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或非成层者：外部思想（权力）

什么是权力（pouvoir）？福柯的定义显得非常简单，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不，确切地说，一切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首先，我们认识到，权力不是形式，比如形式—国家（forme-État）；权力关系不处于两种形式之间，如同知识一样。其次，力量从来不是单一的，与其他力量相适应本质上是它的责任，因而一切力量都已经是关系，也就是说权力：力量拥有无异于力量的对象和主体。我们将看不到自然法的回归，因为法律本身是一种表达形式，大自然（Nature）则是一种可见性形式，并且暴力是力量的伴随物或后果，而不是其构成部分（et la violence un concomitant ou un conséquent de la force，mais non un constituant）。福柯更接近尼采（也同样接近马克思），依尼采看来，力量关系大大超越了暴力，不能通过它而得以确立。这就是暴力建立在身体、对象和确定存在之上，暴力摧毁或改变身体、对象和确定存在的形式，然而，力量拥有无异于其他力量的对象，拥有无异于关系的存在：这是“对于行动的行动，是一些可能或现实、将来或现在的对于行动的行动”，这是一些可能对于行动的行动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构想一份必然开放的变项表，它表达力量关系或权力关系，构成对于行动的行动：鼓动、促使、改变方向、变易或变难、扩大或限制、变得大致可能……[2]这些就是权力范畴。《监视与惩罚》在此意义上建立了力量关系在18世纪具有的更加细致的价值表：在空间里分布（被规定为监禁、分区控制、排列、分类……的空间），在时间上安排（细分时间、规划行为、分解行为……），在时空中构成（“构成生产力”的种种方式，“效果理当高于形成生产力的基本力量的总和”）……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福柯关于权力的重要论题发展成了三个方面：权力本质上不是镇压（既然它“鼓动、挑起、生产”）；它在自我克制之前就被行使（既然它只在可决定形式阶级和被决定形式国家之下自我控制）；它经由被统治者，无异于经由统治者（既然它经由一切相互联系的力量）。这是一种高深的尼采哲学。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是权力，它来自何处？”，但必须追问：它如何被行使？权力行使作为情动（affect[3]）而出现，既然力量自身通过影响其他力量的权力而被确定（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有关），它也通过受其他力量影响的权力而被确定。鼓动、挑起、生产（或者所有类似的表格术语）构成作用情动（affects actifs），被鼓动、被挑起、被决定生产、拥有“好的”结果，即反作用情动（affects réactifs）。反作用情动不只是作用情动的“反冲”或“消极面”，更是“不可消除的对立”，在我们认为受影响的力量是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4]与此同时，每一力量都有影响（其他力量）且被（其他力量）影响的权力，因而，每一股力量都包含多种权力关系；整个力量场根据这些关系及其变化对力量进行分布。自发性和感受性现在获得了新的含义：影响和被影响。

被影响的权力如同力量的内容（材料，matière de la force），影响的权力如同力量的功能（fonction de la force）。不过，关键在于一种纯粹功能，即非形式化功能，是撇开具体形式、目的和手段的受控功能，它在这些具体形式中体现出来，服务于这些目的，使用这些手段：行动物理学是一种抽象行动物理学。关键在于一种纯粹内容，即不成形的内容，是撇开会进入其中的成形实体、合格的存在或对象的受支配内容：这是关于原材料的物理学或关于无添加剂材料的物理学。因此，权力范畴是适宜于被视为“任意”的行为和任意支持的决定因素。因此，《监视与惩罚》通过纯粹功能对环视监狱（Panoptique）加以说明，这种功能对任意个体多样性强制规定了任意任务或任意行为，在独一无二的条件下，多样性为数不多，并且空间有限又不太广阔。我们既不看重形式也不看重成形实体，形式为功能（教育、治疗、惩罚、强迫生产）提供目的和手段，内容（“囚徒、病人、学生、疯子、工人、战士”……）以成形实体为支撑。实际上，环视监狱（Panoptique）在18世纪末贯穿于这一切形式之中，并应用于这一切实体之中：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它是权力范畴，即纯粹的惩戒功能。因此，福柯把它叫作图表（diagramme），就是像摆脱一切被规定的实体一样“应当摆脱一切特殊用途的”功能。[5]《知识意志》将重视另一种同时出现的功能：只要多样性为数众多（人口），并且空间广阔或开放，就要管理和控制任何一种多样性中的生活。“成为可能”正是在此获得了它在权力范畴中的意义，或然性方法也在此得以采用。总之，这两种现代社会中的纯粹功能后来成为“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que）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这两种无饰内容将是任意的身体和任意的人口。[6]因此，我们能确定相互连接的几种方式的图表：这就是适宜于某一构成的权力关系的展现；这是影响权力和被影响权力的分布，这是非形式化的纯功能和不成形的纯内容的混合。

在构成权力（Pouvoir）的力量关系和构成知识（Savoir）的形式关系之间，难道不应当指出我们对这两种知识的形式和形式因素所言说的吗？在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和异质；但也存在着互为前提和相互捕捉；还存在着一个对另一个的优先性。首先，之所以存在本质差异，是因为权力不经由形式，而只经由力量。知识涉及成形内容（实体）和形式化功能，成形内容与形式化功能部分地分散在看与说、光线与语言这两大形式条件之下，因此，知识是成层的、归档的，具有相对坚硬的节段性。相反，权力是图表式的：它调动非成层的内容和功能，以灵活的节段性方式进行。其实，它不经过一些形式，而经过一些点（points），即奇点，奇点每次都标明力量的运用、相对于其他力量的力量的作用或反作用，换而言之，就是情动，即“总是地方性的、不稳定的权力状况”。因此，图表有了第四个界定：这就是传播，即奇点分布。权力关系既是局部的，又是不稳定的和扩散的，不是从中心地点或具有优先性的独一无二的策源地发散出来，但时时刻刻都在力量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同时标明转变、倒转、突变、回旋、方向变化、反抗。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关系在这种或那种要求下是不可能局限于一地的。它们构成策略，如同非成层者的运用，“匿名策略”几乎寂静无声、盲目轻率，因为它们回避可见者和可述者的稳定形式。[7]策略有别于成层现象，如同图表不同于档案一样。这就是权力关系的不稳定性确定策略或非成层的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并非众所周知（sus）。进一步讲，它在福柯思想里有点像它出现在康德体系中，在康德那里，纯实践的决定性不可归结为理论上或认识上的一切决定性。的确，据福柯讲，一切都是实践的；但权力实践不能归为一切知识实践。为了标明这一本质差异，福柯后来提出，权力诉诸“微观物理学”。只要我们不把“微观”理解为可见形式或可述形式的简单微型化，而是把它理解成另一个领域、一种新型关系、一个不归为知识的思想维度：变幻不定且不限于一地的关系。[8]

弗朗索瓦·沙特莱[9]在概括福柯实用主义时很好地指出：“权力如同操练，知识如同守则。”[10]研究知识的成层关系在《知识考古学》中到达顶点。研究权力的策略关系始于《监视与惩罚》，在《知识意志》中反常地到达顶点。这是因为权力与知识间的本质差异并不妨碍存在互为前提，相互捕捉，交互内在性。人学与权力关系不可分割，而权力关系使人学成为可能，促使知识或多或少能够越过认识论开端或者形成认识：例如，对于“性知识”（scieni a sexualis[11]），存在着苦修者—听忏悔的神甫关系、信侍—神师关系；或者，对于心理学，存在着惩戒关系。关键不在于认为人学来源于监狱，而在于认为人学以监狱自身所依赖的力量图表为前提。相反，如果力量关系在构成知识的成形或成层的关系中无法实行，那么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它们处于传递、不稳定、无限消减、几乎潜在的状态。甚至，自然知识（savoir de la Nature），并且特别是科学性开端的超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关系，但它们自身在这种形式下实现：认识从来不依赖某一主体，与权力图表相比，这个主体是自由的，但与实现权力图表的知识相比，权力图表从来不是自由的。因此，对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情结的断言建立了图表与档案间的关系，从图表和档案的本质差异出发对它们加以连接。“即使知识技术与权力策略具有其特殊作用，并且从它们的差异出发（à partir de leur différence）彼此连接，在知识技术与权力策略之间，也毫无外在性。”[12]

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决定奇点（情动）的微分关系。既稳定又成叠这些权力关系的现实化，就是一种积分（intégration，整体化[13]），即是一种运作，它旨在标出“一条总的力量线”，旨在连接、调整、均化、整理、收敛奇点。[14]尚未直接存在全部积分。更确切地说，存在着一种局部的、部分的积分多样性（multiplicité d'intégration）。每一种多样性都类同于这样的关系和奇点。组成整体的要素（积分要素），即成层因素，形成制度：国家以及家庭、宗教、产品、市场、艺术本身、道德……（l'État，mais aussi la Famille，la Religion，la Production，le Marché，l'Art luimême，la Morale...）这些制度不是源泉或本质，既没有本质也没有内在性。这是实践，是不解释权力的操作性机器，因为，在再生产和非生产的功能之下，它们以权力关系为先决条件，仅限于“确定”这些关系。不存在国家，但仅仅存在国家控制，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如此。因而，对于每一历史构成来说，都应该追问是什么东西重又回到存在于这一积层上的每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历史构成整合（积分）何种权力关系，与其他制度保持何种关系，并且追问这些分布从一个积层到另一个积层如何发生变化。还存在十分变幻不定的、横向的、纵向的捕捉问题。如若形式—国家在我们的历史构成中捕捉到了那么多的权力关系，便不是因为这种关系来自形式—国家；相反，是因为根据情况而格外多变的“连续性国家控制”的操作产生于教育秩序、司法秩序、经济秩序、家庭秩序、性秩序之中，同时以全部积分（总体整合）为目的。不管怎样，国家以权力关系为前提，而不是权力关系的源泉。福柯所表达且提出的是，如果我们通过“治理”来理解产生全面影响的权力（le pouvoir d'affecter sous tous ses aspects，治理儿童、灵魂、病人、家庭……），那么政府与国家相比是首要的。[15]如果我们由此而试图界定制度（国家或其他制度）的最一般特点，那么几乎旨在建立种种假设性权力—治理关系，它们就是围绕着克分子机构（instance molaire）的分子关系[16]或“微观物理学”关系：君王或法律之于国家，父亲之于家庭，货币、黄金或美元之于市场，上帝之于宗教，性之于性制。《知识意志》分析了两大优先例子：法律和性，这本书的整个结论表明“无性性欲”（sexualité sans sexe）的微分关系在性的思辨要素“唯一的能指和普遍的所指”里如何积分（整合），在着手实现性欲“歇斯底里化”时实现欲望正常化。但无论如何，这都有点像在普鲁斯特作品里那样，分子性欲（sexualité moléculaire）在得到积分整合的性之下沸腾激奋或低沉作响。

恰恰是这些积分、克分子机构创立某些知识［如“性知识”（scientia sexualis）］。然而，为什么在这一层面上出现了裂缝？福柯指出，制度必定具有两极或两大要素：“机器”和“规则”。事实上，制度组成重要的可见性、可见性领域与重要的可述性和陈述体制。这种制度是双形式的和双面的（例如，性，同是说话的性和让人看见的性，即语言和光线）。[17]更一般地讲，我们重新发现前面的分析结果：积分，只有在创造发散的（divergentes）实现途径的同时，才能实现或发生作用，它在发散的实现途径中被分散。不，确切地说，实现，只有在创造形式微分系统（système de différenciation）的同时才能积分它。在每一构成中，都存在着建立可见者的感受性形式和构成可述者的自发性形式。的确，这两种形式与力量的两个方面或者两种情动（被影响的权力感受性和影响的权力自发性）不一致。但是，这两种形式派生于这种权力的感受性和自发性，在其中找到了自身的“内在条件”。这是因为权力关系没有自身的形式，并与非成形内容［感受性（réceptivité）］和未形式化功能［自发性（spontanéité）］保持联系。然而，知识关系从各方面论述成形的实体和形式化功能，时而处于可见者的感受种类之下，时而处于可述者的自发种类之下。成形的实体通过可见性而显现，形式化目的化功能则通过陈述而显现。因此，我们别混淆权力的情动范畴（“鼓动”“挑起”，等等）和知识的形式范畴（“教育”“治疗”“惩罚”，等等），知识的形式范畴通过看与说来实现权力的情动范畴。可是，根据排斥一致的转移，制度正是在此具有整合权力关系的能力，同时建构起实现、整顿、重新分配（redistribuent）权力关系的知识。依据受重视的制度的性质，不，确切地说，依据制度操作的性质，一部分的可见性和另一个部分的陈述，将触及这样或那样的开端，这一开端将使可见性和陈述变成政治的、经济的、审美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知道陈述能否触及某一开端，例如科学开端，可见性处于开端下方。或者相反。但正是这一点使真理成了问题。如同存在着总是变化多端的陈述那样，存在着国家、艺术、科学的可见性）。

实现—积分（现实化—整体化）如何产生？根据《知识考古学》，我们至少会理解实现—积分的一半。福柯将“规则性”用作陈述的特性。不过，依福柯看来，规则性具有一层十分确切的意义：这是连接实现与积分之间那些奇点（规则）的曲线。准确而言，力量关系决定奇点，因而，图表总是一种奇点传播。但是，另一层意义是经过邻近点连接这些奇点的曲线。阿尔贝尔·洛特曼[18]曾经指出，在微分方程理论上，存在着数学上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实”，尽管它们必然互补：在矢量场的奇点的存在和分布，在奇点附近的完整曲线形式。[19]他从中引出了《知识考古学》所援用的方法：一个系列延伸到另一个奇点附近，一个新的系列又从此开始，时而与第一个系列汇合（相同“语族”陈述），时而分岔（另一个语族）。曲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力量关系，同时对这种关系进行整理、调整，使所有系列汇合，引出一条“总的力量线”：对福柯来说，不仅曲线和图表是陈述，而且陈述是曲线或图表。或者，为了更好地指出，陈述既不归结为语句，也不归结为命题，他提出，我胡乱在一张纸上写出的字母形成一个陈述，“即一个字母系列的陈述，它只有一个法则，就是偶然”；同样，我从法文打字机键盘上抄写的字母也构成一个陈述，A，Z，E，R，T（尽管显示出的键盘和字母不是陈述本身，因为这是一些可见物）。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把福柯最难或最神秘的文本集中起来，那么他会补充说，陈述与外部和别物具有特殊关系，“这个别物可能与陈述之间离奇地相似和几乎同一”。应当明白陈述与可见性、键盘上的字母之间有某种联系吗？当然不，因为恰恰是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陈述绝不由它所指或所表而定。我们觉得，这就是应当理解的东西：陈述是汇集奇点的曲线（l'énoncé est la courbe qui unit des points singuliers），即实行或实现力量关系的曲线，就像力量关系根据重复性邻近性秩序（或者，在另一个例子中是根据偶然性）而以法语形式存在于字母与手指之间一样。但是，奇点自身（les points singuliers eux-mêmes）与其力量关系并非已然是一个陈述：这是陈述的外部，这个陈述与外部之间可能离奇地相似且几乎同一。[20]至于可见性，例如，键盘上的字母，它们外在于陈述，但不是陈述的外部。因而，可见性与陈述情形相同，这一情形原来就是可见性应以自身的方式化解的特殊情形。可见性也应当与它们实现的外部、它们反过来积分整合的奇点或力量关系保持联系，而与陈述有着不同的方式方法，因为可见性居于陈述外部。

曲线—陈述在语言中求情动强度、微分力量关系和权力奇点（潜在性）的积分。但是，可见性也应当以另一种方式在光线里积分它们。因此，光线作为易于接受的积分形式，应该为自己铺开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与作为自发性形式的语言道路具有可比性，但不一致。处于它们“非关系”内部的两种形式的关系，是它们确定不稳定的力量关系、对传播加以限制和概括、调整奇点的两种方式。因为可见性在历史构成的光辉之下构成一幅幅画面，这一幅幅画面属于可见者，陈述则属于可说者或易读者。“画面”总是萦绕着福柯，他常常在十分普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个词也涵盖了陈述。但是，这是因为它给陈述提供了总的描述性意义，在确切的意义上讲，这一意义不是陈述具有的。在最确切的意义上，画面—描述和曲线—陈述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化积分力量。福柯处于相当漫长的逻辑传统之中，这一传统表明了陈述与描述之间的本质差异（例如罗素）。这个问题出现在逻辑中的时候，已经能在小说、“新小说”以及电影中找到一些出乎意料的进展。福柯提出的新方案更加值得重视：画面—描述是适宜于可见性的调节，一切都像曲线—陈述那样是适宜于易读性的调节。因此，福柯富有描述画面的热情，或者进一步讲，他富有适用于画面的描述的热情：对宫娥、马奈、马格利特的描述，对流刑犯枷锁、疯人院、监狱、小囚车的惊人描述，这些描述恰似一幅幅画面，而福柯本人如同一位画家。这大概是在其所有著作中与新小说和雷蒙·鲁塞尔一起建构起来的亲缘关系（affinité）。回到对委拉斯开兹《宫娥》的描述：光线形成“螺旋形贝壳”，这个贝壳使奇点成为可见的，其实，在完整的表现“循环”中，产生了如此多的光线与映像。[21]一切都如同陈述在成为语句和命题之前是一些曲线一样，画面在成为外形和色彩之前是一些光线。画面在感受性形式中实现的，是力量关系的奇点，犹如画家和君王“无限闪烁交替”的相互关系。在画面—描述和曲线—陈述中，力量图表同步实现。

福柯的三角图式既具有认识论分析价值，又具有美学分析价值。进一步讲，可见性同样包含捕捉陈述，陈述自身包含捕捉可见性，这种可见性在与词语一起发生作用时继续有别于陈述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严格的文学分析能在自身内部重新发现画面与曲线的区别：描述可以是言语的，仍然不同于陈述。我们想到，如福克纳[22]一类的作品：所有陈述都勾勒出一些神奇曲线，它们经历话语对象和多变的主体身份（好些人的同一名字，同一人的两个名字），并且处于存在—语言之中，处于福克纳特有的一切语言汇集之中。但是，描述勾画出这么多画面，它们根据时间与季节使映像、光芒、闪烁诸种变化多端的可见性显现出来，并且将这些可见性分配到存在—光线即全部光线的汇集之中，福克纳握有光线汇集的秘密（福克纳，最伟大的文学“光效画家”……）。还有，在这两大要素之上存在着第三个要素，即不为人知、不为人见、不为人说的权力中心，即腐蚀的或被腐蚀的策源地，它们在南方家族中，走向倾覆与衰退，一切皆成黑色。

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权力对于知识、权力关系对于知识关系的优先性呢？这是因为，如果不存在权力的微分关系，那么知识关系没有任何东西有待积分。没有对权力的微分关系进行积分操作，这种微分关系便是消失的、初步的或潜在的，这是确实的，因此，它们互为前提。可是，如果存在优先性，那么是因为知识的两种异质形式因积分而构成，并且建立了间接一种关系，处于它们的裂缝或“非关系”之中，居于那些只归属力量的条件之下。这两种知识形式的间接关系，也不具有任何共同形式，甚至没有联系，但只有力量的非形式因素，它邻接着两种知识形式。因此，福柯图表论（diagrammatisme de Foucault），也就是说纯粹力量关系的表现或纯奇点传播，与康德模式论（schématisme kantien）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图表论保证了不可消除的两种自发性、感受性形式之间的关系，知识正是源于这一关系。关系作为力量，自身具有特有的自发性和感受性，尽管自发性和感受性是非形式的，不，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们是非形式的。如果我们抽象地看待权力，那么它既看不见什么也不谈论什么。这是一只鼹鼠，它只在自己的地洞网和复杂的洞穴里才辨认得出自己的所在：权力“从无数的点开始被使用”，“来自下层”。但恰恰是这样，在它自身不看不谈之时让人看见和谈论。福柯关于“无耻人的生命”的探索计划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问题不在于已经拥有言语，也不在于光线因作恶而出名，而在于罪恶的、卑微的、无声的存在，在于它们与权力的相遇、相撞从光线中获得瞬间并使瞬间说话。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在知识中不存在原始、自由、野性的经验，犹如现象学所求，这是因为看与说（le Voir et le Parler）总是早已完全被纳入权力关系，它们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并实现这种关系。[23]例如，如果我们试图确定语句和作品汇编以便从中萃取出陈述，那么我们只能在确定权力（与反抗）中心时做成这种汇编，这种汇编依赖于权力（与反抗）中心。汇编成为主要的东西：权力关系包含知识关系，相反，知识关系必须以权力关系为条件。如果陈述只分散于一种外在性形式之中，可见性只散播于另一种外在性形式之中，那么是因为权力关系自身甚至在不再具有形式的组成部分之中是扩散而多点状的。权力关系指定“别物”，陈述（以及可见性）则依赖这个别物，即使根据逐渐而连续的积分仪（整合者）操作，陈述和可见性与权力关系之间存在着很小的区别：正如《知识考古学》所言，数的盲目传播不是陈述，但它们的有声再现或在一张纸上的再现，则是一种陈述。如果权力不是一种简单的暴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穿过那些表达了力量关系与力量（鼓动、促使、产生效率等）的范畴，而且也因为，与知识相对而言，它产生了真理，因为它让人看和说。[24]它产生了作为问题的真实。

前面的研究，在知识层面，将我们面对面地置身于可见者与可述者之间的福柯的十分特殊的二元论境地。但是，应当注意到，二元论通常至少具有三层含义：首先是真正的二元论，它标明了诸如笛卡尔哲学中两个实体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还有诸如康德哲学中两种能力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其次是诸如斯宾诺莎或柏格森哲学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它超越自身而迈向一元论；最后，是在多元论内部发生作用的预备性分布。这便是福柯的情况。如果可见者与可述者处于双重状态，并且，它们各自的形式，诸如外在性形式、分散性形式或散播性形式，产生它们的两种“多样性”，那么这两种多样性中任何一种都不能被归并为单一性：陈述只存在于一种话语多样性之中，可见性只存在于一种非话语多样性之中。这两种多样性都通向第三种多样性，即力量关系的多样性，一种扩散多样性，它不再经历前两种多样性，并且摆脱了一切可二元化的形式。《监视与惩罚》不断地指出，一切二元论都是“多样性”中突如其来的克分子的或大量的结果。力量二元论，即影响一被影响，仅仅是每一力量多样性的标志，是复式力量存在。西贝尔贝格有时会说，一分为二就是分散多样性的尝试，而多样性不能表示为唯一形式。[25]可是，这种分布只能把一些多样性从多样性中区分出来。福柯的全部哲学正是关于多的语用学（pragmatique du multiple）。

倘若可见者与可述者这两种形式的多变性组合是历史积层或历史构成，那么权力微观物理学反而在非形式的与非成层的要素中呈现出了力量关系。超感觉的图表不会与视听档案相混淆：它犹如作为历史构成的先决条件的先天性。不过，在积层之下、在积层之上、在积层外部，什么都没有。变幻不定、无限消减、四处扩散的力量关系，不居于积层外部，它们却是成层的外部。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先天性自身是历史的。乍看起来，我们会认为图表是专用于现代社会的：《监视与惩罚》分析惩戒图表，因为它以社会领域内在的分区控制取代了旧王权的影响。但它什么也不是，而是每一成层的历史构成，它就像指向其外部那样指向力量图表。我们的惩戒社会贯穿于我们能确定的权力范畴（对于行为的行为）：强制规定任何任务或者产生有益的影响，控制任何人口或者管理生命。但是，旧存的王权社会由相同的图表式范畴而得以确立：抽取（抽取行动或产品的行动、抽取力量的力量），作出死刑判决（叫人死或让人活，这与管理生命截然不同）。[26]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图表。福柯还指出了另一种图表，即“牧领”图表，是教堂修会而不是国家社会借助于这一图表，他详细论述了图表范畴：如同力量关系或对于行动的行动那样，放牧（paîître un troupeau）……[27]我们会明白，我们可以谈论希腊图表、罗马图表、封建图表……如同权力范畴清单那样（并且惩戒图表当然不是最后的字眼），这个清单是无限的。在某种方式上，我们认为，所有图表都在各个积层之上、之下或之间发生联系（因而，我们可把“拿破仑”图表界定为交叉积层（interstratique），即古代君权社会和这个图表所预示的新型惩戒社会之间的中介）。[28]图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积层：只有积层构成才给图表提供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图表自身所没有的，图表自身是不稳定、动荡、转动的。这是先天性的反常特征，是微动荡。这是因为相互联系的力量都与其差距或关系的变化不可分割。总之，所有力量都处于永恒生成状态，存在着一种重复历史的力量变化（il y a un devenir des forces qui double l'histoire），不，确切地说，根据尼采观念，力量变化笼罩历史。因为图表展示出力量的总体关系，所以它不是场所，而是“非场所”：这仅仅是为了那些突变的某个场所。突然，事物不再同样被感知，命题也不再同样被陈述……[29]图表大概与稳定或固定它的积层构成相联系，但根据另一条轴线，它又与另一个图表和图表的其他不稳定状态力量通过这种状态继续其突变。这就是为什么图表总是成层的外部。图表不是力量关系的展示，同时也没有成为奇异性和奇点的播射。并非无论什么事物与无论什么事物之间都相互关联。关键在于连续抽签，每次抽签都偶然地发生作用，但通过前一次抽签而处于一定的外在条件之中。图表即图表状态，它总是随机与相依的混合，如同处于马尔科夫[30]链条之中。“必然性的铁腕摇晃着充满偶然性的骰子杯。”福柯援引尼采所言。因此，不存在连续性和内在化，但存在鸿沟和间断（突变）之上的重新连接。

必须区分外在性和外部。外在性还是一种形式，如同在《知识考古学》之中，甚至是两种彼此外在的形式，因为知识产生于光线与语言、看与说这两种环境。但是，外部与力量有关：如果这种力量总是与其他力量相关，所有力量必然依赖不可消除的外部，这种不可消除的外部甚至不再具有形式，产生不可分割的差别，力量通过这种差别影响另一股力量或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影响。一种力量都总是从外部将多变表现给予其他力量，或者从其他力量接受这种表现，这种多变表现只存在于某种差别上或于某种关系之下。存在着不同于形式史的力量变化，因为它在另一个维度中发生作用。因此，比整个外部世界，甚至全部外在性形式更加遥远的外部（un dehors plus lointain），变得更加无比接近。如果未曾存在过这个更接近且更遥远的外部，那么这两种外在性形式又如何互为外在呢？《知识考古学》已经援用了“别物”（l'autre chose）……如果这两种外在即异质的知识形式要素找到了那些历史一致性——即真理“问题”的诸多答案——，那么我们已然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力量在不同于形式空间的另一空间发生作用，这个另一空间是外部空间（espace du Dehors），在此，确切地说，在这个外部空间，关系是“非关系”，场所是“非场所”，历史是生成。在福柯著作里，论尼采的文章与论布朗肖的文章相互连接或重新相连。如果看与说是一些外在性形式，思考便面对无形式的外部。[31]思考就是触及非成层者。看就是思考，说就是思考，但思考产生于外部与裂缝、看与说的分离之中。这是福柯与布朗肖的第二次相遇：就外部“抽象风暴”猛烈吹进看与说的裂缝而论，思考属于外部。呼唤外部是福柯的恒常主题，意味着思考不是天赋的能力运用，但应该在思想上偶然发生。思考不依赖于联合可见者与可述者的合适内在性，但产生于外部侵入，外部开掘间隔，强行弄开和分割内部。“外部凹陷而引起内在性……”因为内部以开始和结束——能够吻合且产生“一切”的开端和终点——为前提。但是，只存在一些环境和缝隙，词与物通过从不吻合的环境而展现出来，这时，正是为了解放某些来自外部并且只存在于动荡、转动与改动、突变状态的力量。这的确是掷骰子的事，因为思考就是掷骰子。

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外部力量：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积层、考古学的发生变化的复合体，然而，在外部力量与其他来自外部（策略）的力量相联系之时，它们是构成的力量。变化、更换、突变涉及构成的力量，而不涉及复合的形式。为什么这个表面上如此简单的观念难以理解，以致“人之死”引起了那么多的曲解？时而，人们提出反对意见说，问题不在于生存着的人，而只是人这个概念。时而，人们认为，福柯思想与尼采思想一致，这曾是超越本我接近超人的生存着的人，但愿如此。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对福柯不理解，如同对尼采不理解一样（我们尚未提出关于恶意和蠢话的问题，恶意与蠢话往往推动人们对福柯的评论，正如对尼采的评论状况一样）。其实，问题不是人的复合体，不论是概念的还是生存的，是可感知的还是可述的。这就是关于人的构成力量的问题：它们与别的什么力量相结合呢？什么是由此而出的复合体？不过，在古典时代，一切人的力量都与“表现”力量相联系，这种表现力量企图使实际或无限可建立的（élevable à l'infini）东西摆脱一切力量：因而，力量总体构成上帝，而不是人，人只能出现在无限秩序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通过他思考无限的无可指责的方式说明了古典思想的特点：不仅无限先于有限，而且人的素质也以无限为支撑，用于构成上帝的极端统一。为了人作为特殊的复合体出现，它的构成力量应该与新的力量发生联系，新的力量避开表现力量，甚至废除了它。这些新力量，是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力量，力量把生命、劳动和语言置于表现之外，因此，生命发现“构造”，劳动发现“产品”，语言发现“家族关系”。这些隐隐约约的有限力量首先是非人类的（Ces forces obscures de la finitude ne sont pas d'abord humaines），但是，它们与人的力量相联系，以将人逼到其自身限度之下，然后把人自己造就的历史与人联系起来。[32]那么在18世纪新的历史构成方面，完完全全是由“紧张的”构成力量总体组成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构想第三次抽签，那么人的力量还与其他力量相联系，以便又组成别物，它将不再是上帝，也不是人：我们认为，人之死与上帝之死密切相关，这是为了新复合体的利益。总之，构成力量与外部的关系，在其他关系之中，随着新的构成，不断使复合形式发生变化。就算人是潮退潮涨之间的沙滩画像，也应该完全得到理解，这是仅仅出现在另外两种构成即古典时代构成和未来构成之间的一种构成，古典时代构成忽视了人，未来构成却再也不认识人。[33]无处欢喜，无处哭泣。人的力量已经与其他力量即信息力量紧紧相连，而信息力量与人的力量一起构成不同于人的东西，即与第三种机器结成的不可分割的体系“人—机器”，难道我们不经常这样认为吗？这是一种与硅而非碳的结合？

力量总是从外部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或者影响其他力量。存在着影响权力和被影响权力，根据相互联系的力量，权力充满多变方式。作为全部力量关系的限定，图表从来没有耗尽力量，力量能渗入其他关系和构成之中。图表来自外部，但外部却不与任何图表相混同，与此同时，不断从中抽取出新的图表。因此，外部总是未来的序曲，与未来一起什么也没有完结，因为一切都没开始，但一切都彻底改变。力量在此意义上握有某种相对于图表的潜力，力量被攫于图表之中，或者存在着第三种权力，它表现为“反抗”能力。事实上，在权力奇点（奇异性）旁边（不，确切地说是其对面），力量图表显出反抗奇点，权力奇点与权力关系一致，这样的“点、结点、焦点”转而在积层上被实现，却是为了使变化成为可能。[34]更进一步讲，权力的结束语是，反抗是首要的，如果权力关系在图表里拥有一切，反抗则必定处于与外部的直接关系之中，图表来自外部。[35]因此，社会领域的反抗远胜于其策略运作，并且外部思想就是一种反抗思想。

三个世纪之前，有些蠢人早就感到震惊，因为斯宾诺莎期望人的解放，尽管他不相信其自由，甚至也不相信其特殊存在。今天，新的蠢人或者同样的再生者都感到吃惊，因为福柯参加过政治斗争，曾宣告了人之死。他们反对福柯，援引人权的普遍而永恒的意识，这一意识应当免受整个分析的侵袭。对永恒的依靠是太薄弱、太粗浅的思想的面具，甚至对何物孕育思想（自19世纪以来现代权利的变化）一无所知，这并非第一次。确实，福柯从未把重要性赋予普遍和永恒：这仅仅是众多或总的结果，这种结果来自某些奇点分布，分布处于这样的历史构成之中或处于这样的形式化过程之下。在普遍之下，存在着奇点游戏和奇点传播，人的普遍性或永恒性只是历史积层带来特殊而暂时的组合影子。独一无二的情况是数学，在这种情况下，在陈述出现的同时，普遍被使用，因为“形式化的开端”与出现的开端在此叠合。但是，在其他所有场合，普遍都是后来的。[36]福柯能够揭露“逻各斯运动”，“它将奇点（奇异性）提升到概念”，因为“逻各斯其实只是早已稳定的话语”，当一切都被言说之时，当一切都已死亡继而回到“自我意识的无声内在性之中”时[37]，一切都产生了，并且突如其来。权利主体就是生命，生命如同特殊的持有者和“全部可能”，而不是作为永恒性形式的人。的确，当极重要的力量在宪法（Constitution）的政治时代一刹那构成人的形象的时候，人代替生命，代替权利主体。但是，在今日，权利还改变了主体，因为生命力甚至在人之中（dans l'homme）进入了别的组合并组成别的形象：“要求得到和作为目标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大大胜于权利，权利成了政治斗争的赌注，即使政治斗争通过权利确认表现出来。关于生命、身体、健康、幸福、满足需要的权利……这一权利对于古典法律体系是如此难以理解的……”[38]

这是我们在“知识分子”的地位中所看到的同一突变。在大量已发表的访谈录中，福柯解释道，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经过左拉、罗兰……直到萨特）的漫长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能追求普遍：正是在这一领域，作家的奇异性与“著名法学家”的地位相吻合，著名法学家能反抗职业法学家，产生普遍性影响。如果知识分子改变了形象（以及写作功能），那么这是因为他的地位本身发生了变化，并且现在从一个特殊场所过渡到了另一个特殊场所，从一个奇点过渡到了另一个奇点，“原子学家、遗传学家、信息论专家、药理学家……”，与此同时，产生了横向性而非普遍性的影响，像交换器或优先性交织一样发生作用。[39]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甚或作家能够（仅为潜在性）更好地参加斗争和现实反抗，斗争和反抗已变成“横向的”。那么知识分子或者作家适于谈论生命语言，而不是权利语言。

在《知识意志》最精彩的片断里，福柯想说什么？权力图表放弃君权模式以提供惩戒模式，成为负责和管理生命的人口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这时，生命完全是作为新的权力对象出现的。那么权利渐渐放弃建立君主特权——处决（死刑）的权利——的东西，但是它放任更多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不是恢复古老的处决权利，而是相反，以种族、生存空间、人口的生命条件与幸存条件为名行事，人口得到更好评价，也不再把自己的敌人看作旧君王的司法敌人，而是看作有毒或感染的因素，即一种“生物危害”。从那时起，废除死刑，燔祭增多，“这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同时更好地说明了人之死。不过，当权力以生命为对象或目标之时，反抗权力已依靠生命，使生命转而反对权力。“生命作为政治对象，可以说早已在字面上被把握，并转而反对试图控制生命的制度。”与完全成形的话语所言相反，毫不需要依靠人来进行反抗。正如尼采所言，反抗从老人那里萃取出的东西，是生命的力量，这种生命可能更加广阔、活跃、肯定、贵重。超人从不意味着别物：正是应该在人本身之中（dans l'homme même）解放生命，因为人本身是幽闭生命的方式。当权力以生命为对象的时候，生命反抗权力。进一步讲，这两种行为在此处于同一层面。（在失败问题里，我们完全看出了这一点，在最反动的权力以“生存权”为由之时……）在权力成为生命权力时，反抗成了生命的权力，即不会止步于这种或那种图表的种类、环境和途径的生机权力。来自外部的力量难道不是某种生命观（idée de laVie），即福柯思想到达顶点的某种生机论吗？生命难道不是力量的反抗能力吗？自《临床医学的诞生》起，福柯很钦佩比沙[40]，比沙在以反抗死刑的功能总体来界定生命时发现了新的生机论。[41]正是应该在人自身中寻找反抗人之死的力量和功能总体，在这一点上，福柯与尼采无别。斯宾诺莎曾经指出：当人体（corps humain）摆脱人类惩戒的束缚时，我们不知它能做何事。福柯则指出：人作为生命体，如同“反抗力量”的总体，我们无从知道他能做什么。[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