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与社会行为的长期化

一旦我们从企业行为研究转向社会行为研究，从产业结构分析转向经济结构分析，那么我们将会发现，造成我国现阶段低效率的，不仅是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而且也是社会行为的短期化；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失调，而且也是经济结构的失调。这正是当前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所在。

社会行为的短期化是指：除了企业和企业职工的行为短期化以外，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也是短期化的，甚至连某些政府机构的行为也短期化了。比如说，农民不愿生产粮食，学生不愿好好学习，个体户不愿再投资，这些都表明行为的短期化。某些政府机构的负责人缺少长远的考虑，得过且过；某些政府主管部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心中无数；某些家庭总感到自己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活，不清楚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如此种种也都是行为短期化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以下有关制度创新的一章中还要作进一步分析，所以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而只限于就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与社会行为的关系问题作些探讨。

归根到底，社会行为短期化的原因在于社会各个方面都缺乏稳定的预期。对企业、企业职工、农民、学生、个体户、政府工作人员等等来说，未来是不可知的，是难以预料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主要考虑眼前的利益，采取无远见的对策。一个主要着眼于眼前利益的社会，肯定是低效率的社会，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和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社会。如果我们从前面提到的动力、素质、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社会行为的短期化来自预期的不稳定，而预期的不稳定又是由于环境的制约，由于动力的不足，由于应有素质的缺乏。而在环境的制约中，最主要的是财产关系不规范而对社会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限制。财产关系规范化了，至少从经济活动来说，可以使企业产生比较稳定的预期，产生一定的动力，这样也就可以促使社会行为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变。当然，仅仅依靠财产关系的规范还是不够的，但不能否认这毕竟是一个解决社会行为短期化的基本措施，对现阶段的我国尤其具有关键意义的措施。

当我们从产业结构的讨论转入经济结构的讨论时，我们将会看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不仅与产业结构失调有关，而且与整个经济结构失调有关。经济结构失调的表现是：在所有制结构上，比较有利于调动劳动者集体积极性的合作经济、名副其实的集体经济所占的比例偏低；在地区经济结构上，地区的相对优势未能发挥出来，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和专业分工依然受到阻碍，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受到各种限制，只能迁就于整个经济形势，而经济落后地区则缺少自我成长和自我改善的经济机制，它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有增无减；在技术结构上，一个显著的失调现象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若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尖端技术，并建立了少数相当先进的部门；另一方面，初级技术和原始手工技术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这种初级技术和原始手工技术依然成为技术的主体。对经济结构的分析不限于对上面提到的所有制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推而广之，在与上述这些结构有关的企业规模结构、就业结构、能源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也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失调现象。因此，整个经济结构失调，对目前我国经济而言，并不是一种言过甚其辞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把资源配置趋于合理作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目标来看待时，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判断：如果经济改革尚未通过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而导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的话，那么资源配置趋于合理这一目标就没有达到，正好像如果经济改革尚未通过规范财产关系等一系列措施而导致社会行为（不仅是企业行为）由短期化转向长期化的话，那么效率的低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不言而喻，经济结构失调、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行为的短期化三者之间彼此影响；只要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没有较大的扭转，都会给解决其他一种情况造成困难。要形成经济结构协调、资源配置合理和社会行为长期化三者相互推动的格局，惟有把经济改革深化作为关键。只有在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中，促成效率提高的动力问题、素质问题和环境问题才能逐步求得解决，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整个经济结构才能趋于协调，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才能不断提高，相应地，包括企业行为在内的社会行为才能避免短期化，转向长期化。(https://www.daowen.com)

在资源配置与社会行为长期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很自然地会遇到一个经常使经济学界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当我们的经济已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时常向经济学界提出问题：“经济什么时候才会走出‘低谷’？”对这个问题通常作出这样的回答，即通过经济波动的趋势分析，把产值的变动率（经济增长率）作为主要的指标，似乎只要产值在连续下降之后有了回升，即经济在增长幅度连续降低之后又开始增大，于是就认定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经济增长率是国际上一般采用的分析经济波动趋势的主要标志。但对于处在第二类非均衡经济中的我国来说，以此来说明经济是否走出“低谷”显然是令人怀疑的。

产值的变动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产值的变动也会掩盖经济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在企业行为短期化、社会行为短期化的客观环境中，产值的增加不一定表现经济已经好转。只要企业依然是缺乏利益约束、预算约束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不顾自己的实际损益来增加产值，企业也可以不问市场的真实销路而使产值增加。就全社会而言，在社会行为短期化的影响下对商品的购买很可能采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结果使得产值的增长反映不了经济的真实情况。至于说到政府，那么它同样会受到行为短期化的制约，它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以人为的方式使产值回升。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假定上级政府以产值的增长作为对下级政府考绩的指标，那么下级政府就会置其他考虑于不顾，一味地使产值增加。假定过去已连续几个月发生了产值下降的情形，而促使产值回升又成为对经济工作成绩好坏进行考核的主要指标，那么各级政府都会使出一切办法来增加产值，如以财政、信贷方法支持工厂投产，支持商业部门收购，鼓励居民多购买等等。也就是说，在以产值的变动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走出“低谷”的主要指标时，既然政府有可能以财政、信贷等方式来人为地增加产值，那么这样的“低谷”就是比较容易走出的。以这种方式走出“低谷”，并不意味着经济情况已经真正好转，这只不过是把经济的实际状况作了一番掩饰而已。既然困难依旧存在，那么肯定地说，过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又会滑坡，又会陷入“低谷”。但对于行为短期化的政府或企业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理由是：不管怎么说，上一个“低谷”不是走出了么？尽管新的“低谷”又来到了，如法炮制一通，不也可以再次走出“低谷”吗？在非均衡条件下，企业行为短期化、社会行为短期化的结果不可能不是这样。

真实地反映非均衡的经济是否走出“低谷”的主要指标，不应当是产值的变动，而应当是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动以及与之有关的财政实际收入的变动。只有它们才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情况是否好转。企业经济效益可以通过每百元资金利润率、每百元产值利润率或每百元销售额利润率等反映出来，它们可以较准确地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如果在连续一段时间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是下降的，那就可以认为经济陷入了困境。即使这段时间内产值是上升的，也并不等于经济真正好转了。企业经济效益不仅反映了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而且也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和产业结构状况。如果资源配置不当、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那就必然形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销售困难、利润率下降。同时，企业经济效益是同国家财政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可以采取财政实际收入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走出“低谷”的主要指标。这就是说，在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并且把各种债务收入从财政收入中剔除之后可以算出财政实际收入的数额。如果在连续一段时间内，财政实际收入一直是下降的，那么也可以认为经济陷入了困境。即使这段时间内产值上升了，同样不等于经济已经好转。

从有关经济是否走出“低谷”的上述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我国现实经济条件下，要扭转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和财政实际收入减少的不正常状态，关键的措施仍然在于深化经济改革，克服企业行为短期化、社会行为短期化对于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使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一个较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