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世界历史的大事件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世界 历史的大事件

分析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或重要性，人们一直以来通常选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1.将大革命作为法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来分析它的起因和结果；2.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对其他国家的历史产生了特殊影响的现象。但是，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将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看作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如我们所知，近三十年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反映了知识界两种主要思想流派的激烈斗争。争论的一方是所谓的社会解释学派，乔治·索布尔（Georges Soboul）是其核心人物，其理论可以追溯到与之相关的勒费弗（Lefebvre）、马迪厄（Mathiez）、饶勒斯（Jaurès）等人。这种观点的分析围绕着一个主题：法国资产阶级要推翻古代的封建制度就必须进行法国大革命。

第二个阵营是一些“修正主义者”，他们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学派。第二阵营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集体名称。支持这种观点的两位领导人物首先是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继他之后是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这个阵营反对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革命，因为他们认为18世纪的法国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处于“封建制度”之下。他们更愿意将当时的法国描述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应该被看作是反专制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次政治爆发。[1]

在对其间发生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时，产生的关键分歧都是对1792年8月10日的这场暴动的政治意义的思考。对索布尔来说，这场暴动是引领我们进入民主与共和的二次革命。而傅勒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法国革命关闭了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毫无疑问，这确是一场二次革命，但它没有实现一次革命那样的价值，并使革命的意义发生了“侧滑”，走入歧途。因此对索布尔而言，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及山岳党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代表了解放的力量；而对傅勒来说，罗伯斯庇尔及山岳党则代表了一种新的（更糟糕的）专制统治。

在这场辩论中，阵线划分得很鲜明，在20世纪的欧洲政坛我们也能见到他们熟悉的身影。实际上，如同我们经常所谈到的，这场辩论与关于俄国革命的讨论类似，只是它所讨论的是法国大革命。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看到在这场充满豪言壮语、修饰措辞的论战中，两个阵营却运用了相同的假说。他们同样都使用了一种发展式的历史模型，并且认为发展的单位是国家（大西洋假说［The Atlantic thesis］也运用了这种模型）。社会解释学派认为，所有国家经历的都是连续的历史时期。而其中最要紧的转变莫过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一个被贵族统治的政权变成一个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因此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戏剧性的或决定性的转变时刻；而这个时刻是必须，也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时刻。“自由的”学派则认为，现代化进程应该包括消灭一个专制的国家，以及在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企图实现这种（并非必然的）转变，但是它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对自由的追求一直潜伏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中，未来它将会再次出现。对索布尔来说，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它是法国自由民主的起点。对傅勒来说，在走入歧途以后，革命本身却成了实现自由民主的障碍。

有意思的是各方对待英国的长期战争，也就是从1792年到1815年（断续的）距离雅各宾时代已很远了。索布尔认为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境外的法国贵族挑起，因为在内战中失败的他们希望将矛盾冲突扩大到国际上，藉此夺回自己的地位。傅勒则认为这场战争恰恰是革命力量（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渴望的，这些人希望通过战争来继续追随革命并加强革命的力量。

关于战争的直接原因的解释有很多种，毫无疑问，人们可以为每一种都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这些分析中似乎没有考虑到如果没有出现类似法国内部革命这种事件，法—英战争在当时是否真的不会发生。毕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连续爆发了三次主要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我们也可以把1792—1815年的战争仅仅看作是第四次主要战争，是两国为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的最后一次战争。

在此我想简单总结一下《现代世界体系》（1989B）中第三卷的第1、2章所详述的一个分析，为节省篇幅，此处舍去书中包含的数据。这么做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以便我下面进行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关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是如何从整体上转变了世界体系。我首先假设，自“漫长”的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作为一个历史的体系而存在。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包括了英法两国，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制约下一直在发挥作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系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架构出现了，英法两国都是其中的成员。

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不承认关注法国革命的两个学派所持有的基本假设。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因为在法国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经济行为来看，他们已经是资本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家不需要为了赢得公民权或者谋求基本的利益而在某些国家进行政治革命。当然也不排除资本家中的特殊群体可能对自己的公共政治地位的满意度或高或低，而愿意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考虑采取政治行动，并进而成为某些意义上的“暴动者”，藉此改变现存的社会阶层的组成结构。

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观点”同样完全不赞同修正主义学派的基本假设。这个（这些）学派认为每个政权的行为者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还是指他们理论假说的中心）是专制与自由主义在政治原则上进行的，公认的宏观斗争。而且他们在推进自由主义运动中看到了一丝现代性的方向。从“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更是统治阶级运用的一种特殊策略，主要运用在世界经济体的核心领域，它也反映了一种不平衡的国内社会阶级结构——劳工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比在边缘领域中所占比例要低得多。在18世纪末，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还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自由的制度，它们在其他的时代也不可能建立这种制度。1792年革命的“侧滑”，如果有人想这么叫它的话，并不比与之相似的所谓1649年英国革命的“侧滑”拥有更伟大的历史意义。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自由的”政治制度在英国和法国都流行了两个世纪，两国在这方面达到的成绩并没有显著的区别。瑞典并没有发生与英法革命可相提并论的戏剧性事件，而英法两国和它也没有太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荷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开始衰落以后，英国和法国成为竞争对手，都希望成为霸权的继任者。他们的竞争集中在两个主要领域：1.两国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中运行的相对“效率”；2.在国与国的系统中两国相对的军事—政治力量。

在这个长期的竞争中，1763年成为“最后行动”的标志性起点。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在海上、在美洲大陆，以及在印度都最后战胜了法国。但是，同时它理所当然的也为未来英国（同时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处理与其美洲移民者之间关系时面临的巨大困难埋下了伏笔，这最终引发了起源于英属北美的进而遍布全球的移民非殖民化的进程。

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最终在18世纪80年代将法国也卷入其中，并且使它成为支持独立移民的力量，而这使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加恶化。当然英国政府也面临巨大的财政预算的困难。但1763年的胜利使英国比法国更容易在短期内解决这些困难。“普拉西战争的战利品”减轻了英国政府欠荷兰的债务，这就是个例证。

法国政府发现在政治上不可能通过实行新的税收政策来解决财政上的问题，也无法得到和“普拉西战争的战利品”相同价值的财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自愿签订1786年的英—法贸易（艾登）条约，法国国王同意签署这份条约，是因为认为其可以帮助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新的来源。实际上条约立即引发了经济上的灾难和政治上的紧张。法国第三议院的陈情书里充斥着对这份条约的抱怨。(https://www.daowen.com)

如果你比较一下英法两国在18世纪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效率，你很难认为英国占有多少优势。就像在1763年，法国也不比英国先进多少。但是尽管经济状况非常相似，至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才似乎稍有领先，在法国确实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那就是认为1763年以后法国开始落后了。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觉，对它的解释变成了对1763年军事失败的一个理性说明。1763年以前在英国人中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错觉，人们觉得英国比法国落后，而1763年英国战胜以后，这种错觉也消失了。无论如何这些错觉帮助了法国的受教育阶层在看待艾登条约时不那么刺眼。

当国王召集国会时，社会氛围（1763年的战败、国家的财政危机、错误地签署了艾登条约，而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又把这些矛盾聚集在了一起）创造了一种“失控”政治空间，我们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一种“失控”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15年。

1763—1789年法国最主要的思潮就是法国的精英阶层不愿意承认与英国在霸权争夺中的失败，他们认为国王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去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更加不满。1792—1815年的战争因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逻辑的一部分，这一战争正是希望重建国家使它能最后战胜宿敌英国。

严格从法—英两国之间的斗争角度来看，法国革命成为了一场灾难。这场战争不仅完全没有最终弥补1763年的失败，法国在1815年所受到的军事打击远比过去的要沉重得多，因为这次失败是法国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部分——陆军的失败。它也完全没有让法国追赶上与英国之间曾经存在的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实际这种差距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相反，战争第一次使这种差距真的出现了。在1815年已经和1789年的情况不再相同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商品生产的重要“效率”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法国。

但是法国大革命完全没有让国内经济发生重大的转化吗？尘埃落定后，改革被发现没有人们常断言的那么惊人。较大的农业实体绝大部分依旧完好无损，尽管财产所有者的名字有了一些改变。尽管人们认为封建制度已经被消灭了，但对农业“个人主义”（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说法）的束缚，比如vaine pature（田间，并非耕地，但牛羊可以在上面放牧）与droit de parcours（农民和奴隶不得随意走动搬迁）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自耕农阶级（比如laboureurs，种地的人）的力量比以前要强大，但大部分是由于最小的生产者（比如手工业者）力量削弱了。农业的改革不时会出现一些大的动作，但它却与西欧长达几个世纪的缓慢、平稳的变化发展曲线相适应。

在工业方面，行业协会确实被废除了。国内关税的取消产生了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内市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789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没有国内关税障碍的地带——五大农场——它们的范围包括了巴黎而且几乎相当于英国的国土面积。大革命当然确实废除了艾登条约，而且法国再次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保护主义。当时的法国需要新的有效管理（语言的统一，新的民法，建立一流的工程师学校与私立大学），这些无疑对法国在19世纪的经济状况非常有帮助。

但是纯粹从法国的角度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讨论的范围很狭窄。如果把它看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说这种革命有多大的价值或者力量。如果把它看作是对专制制度的反抗，那么按照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的说法，法国革命并无特别突出之处。当然在托克维尔式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赞美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国家创造的成就。这种政治集权的形成正是黎塞留和科尔伯特想要实现却未能完成的。如果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法国人为什么赞美大革命是法国国家主义的化身，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赞美它什么呢？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注意，甚至可能值得挖掘。我相信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继的拿破仑一世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转型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创造了三个全新的文化体系或者秩序。新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部分，时至今日依旧是如此。

我们必须从那个时代人们所觉察到的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开始。它当然是一次戏剧性的、充满激情的暴乱。从1789年（巴士底狱的毁灭）到1794年（热月政变），在此期间出现了“大恐慌”——消灭了“封建制度”、国有化了教会领地、处死了国王、发表了《人权宣言》——这都是暴乱的主要体现。这一系列事件使恐怖统治达到了顶点，最后因“热月反动”才得以结束。然而，戏剧性的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拿破仑掌权了，法国的军队踏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初，他们在各处被当作革命力量的使者而受到欢迎，而后却成为法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遭到了反抗。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当权者都对法国大革命病毒所带来的秩序混乱（现存的和潜在的）感到惊恐和害怕。每个地方都在努力对抗这种革命思想及其价值的传播，英国的情况最为突出。在英国那些可能同情革命思想的人所具有的力量被夸大了，从而引来了强力的镇压。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包括拿破仑）对世界系统“周边”的三个关键地区——海地、爱尔兰和埃及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戈的影响是迅速而具有催化性作用的。白人移民最初企图利用革命来提升自治的权力，结果却迅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黑人革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的所谓革命者（拿破仑，英国人，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白人移民革命者）都企图要摧毁或者至少控制住这场黑人革命。

在爱尔兰，法国大革命将新教徒过去对自治（如同在英属北美的新教徒团体所拥有的一样）的追求转化成了一种社会革命，在此天主教徒和长老会的反对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了一场反殖民主义运动。这种努力正击中了英国的心脏，虽然这场运动最终改变了方向，并且被破坏和镇压了，而且1800年通过的《联合法案》将爱尔兰更紧密地融入了大不列颠。但这场运动给大不列颠内部所带来的政治风波在整个19世纪都挥之不去，这与黑人民权运动对美国政治的冲击极其类似，即使我们已经考虑了二者的不同。

在埃及，拿破仑的入侵导致埃及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他所推行的工业化和军事扩张严重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并几乎在中东建立起一个强大到最终可能在国际系统中扮演主角的国家。像本世纪所有发生在这些周边地区的革命一样，阿里的奋斗最终虽未竟全功，但依然影响深远。

除此还必须考虑到美洲移民反殖民化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并非法国大革命（单独）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比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要早。但与法国大革命一样，其渊源仍为1763年之后整个世界系统中地缘政治体系的重建，而且它同样求诸启蒙思想为其自身正名。拉丁美洲因为也意识到了同样的地缘政治体系的重建而爆发了独立运动，而且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成功模式都加强了它的力量。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所造成的破坏性政治影响以及西班牙君主的退位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有这些形成了一股现代世界里前所未有的政治旋风。当然在过去的时代也曾经有过骚乱，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不同。英国革命毫无疑问也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特征——这仅表现在英国国内。但是它在英国之外的影响却非常有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英国后续没有出现“拿破仑式的”征服行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寸土必争的激烈斗争与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国内的情况并无二致。但是英国的斗争焦点并非政治秩序，而且虽然它最终引发了真正的政治重建，但似乎并没有置疑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政治构架本身。

我认为资产阶级，或者你更愿意叫他们做资本家阶层或统治阶级从“法国大革命的动乱”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重大的威胁并不是罗伯斯庇尔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无知的大众第一次真的企图获得国家的权力。法国大革命几乎多次真的“失控”不是因为一些“资产阶级”要寻求政治改革，而是因为一些“农夫”、“激进主义者”或者女性开始武装他们自己并开始行军或者示威。圣多明戈的黑人奴隶所做的比示威更进一步，他们真正夺取了国家政权，取得了政治上的发展。其结果比在法国发生的叛乱更难控制和扭转。

在分析上，这些“起义”也许可以等同于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农民起义和粮食暴动。但我相信世界资产阶级觉察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他们觉得这些“起义”更应该被看作是现代世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体系（反资本主义体制的）起义。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反体系的起义所取得的让人惊恐不安的成功，问题在于它们竟然发生了！因此它们预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即将发生重要改变——政治大转折的时刻到了。

世界资产阶级因此得出了第二个非常合理的推论。持续的、短期的政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过去的世界体系曾运用的历史上荒诞的说法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了。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过去也认为政治变化很少发生，并且是短命以及不受欢迎的。只有承认了“变化”是正常的，世界资产阶级才有机会控制它，并使之减缓。

“变化”的正常性得到公认，这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文化发生了转型。这意味着人们正在认识到一种结构性的现实，并试图去表述它，其实这种现实已经盛行了好几个世纪。所谓结构性的现实是指：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而某些主权国家组成一个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它限定了世界经济体系劳动力分划。这种认识开始流行——我认为它或多或少出现在1789—1815年这段时期——这种论述开始流行以后，三种新“制序”（制度与秩序）出现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它们是对“变化的正常性”的表达和反应。这三种制序是对“漫长”的19世纪伟大的知识与文化的综合，人们把这种制序的巩固叫做“现代性”，其实这种叫法并不确定。

人们一般没有把意识形态看成某种“制序”。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比“世界观”丰富得多。很显然，世界观时时处处都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人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世界观都经过了历史的改造，而人们总是透过这层镜片来看世界，构建现实。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界观，但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世界观。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有意识地来创立这种世界观。我们对意识形态如此定义，使它成为一种只有在公众话语承认“变化的合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建立的特殊世界观。只有当你相信变化是一种常态，并认为意识形态有助于把明确的“中期”政治目的解释清楚，这时你才需要有意识地去创立一种意识形态。

在19世纪产生了三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其中保守主义是最先成体系出现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对“变化的正常性”新的认识使保守派面临了一个紧急的困境。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清楚而且迅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需要为可能最缓慢的变化步伐建立理论依据。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有些变化比其他的更严重。于是他们强调应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此阻挡所有改革者和革命者。家庭、社团、教会，当然还有国家的君主，这些社会结构因其保守性而被赞扬。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一直是：“传统”。它假设各种传统是存在的，而且由来已久。它认为传统的价值观是智慧的化身，所以继承传统是很自然的事情。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任何对传统的干涉都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否则分化与退化将随之而来。因此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卡桑德拉式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化身，固有着一种防御性。保守派警告说：人们现在认为变化是一种常态，这很危险。其短期的政治含义也许庞杂，但保守主义的中长期政治议程是清楚的。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该是“正常变化”的自然产物。但是直到保守主义的出现才导致了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党最先把自己的反对者叫做“自由主义者”。将个人的权利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其实由来已久了。绝对的国家（absolute state）出现了，它们是维护宪政的。约翰·洛克被看作是这种思想阵线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被有意识地改良了，这种情况在17世纪或18世纪都没出现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人们在经常讨论19世纪早期的“最低限度国家”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晚期的“社会性国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时忽视了这一点。这两种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着相同的政治议程：通过立法改革来支持、引导、推动“正常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出现得很晚。也许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才是第三种意识形态。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衍变出的唯一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承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理论）的基本假说，并增加了两个关键的假设。发展不是持续的，而是通过革命间断性实现的。其次，社会进步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模式。这两个假设的改良足以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讨论这三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常规的解释方法对我来说似乎很简单。这三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哪种特殊的社会基础上都并不清楚，这并不是说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之间不存在历史的关联。重要的是，这三种意识形态都在陈述如何在政治上对待“正常的变化”。而且它们尝试了所有似乎具有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的种种可能，进而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被制度化。

要处理“正常的变化”，政治议程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因为这些政治议程提出的是具体的建议，它们需要对当前现实情况有具体的了解。简而言之，它们需要社会科学。人如果不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那么让他建议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使世界运作得更好是很困难的。社会学知识对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重要，因为他们都赞同“社会是前进的”，所以他们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支持和求助于社会科学。甚至保守主义者都明白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实，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持（和恢复）与过去一样的（原先的）社会状况。

意识形态不仅仅只是世界观，社会科学不仅仅是社会性的思考或者社会哲学。过去的世界体系有自己的社会思想家，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他们的理论，至少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理论。现代世界性体系当然是所谓文艺复兴（特别是古希腊思想的复兴）的继承者，而且整个体系都建立于这座思想大厦的基础上。国家形式的出现，特别是绝对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出现使政治哲学出现了异常的繁荣景象，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人物：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布丹（Bodin）到斯宾诺莎（Spinoza），从摩尔（More）到霍布斯（Hobbes）到洛克，从孟德斯鸠（Montesquicu）到卢梭（Rousseau）。实际上，这是思想领域永恒而伟大的时代，再没有哪个时代可以与1789后的年代相提并论。而且经济哲学也出现在18世纪中叶和末叶，并且和政治哲学拥有同样的繁荣景象：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重农学派（Physiocrats）以及马尔萨斯（Malthus）都出现在这个时代。有人觉得这些人物中还应包括：李嘉图（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

上述的每一点都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被制序化了。社会科学在19世纪被定义时，是对社会性世界的经验主义研究，希望了解“正常的变化”，并因此有能力来影响“正常的变化”。社会科学不是孤立的对社会的思考，它是人类集体的创造，在明确的结构之内以期达到明确的目的。它涉及一种主要的社会授权，这是以往对社会的思考中从来没有过的。

社会科学的制序化的主要模式在欧洲传统大学的结构中被分化，这种大学结构到1789年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这些大学在当时是罕见的知识中心，它们大部分依旧由传统的神学、哲学、法学、医学四个学科组成，而且大学的数量非常少。在19世纪的过程中，出现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一些新的教职，它们大部分属于哲学学科、法学学科提供的新教职要少一些。这些教职都有新的名称，有一些成为今天我们称之为“系”的前身。

最初很难预料哪些公认的“研究领域”的名称会流行。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了结果。在19世纪末，六个主要的“名称”保留了下来，并或多或少地被巩固成为“学科”。它们在大学系统内被制序化，现在已经被更新并且重新开始发展。而且这六种主要学科还成立了国家性的学术联合会，在20世纪成立了国际学术联合会。

这些“学科”的名称——也是假定的知识力量的分布结构——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胜利。这当然是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曾经（现在也）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主控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以及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持有更加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社会进步的核心部分是对三种领域内的活动进行认真的界定，它们涉及市场、国家和个人的一系列活动。最后一个领域主要是研究所有那些剩下的、与市场或者国家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在这种确切的定义范围内，对个人活动的界定必然涉及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家庭，“社团”，“非主流群体”的“非正常生活”等活动。对这些单独领域的研究最后被命名为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如果政治学是最后被承认的名称，那么它主要是法学与哲学教授们之间进行的关于古代司法权讨论的结果，而绝非因为国家的运作不值得研究。所有这三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普世性的科学，它们建立在经验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带有很重的实用科学色彩。

历史学的“名称”也同样被明确地定义了。兰克Ranke的著作体现了这种伟大的转变。兰克对过去在历史学名义下进行的研究进行了伟大的批评，他认为过去的研究方法太过“哲学”了，“历史性”不够。记录历史时wie eseigentlich gewesen ist很重要。历史已经发生了。人们通过寻找“原手”史料，以及对其批判性的分析，可以了解在过去确实发生了哪些事情。现在已经被制序化的历史学在过去曾经非常的个性化。

这四种“学科”在19世纪逐渐制序化的过程中，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它们主要甚至仅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实际上只研究了其中少数几个国家。第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只研究那些与他们自己国家相关的经验主义研究素材。第三，研究的主要模式是经验主义和具体的，甚至研究三种普世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的目的也被说成是要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经验主义者作为新“学科”的推动力而成为对社会变革进行研究的一种限制，而这种研究对国家政治最有价值也最有建设18性，至少对国家新的现实破坏性最小。但它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普世性研究，它首先假设人不可能从对一个恒定不变的世界的晦涩不明的理解中，推导出这种知识。

在19世纪，对“变化的正常性”的承认包括：认为这种变化仅仅对文明国家来说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些国家有义务把变化施加于与之反抗的其他世界。社会科学可以在此发挥作用，作为描述不变传统的一种模式，它为我们了解其他世界如何被带入“文明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对还没有书写能力的原始人类的研究进入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利用文字研究石器时代的人们（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成为东方学。在每个领域中的学术研究都强调那些恒定的原理，但这些原理又与社会工程中大量的大学研究以外的实用领域有关。

在承认变化是正常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如果社会科学日益成为对世界进行智能化管理的工具，并因此对变化的范围进行限定，那么那些试图超越世界资产阶级所界定的限制的人们就成为第三种制序——社会运动。叛乱和敌对都并不新鲜。它们曾经既是世界观又是社会性的思考，长久以来都是历史场景的一部分。但是就如同世界观现在变成了意识形态，社会思考变成了社会科学，叛乱和敌对也就成了反体系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是1789年后世界体系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制序化的改革，仅在1848年世界革命以后这种改革才真正出现。

先前的各种动乱及反抗与新的反系统化运动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的、短期的，而且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的。新的运动则不然，它们是有组织（最终会出现带有官僚体制的组织）的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活动。这种运动也绝不是短期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反系统化运动有两种伟大形式，每一种都曾像“法国革命暴动”那样在世界体系中出现过。某些运动围绕工人阶级展开，或者说围绕阶级斗争展开，这些运动刚出现在19世纪时被称为社会运动，后来被改称为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一些运动则围绕民众，围绕国家，围绕共同利益的代言人展开，这被称为民粹主义运动。

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国家层面上的有组织的运动，目的在于在其所在的国家内或在其力图建立的国家内争取国家权力，此处我无意赘述他们所经历的艰辛和取得的硕果。我想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愿意赋予这些运动某些“普适性”价值，但是它们从组织过程到最终影响实际都只限于各自国家层面上的结构，这与社会科学的情况类似，尽管人们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寻求“普遍”规律，但实际上它们研究的却是各个国家的不同现象。实际上，在三种新“体制”之中，只有意识形态才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多多少少成功地体制化了。

那么，“法国革命暴动”的真正不朽价值何在？它确实改变了世界系统的“文化状况”，但其作用的方式却极其隐晦。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它带来了与现代世界相关的种种观念的盛行：比如力求改变、发展、“进步”等等。好像法国的革命之乱促使世界系统冲破了文化障碍从而促进了整个世界锐意“变革”的力量之汇集。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国革命之乱在创造了三种伟大的新机制——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运动——的同时，也限制并扭曲了这种变革过程自身，同时也创造出了种种障碍，而人们直到最近二十年才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障碍。关于变革的规范以及其催生的种种体制上所具有的“后1789共识”现在终于终结了。但是，这种终结不是发生在1917年，而是1968年。

如果我们准备仔细思考我们在1968年之后的世界系统中的选择自由及其他乌托邦式的构想的话，那么重温一下法国革命的口号是有益的，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过去我们认为显然不应把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这有点像那两种对法国革命的伟大阐释，任何一种都可以是合理的，虽然它们实际上是矛盾的。法国革命既没有带来自由，也没有带来平等，其原因可能在于掌权者及其继承者成功地分离了自由和平等两个目标，使其各不相关。但是我相信普通民众并不认为二者应该分开。

至于博爱，过去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附加物罢了，在整个1789年之后的文化界长期被忽视，直到1968年情况才有所改观。所有人都曾经以为“变革的规范”在于不断增加世界的同质性，当真正的差异消失之后，和谐就会出现。我们当然已经发现了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严重加大了经济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也促使人们认识到这些差异。因此1968年之后，“博爱”应有新的含义，建立“友爱的同志关系”举步维艰，然而这种黯淡的前景却正是发展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石。

法国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系统。法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影响从效果上看模棱两可。1968年之后当我们重新追问这些长期影响时，我们需要重新解读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以前它们只是被简单地称为法国革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