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持久性

第八章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持久性

导言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掌握着全球秩序的诸多关键之处——从很多方面看，如今仍然是这样。没有什么国家像美国那样强大，或是有像美国那样多的机会在世界政治的安排上打下它的印记。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终结后，以及在当前，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位置领导创立影响全球体系的规则和制度。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它怀着对世界秩序的自由主义理念挺身而出，并奋力使这些理念与当时的地缘政治现实相协调。美国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秩序构建者。它寻求创立一种开放的、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靠发达民主国家来稳固。这种秩序愿景一部分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驱动，也就是一个大的发达国家要寻求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这一愿景也反映了关于正当、持久的国际秩序之益处的一整套考量，这种秩序将不仅会为美国也会为更大的世界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安全益处。

自由主义秩序构建的关键时刻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头中。正是那时，美国对一个有利的世界秩序（开放的、稳定的、友好的）的需求转变为一种建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方略。但是这种变化不完全是有意为之的。美国承担起了自由主义事业，然后发现自己是在创建和管理一个国际秩序。美国和自由主义秩序融合在了一起。

它是一个独特的秩序类型——围绕着美国的霸权权威、开放的市场、合作安全、多边主义制度、社会契约和民主共同体建立起来。它也建立在核心的霸权契约的基础上。这些契约决定了权力和权威将如何分配。因此，尽管美国管理着自由主义秩序并发展着力量，但它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体系（也是一种承诺和约束体系）中这么做的。它保障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秩序。美国提供了与稳定和开放性相关的公共物品，而且它与其盟友和伙伴进行了谈判和互惠。这种秩序的重心是在西方，当它向外移至亚洲、拉丁美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时，自由主义逻辑让位于更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和大国主导。在全球层面上，这个秩序是等级性的——由美国主导——但是也融入了自由主义的特性。

这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当前正陷入危机。支撑这一秩序的深层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求改变（对秩序重组的）的压力正在增强。但是面对这种重大转型，搞清楚什么是真正陷入危机的和什么没有陷入危机是很重要的。我的观点是，这是一场权威危机——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秩序应当如何被治理的竞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有关的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界定为一种开放的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也就是说，陷入争论的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各方面（主权、制度、参与、角色和责任）应如何被配置，但所有这些都是在秩序之中进行而不是在其之后。

如果既有的“二战”后霸权秩序是一种商业活动的话，它将可以被称为美国责任有限公司。在很多重要方面，这是一个被美国拥有和经营的秩序。当前的危机实际上与这家公司的所有权有关。事实上，这是一个半私有的公司向一个公有和公营的公司过渡，拥有扩大的一批股东和新的董事会成员。这是符合实际的，虽然非西方国家在继续崛起并奋力界定它们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

为提出这一观点，之前的章节已经探讨了国际秩序的理论和历史。我们考察了不同类型秩序的组织逻辑以及这些秩序兴起和衰落的方式。这种考察使我们认清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将之定位于更多的国际秩序类型之中——这些秩序是根据它们实现稳定性和控制力的途径（制衡、统制和赢得同意）来加以界定。这种考察使我们能够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置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更多类型之中。从这些理论思考出发，我们能够追索自由主义国际事业的重大历史变化和演进。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让位于罗斯福提出的更适时的愿景，而在此之后，则让位于在冷战期间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霸权事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美国自由主义霸权事业所依赖的深层基础已经被改变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基础——并不为一些自由国际主义者完全接受——已经受损。单极、受损的主权、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存的变化规模和范围，所有这些加剧了自由主义愿景内的困境和紧张关系。

这带给我们一个问题：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之后会是什么状况？我认为，存在若干种可能性，包括美国为其在体系管理方面持续占据领导地位而进行再谈判这一未来状况。即便全球体系从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过渡为一个公有公营的公司，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大股东，即便在一个单极缓慢衰落的时代。

这种远离美国领导的秩序的变化将带来自由主义事业很多固有的困境和紧张关系。会出现要求对权威和领导权进行再分配的压力，但是一个后霸权体系将如何提供与开放的市场以及规则和制度稳定性有关的公共物品？会出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制度性力量以应对经济和安全相互依存的压力，但这如何与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相协调呢？会出现对国际社会干预陷入麻烦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新权利和新能力的压力，但自由主义秩序如何发展才能够形成必要的集体行动但又避免该秩序成为自由帝国主义的治理机制？这些困境将在关于改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纷争中贯穿始终，即使崛起国家和新的全球性问题塑造和限制了未来之状况。似可确定的是，对于更多的和日益复杂的合作形式的需求在未来数十年中将不会降低。实际上，国家无论大小，都将面临对于更广泛合作的大量新的需求。换言之，如果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织逻辑目前陷入危机的话，那么，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就是更加——而不是更少——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我们可以更加仔细地审视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延续性，中国的崛起及其与演进中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构建方略。通过这些案例，我认为，对于围绕开放的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一体的体系来说，未来实际上是非常光明的，而且，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仍会处于中心位置。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和延续性

本书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目前这种霸权性安排正陷入危机，但这是一种由成功带来的危机。困扰当前体系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源自美国领导的战后体系的扩展。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植根于两极体系之中，但在冷战结束后，它向外延展并成为外部体系（the outside system）。美国的秩序走向全球。市场向外扩张，国家异军突起，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规模和范围都扩展了。算上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出现和扩展，世界已见证了历时两百年的自由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主要的可替代选择——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多多少少都已经消失了。伟大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并没有结束。然而，如果自由主义秩序没有陷入危机的话，对于这种秩序的治理却已陷入危机。但是，考虑到过去的国际秩序的弱点——被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击垮，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进行改革和重新谈判的挑战是值得欢迎的，如果这些挑战存在的话。

自由主义秩序的权威危机并不是实现了自由主义秩序过去的批评者所作预言的那种危机，那些批评认为自由主义秩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事业，在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政治的真实世界中无法立足。当前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正与这种典型批评相反，正是因为与自由主义者的预想相比，世界已变得没有那么现实主义，才导致问题接踵而至。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事业已经成功得太过头。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条件下的国际体系繁荣发展，在全球层面上扩展与整合，创造了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存，远超该秩序的战后设计师们的想象。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卡尔（E.H.Carr）时刻”——也就是这样一个时刻：现实主义者们可以站出来说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完全错了，无政府状态和战争的回归揭示了世界政治就是对权力和优势的争夺这一不朽真理。¹这是卡尔对威尔逊和1919年的自由主义和平缔造者的人尽皆知的指责。卡尔对的地方在于，对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秩序构建来说，当时的条件并不合适。但是，他错误的地方在于，威尔逊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确提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愿景，这个愿景是关于开放的市场、合作安全和国际规则如何在一个被厌倦战争的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中运作。它不是建立在梦幻基础上的事业；它是基于关于世界运作方式以及如何能使世界运作的理论。考虑到威尔逊见证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而这一革命将为一个稳定和平的新体系提供基础，他实在是走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前面。后来的几代美国和欧洲的秩序构建者们接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方案。

不论卡尔之断言的正确性，当前的危机不是他所指出的那种危机。当前的问题无法通过重归现实主义的思维和行动而得到解释或解决。如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要甚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时刻”——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治理体系之所以遇到麻烦，是因为这种秩序的两难困境和长期变化，而它们只有通过重新思考、重建和扩展这一体系才能被解决。²从这些方面看，波兰尼对19世纪西方秩序的问题很明白。实际上，与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的组织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相比，他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正如波兰尼无疑会认为的那样，两个时代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市场和社会交换的开放体系过度发展，从而超越了对其有促进作用的地缘政治和制度基础，导致了不稳定和冲突。换言之，自由主义秩序制造了给它自己造成破坏的种子，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更加自由主义的秩序被扭转——经过改革的、被更新的以及用一个新的基础来组织。

实际上，如果不任由当前的危机发展下去，有理由认为某种被更新的和经过重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继续存在。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并没有结束。之所以是这样，主要有以下若干原因。

首先，推翻国际秩序的旧的、传统的途径——大国战争——不再可能出现了。在国家体系的漫长历史中，当代世界已经历了最长的大国和平时期。³无疑，大国战争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出现了之前的时代所没有的若干因素，也就是核威慑和自由民主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核武器及其所产生的威慑使大国在它们将不会被其他大国支配或侵犯方面有了某种信心。核武器使大国之间开打战争不那么理智，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更低。核武器具有双刃剑效应。它们给体系中最超群的国家也施加了限制。美国或许处于单极地位，但它没有能力征服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的军事强国虽然从物质力量和军事支出的占比来说不像美国那般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反而对其他大国更具威胁性，因为战争威胁是的确存在的。核威慑消除了战争威胁，并且使美国单极对其他大国不那么具有那种生死存亡的威胁性。同时，作为推翻国际秩序的手段，大国战争的消除趋于强化现状。美国在一个核时代成为全球性力量是幸运的，因为相对抗的大国如果寻求推翻美国领导的体系，它们会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可能出现的相对抗的霸权国家的成本—收益算计朝着赞同在体系内努力实现［秩序］变革这一方向而改变。然而，大国威慑给美国的权力运用设定了限制这一事实也使既有的国际秩序变得更具宽容性。它消除了体系中的一种行为类型——大国之间的战争、侵略和征伐，从历史上看，这种类型的行为为寻求推翻秩序提供了动力。

自由民主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延续性。第一章描述了自由主义的兴起。这就是两个世纪以来，自由民主国家崛起并占据全球突出地位（preeminence）。这些国家的中心作用和体量（sheer bulk）带来了稳定性。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彼此间开战的可能性较低，这便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和平地带。如果自由民主国家更可能在彼此间展开贸易与合作，这便会增强它们的主导地位。如果自由民主国家更能够在彼此间作出政治调整以适应它们权力的兴衰，这也将在既有体系中创造比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中更大的稳定性。总之，核武器和自由民主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使战争作为一种变革动力的可能性更低了。如果暴力推翻国际秩序被消除了，那么危机和变革的逻辑就会发生一种新的转变，该体系也就会偏于延续性。

其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的特性——无论有无美国的霸权领导——强化了延续性。在之前的章节，我将这种战后自由主义秩序描述为“易于加入而难于推翻”。它难以推翻的重要原因已经讨论过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的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带来的复杂的相互依存造成了交换和投资领域的扩展，这导致一系列公司、利益集团和其他种类的政治性利益攸关方的增多，而它们寻求维持体系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实际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自我强化的特点。除此之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来说容易加入。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中，世界上多个不同地区的国家进行了民主过渡并将它们自己与这个自由主义体系的各部分联系在一起。东欧国家和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加入了北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其众多的多边制度，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促进了融合并为那些朝着自由民主政体过渡的国家提供了支持。自由主义秩序还为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内部空间（space within）。此外，在一些国家迈上崛起并寻求一种领导角色的过程中，许多多边主义制度和组织为它们提供了切入口。比如，当日本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领导层时，它便找到了这种机遇。自由主义秩序使财富和经济收益相对广泛的共享成为可能。很多国家在这种秩序中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拿各种国际秩序做比较是很复杂的，但是从比较的角度看，现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似乎有鼓励融合且阻碍对立和对抗的独特性质。

再次，当前正在崛起的国家并没有针对既有秩序组成一个潜在的、统一的对立阵营。在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都存在所谓的崛起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可能是最明显的。俄罗斯有时也被包括在这个崛起国家群体之中。这些国家全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大多数是民主国家。它们全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贸易与融合中获益。它们要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要么努力寻求这一资格。但是它们也有非常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区性利益与议程。它们没有组成一个经济阵营，也没有组成一个地缘政治阵营。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迥异。它们都有参与管理国际体系主要机制的兴趣。这有时造成了它们之间对影响力和参与权的竞争。但是这也将它们的奋争导向了对治理机制的改革和重组的努力，而不是那种要推翻基础性秩序的一致努力。

最后，所有大国在利益方面都有相合之处（alignments of interests），这将它们聚拢在一起就体系的管理进行谈判与合作。所有大国——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都是维持现状的力量。如果说这只是出于与核武器和威慑有关的因素，确乎如此，但这些大国都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资本主义贸易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受益者。所有这些大国——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都担忧宗教激进主义和失败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各个关键的麻烦地带，比如伊朗和南亚，的确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在与不扩散和其他安全议题有关的制裁问题上的分歧与不合作将不会消失。但是，在大国合作的框架内处理分歧的机会是存在的，并且将会增多。

总之，支持秩序延续的力量是强大的。征伐之获益的下降以及相对抗的大国意识形态的崩溃消除了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来源。现代化和发展基本上要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路径，大国之间在这一点上的共同认识是稳定性的突出来源。大国都明白，如果国家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那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神权独裁（theocratic dictatorship）作为规则体系都是没有效用的。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全球性力量，它就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然，在世界上有多种力量在运作，这会带来动荡和中断。⁴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引发大规模保护主义的经济萧条都是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暴力也能够引发政治上的恐慌和混乱，这将致使国家关闭边境并就商品和人员的流动重新实施限制。但是对于这些世界政治中可以造成极大震动的事件来说，也存在着可使该体系牢固和稳定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和自由主义秩序的未来

一个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又如何呢？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戏剧之一。对于一些观察人士来说，我们正在见证美国时代的最后终结和一个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一个日益由亚洲主导的秩序的逐渐过渡。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血腥的20世纪实际上是关于“西方沦落”的故事，是“世界的重新定向”，在这个过程中，大西洋国家把对世界的主宰让给了东方。⁵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称，中国正在穿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服饰，但正步向一种非常不同的霸权形式——非自由的、等级性的和以文化为基础的——这是一种远离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逻辑的显著变动。中国将统治世界而且将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统治世界。⁶学者们已经开始从更宽泛的角度探讨一个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可能特征。⁷毫无疑问，中国的确正在迅速发展。其经济的非凡增长以及它的积极外交业已改造着东亚。未来的数十年中，基本可以肯定，中国的权力还会进一步增长，它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也会进一步扩展。但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变迁呢？中国会寻求反对和推翻演变中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吗，或者它会融入并在这一秩序中维护权威吗？

在很多重要方面，中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摇摆国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力量并抗拒融入既有的美国领导的规则和制度体系，这是有可能的。它可能会寻求建立一种相对抗的秩序——非西方的和非自由的。若此，它可以吸引其他同样与既有体系相疏离的国家，或许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但是如果中国不这么做并且一步步地融入和参与一个经过改革和更新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就基本上不可能想象会出现一个足够大而强的国家联合阵线来构建一种相对抗的秩序。当中国向前发展，国际体系也会向前发展。开放的和大致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一体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但是中国的选择也取决于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如何行动起来以改革和更新既有规则和制度。实际上，有理由认为中国将继续积极寻求融入一个扩展了的和经过重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⁸

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体系具有的若干特征对于中国就是否加入或反对这一体系如何作出决定是非常有关的。第一种特征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规则和制度有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围绕着非歧视性和市场开放性规则和规范建立起来——为崛起国家参与这一秩序并在其中推进它们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创造了条件，这一点甚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体系。历史上，从产生的物质收益是否不成比例地由首强国获得或参与［秩序］的物质收益是否被更加广泛地共享这个角度来看，各种国际秩序之间有很大不同。在西方体系中，经济上进入体系的门槛低但潜在获益高。中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回报，只有通过在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行事，这种回报才可能实现。⁹

这一秩序的第二个特征是对该秩序的领导具有以联合阵线为基础的性质。它是由美国领导的，但它也是一种一群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合作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秩序。它不仅仅是美国的秩序，一个经过改革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甚至会较少地由美国主导。更大的一群国家被捆绑在一起并治理这一体系。这些主要国家并不总是意见相同，但它们参与了就经济、政治和安全展开妥协的持续进程。这一点也是独特的——过去的秩序往往是被一个国家所支配。当今秩序中的利益攸关方包括一个由维护现状的大国所组成的联合阵线，它们围绕在原来的霸权国家身旁。权力转移通常被认为是在两个国家之间以二元（ dyadic）方式发生：一个崛起国家和一个衰落的霸权国。而这一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更大的集合体——以及最终产生的地缘政治权力的集合体——会使平衡朝着有利于既有秩序的方向回转。

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异常密集的、全方位的和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国际秩序可以具有刚硬的等级性，由首强国通过进行胁迫性的支配来治理，或者它可以是相对开放的，基于互惠的、有共识性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比之前的任何一种秩序都更加的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国家主权和法治不仅仅是被《联合国宪章》遵奉的规范，而且它们也是该秩序的深层次运作逻辑的一部分。的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规范处于演变之中，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一直对将自己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捆绑在一起犹豫不决，当今尤甚。但整个体系仍是相当密集地充斥着多边主义的规则和制度——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与安全相关的。这些制度创举是战后时代的伟大突破之一，为更高水平的合作以及全球体系的共享性权威和治理奠定了基础。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些演变中的特征使它具有适应崛起国家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在其由各种规则、制度和网络构成的向外延展的局面之中，出现了更新的参与者，而这种局面也为这些参与者获得地位和权威并在秩序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机遇。参与政治沟通、发挥互惠性影响的接点（access points）和途径是大量存在的。中国有加入这一秩序的动机和机遇，中国实际上推翻或颠覆这一秩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或根本不存在。此外，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在过去，旧的国际秩序最终会通过霸权战争被推翻。而在核武器和大国威慑的时代，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使历史变迁的方式不复存在。美国之所以能建立一种国际秩序，是因为旧的秩序在战争中被摧毁了。但是中国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它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总的来看，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这些特征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作出选择是有影响的，增强了中国加入该秩序而不是寻求推翻它的动机。

因此，并不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已经采取行动来接受美国领导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中国对这些规则和制度的最初运用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通过参与地区和全球性组织，中国在努力向他国就其和平意图作出保证的同时维护它的主权和经济利益。¹⁰但是，正如兰马克（Marc Lanteigne）所言：“中国与其他国家（准确地说，是之前的全球性力量）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它是在比以往更加发达的国际制度环境中‘成长’，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它在‘成长’的同时还积极利用这些制度来促进自己全球性实力地位的发展。”¹¹结果是，中国正日益在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而不是在该秩序之外活动。它正寻求在既有体系之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而不是为在另一种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打基础。¹²

当然，中国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使它处于大国外交的中心。它也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此外，中国并不只是需要进入世界市场，它也想要获得这些规则和制度所提供的保护。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人提供了多边主义的贸易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巨大吸引力，因为这些原则和机制为崛起的经济大国抵御它们所面临的歧视和保护主义威胁提供了手段。中国的政策符合这样的逻辑：北京对经济自由化的承诺导致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扩展，继而是它对全球贸易规则的接受。如果中国开始倡导世界贸易组织的逻辑和功能，而与此同时更成熟的西方经济体对该组织的支持却在衰减，这便具有讽刺意味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崛起的和衰落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将会找到准法律（quasi-legal）机制的价值，这些机制能够使冲突得以解决或至少被缓和。

这种看法表明，中国并不注定要利用它增长的权力挑战和寻求推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组织逻辑。中国的确会使自由主义的规则和制度受到考验。随着中国进入这个体系的主流，自由主义秩序的深层次困境以及围绕该体系基本内容（权威、主权、有约束力的承诺、权利和义务）的争斗将会加剧。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受控的（convulsive）霸权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如何发展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它们之间越是进一步合作并改革和更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就越有可能找到融入和参与的动力——甚至可能帮助领导该秩序。

中国最终可能会超出或不符合目前对它的崛起所作出的主要预测。但是资本主义民主世界是一个既有现实——是一个广阔的地缘政治地带，而且总体来说，对于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和扩展，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群体。如果中国意欲实现崛起并挑战既有秩序，它有远比仅仅对抗美国和抢夺国际秩序控制权艰困得多的任务。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更大的秩序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军费开支的总和，它大致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秩序，随着对该秩序的领导得到更新，它能够继续扩展和生长。

自由主义秩序构建的大战略

美国对全球体系的主导最终将让步于（yield to）其他强国的崛起，当然包括中国。单极时刻将会消逝。权力的全球分配总是在变化。面对这些情况，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融入美国的大战略，即在2020年或2030年，当美国不那么强大时我们想要看到哪种国际秩序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的新罗尔斯式的（neo-Rawlsian）难题。正是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政治制度应当在无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背后被设计出来，也就是说，在制度的设计者并不明确了解他们将在最终出现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处于何种地位的情况下。这一思想实验会迫使制度构建者们设计出那种无论他们最初处于何处，无论他们或弱或强、或富或贫都可以保护其利益的制度。¹³美国需要进行与之类似的思想实验。当前，我们应当试着去建立起哪些制度呢？在未来数十年里，当美国不再是一个单极力量时这些制度会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在至少对于在更大的和变化的权力分配之中美国将处于什么位置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时候去做这件事。

对于这个新罗尔斯式难题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应使经过改革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根尽可能深地扎下去。这个想法就是要使自由主义秩序变得如此之广泛和制度化，以至于中国将没有选择而只能加入并在其中行事。与今天的它们相比，中国和更大意义上的亚洲将不可避免地拥有更多权力和权威。美国的目标应是希望中国的权力尽可能地在规则和制度之中施展，而这些规则和制度是我们与其他自由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精心构建出来的，而且考虑到未来将会有一个更加拥挤的世界，我们自己也会想要在这些规则和制度中行事。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或许会下降，但它领导的国际秩序可以继续成为21世纪起主导作用的逻辑。

这会给美国的大战略造成什么影响呢？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认为的，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关于它如何能够最好地为自己带来安全的理论”。¹⁴因此，它是一种担忧未来并针对这种担忧而做些什么的公开演练。大战略是为应对超出一国境内的长期性威胁和机遇而设计的一套相互协调的、经久不变的政策。考虑到全球体系的重大变化和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面临的危机，美国在未来数年应如何推进大战略？本书给出的答案就是，美国应与其他国家合作重建和更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度基础，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立它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美国将需要对重新创建这一体系的基本治理制度进行投入——在同盟、伙伴关系、多边制度、特殊关系、大国协调、合作安全条约以及民主安全共同体方面进行投入。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重拾自由主义秩序构建的伟大任务。

在两种类型的大战略之间作出区分是有帮助的，即追求地位的（positional）大战略和以环境（milieu）为导向的大战略。正如第五章所指出的，一个采取追求地位的大战略的大国会寻求削弱一个特定的挑战国或国家群体的权力或它/它们所带来的威胁。这样的例子包括纳粹德国、帝国主义的日本、苏联集团，或许在将来还有大中华（Greater China）。一个采取以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的大国不会将某个特定国家设定为靶子，但会寻求以有利于其长期安全的方式构建其总体国际环境。这可能需要建立国际合作的基础设施，在世界上的各种不同地区促进贸易和民主，以及建立起有助于应对各种不同突发事件的伙伴关系。我的观点是，在单极条件下，在一个存在着分散性威胁的世界，而且在对未来的特定安全挑战会是什么有着普遍不确定感的情况下，这种基于环境的大战略路径是不可或缺的。

展望21世纪，美国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全球挑战。但它并不像在20世纪面临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国家那样面临某种单一的地缘政治威胁。实际上，与20世纪30年代或冷战时期的黑暗岁月相比，美国处于一个异常良性的（benign）安全环境之中，它拥有从长期着眼塑造自身国际环境的不同寻常的机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国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力量，未受到制衡国联合阵线的抑制，也未受到运用对抗性的、有普世色彩的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的抑制。大多数大国是民主国家并且通过同盟伙伴关系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国家权力最终基于持久的经济增长，当今没有哪个大国可以在不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让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并不仅是领土侵略带来的危险，而是这些大国挑战者代表了那些能够形成经济增长、吸引全球盟友和建立反制的地缘政治集团的相对抗的政治—经济体制。当前，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全球挑战者。

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不是那种单一的、高于一切的（overriding）威胁，而是众多分散的和演化中的威胁。全球暖化、核扩散、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疫病，这些和其他危险都已迫近。这些威胁中的任一项都可以通过使美国安全和繁荣所依赖的全球体系变得不稳定，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使美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遭受危险。疫病和全球变暖不是人类之力量可以左右的威胁，但它们的后果却同样是灾难性的。高传染性疾病有致死数百万人的潜力。全球变暖的威胁在于会促发环境移民潮和粮食短缺，而且可能进一步使世界上的弱国和穷国陷入动荡。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核扩散的边上，它会使人类最致命的武器落入不稳定的和怀有敌意的国家手中。恐怖主义网络带来了新的非国家性跨国暴力的阴影。但是，这些威胁中的任一种威胁，其本身都不会异常重要到像之前时代的反法西斯和反共产主义那样成为美国大战略的中心要务。¹⁵

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而正是它们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的效应才是最为严重的危险。托马斯·荷马-迪克森（ Thomas Homer-Dixon）强调了这一点：“正是各种压力的汇合是特别危险的，它会使同步故障成为可能，而这在以往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在未来数年，我们的社会不会只是同时面临一个或两个主要挑战，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相反，它们将会同时面临使人忧虑的各种难题——可能包括石油短缺、气候变化、经济动荡和大规模恐怖主义。”危险在于，若干种这类威胁会同时突然出现并相互作用，从而制造暴力和不稳定。“比如，如果若干事一起或是很快接连发生，世界会不得不应对将迅猛减少欧洲和亚洲粮食生产的气候方面的变化，可导致世界范围内经济暴垮的严重的石油价格上涨，以及一连串针对若干西方国家首都城市的重大恐怖主义袭击。”¹⁶全球秩序本身将陷入危险，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也会陷入危险。

正如我在第七章指出的，这些危险和挑战的共性在于它们全部都是上升的安全相互依存的体现。越来越多在他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健康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新的危险——诸如疫病和跨国性恐怖主义暴力——源自国家的衰弱而非这些国家的力量。与此同时，暴力技术处于演变之中，为力量弱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提供了在更远距离对他者造成威胁的机会。当各国处于一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境况之下，它们不能独善其身。它们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与合作并寻求相互约束和保护。在上升的安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美国不能够躲在这些威胁之外或是使自己免于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它必须在世界上站出来与其他国家携手建立合作框架，并营造那种可以促进行动的影响力。

如果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城镇，这个城镇的主要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将不会是有组织犯罪或激进暴徒对市政厅的暴力袭击。面对犯罪行为、自然环境和形势的持续变化以及基本上不确定的各种难以预测的情况，法律的执行和社会服务可能会崩溃。只有破败的和陷入麻烦的社区的安全和福利也得到提升，主要公民居住的社区才会实现安稳。没有哪个社区能够被遗弃。与此同时，这个城镇需要发展社会和经济保护方面的新能力。人们和各种组织需要以新的和影响深远的方式展开合作。

但更重要的观点是，当前，美国面临一系列异常多元和分散的威胁和挑战。当我们试图想象2020年或2025年美国将遇到的首要威胁时，不可能有信心地说首要威胁是甲、乙或丙。此外，即便我们能够找出甲、乙或丙作为其他所有问题所系的首要威胁，它也会是复杂的并和其他国际活动部件（moving parts）相联系。全球性疫病与失败国家、国内安全、国际公共卫生能力等相联系。恐怖主义与中东和平进程、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扩散、情报合作、欧洲社会和移民政策等相关。中国的崛起与同盟合作、能源安全、民主推广、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经济的管理等相关。因此，我们将再次回到更新和重建全球治理架构与合作框架这个问题上来，这些架构和框架可以使美国调配资源并基于各种广泛的和变化的可能性来解决问题。

未来几十年中，在一个面对多元威胁和对这些威胁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确定的世界上，从一个有关投入的问题的角度来思考大战略是有益的。你会把你的资源投入到哪些地方来建立能力，采取行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你的力量从而摆开架势应对明日的未知之事？大战略和设定优先事项有关，但它也和使风险分散化和避免意外事件有关。(https://www.daowen.com)

这就是为什么以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有吸引力的原因。这种大战略的目标是塑造国际环境从而使你在不确定的、分散的和变化的威胁之下将保护国家的能力最大化。进行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是对美国在其中运作的国际合作框架——也就是，规则、制度、伙伴关系、网络、后备力量、社会知识等——的投资。建立国际秩序就是要提升全球对“社会资本”的存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其他学者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政治社群中可用于解决集体问题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和能力，“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通过这种网络体现出来。总之，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涉及对提高全球社会资本的投入，从而为解决那些威胁国家安全但并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创造能力。

如果美国的大战略将围绕自由主义秩序构建而筹划，具体目标是什么，政策议程又是什么呢？第一，美国需要领导建立一种经过提升的保护性基础设施（protective infrastructure），它有助于防止威胁的出现并在这些威胁成为现实的情况下限制其危害。¹⁷前文提到的很多威胁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落后性和失败的体现，这些落后性和失败可以制造地区和国际性不稳定和冲突。随着全球变暖和流行性疾病的出现，这种威胁就有可能形成。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合作来增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能力，防范能够带来全球动荡的疫病或粮食短缺或大规模移民，而且在这些问题实际出现的情况下减轻这种动荡的后果。

从对全球社会服务的一种投入——就像城市和国家对这种服务进行投入那样——的角度来思考加强保护性基础设施是有益的。这就是钱要花到刀刃上的问题。教育、健康项目、收容所、社会服务——这些都是稳定的和功能完好的社区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体系已经有很多这种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公共健康、难民和紧急援助方面的合作的制度和网络。但是因为在21世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规模和范围都在增大，对于这种预防和管理能力的投入也需要增大。预警体系、紧急行动计划、后备力量等——这些都是保护性的全球基础设施的内容。

第二，美国应重新致力于并重建它的安全联盟。我的看法是，更新存在于这些安全条约之中的旧的契约。通过北约，也通过东亚的双边伙伴关系，美国同意给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并将它的伙伴们带入有关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些伙伴同意在更大的行动区域内与美国合作——提供人力、后勤和其他形式的支持。美国放弃了在战略决策方面的一些自主性，尽管它更多是一种非正式的而不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反过来它得到了合作和政治支持。在这些组织中美国仍是“同侪中首强”，它仍在联合军事指挥部中居于领导地位。同盟契约的这种更新涉及扩大同盟采取的地区性或全球性任务，并就正式的权利和责任的分配问题作出新的妥协。

为何安全伙伴关系的这种更新对自由主义秩序构建是关键的，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安全同盟与相对更好界定的、具体的和有限的承诺有关——这对于首强军事力量和它的伙伴们都是有吸引力的。各国会明白它们会卷入什么事情，也知道它们的义务和责任的界限。另一个原因是，同盟可以提供使同盟中的伙伴国之间的权力悬殊得到调适的制度性机制。同盟并没有涵括可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参与者的普适性规则和规范。至少，北约是一个拥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动规则和规范的多边性组织，这些规则和规范既可以适应最强大的国家，又为其他国家规定了角色和权利。更新同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同盟一直作为发达民主世界中的“政治架构”而发挥着作用。同盟提供了沟通和共同决策的渠道，这可以外溢到国际关系的更广泛的领域。这些同盟也是拥有重要历史成就的制度。美国是一个单极的军事力量，但是它仍然有分担安全保护成本和找到使其权力运用具有正当性的方式的动机。“二战”后的同盟——经过更新和重组的同盟——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有吸引力的工具。

第三，美国应改革和创建全方位的全球制度，这些制度可以促进集体行动并使集体行动具有正当性。第一个行动应当是改革联合国，从扩大安理会成员国开始。若干方案已经被提出。所有这些方案都涉及增加新的成员国（如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其他国家）和改革投票程序。几乎所有这些常任理事国资格的候选国都是成熟的或成长中的民主国家。当然，目标是使它们成为联合国中的利益攸关方并增强联合国作为全球集体行动工具的首要地位。实际上，联合国为紧急行动——人道主义干预、经济制裁、对恐怖主义分子动用武力，等等——提供的正当性是不可替代的。当发达民主国家参加的是联合国批准的行动时，这些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就会迅速增强。

第四，美国应适应并在制度层面与中国共事。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主导国，美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让步。正如我在之前的部分所指出的，美国应通过强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让它们深深扎根，整合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享权威和功能性角色——来回应中国的崛起。美国应深化与欧洲的合作并更新对同盟和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共同承诺。中国越是不仅面对美国而是面对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组成的整个经合组织（OECD）世界，就越好。这并不是主张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对抗它的反制大联盟。而是，它将会面对一个复杂的和高度融合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是如此的全方位和极为牢固以至于中国基本上除了加入该体系并寻求在该体系中实现繁荣外别无选择。¹⁸

美国还应努力在东亚建立地区安全秩序，该秩序能为管理将要到来的变化提供一种框架。我的想法是，不要阻碍中国进入这种地区秩序而是努力塑造它进入的方式，沿着权力变化的轨迹在不同时刻寻找打造战略契约的机遇，并逐渐渗入各种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美国想要打造的大契约是：通过在地区秩序中给予中国地位和位置来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以此换取北京对华盛顿的核心战略利益的接受和适应，这些战略利益包括在东亚继续充当安全提供者。在打造这个战略契约时，美国也要试图在东亚建立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将把中国和更广大的地区联系起来。近年来，中国已认识到这种战略的用处——如今它积极地寻求通过将自己嵌入像“东盟+3”和亚洲峰会（Asian Summit）这样的地区制度安抚和笼络它的邻国。当然，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所做的的确是建立各层面的地区和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并在其中行事，从而使它自己更具可预测性和易于接近，减轻了其他国家通过建立反制的联合战线抗拒或削弱美国的动机。¹⁹

第五，美国应重申自由国际主义的公共哲学。当美国官员在“二战”后倡导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战后秩序时，他们明确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国际主义的秩序愿景，而这一愿景在最近这数十年中式微了。正是这种愿景将有关经济、国家安全和稳定、和平的秩序来源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念结合起来。这些理念——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新政有关的经验以及之前和战争与经济衰退有关的几十年经历——致使美国领导人把国家利益和构建一种可管理的、制度性的全球体系联系在一起。当前需要的是一种经过更新的有关自由国际主义的公共哲学——远离新保守主义的一种变化，这种公共哲学可以在美国精英权衡主权和制度性合作时给予其启发。

当前，美国精英需要做的是恢复这种国际主义的公共哲学。美国权力的克制和承诺密切相关。全球规则和制度推进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被提出的不同的公共哲学——倡导美国单边主义以及摆脱全球规则和制度的哲学——并没有迎来显著的成功。因此，对于美国战后这种国际主义愿景来说，目前存在着被更新并重新明确表达的有利机会。

可以肯定的是，近年来，巨额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给领导人们和对外政策议程施加了新的限制。激烈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冲突充斥着美国政治，高失业率和低迷的经济发展加剧了这种现象。在美国奋力脱困的同时，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国家——似乎正在繁荣起来。美国处于全球进步的前沿并注定领导世界这种旧的乐观看法的支持者更少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正如一位新闻界人士的观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国家，美国人开始质疑冷战后出现的‘新秩序’是否仍然有利于美国”²⁰。对于想要确认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的美国领导人来说，这些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境况。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在这一个经济制约因素和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年代，自由国际主义会有其现实的吸引力。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合作安全和集体行动的愿景。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向内转身和躲在世界之后来保护其利益，它就需要找到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与盟友和伙伴分担发挥领导作用的代价和责任。

这种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的主要理念正是美国当前应当拥护的。

■　通过规则领导而不是以权力支配。通过倡导大致上是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并在该体系中运作，美国最能够获得对其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的支持。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样做会将其他国家拉入这一体系，同时也可以确立能够超越美国的绝对优势时代而存在的合作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在美国无法仅依靠其居高临下的权力地位时保护美国的利益。矛盾的是，战略克制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一个全球民主时代。

■　提供公共产品并将此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性和善于适应的（ accommodative）政策联系起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为全球体系提供服务的任务——以及为此而得到称赞——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安全、经济开放性、稳定——在全球秩序的这些方面，美国仍然能发挥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它应用霸权性责任来包裹自己的对外政策，在它更新这种自由主义霸权角色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就责任分担和获得支持进行接触。

■　建立和更新可以强化国家（也就是各国政府）治理与实现安全和经济成功的能力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成功的体系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因为该秩序为这些国家扩展的社会—经济和安全议程提供了服务和支持。布雷顿森林制度对于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确立是具有中心作用的。各国同意作出承诺和履行义务，它们预计这样做会获得一系列的好处和力量作为回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仅是对开放的市场的一种承诺，它也是一种旨在于开放之中提供稳定和安全的政治公约。这种逻辑应被重新发现并使之成为自由主义秩序构建的中心要素。

■　保持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紧密团结。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密切联系有多种益处。与其他能力高、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合作可以充实成就事业的力量。与这些国家共事并进行持续的、复杂的合作会更容易一些。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当一国致力于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进行合作，国际主义就会更加容易令人理解。同时，在这些考量之外，征询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建议对于不明智的对外政策也是一种潜在约束。

■　在实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方面，让全球体系自己来做深层次的工作。历史或许还没有终结，但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历史在他们的一边。在未来几十年中，各国将迈出小步以融入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资本主义和面向国际的经济发展强化了各国对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作出的承诺。如果世界沿着一种恰适的方向前进，就不是那么有必要进行存在风险的干涉或粗暴地运用强力，这样做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使自由主义秩序不那么具有正当性。保持体系的开放，容忍多元性并让现代化这一复杂的全球性机器将世界推引至一条美国也正在其上行进的道路。

深入观察这个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美国将发现自己需要分享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国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它将不能依赖单极权力或是靠严密守卫的边境。在这个将要到来的世界中运作，美国最需要的是获得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和尊重。它在近年失去了一些这种权威和尊重。通过使自己致力于一种自由主义秩序构建大战略，它可以开启重新赢得权威和尊重的进程。

注释

1．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51）.

2．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1957）.

3．Robert Jervis，“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no.1（2002），1—14；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no.4（Spring 1986），99—142.

4．关于可能出现的动荡和中断，见Ikenberry，“Conclusion,”i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关于对历史的反思，见Harold 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5．Niall Ferguson，The War of the World：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New York：Penguin，2006），xvii.

6．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See also Leonard，What Does China Think；Eva Paus，Penelope B.Prime，and Jon Western，eds.，Global Giant：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New York：Palgrave，2009）；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2010）.

7．Naazneen Barma，Ely Ratner，and Steven Weber，“A World without the West,”National Interest，no.90（July/August 2007），23—30；Charles Kupchan and Adam Mount，“The Autonomy Rule,”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no.12（Spring 2009），8—21；Steven Weber and Bruce W.Jentleson，The End of Arrogance：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8．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and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Power，Institutions，and the Western Order,”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89—114.

9．关于美国和中国对经济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共享愿景，参见Richard Rosecrance and Gu Guoliang，eds，Power and Restrai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ese Relationship（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9）。

10．中国在其崛起之时有试图安抚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的动机。为此，它将发现彰显克制和承诺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它愿意参与既有的制度。克制和安抚的逻辑将使中国更深地参与既有秩序而不是远离它。

11．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7）.对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制度及其影响的重要论述，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2．这是邓勇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在国际体系中获取更大的地位和承认，而不是寻求对国际体系的深层组织原则进行激进的重整。其目标就是在既有体系内获得地位和尊重并与美国的霸权领导合作。如邓勇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更为关注“美国霸权会被如何管理而不是它自己的权力构造”。Yong Deng，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44.

13．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4．Barry Posen，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3.

15．这是我们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判断，见Ikenberry and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16．Thomas Homer-Dixon，The Upside of Down：Catastrophe，Creativity，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Washington，DC：Island，2006），16—17.

17．Ikenberry and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10.

18．蒂莫西·加腾·艾什（Timothy Garten Ash）同样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其需要将权力让渡给中国和其他崛起中的国家之前，还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控制全球治理的杠杆，Timothy Garten Ash，Free World：America，Europe，and the Surprising Future of the West（New York：Random House，2004）。

19．G.John Ikenberry，“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U.S.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China,”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eds.，China's Arrival：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Washington，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09），95—108.

20．Gideon Rachman，“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Financial Times，23—24 October 2010，Life and Arts section，p.19.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By G．John Ikenberry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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