中被把握，才有出路。这犹如一个新方向，既异于知识方向又别于权力方向。这是一个公正地被克服的方向吗？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断言吗？无论怎样，这不是取消其他方向的方向，而是与其他方向同时发挥作用的方向，是防止其他方向封闭于死胡同。或许，这第三个方向一开始就出现在福柯著作中（同样，权力一开始就已出现在知识之中）。但是，哪怕重返其他两个方向，第三个方向还是只有保持距离才能摆脱出来。福柯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彻底修改，以便理清这条当他在其他方向裹足不前时鲜有觉察的道路：福柯在《快感的享用》总序里阐述的正是这一修改。

然而，这个新维度一开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接触三个维度：在积层之上成熟的形式关系［知识（Savoir）］；在图表层面的力量关系［权力（Pouvoir）］；以及与外部的关系，如布朗肖所说，这种绝对关系也完全是一种非关系［思想（Pensée）］。这意味着不存在内部吗？福柯不断地彻底批判内在性。可是，内部会比整个内部世界都更为深刻（un dedans qui serait plus profond que tout monde intérieur），正如外部比整个外部世界都更加遥远吗？外部不是一个固定范围，而是一种生气勃勃、变幻莫测的物质，它充满蠕动、褶子（plis）和褶皱（plissements）：它不是有别于外部的东西，而完完全全是外部的内部。《词与物》已详述过如下主题：如果思想来自外部，不断依赖于外部，那么如同思想不思考又无法思考的东西一样，外部如何不出现在内部呢？犹如不能思考绕过或扩大外部的东西那样，否思（impensée）也不出现在外部，而处于思想的中心。[5]假如存在着思想内部，那么当否思援引无限和不同的无限秩序之时，它是古典时代已经指明的东西。更恰当地说，从19世纪起，正是种种有限性维度将会对外部加以折叠，也将建构一种“深度”，一种“出于自身的厚度”，一种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人就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人不是为了沉睡其中，而是相反，也是作为“生命体、劳动个体或言说主体”寓居于觉醒的人之中。[6]时而是无限的褶子，时而是有限的复褶，这种有限的褶痕给外部提供弯曲物并建构内部。《临床医学的诞生》已经指出，临床如何在身体表面发挥作用，病理解剖学又如何在身体上插入深深的褶痕，这些褶痕不会复活再生古老的内在性，而是建构这一外部的新内部。[7]内部如同外部的操作：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他好像被这一内部主题困扰，内部仅仅是外部的褶子，如同船舶是海洋的褶皱一样。关于文艺复兴时代被投上大帆船的疯子，福柯指出：“他置身于外部的内部（à l'intérieur de l'extérieur），并且相反……他是途中最自由、最开放环境的囚徒，被牢牢用链子锁在无限的十字架开端，是优秀的旅客，即是说过路囚徒。”[8]思想与疯子本身无别。“包围外部，也就是说把它建构成等待的或例外的内在性”，布朗肖在论及福柯时这样说。[9]

不，确切地说，复本（double）这个主题一直困扰福柯。但是，复本从来不是内部的投影，反而是外部的内在化。这不是一分为二（dédoublement de l'Un），而是他者的重叠（redoublement de l'Autre）。这不是同一者（le Même）的再现，而是差异者（le Différent）的重复。这不是我（JE）的流溢，而是永恒他者或非我（un Non-moi）置于内在状态。这从来不是作为复本（un double）的他者，在重叠中，恰恰是我如同他者的复本一样生存：我并不存在于外部，我在我身上找到他者［关键在于指出他者（l'Autre）即遥远者（le Lointain）如何也完全是最近者（le plus Proche）与同一者（le Même）］。[10]这完完全全如同胚胎组织的内褶，或者缝纫的衬里作用：绞、折、补……《知识考古学》曾指出，在其最具反论的篇章里，一个语句如何重复它的他者，尤其是，陈述如何重复、并合几乎没有区别的“别物”（键盘字母AZERT的传播）。关于权力的论著也指出，积层形式如何重复一些几乎无别的力量关系，历史曾经如何是变化的衬里。正是福柯哲学的经常性主题，在推动《雷蒙·鲁塞尔》的同时，已产生了充分的分析对象。因为雷蒙·鲁塞尔早已发现的曾经正是：外部的语句；它在第二个语句中的重复；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钩破的裂缝”“障碍”）；从一个到另一个之间的绞扭、衬里或重叠。裂缝不再是胚胎组织的意外断层，而是新的规则，外部胚胎组织根据这一新规则扭动、套叠、并合。随意的规则或者偶然的传播、掷骰子的事，就是福柯所说的重复、差异，以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衬里作用。福柯不止一次幽默地建立文学表达，这种表达可能是认识论、语言学、一切严肃学科显明的表达。《雷蒙·鲁塞尔》连接、缝合了衬里一词的所有意义，以指明内部如何在过去总是预先假设的外部的褶皱。[11]鲁塞尔的最后方法，即彼此的内部题外话的激增，增加了语句的褶皱。因此，福柯这本书的重要性在此。他所开辟的道路本身一定是双重的。我们根本无法破坏其优先性：内部将总是外部的衬里。但是，时而，像轻率冒失且寻死觅活的鲁塞尔那样，我们想拆开衬里，摆脱“商议行为”的褶子，以便重新找到外部及其“令人窒息的空隙”。时而，像莱里斯[12]那样，更加明智和谨慎，但又处于另一勇敢的顶点，我们将关注褶子，加固裂缝之间的衬里，我们四周布满那些形成“绝对记忆”的褶皱，以使外部成为至关重要而再生的因素。[13]《古典时代疯狂史》写道：置于外部的内部，并且相反……也许福柯不断在这两条复本道路之间动摇不定，像他过早清理过的道路那样：选择死亡或者选择记忆。也许他像鲁塞尔那样已经选择了死亡，但要历尽记忆的迂回或褶皱。

或许应当追溯到希腊人……因此，最令人充满激情的问题会找到那些能使它变得更平淡或者使它缓和的条件。如果褶皱和重叠常常出现在福柯全部著作里，却只是很晚才找到了其位置，那么是因为他曾把“绝对记忆”称作新维度，这个新维度应当既区别于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又区别于知识的成层形式。希腊结构（formation grecque）显示出新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大大不同于旧的帝国结构（formations impériales），并且在作为可见性体制的希腊光线中，在作为陈述体制的逻各斯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谈论权力图表，这个图表通过合格知识加以扩展：“保障自我引导，管理家务，参与城邦治理，这是三大同一类型的实践活动”，色诺芬[14]“出色地指出，在这三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同构性，以及它们在个体存在中使用的年代系统”[15]。但是，还不是在这儿出现了希腊人最伟大的创新。由于双重“中断关系”，希腊人的这一创新出现在以后：当“有可能自治的活动”同时摆脱（se détachent）作为力量关系的权力和作为道德“规范”的知识的时候。一方面，存在着“自我关系”，它开始产生于与其他关系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同样存在着“自我构成”，它开始派生于作为知识规则的道德规范。[16]这种派生物与中断关系，应该在自我关系（rapport à soi）获得自主的意义上理解它们。这犹如外部关系折叠、弯曲以产生衬里，让自我关系出现，并构成根据固有维度而凹陷、展开的内部那样，“l'enkrateia[17]”，即作为自制力的自我关系，“在施于他者的权力之中，是一种施于自我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自治，又如何能够打算治理他者呢？），以致就政治、家庭、雄辩术、游戏，以及美德本身的构成权力而言，自我关系成了“内在调节原则”。[18]这是关于钩破裂缝和衬里的希腊说法：引起褶皱（即反射）的脱离作用。

无论如何，这都是福柯关于希腊人创新的说法。在细枝末节中和在明显朴实中，我们都认为这种说法非常重要。希腊人所为，不是在历史—世界的行为中显现存在（Être）或展开裂口（Ouvert）。福柯认为，或者更少，或者更多。[19]在实际运用中折叠外部。希腊人是最初的衬里（doublure）。属于外部者，就是力量，因为力量本质上与其他力量相关：它本身与影响其他力量（自发性）和受其他力量（感受性）影响的权力不可分割。然而，由此而派生者，是与自身相结合的力量关系、自我感动[20]的权力、自我对自我的情动（un rapport de la force avec soi，un pouvoir de s'affecter soi-même，un affect de soi par soi）。根据希腊图表，唯有某些自由人才能统治他者（“自由因素”与他们之间的“竞技关系”，这些就是图表特征）。[21]可是，如果他们不统治自我，又如何统治他者呢？统治他者应当并合自我统治。与他者的关系应当并合与自我的关系。权力的强制规则应当并合运用权力的自由人的随意规则。“主体”应该摆脱在这里和那里（在城邦、家庭、法庭、游戏……之中）实现图表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它中断关系，不再依赖于其内部的规范。这就是希腊人所为：他们折叠了力量，它却不断成为力量。他们把力量与自身联系起来。绝不无视内在性、个体性、主体性，他们发明了主体，但作为派生物，作为主体化产物。他们发现了“审美生存”，也就是说是衬里、自我关系、自由人的随意规则。[22]（倘若我们看不到这种作为新维度的派生物，我们就会以为在希腊人思想里不存在主体性，特别是在我们寻找强制规则方面的派生物的情况下……）[23]福柯的基本观点，是关于主体性维度的观点，主体性来自权力和知识，却不依赖于它们。

以另一种方式看，与以前的著作相较而言，恰恰是《快感的享用》一书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断关系。一方面，他引证始于希腊人并经由基督教时代而将延伸到我们今日的长时期，但他以前的著作重视17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短时期，另一方面，他发现了自我关系，作为不可归结为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新维度，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使以先前著作成为研究对象：因而需要重新组织总体。最后，《知识意志》从权力和知识的双重观点研究了性欲，与《快感的享用》这本书之间存在着断裂；现在，自我关系完全展露出来，但与性欲间的关系还不确定。[24]因而，总体重组的第一步已经在那儿：自我关系与性欲之间如何有选择性关系以达到改变“性欲史”计划呢？答案是十分准确的：如同权力关系只在实现自我关系的同时显示出来，折叠权力关系的自我关系，只在被实现的同时表现出来。它正是在性欲中被建立或被实现。或许不是直接地被建立或被实现；因为内部和内在性的构成首先是饮食的，而不是性的。[25]但是，在这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是谁使得性欲逐渐与饮食断决关系且成为自我关系实现的场所呢？因此，像性欲为希腊人所体验到的那样，在女性中，性欲使力量那易于接受的因素具体化，在男性中，使力量那积极的或自发的因素具体化。[26]因此，自由人的自我关系作为自决，将以三种方式触及性欲：在快感“饮食学”（Diététique）的简单形式之下，人们自治以便有能力积极治理自己的身体；在家庭“经济学”（Économie）的复合形式下，人们自治以便有能力管理妻子，也使她自己获得善待；在男童“性观念”（Érotique）的展开形式下，人们自治以便使男童自己也学会自治，学会积极处世，还学会反抗他者的权力。[27]希腊人不仅仅发明了自我关系，而且在性欲中连接、复合、拆开这种关系。总之，在自我关系和性欲之间，希腊人出色地建立了交会关系。

重新分配，即重新组织，无论如何，都独自产生于一个长时期之中。因为自我关系不会停留在自由人预定与合拢的区域，这一区域独立于整个“制度的和社会的体系”。自我关系将会在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之中被把握。自我关系又将再次融入早就从中派生的那些体系之中。在“伦理学”知识中，内在个体是用代码表示的，也是再次用代码表示的，尤其是，它成了权力赌注，并体现为图表。因此，褶子就像被展开，自由人的主体化转变成从属地位：一方面，这是“因控制与相依”而对他者的服从，以及权力所建立的一切个体化程序和调制程序，而权力支撑于它所称作其主体的日常生活与内在性；另一方面，这就是“因自我意识和自我认识而（各人）所依恋的自身身份”，以及将形成主体知识的一切精神科学和人学的技术。[28]与此同时，性欲围绕权力中心组织起来，产生“性知识”，并与“权力—知识”结构（即性）合成一体（福柯在此重新回到了《知识意志》的分析）。

应该从中推断出，希腊人发现的新维度已经消失且突然偏向知识和权力两个方向吗？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以重新发现作为自由个体性的自我关系。显然，它什么也不是。将总是存在着反规则、反权力的自我关系；甚至这种自我关系是我们在前面所谈反抗点的一种起源。例如，我们把基督教道德归结为它们进行的法典编纂的结果和它们援用的牧领权力（牧师权力），却不重视在宗教改革运动（Réforme）之前不断发展的主体化的“精神和禁欲运动”（集体主体化是存在的），是不对的。[29]指出集体主体化抵制精神和禁欲的主体化运动，还是不够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永久联系，或者为了斗争，或者为了联合。因此，应该提出的东西是主体化，即自我关系，在变形且改换方式的同时，不断产生，以致希腊方式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由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所恢复的自我关系在他处别样地不断重生。

自我关系的最一般方式是自我对自我的情动，或者屈服的力量。主体化由褶皱而产生。不过，有四种褶皱（quatre plissements），即四个主体化褶子，犹如地狱长河。第一个褶皱涉及被围在和用于褶子里的我们自身的肉身部分：在希腊人那里，曾经是身体（corps）及其快感（plaisirs），即“阿芙洛狄西亚”（aphrodisia）；但在基督教徒那里，将是肉体（chair）及其肉欲（désirs），肉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实体方式。第二个褶皱，确切地说，是力量关系的褶子；因为力量关系恰恰始终根据某种特殊规则而被折叠，以生成自我关系；当动力规则是自然的、或神授的、或理性的、或审美的……之时，这不一定是一回事。第三个褶皱是知识褶子或真理褶子，因为它建立了真实与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与真理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充当一切知识、一切认识的形式条件：知识的主体化，它的产生方式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基督教徒、柏拉图、笛卡尔或康德所采用的产生方式。第四个褶皱是外部自身的褶子，即最后一个褶子：正是它构成布朗肖称作“期待的内在性”（intériorité d'attente）的东西，在不同方式、不灭、永恒、拯救、自由、死亡、冷淡……方面，主体对它寄予希望。这四个褶子如同作为自我关系的主体性或内在性的目的因、形式因、动力因、质料因。[30]况且在不同律动上，这是一些特别变幻不定的褶子，褶子的变化构成不可消除的主体化方式。在规范和规则之下、在知识和权力之下，褶子发生作用，哪怕在展开的同时再使它们接合，但其他褶痕并不会产生。

进而言之，自我关系每次都根据与主体化方式相适应的方式碰到性欲：因为力量的自发性与感受性不再根据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被分配，如同在希腊那里一样，但是，根据两性结构，在基督教徒那里，这是完全不同的。从一般对比观点看，希腊人的身体—快感与基督教徒的肉体—肉欲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呢？根据第一个褶子，柏拉图停留于身体和快感上，但据第三个褶子，他已经上升到了肉欲（Désir），与此同时，将真理与情人折叠，摆脱新的主体化过程，这一过程通往“肉欲主体”（不再通往快感主体），这可能吗？[31]最后，关于我自己的目前方式和我们的现代自我关系，我们会说些什么呢？我们的四个褶子是什么？如果真实是权力越来越围困我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性和个体性，权力使自我个体化，真实是知识自身越来越具有个体性而形成对肉欲主体的解释和法典编纂，那么什么东西因我们的主体性而止步呢？肉欲主体从不“止步”于主体，因为它每次都如同反抗中心那样根据褶子方向而行动，犹如反抗中心，褶子使知识主体化，使权力屈服。现代主体性重新发现了身体和快感以反对过分服从戒律（Loi）的肉欲吗？但这不是回返到希腊人那里去，因为从来不就存在回返。[32]为现代主体性而作的斗争经历了对如下两种目前服从形式的抵抗：一种旨在根据权力需要而使我们具有个性，另一种旨在把每一个体和众所周知、一劳永逸、确定不移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为主体性作的斗争表现为差异权、变异权、变形权。[33]［我们在此增加问题，因为我们触及福柯的未刊手稿《肉体的坦白》（Les Aveux de la chair）[34]，甚至更多及他后期的研究方向。］

在《快感的享用》中，福柯没有发现主体。其实，他已把它规定为派生物，即陈述的派生函项。但是，福柯现在把它确定为外部的派生物，与此同时，在褶子条件下，他在为主体提供不可消除的维度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丰富的外部。因此，对于最一般的问题，我们获得了一些答案的要素：如何给既不再是知识又不再是权力的自我关系这一新维度命名呢？自我对自我的情动是快感（快乐）或者更是肉欲（欲望）吗？或是作为快感或肉欲行为的“个体行为”吗？我们只有注意第三个维度在长时期中延伸到何种程度，才会找到确切的术语。外部褶皱的出现好像能够适宜于西方构成。可能东方不表现这样的现象，外部界线通过令人窒息的空隙处于漂浮状态：禁欲在当时是一种颓丧文化或者为了在空隙呼吸而无特殊的主体性产物的结果。[35]力量折叠的条件好像与自由人的竞技关系即与希腊人一同出现。正是在此，在其与另一股力量的关系中，力量折叠于自我。但是，如果我们从希腊人出发，那么主体化过程还是它占有至今的长时期。福柯越来越把权力图表看作一些突变场所，重视短时期的知识档案，这种年表更加引人注目。[36]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存在这种与《快感的享用》一起的长时期的突然引入，或许最简单的理由如下：我们极速忘记了不再使用的旧有权力，不再有用的知识，可是，在道德上，我们一直不断受困于我们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也一直不断作为主体以不适合我们问题的老方式而出现。这促使安东尼奥尼[37]对电影艺术家说：我们都是情欲病夫（malade d'Eros）……一切都像长寿的主体化方式一样发生，我们继续冒充希腊人或者基督教徒，据此，我们的兴趣在于回返……

然而，存在着更深刻的积极理由。这是因为褶皱自身，即重叠，是一种记忆（Mémoire）：“绝对记忆”或外部记忆，超过处于积层和档案里的短暂记忆，超过还用于图表的遗迹。希腊人的审美生存基本上激起未来的记忆，主体化过程迅速引起建构真正记忆的书写，即“个人笔记本”（hypomnemata）[38]。记忆是自我关系或自我对自我的情动的真名。依康德看来，时间是形式，在这一形式之下，精神自身影响自身；一切如空间那样皆是形式，在这一形式之下，精神则受别物影响：因而，在构成主体性的基本结构的同时，时间是“自我情状”（auto-affection[39]）。[40]但是，时间作为主体，不，确切地说是作为主体化，叫作记忆。与遗忘相对立的，不是这种后来的短暂记忆，而是“绝对记忆”，这种绝对记忆重复现在（le présent），重叠外部（le dehors），与遗忘合成一体，因为它是它自身，并为重新产生而不断被遗忘，其实，绝对记忆的褶子（pli）与去褶子（dépli）混合在一起，因为这个去褶子依然出现在作为被折叠者的褶子之中。唯有遗忘（去褶子）才在记忆（褶子本身）里重新找到被折者。福柯最终发现了海德格尔。与记忆相对立的不是遗忘，而是遗忘的遗忘，遗忘的遗忘在外部废除我们且构成死亡。相反，只要外部被折叠，内部就与它共同扩展，如同记忆与遗忘共同扩展一样。这种扩展性正是生命，即长久绵延。时间成了主体，因为它是外部的褶皱，并且以这种名义使整个现在过渡到遗忘之中，遗忘如同轮回的不可能性，记忆如同重复的必然性。很久以来，福柯一直把外部设想为比时间更深刻的最大空间性；正是福柯后期著作再次指出了在褶子条件下将时间置于外部、把外部设想为时间的可能性。[41]

福柯与海德格尔的较量正基于此：“褶子”一直贯穿于福柯著作，却在晚期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正确方向。他与海德格尔之间有何种相似和差异呢？只有福柯与“普遍”意义上的现象学（即意向性）的决裂作为出发点时，我们才能对它们进行评估。意识涉及事物并且在世界之中被表示出来，这就是福柯所拒绝的。其实，意向性为超越整个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而设定，但是它发明了新的心理主义和新的自然主义，以致困难地区别于“学习”（learning），正如梅洛-庞蒂自己所言。意向性复兴意识综合和意义的心理主义与“野性经验”和世间事物、事物自由存在的自然主义。因此，这是福柯的双重拒绝。的确，只要我们停留于词语和语句，我们便能相信意向性，通过意向性，意识涉及某物并且被作为能指表示出来；只要我们停留于事物和事物状态，我们便能相信野性经验，野性经验通过意识而让事物自由自在。但是，现象学所依赖的“放进圆括弧”（置于一旁）应当推进意向性，超越接近陈述（énoncés）的词语和语句以及接近可见性（visibilités）的事物和事物状态。不过，陈述什么也不涉及，因为它们与某物没有联系，不再表达主体，然而仅仅依赖语言、存在—语言，语言与存在—语言为陈述提供了作为内在变项的恰当而充分的对象和主体。可见性不在野性世界中展开，这个野性世界曾经展现了原意识（前谓词意识），但是仅仅依赖光线、存在一光线，存在—光线为可见性提供了整个意向性方向的严格内在而自由的形式、范围与观点。语言和光线在彼此相联的各个方向（表示、意义、语言意义；物理环境、感性或心智世界）上都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在不可克服的方向上受到重视，这一方向把语言和光线提供给每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是充分的，并且与另一个方向分离，即光线的“有”与语言的“有”。整个意向性在两个单子之间的巨口里或者在看与说之间的“非关系”之中。这是福柯的重要转变：在认识论上改造现象。因为看与说是知，但我们看不到我们所说并且不谈论我们所见；我们看见一只烟斗时，我们将不断地说（以几种方式）“这不是一只烟斗……”，正如意向性自我否定、自我倾覆一样。一切皆知识，这是不存在野性经验的首要理由：在知识之前和知识之下，什么也没有。但是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即说与看，语言与光线，这就是不存在意向性的原因。

然而，一切都在这儿起步，因为在现象学这一方面，为了消除继续增加现象学负担的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它自身曾经超越过那作为意识及其对象［存在者（étant）］间关系的意向性。首先在海德格尔著作里，后来在梅洛-庞蒂著作里，意向性超越朝向存在（Être），即存在褶子（pli de l'Être）。从意向性到褶子、从存在者到存在、从现象学到本体论，海德格尔的门徒们使我们懂得本体论曾与褶子多么不可分离，既然存在（Être）曾经恰恰是褶子，褶子是存在与存在者共同形成的，作为古希腊人的开启行为，存在的展开不是褶子的反面，而是褶子自身、裂口（Ouvert）的接合线、揭蔽—遮蔽的奇异性。存在的褶痕保留得比较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褶子取代了意向性，这只是为了构建意向性。这指明了基本而垂直的可见性如何折叠成自见者（Sevoyant），从见者与被见者的水平关系建立开始，它又如何成为可能，这是梅洛-庞蒂的责任。外部（Dehors）比整个外部世界都更加遥远，它“弯曲”“折叠”“对折”内部（Dedans），比整个内部世界都更加深，唯有使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派生关系成为可能。甚至正是这种扭曲在固有的身体及其对象之外确定“肉体”（Chair）。简而言之，存在者的意向性超越存在褶子和作为褶子的存在［Être（相反，萨特保留了意向性，因为他满足于在存在者之中掘“洞”，而未触及存在的褶子）］。意向性还产生于欧几里得空间，该空间有碍于意向性自身得到理解，意向性应当在接近另一种空间即拓扑空间的地方被超越，拓扑空间使外部（Dehors）和内部（Dedans）、最远处和最深处发生联系。[42]

无疑，对萦绕他的主题：褶子，即衬里（doublure），福柯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著作里得到了很大的理论启发（inspiration théorique）。他还在雷蒙·鲁塞尔作品里找到了褶子的实践运用（exercice pratique）：这一实践运用建立起本体论可见性（Visibilité ontologique），并且在异于凝视及其对象维度的维度里，总是转化为褶子的“自见者”。[43]我们同样可对海德格尔和雅里[44]加以比较，如果荒诞形而上学（pataphysique）[45]确实表现为明确建立在现象存在基础上的形而上学超越。然而，如果我们把雅里或鲁塞尔视为海德格尔哲学的实现，这不意味着褶子产生并居于另一种景象之中而具有另一层意义吗？问题不在于忽略海德格尔的重要性，而在于重新找到鲁塞尔（或雅里）的绝对重要性。本体论的重要性需要恶魔般的或现象学的幽默。其实，我们认为作为福柯衬里的褶子将具有全新的外形，同时完全保持着它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依据海德格尔或梅洛-庞蒂的观点，存在的褶子只是为了在另一个维度中建立意向性才超越意向性：因为褶子不会构成视界的自见者，也不构成语言的自说者，以至于在语言里被说者与在视界里被见者是同一个世界，它在语言里自说，在视界里自见。因此，可见者（Visible）或裂口（Ouvert）不指向看，也不指向说。在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著作里，光线展示了说，也同样展示了看，正如意义萦绕着可见者，可见者低声言说意义。[46]这在福柯著作里是不可能的，对于福柯来说，存在—光线（Être-lumière）只依赖可见性，而存在—语言（Être-langage）只依赖陈述：褶子不会重新建立意向性，因为意向性在非意向性知识的两部分之间的分离中消逝。

如果知识由两种形式（formes）构成，那么既然每一形式都有其客体和主体，主体朝向客体的意向性又如何存在呢？[47]然而，这两种形式间的关系完全应该确定，并且从它们的“非关系”中摆脱出来。知识是存在，这是存在的最初形象，存在却处于两种形式之间。这不等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间隙”（entredeux），不等于梅洛-庞蒂所说的“交织花体字或交错配列法”（entrelacs ou chiasme）。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对梅洛-庞蒂来说，交织花体字、间隙与褶子相混同。但对福柯来说，不是这样。存在着某种交织，即可见者与可述者的交织：正是这种柏拉图织造模式（modèle platonicien du tissage）取代了意向性。可是，这种交织是一种束缚，一种不可消除的敌对双方的斗争以及存在—知识（Être-savoir）的两种形式：如果我们有所期待，这便是一种意向性，却是可逆转的，并在这两个方向上得到增加，进而成为极小的或微小的。这还不是存在的褶子，而是两种形式的交织。这还不是褶子拓扑学，而是交织策略。一切都像福柯指责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进展过快那样发生。他在鲁塞尔那里获得的、以另一种方式在布里塞那里找到的，以及能在雅里和马格利特那里发现的，是视听之争、双重俘获、获得可见者的词语之音、赢得可述者的万物狂暴（fureur des choses）。[48]在福柯著作里，一直存在着改变整个本体论的复本（Doubles）和衬里（doublure）的幻觉主题。

然而，如果反对者的纠缠不来自非形式要素自身，即出现在不可消除的形式分离中的纯粹力量关系，那么这种存在—知识（Être-savoir）构成的双重俘获不可能产生于不可克服的两种形式的缝隙处。这里正是战斗的源泉或其可能性条件。这里正是权力的策略领域，这一领域有别于知识的层叠领域。这是从认识论到策略的飞跃。另一种理由是没有“野性”经验，因为战斗意味着策略，一切经验都用于权力关系之中。这是存在的第二种现象，即“权力存在”（Possest[49]），即存在—权力（Être-pouvoir），有别于存在—知识（Être-savoir）。这是非形象的力量或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建立了两种成形的知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知识（Être-savoir）的两种形式是一些外在性形式，因为陈述消散于一种形式之中，可见性则消散于另一种形式之中；然而，存在—权力（Être-pouvoir）把我们引入不同环境，这一环境就是不可建立、非成形的外部（Dehors），力量及其易变的组合来自此。这种存在的第二种形象还不是褶子。更恰当地说，这是一条飘动的线，它不构成线条，唯能使两种形式处于战斗中。在福柯那里一直存在的赫拉克利特主义比海德格尔的赫拉克利特主义深刻得多，因为现象学归根结底过于温和，赞美了过多的事物。

因而，福柯发现了来自外部的要素，即力量。福柯与布朗肖一样，会较少谈论裂口（Ouvert），而较多谈论外部（Dehors）。力量与力量相关，而后者是外部的力量，因此，正是外部“解释”形式的外在性，既针对每一形式又针对它们的相互关系。这里显示出福柯宣言的重要性，当他指出海德格尔总是使外部具有迷惑力，但他只能通过尼采、与尼采一起（并非相反）才能理解它。[50]海德格尔是尼采的可能性，而不是相反，尼采却不期待他自身的可能性。应该在尼采哲学意义上重新找到力量，即“权力意志”的如此意义上的权力，以发现这个作为极限的、最大境域的外部，存在从此开始发生弯曲。海德格尔冲得过猛，折叠过快，这并非所愿：因此，存在着技术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的深刻含糊性，存在着知识技术与权力政治。存在的褶子过去只能产生于第三种形象层面：为了自我针对自我的情状（affection），自我通过自我的情动（affect），以致外部通过它自身构成同外延的内部，力量（la force）会发生折叠吗？希腊人所为不是奇迹。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着勒南层面，即希腊光线观念和希腊奇迹观念。[51]福柯说：希腊人所为更少或更多，任您选择。他们使力量屈服，发现了作为能被折叠的某物的力量，这仅仅通过策略发生折叠，因为他们建立了力量关系，这种关系经历了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只要能治理自我就能治理他者……）。但是，力量就在所有力量之间，人不折叠构成人的力量，而外部不自我折叠，不在人之中挖掘自我（Soi）。来自第三种形象的东西恰恰是这种存在褶子，当一切形式都已交织，一切战斗都已发生：于是，存在不再形成“知识存在”（Sciest[52]），也不形成“权力存在”（Possest），但形成“自我存在”（Se-est[53]），如果外部褶子构成自我（Soi），外部自我就构成同外延的内部。应当经由积层—策略交织来获得本体论褶子。

这完完全全是不可消除的三个维度，具有恒定的内容，即知识、权力和自我。这是三大“本体论”。福柯为什么补充说它们是历史的呢？[54]因为它们并不规定普遍条件。存在—知识取决于可见者与可述者在某时采用的两种形式，光线和语言与“特殊而有限的存在”不可分，光线和语言在某一积层上拥有这种存在。存在—权力在力量关系中是确定的，力量关系自身经历每个时代变化无常的奇异性，自我，即存在—自我（être-soi），由主体化过程决定，也就是说由褶子经过的场所决定（希腊人一点也不具有一般概念）。总之，所有条件都从来不比受条件限制者更具有一般性，并且通过其自身的历史奇异性显示出价值。条件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可疑的。作为条件，它们不是历史地发生变化的；但它们与历史一起（avec l'histoire）发生变化。事实上，它们所表现的，是在这样的历史构成中提出问题的方式：我能知道什么，或者在这种光线和语言的条件下，我能看见和陈述什么？我能做什么，追求什么，反对什么阻力？我能成为什么，什么褶子与我接近，或者如何把我视为主体？在这三大问题中，“我”不意味着一般概念，而是在人们说—人们看（On parle-On voit）、人们冲突（On se heurte）、人们生活（On vit）之中代表被占据的特殊地位总体。[55]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是可转移的，但是，可能存在可疑领域的侵越或穿透，可疑领域使老问题的“论据”在另一个问题里被复活。（在福柯著作里，也许还存在着一位希腊人，即在快感的“问题化”中充满某种信心……）

总之，恰恰是实践建构了过去与现在的唯一连续性，或者，相反，建构了现在解释过去的方式。如果福柯的访谈录完全是其作品的一部分（Si les entretiens de Foucault font pleinement partie de son oeuvre），那么是因为它们将其每本书的历史性问题化延伸到实际问题（疯狂、惩罚或者性欲）的构成。什么是直接而横向的而不是集中而间接的新战斗？什么是特殊的或“奇异的”而非普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用？什么是没有同一性，而不是等同的新主体化方式？这是我能做什么，我知道什么，我是什么？（Que puis-je？Que sais-je？Que suis-je？）等问题的三重现实根源。1968年发生的事件曾是这三大问题的“重复”。[56]什么是我们的光线和我们的语言，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今日的“真理”？今日，我们不能满足于认为旧式战斗不再有价值，应该面对何种权力？我们的反抗力是什么？也许我们尤其不参加、不参与“新主体性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作为反抗中心的新自我（nouveau Soi）渐变之中找不到意外的“面对面”吗？每次都存在社会转变，难道不存在主体调整运动及其暧昧和潜力吗？这些问题，包括纯粹权利问题，可被视为比普遍人权参照更为重要。在福柯著作里，一切都可变，一切皆变：知识的变项（比如作为陈述的内在变项的客体和主体）和形式关系的变化；权力的可变奇点和力量关系的变化；可变主体性与褶子变化或主体化变化。

然而，如果所有条件都真的不比受条件限制者更为一般或更为恒定，那么福柯感兴趣的却恰恰是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是历史上的研究而不是史学家的工作。他不研究精神状态的历史，而研究精神条件史，在精神条件下，具有精神存在（陈述和语言体制）的一切都展现出来。他不研究行为史，而研究行为条件史，在行为条件下，具有可见性存在的一切都在光线体制之下显示出来。他不研究制度史，而研究制度条件史，在制度条件下，制度在社会领域层面整合力量的微分关系。他不研究私生活史，而研究私生活条件史，在私生活条件下，自我关系建构了私生活。他不研究主体史，而研究主体化过程史，它处于褶皱之下，褶皱在本体论领域和在社会领域一样发生作用。[57]的确，有某种东西萦绕着福柯，这就是思想，“思想意味着什么，人们把什么叫作思想”？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福柯又重新提出，成为一根典型的箭。这就是历史，却是这种思想的历史。思想，就是实验，就是质疑。知识、权力和自我是思想问题化的三重根源。首先，根据作为问题的知识，思想就是看和说，但思想产生于间隙处，产生于看和说的空隙或分离处。这是每次都发明交织，每次都发射一方之箭以抵御另一方之靶，在词语中使光闪闪发亮，在可见物里使人听到叫声。思想，使看（观看）达到其特有的极限，使说（言说）达到自己的特有极限，以致看与说是共同的极限，这一极限在分离它们的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

继而，根据作为问题的权力，思想，是传播奇点，是掷骰子。掷骰子的事所表达的是，思想总是来自外部（外部已经深深陷入空隙或者建构了共同极限）。思想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的。这不是能力的天生训练，但也不是在外部世界建构起来的学习（learning）。阿尔托[58]用“生殖者”即这种思想的生殖性反对天生和后天，而思想来自比外部世界更遥远，因而比内部世界更迫近的外部。应该把这个外部叫作偶然吗？[59]其实，掷骰子的事表达了力量关系或最简单的权力关系，权力建立于乱置的奇点（骰子面的数目）之间。力量关系，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不仅仅涉及人，而且涉及在它们的偶然抽签里或者在它们的有趣东西里、在据语言而成的组合频率里的因素和字母表字母。偶然只对第一次掷骰子有用；也许第二次掷骰子产生于那些由第一次部分地决定的条件中，正如在马尔科夫系列即部分的重新连接的系列里一样。外部就是这个东西：不断重新连接随机和相关混合中偶然抽签的线条。因此，思想在此获得新的形象：抽出奇点，重新连接抽签；每次都创造系列，这些系列从一个奇点的近邻关系过渡到另一个奇点的近邻关系。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奇点，总是来自外部：权力奇点用于力量关系之中；反抗奇点，它们准备突变，甚至野性奇点（singularités sauvages）也被悬搁于外部，既不发生联系又不任凭融合……（在这里，“野性”仅仅具有一层含义，不是作为经验，而是作为尚未进入经验中的东西。）[60]

思想的所有这些规定性都已经是其行为的最初形象。在长时期内，福柯都未认为思想还可成为别物。既然思想自身什么也找不到，除了它所依和作为“否思”（impensé）所居的外部，思想又如何发明道德呢？这种决心（Ce Fiat）！它事先撤销了一切命令。[61]然而，福柯预感到陌生而最新的形象的出现：如果这个比整个外部世界都更加遥远的外部也比整个内部世界都更加接近，那么难道这不表明思想在发现作为其自身否思的外部时产生自我影响吗？“它不能发现否思……而不使否思立刻靠近自我，或者也许尚未远离它，无论如何，人的存在事实上甚至还没有变质，既然它在这一距离之中展开。”[62]这种自我影响（自我情状），即远近转变，将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与此同时，建构内部空间（espace du dedans），这一内部空间在褶子线条上与外部空间共同在场。可疑的否思让位于思想存在，思想存在自我问题化，它作为伦理主体（在阿尔托著作里，是“天生生殖”，而在福柯著作里，是自我和性欲的交会）。思想是折叠，是并合内部的外部，内部与外部同外延。普遍的思想拓扑学已经始于奇点的“近邻”，目前在从外部到内部的褶皱里完成：“在外部的内部，反之亦然”，这曾为《古典时代疯狂史》所指出。我们可以指明整个构造（区分和融合）都必以绝对的外部和内部的最初拓扑学结构为前提，这个结构对一些相对居中的外在性和内在性进行归纳：整个内部空间在拓扑学上与外部空间有关，除了距离之外并且处于“活人”的极限；肉体拓扑学或生命拓扑学，远未通过空间得到解释，它解放一种时间，时间把过去压缩到内部，使将来偶然发生于外部，并且把过去和将来同活生生的现在的限度加以对照。[63]福柯不再仅仅是果戈理意义上的档案保管员、契诃夫[64]意义上的地图绘制者，而且是像别雷[65]在小说名作《彼得堡》中那样的拓扑学家，这部小说使皮层褶皱成为外部和内部的转化：城市与中枢的应用只在第二空间互为反面。福柯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衬里或褶子，这种方式与海德格尔不再有任何牵扯。如果内部通过外部的褶皱而建构起来，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拓扑学关系：自我关系与外部关系是对等物，两者通过成层的中间状态发生联系，积层是相对外在的（因而相对内在）环境。正是整个内部在积层界线上的外部积极出现。内部以某些方式压缩过去（久久绵延），这些方式绝不具有连续性，并把过去和来自外部的将来相对照，对过去进行交换和重建。思想，就是栖居于当下充当限度的积层之中：今天，我能看到什么？能说什么？但这像过去凝结于内部那样在自我关系中思考过去。（在我之中有一位希腊人或者一个基督教徒……）思考过去，而反对现在，抵抗现在，不是为了复还，但是“考虑到有待来临的时间，我希望”（尼采），即是说，把活生生的、现在的过去还诸外部，以便某种新物最终到来，以便思考总是会走近思想。思想思考其自身的历史（过去），却为了摆脱它所思（现在），最后能“别样地思考”（将来）。[66]这就是布朗肖所说的“外部激情”，力量只趋向外部，因为外部自身已经成为“深处”，即“侵入”。[67]拓扑学的三种要求相对独立，总是互换。不断产生层理是成层的义务，层理使人看到或言说某种新东西。况且，重新使确定的力量成为问题是外部关系的义务，最后，呼唤和产生新的主体化方式是自我关系的义务。福柯著作与各种名著重新发生关联，而名著都为我们改变了思想的意思。

福柯图

1.外部线条　2.策略地带　3.积层　4.褶子（主体化地带）

“我从来都只写出了一些虚构作品……”虚构作品却从未产生过那么多真理和现实。我们如何叙述福柯的重要虚构作品呢？世界由重叠的表面、档案或积层构成。世界也是知识。积层却横穿于中心裂缝之间，这条中心裂缝把可视画面分散到一边，把声音曲线分散到另一边：每一积层的可述者与可见者是两种不可消除的知识形式，光线（Lumière）和语言（Langage）是两种外在性大环境，可见性与陈述分别积淀其中。于是，我们卷入双重运动之中。我们隐没于积层与积层、带子与带子之间，穿过表面、画面和曲线，紧随裂缝，以试图深入到世界内部：正如梅尔维尔所言，我们寻找着处于中心的房间，这里充满渺无人烟的恐惧，人的灵魂显露不出一个无边无际而可怕的虚空（谁梦想去档案里寻找生命）。但同时，我们力图升到积层之上，以抵达外部、大气层、非成层实体，这一非成层实体能够说明两种知识形式如何能够在从裂缝的一边到另一边的每一积层上相互缚紧、相互交织。否则，这两个档案部分可以相通，陈述来自画面之下，画面说明陈述吗？

这种非形式的外部，是一场战斗，如同喧闹和骚动区，在其中，一些奇点和它们之间的力量关系起伏不定。一切积层只使可视尘埃和战斗回声汇集和凝固，战斗在积层上展开。然而，在积层之上，奇点不具有形式，也没有可见的形体和说话者。我们进入了非确定性复本与部分死亡的领域，即出现与消散的领域（比沙地带）。这是一门微观物理学。我们站在积层之上，如福克纳所言，不再像人，却像两只尺蛾或两片羽毛，彼此不可见且隐隐约约，“在喊叫‘打死下流胚！杀！杀！’的时候，我们投身到狂烈而慢慢消散的风尘云端”。纳入种种关系中的力量或奇点的图表与这一地带的每一大气态都相符合，这就是策略。如果积层源于大地，那么策略便是空中的或海洋的。可是，在积层中现实化是策略的责任，在档案中现实化是图表的责任，成层是非成层实体的责任。现实化既是融合（整合/积分）又区分（差异/微分）。非形式力量关系在创造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即曲线形式和画面形式）之时相互区别，曲线形式穿过奇点（陈述）附近，画面形式把奇点分散成光线形状（可见性）。所有力量关系都同时准确融入这两者（从分化的一边到另一边）间的形式关系之中。因为所有力量关系都忽略了裂缝，这一裂缝只始于力量关系之下和积层之中。在积层中实现时，力量关系能挖凿这条裂缝，并且，在不断整合的分化时，又在两个方向上从上面跳过。

力量总是源于外部，源于比整个外在性形式更加遥远的外部。也不仅仅存在被掌握在力量关系中的奇点，而且存在反抗奇点，能够改变这种种关系，将它们颠倒，改变非稳定性图表。甚至还存在着一些野性奇点；在外部自身线条上还没联系起来，这些奇点正好在裂缝上方翻腾。这是可怕的线条，在风暴本身之上，它搅乱一切图表；梅尔维尔线条在自由的两端掩盖着复杂迂回中的整只小船，在适当时候，沉湎于极难看的扭曲形态，在这一线条逐渐放出时，总有可能把人卷走；或者米肖[68]线条“在无数次反常”时日益高速增长，这是“狂怒的大马车夫皮鞭的鞭身”。可是，这线条如此可怕，它是一条生命线条，它不再与力量关系较量，把人带离恐惧。因为对于裂缝，线条产生环状物，即“旋风中心，这里可居，乃至极好的生命（Vie）就在这里”。这如同短暂的加速度构成更长期的“缓慢存在”，也如同松果体，在不断恢复，在改变其方向，勾画出与整个外部线条同广延的内部空间。最遥远者因转变成最近者而成为内在的：褶子中的生命（la vie dans les plis）。这是中心房间，人们不再担心其空，既然要把自我置入其中。人们在此成为其速度的主宰，相对而言，成为其分子与奇点的主宰，在此主体化地带：宛若外部之内部的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