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转型与非自由主义霸权的失败

导言

美国战后秩序赖以建立的地缘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大的改变。全球体系的长期变化——在实力对比、主权规范、相互依赖的范围和性质这些方面——正转换着与秩序有关的这一问题。从冷战中走出的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力量。与大国竞争相关的旧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让位于暴力和不安全因素的新来源。世界经济扩展了并更加深化，还经历了衰退和金融危机，包括近年出现的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诸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使日益强大的非西方国家进入这个体系。那些由西方国家掌控的长期存在的治理机制，如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已经开始让位于更具包容性的组织。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旧契约、旧制度已经被削弱和受损。

在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的基础方面，最戏剧性的变化就是冷战的终结。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启了。但是它和历史上的其他转折点不一样，如1815年、1919年和1945年这些重大的战后节点。而且，与过去的这些战后节点不同，全球体系（至少是美国所领导的那个体系的主导核心要素）并没有被推翻。恰恰与之相反，美国和它的盟友在“二战”后所创立的那个世界完好无损并稳固地屹立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冷战的终结不过是使这一秩序得到了巩固和扩展。在半个世纪中与西方相疏远的苏联集团崩溃了，并开始缓慢且不均衡地融入西方的秩序。因此，冷战的终结并不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不过是旧秩序完结时的最后一丝喘息。

冷战的终结使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得到巩固，但是更加深刻且更加彻底的改变（并不是马上显现的）当时也已经启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市场取向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所谓华盛顿共识出现了，它强调的是让市场扩展和撤除管制的政策。全球体系中安全问题的性质也改变了。与过去数个世纪不同，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不再是大国战争，而是来自于那些羸弱、失败且怀有敌意的国家的暴力和不稳定，这些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2001年的“9·11”事件戏剧性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在冷战后独步天下，或者说成了单极，在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前，它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是对世界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由相互对抗的大国组成的世界（要么是冷战的两极对抗，要么是先前时代的多极竞争）让位于一个由单一国家掌控的体系。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构是一个关于两种秩序的故事。冷战期间，这两种秩序是共存的。一是冷战的两极秩序；二是存在于两极全球体系之中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当冷战结束时，后者这种内部秩序变成了一种外部秩序，也就是说，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逻辑扩展为一个更大的全球体系。一方面，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胜利。苏联集团的崩溃意味着对这种秩序的最后一个重大挑战者的崩溃，而且，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还没有出现什么可与之抗衡的秩序逻辑。但另一方面，冷战的终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缓慢启动的危机，即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权威和治理的危机。冷战时期，美国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通过在两极制衡和经营自由主义秩序（围绕着战略契约、制度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建立起来）方面的领导作用确立了其统治。这一秩序从冷战中活了下来，但是它的统治特性（一直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相联系）受到了质疑和争论。

本章提出四个观点。第一，冷战的终结是一个具有保守性质的世界—历史事件，是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获得胜利、得以存续和巩固的故事。如今看来，很显然，美国和它的民主盟友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创建了一种具有深刻根基的、充满活力的且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秩序。在20世纪90年代以至新的世纪，这一本来存在于冷战体系内部的秩序得到扩展和深化。它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融合、民主化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这一扩展和深化进程的要素。北约的扩展和对美国在东亚盟友的重新确认也相当于是美国领导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巩固。核武器和先进的工业国家社会的民主性质为这一全球化的体系增加了稳定性，前者使大国战争（及这种战争具有的改造性的影响力）变得不太可能出现，而后者则赋予这一体系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内核，这些国家是在民主的和平地带中展开活动的。

第二，后冷战时代全球体系中更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单极的出现和处于演进中的主权规范——破坏了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的稳定性。过去，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在一个由两极力量和传统国家主权构成的更广的世界中存在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被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上，各大国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均势和受到控制的国家主权规范维持着秩序。但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在单极状况和国家主权规范受损的情况下，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完全改变了。这种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治理逻辑和方式。随着这一体系的改变，构成美国战后秩序政治基础的动机、成本、契约和制度也已改变。这些变化使美国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领导和其他国家的默许和支持变得更加问题重重。

第三，全球体系的其他变化加深了美国自由主义霸权遇到的这种新的困境。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中，暴力和不安全因素的来源已经从大国战争威胁转变为来自世界羸弱国家和动乱地区的更加分散和更不集中的威胁。建立在冷战分立和大国威胁基础上的旧的利益联盟不再能够塑造美国以霸权性方式提供安全的条款。此外，与军事干预和武力使用相关的规范的长期性变化改变了美国运用权力的限制和成本。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从近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中就可以看出来。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中更加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寻求更大的发言权。国际体系的这些宏大变化合在一起，严重破坏了旧的美国霸权契约和制度。

第四，在这种背景下并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对美国的大战略进行了自冷战早期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重新思考。实际上，小布什时代的大战略想要努力重新确定美国组织和领导全球体系的方向。小布什政府试图利用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单极和受损的国家主权）重新建立美国进行全球支配的方式。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努力是不可持续且注定失败的。美国提出要向一个单极力量那样提供全球安全和发号施令，以各种不同方式凌驾于多边规则和制度体系之上展开行动。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秩序开始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这种单极治理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在美国内外都出现了对这种战略的反对和抗拒。

全球体系中权力、主权和相互依赖性质的变化使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秩序体系遇到了难题。这是事实，但矛盾的是，在很多方面这些变化受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促动，或正是因为这种秩序而成为可能。正是美国的超群地位（体现为冷战后的单极）而非这个首强国的虚弱或失败动摇了这个体系。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秩序的吸引力和它在西方核心地带之外进行扩展和整合的能力，冷战时代处于两极体系内部的自由主义秩序向外扩展成全球性的自由主义秩序。国家主权规范的受损是多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但在这些力量中，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人权和自由主义干涉的抱负并非最不重要的。从这些不同方面看，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许陷入了一种僵局，但这种僵局至少部分是它自己造成的，而且是自由主义事业的成功所导致的。本章描述了这些变化并探讨它们对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影响。

冷战的终结

冷战并不是所谓战争，而是两极对抗的一段持续时期，一种军事化的地缘政治僵持。实际上，当苏联集团的领导人叫停这种竞争时，冷战便和平地结束了。它最初始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这一“新思维”旨在缓和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并为内部改革创造政治空间。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认为，“在终结冷战方面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合作，因为他明白如果冷战继续下去，苏联是不可能被改革的”¹。1988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命令单方面撤除50万苏联驻军，其中一半是苏联在东欧和其西部地区的驻军。此外，戈尔巴乔夫对东欧自身的政治变革也展现出一种新的容忍，宣称“武力的使用”不能也不应被当成一种“外交政策手段”，“选择的自由”是一种既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原则。这一声明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主义曾宣称为保护社会主义苏联有权利和责任对东欧国家进行干涉。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向美国主动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愿景，这种愿景使冷战的“消极和平”被追求共同利益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所替代。冷战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快不复存在了。

冷战终结于1989年共产主义统治在东欧和中欧的惊人垮台以及两年后苏联的解体。冷战本可以在苏联不发生内部破裂的情况下结束的。这也正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他的目标就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实现和解，这种和解可以使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都不受损伤。但是冷战的终结是通过两极本身的瓦解这种方式实现的。苏联阵营的国家选出了新的政府，德国实现统一并继续留在北约，而苏联则不复存在了。旧的两极国际秩序消失了，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出现了。

正如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所言，冷战的终结“与军事胜利、部队复员和庆祝无关，而是未放一枪，对方便出人意料地投降了”。²历史上，在大战之后，旧的国际秩序受到破坏并被摧毁，从而为围绕战后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和原则的全面谈判扫清障碍。但这次却并非如此，美国领导的秩序体系不仅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存在，还被广泛地视为西方获得胜利的原因所在。西方的对苏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旧是稳定的、合作性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冷战的终结是一种具有保守性质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苏联和平地投降了，这种投降来得有些迟疑且没有按照戈尔巴乔夫之前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实现。但是苏联这一极的瓦解使美国这一极安于其位，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由美国领导的规则、制度和关系成了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新的内核。

冷战终结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所领导这一体系的特征，该体系是在美苏争斗的几十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这一极具有生成财富和力量的超凡能力，这使西方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占得优势。³然而同时，在苏联陷入困境且其领导人愿意推进国内改革和重新定位对外政策时，西方民主国家组成的这一群体却向苏联展现了丝毫不具威胁性的面孔。西方确是充满活力的，但根本上还是防御性的。⁴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被说服并相信，美国和西欧不会乘人之危。这些国家的多元、民主性质（使大西洋联盟得以形成），这些国家内部和之间多样化和不一致的对苏立场，反对对苏实施强硬政策的跨国力量和一国内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使苏联在面向西方时看到的面孔得以软化。而这一联盟本身，因其存在同意一致的规范，使单个国家难以采取对苏强硬政策。西方秩序的这些性质使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赌博变得不是那般危险。⁵

如果说冷战的终结本身令很多分析人士感到惊奇的话，那么其后所出现的情况亦是如此，即美国领导的秩序出奇的稳定且这一秩序内的合作能够得以持续。几乎没有什么分析人士会预料到这种结果。当时的普遍预计是，西方秩序逐渐解体并向着一种更具竞争性的多极体系演变，而不是继续存在且得到巩固。⁶一个突出的看法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状态和苏联威胁的消失，全球体系会重回那种多极均势的旧模式。当然，这是从1648年到1945年，差不多在数个世纪中所盛行的国际政治模式。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单独掌控这一体系，同盟义务也变动不居。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学者来说，两极体系是一种历史异常。人们的预计是，全球体系会重回它的旧模式，而不是以一种更为异常的单极体系模式继续存在。华尔兹就这一逻辑提出了经典论述，即国家会制衡强权，因此，单一主导国的出现将刺激其他大国的崛起或是它们结成国家联盟去制衡首强国。⁷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1992年预言：“两极体系将随着冷战的逝去而消失，多极状态将会成为新的国际秩序。”⁸华尔兹还推测将会有一组大国重新浮现，包括日本、德国、中国、欧盟和再生的俄罗斯。⁹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提出，美国权力的极度优势将会激发其亚洲和欧洲盟友的制衡行为，或者至少是冷战时期的那种政治和安全关系会松动。¹⁰有人还预计，东亚会重回那种对抗性的多极状态。¹¹

此外，其他人虽然也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变得不稳定和充满冲突，但他们指出那将主要是一种地缘经济上的竞争。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成为三大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每一个集团都是按照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和地区秩序组建的。新的安全竞争会凌驾于经济收益之上，并使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分裂，全球经济体系也会破碎开来。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和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称，国际竞争会呈现出一种“重商主义的现实主义”形式，强大的国家将采取“经济制衡”，并以牺牲较为传统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为代价追求地缘经济利益。¹²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从另一角度也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后冷战世界将会被三大地区性力量所掌控：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中心的美国所领导的集团、德国所领导的欧洲集团以及日本所组织的亚洲集团。¹³

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对世界重回对抗性的多极体系感到担忧。在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最后几年中，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领着一批国防部官员，制定了一份战略规划文件——《1992年防务规划指导报告》，描绘了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安全挑战。这一报告的初稿提出，美国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必须阻止对抗国或同等竞争国的崛起。正如孟慕捷（James Mann）所言：“虽然话语模糊，但这似乎指的是日本、德国或统一的欧洲，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报告的初稿称，美国应阻止‘先进的工业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可以通过照顾这些国家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但也可以通过保持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¹⁴这份被泄露了的报告引发了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非议，它们被那种美国应努力阻止自身盟友的强大的建议所触怒。这份报告虽然在后来修改后的版本中舍弃了那些文字，但其核心观点依旧是美国必须保持自己在军事上的至高地位，用这份报告的话来说，“阻止任何敌对力量掌控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¹⁵

这类及其他观点所反映的是一种假设，即冷战是将先进的工业国家拢在一起的最根本的凝结剂，冷战抑制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促进了它们的合作。大国之间的冲突和不稳定将会重新出现。西方的秩序和凝聚力是合作抗衡苏联这一外部威胁的结果，同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将随着威胁的消失而衰弱。一种估计是，苏联威胁不再存在之后，西方（特别是像北约那样的安全组织）将会受到削弱，并会重回那种战略对抗模式。¹⁶

但是这些预言都未成现实。在冷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先进工业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稳定的和开放的。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同盟关系得到了重新确认。北约的成员国增加了，美日同盟也得到了深化。这些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获得增长，在某些领域的机制性合作也实现了扩展。关于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分配及其所带来的反应，确实有诸多令人惊奇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单极国家，世界并没有重新出现那种多极的权力分配。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发展得比欧洲和日本还要快。关于大国对抗和安全竞争等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难题会重新出现这一现实主义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欧洲和日本继续通过安全同盟关系与美国捆绑在一起，而俄罗斯和中国也没有进行大国制衡。

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展与整合

在冷战突然终结之后，自由主义秩序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继续存在下来并成了后冷战时期全球体系的组织逻辑。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成为“自由主义的时刻”。民主和市场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全球化被奉为一种进步的世界—历史性力量，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战争则陷入低潮。俄罗斯成为西方世界的准成员，中国则是华盛顿的“战略伙伴”。既有的制度得到强化，新的制度也被建立起来。同盟得到了重新确认和扩展。欧盟得以创立并进行了扩员。新出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它们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美国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即支持金融去监管化和市场整合的“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20世纪90年代早期，老布什政府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念头就是按照这套西方秩序的逻辑添砖加瓦。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美国寻求建立和扩展地区和全球机制。在对欧关系方面，国务院的官员们明确地提出了一整套制度性举措：促进北约与其以东地区的国家建立联系，与欧共体建立更加正式的关系，让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一步发挥作用。在民主德国瓦解后，联邦德国领导人与苏联、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展开谈判。建立一个统一德国的不同方案竞相被提出，包括建立一个存在于北约之外的德意志联邦以及在更广的、包括苏联在内的泛欧安全架构之下实现德国统一。继之展开的折冲樽俎表明，要想在所有大国间建立约束、保障和整合机制，西方的架构是最有用的。老布什政府倡导了这一逻辑，正如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欧洲的三大机制（北约、欧共体和欧安会议）应被重组，以便提供一种能够承受未来变化的多层面框架。“新时代的新大西洋主义”成了当时的口号。¹⁷最后，正是北约、欧共体和更广意义上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塑造和促进了一系列大事件，为德国和其他原苏联阵营国家融入欧洲打下了基础。¹⁸

在西半球，老布什政府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与南美之间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在东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具制度性的联系，展现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并且确保亚洲的地区主义沿着泛太平洋的方向前行。这些后冷战时期的地区贸易倡议被视为将推动世界经济扩展，增强其自由化及持续开放性的举措。¹⁹

这种在既有秩序基础上添砖加瓦并实现扩展以将其他国家吸纳进来的战略在克林顿时期得以延续。克林顿政府的想法就是，利用多边机制实现新兴市场民主国家的稳定并将它们吸纳进西方民主世界。在关于这种“扩展主义”（enlargement doctrine）的一篇早期表述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称，这一战略是为了“强化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并“在一切有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美国会帮助“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扎下根来”，反对来，这也会扩展和加强更广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秩序。²⁰这一战略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当时正开启向市场和民主转型进程的中东欧国家和亚太地区国家。通过新的贸易协议和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国家对国内改革的承诺受到了鼓励，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承诺会得到巩固。1994年，克林顿政府就这一“接触与扩展”战略作出了正式表述，提倡要对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采取多边主义的应对方式，“无论这个问题是核扩散、地区不稳定、遥远的苏联帝国的改革逆转，或者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需要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解决方式。因此，美国唯一的负责任战略就是寻求确保美国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集体决策的影响和参与”²¹。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所领导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的巩固和扩展工作已然完成。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西方秩序的组织逻辑被延展到全球层面。北约完成了第一轮扩展，为稳定并将新成员嵌入西方秩序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在同盟伙伴之间带来更大的安全感且强化了民主和市场体制。此外，作为可加强和巩固20世纪80年代晚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途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继续受到推动。最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成为扩展和从制度上增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础的进一步尝试。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在旧的关贸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在为国际贸易法确立审查机构方面，它的成立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拥有独立秘书处的正式组织，一种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关于国际贸易合作的被扩展了的制度性框架。²²

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举措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念头，那就是确保美国不在全球领导地位方面有所退缩。老布什政府决意让北约继续在欧洲大陆上忙活，并且要在美国的领导下忙活，以使其成为长期发挥稳定局势作用的存在。老布什政府在“欧洲一体和自由”（Europe Whole and Free）的名目下所进行的机制建设是为了确保20世纪早期的那些冲突不再重新上演。克林顿政府推进了这些战略。此外，如德雷克·夏勒特（Derek Chollet）和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所认为的，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说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是针对国内民众讲的。他们担心美国会转向内部，他们想要促使这个国家继续介入世界事务。²³在这些年中，构建自由主义秩序这套逻辑成为一以贯之的导向。

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经济的广度和深度都增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里根和撒切尔倡导的市场导向理念被克林顿政府所采纳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发达的经济体继续沿着开放贸易以及消除货币和资本流动剩余壁垒的方向前行。亚洲、拉美的中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前共产主义世界的国家也强调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并且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展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向国际投资开放其金融体系的程度。这场危机后，在亚洲和其他地方出现了关于不受管制的和高度融合的金融市场之危险的政策辩论，但各国政府总体上仍坚持市场取向。通讯和计算机新技术便利了金融、经济的交流与融合。金融和公共部门的去管制化和私有化政策将多国更加彻底地拉入世界经济。自由市场和国家融合的赞成者们获得了胜利。²⁴结果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的组织理念。²⁵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贸易和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扩展，新兴国家也更加充分地融入更大的体系。随着多国从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过往中转变，民主世界自身也得以扩展。与此同时，大国之间仍旧保持和平。日本和西欧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中国和俄罗斯向美国靠得更近而非离得更远。在冷战结束的头十年里，世界并没有分裂为敌对的阵营或是对抗性的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世界一体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和冷战时期西方秩序的组织逻辑占据了中心位置。虽然关于美国在冷战后是否有一个大战略还存在很多争论，但克林顿政府的确坚持了一种自由主义导向，也就是对市场导向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进行多边主义管理的战略。²⁶

进一步而言，美国居高临下的实力地位强化了其所领导的后冷战秩序的稳定和特性，这种实力地位也就是使它能够施展霸权性领导力的多种优势。这些实力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在全球力量中的超群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那个十年中，它一直把其他发达经济体甩在后面。这些经济优势部分要归因于其他传统大国的相对衰弱——俄罗斯衰败了，欧盟发展缓慢，日本则陷入十年的经济停滞之中。

此外，在表面因素之下，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在经济实力方面赋予华盛顿一种特殊地位——铸币权，这种权利可以支撑美国的赤字，也可以使其开打战争，增加国内支出，在不用担心其他国家会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情况下举债。正因为它的这种支配地位，美国无须通过提高利率来保护自己的货币，可以不因长期的贸易不平衡受到压力。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明白了美国霸权的这一隐性要素，并进行激烈的抱怨。²⁷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而非欧洲成为美国的主要债权人，然而华盛顿的优势依然得以存续。这些优势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再次发挥了作用，美国可以在维持预算赤字和减税的同时在伊拉克展开一场耗费颇巨的战争，这种对外政策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美国能够向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借债。

在经济支配地位之外，美国还是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力量，也就是说，是唯一一个能够向世界任一角落投送军事力量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的36%。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华盛顿增加了其军费开支，其占世界军费总额的比例升至40%以上，差不多等于排在它后面的14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到了2005年，美国的军费支出占全世界的一半。此外，美国保持了大多数冷战时期的同盟伙伴关系以及广布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地。如表6.1所示，在“二战”后，美国一开始有21个盟友，这一数字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增长，冷战结束后也没有萎缩，反倒是在扩大。北约向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扩展推动了美国盟友数量的增长。结果是，一种全球性的同盟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稳步扩张，与那些非民主大国的数量有限的盟国逐渐形成对比。

美国的这些权力优势是从冷战时期继承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时的新情况是，对美国来说，并没有像样的大国挑战者。即便没有大国能够制衡美国，甚至连大国对美国进行制衡的意图也不明确。俄罗斯和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意味着这些国家不担心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入侵。而其他大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是与美国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安全关系的民主国家。这些民主的大国组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即一个动武是不可想象的和平地带。可与美国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大国挑战者无处可寻。²⁸

因此，20世纪末的世界政治展现出一种极为异常的性质——美国成为一个单极力量，处于一个稳定的和拓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中心。其他传统大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直接挑战——更不用说推翻——这种单极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物质实力的国际分配现实的基础上。但是它也建立在有关国家之间如何打交道的规则、制度、伙伴关系和政治规范的基础上，这套体系的很多方面都是在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转型

冷战后美国单极的出现是过去数十年中权力和主权的性质发生深刻且多层面变化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本逻辑的一种转变。也就是说，围绕多个相互竞争的力量中心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通过确保不出现一个支配性国家而得以维护的秩序）以及对国家主权规范的遵奉发生了改变。它向另一种秩序变化，即一个支配性国家在一个国家主权规范日益受到质疑和削弱的全球体系中行事。

近代以来，国际秩序一直是以权力在主要国家间的分散与均衡为标志的，体现为两极或多极。实力大致等同的多个国家（所谓的大国）展开相互制衡或协调相处。秩序就是一种权力的大致均衡。从国内角度看，各国是拥有主权的，也就是施展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给定疆域内合法使用物质性强力的垄断权”²⁹。这便是对现代的、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经典认识。总之，以下两方面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层面的权力制衡与均衡，以及在其疆域内拥有至高法律权威的主权国家。³⁰

上述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理想化和典型化的特性，而不是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这一秩序逻辑的确切反映。但这些特性的确抓住了这个秩序的深层逻辑。权力在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散意味着国际秩序不会有某一个“中心”。会有若干强大且相互竞争的中心，或曰权力之极。大国或许会有势力范围、附庸国，甚至会是疆域广袤的帝国。但从更大的世界范围来看，它们还是在一个权力分散于若干大国的体系中行事。同样，大小国家都声称拥有主权权利。国家主权是一种规范或共同谅解，国家借此声索主权并承认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所具有的自主和独立的权利。国家对其主权领地内的事务负责。国家之上没有什么政治实体有法律上的权利或权威插手一国内部的事务，或针对一国内部事务声索权利。³¹

在最近数十年中，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被极大地改变了。在过去十年中，这一体系的两大基本特性——权力在大国间的分散与均衡以及在其疆域内具有垄断性权威的主权国家——被颠覆了。在单极条件下，美国差不多享有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军事力量的垄断权，与此同时，随着对干预一国内部事务接受度的上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遭到侵蚀。³²国际体系根本性质的这种双重转变将美国权力置于国际秩序的中心，引发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关于权力和权威的争议。让我们来看一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逻辑的这种双重变化。

对美国单极的权力制衡

如前所述，冷战的终结并未将世界重新带入多极体系。美国的超群实力地位反倒是得到了强化。这部分是由于其他传统强国的相对无力，俄罗斯衰落了，欧洲国家发展缓慢，而日本则陷入经济停滞的十年。在这一体系中，美国的经济规模最大且最具活力。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国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唯一能够将军事力量投送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它保持了大多数冷战时期的同盟伙伴关系以及广布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地。可与之匹敌的意识形态和大国挑战者无处可寻。³³

权力的国际分配对美国这个剩下的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有利。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特性（见第四章的讨论）使美国这一单极力量不仅仅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聚合体。有约束力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及美国霸权“无孔不入”（penetrated）的特性使这一单极力量对其他国家来说更能被接受并更具正当性。权力悬殊被制度化的、互惠的交往过程所调和。美国的确提供了一些公共物品，如同盟安全、对石油流通的保护、市场以及从中斡旋以帮助解决地区争端的意愿。美国是这一体系的规则和制度的首要发起者，而且它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有共识基础且大体上有序的治理体系中行事。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似乎被置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使世界政治保持在稳定与合作性的进程之上。³⁴

然而，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关于美国会如何行使其单极权力的担忧就已经散播开来了。1999年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让人们得以一窥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新模式：边缘地区的暴虐国家和敌对政权构成威胁，挑战了“二战”后西方秩序的旧有规则和制度并激起美国有争议的武力使用。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把美国描述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唯一能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地区和领域提供进步、坚强和领导的全球力量。³⁵但是，世界上的其他人感到担忧，如法国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erdrine）将美国称为一个“亢奋强权”（hyper-power）。当他在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采访时被问及如何抵抗美国的傲慢权力，韦德里纳说道：“要通过沉着、坚韧的努力，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为了以平衡的多极主义反对单极主义，为了用文化多元反对文化同一。”³⁶

即便美国没有那些使形势恶化的政策和主张，冷战多极向美国单极的转变本身也孕育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这种转变开启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性地缘政治调整进程。正如前面在第四章所论及的，这种向单极转变的首要影响是美国实力地位的提升。这种情况的出现有若干原因。因为其不再面对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单极国家便较前拥有更多可自行支配的资源——更多未耗费的实力。同样，大国并未联手制衡美国，这减弱了对美国权力的外部限制。较弱和较小的国家基本没有什么退离美国的选择。总体上，单极国家对全球体系具有一种更加无所不包的影响力。如果这一体系想要井井有条且国际公共物品得到供给，美国就需要发挥领导作用。

但是冷战威胁的消失也消解了单极国家的影响力。较弱的国家以及长期存在的那些同盟伙伴国不再受到一个敌对的全球大国的威胁。一些国家（如日本）仍围绕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来构造自身的安全，但是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全球角色并不像在冷战时那样得到一致的认知和广泛的赞誉。冷战时统帅一切的安全难题——体现为两极竞斗——消失了，安全难题不可避免地分散为地区性的问题。美国继续在很多这些地区安全难点上发挥作用，但是它作为全球安全提供者的总体影响力式微了。

引发最多忧虑的是单极状态对西方和全球规则及制度的基本框架的影响。最起码，权力优势向美国的转移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想要就旧有规则和制度展开重新谈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战结束后，美国第二次进入了它的“霸权时刻”。在“二战”后，美国将其权力优势转化为一整套全球和地区性制度；它创立了一种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单极优势使其能推展与“二战”后相类似的调整进程。在克林顿时期，这种调整和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重新协商首先需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展和深化。但是全球体系的扩展与融合——旧秩序的一种副产品——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规则和制度的新需求以及新的争议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些观察人士来说，美国似乎成了一个改变现状的单极国家——在权力优势的驱动下实施着野心勃勃的全球改造方略。³⁷

冷战时的两极向冷战后的单极的转变促使美国与其他国家重新协商其霸权契约。但是，更重要的是，单极状态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减少了美国在商定的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事的意愿。美国所拥有的无可匹敌的全球地位使其要求从多边规则和制度中获得特殊身份和豁免权。比如，美国不能加入《反地雷公约》，因为美国部署的军队（如在朝韩非军事区）会受到伤害。美国还声称它不能签署《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为美国的全球安全存在使美国人容易受到政治驱动的起诉的伤害。结果就是，单极状态导致主导国家要求获得与他国不同的待遇，这减少了其在多边规则和制度下行事的意愿。³⁸

对于主导国家来说，这种单极状态还带来了在不对多边规则和制度作出承诺的情况下影响或控制他国政策的更多机会。权力优势为主导国创造了对他国展开调控的机会。在一些领域，美国能够设立它自己的国内管理标准，并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压以使其接受类似的标准。美国不需要损害自身的政策自主以获得他国的同意。同样，美国的市场力量可以被用来影响或控制他国的政策。利用第三国实施制裁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些国家不对某个对象国采取类似的政策，美国就会威胁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³⁹

单极兴起的根本影响是，它带来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规则的基本逻辑的改变。在两极或多极体系中，强国通过领导国家联盟来制衡其他国家而进行支配。当体系转变为单极状态，这种支配逻辑就消失了。权力不再以制衡和均衡而是以某一国的优势为基础。这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情况，并且会对较弱的二等国家造成潜在的威胁。结果，主导国的权力变得突出而令人担忧。单极力量本身变成了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问题。正如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冷战期间美国力量之所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有“更坏的东西”存在。⁴⁰随着单极的兴起，那种“更坏的东西”不见了。

受损的国家主权规范

“二战”后人权革命的展开以及国家主权规范的受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种更为平缓和静悄悄的转变。我们逐渐看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内部事务拥有正当的利益。主权变得更加视情而定，逐渐成了一种必须认真博取（earn）的法律权利。⁴¹

人权革命被深深嵌入“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事业。正是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主义理解运用于世界秩序——推动了人权受到国际承认这一运动。194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便是突破性进展。在埃莉诺·罗斯福及其他自由主义者的倡导下，这一宣言清楚表明了一种观念，即普世的个人权利应受到全人类的承认，而不能只是留给拥有主权的各国政府来界定和执行。⁴²其后，源源不绝的各种公约和条约共同构成了关于权利、个人、主权和全球秩序的非凡愿景。⁴³

在20世纪40年代，国际人权运动被有力地发动起来。美国的战后规划者们以新政时期在美国国内形成的安全、正义和治理方面的理念来处理他们的任务。国联的失败显然让罗斯福和杜鲁门清醒冷静，但是他们也相信为了避免重蹈战争，就必需一种致力于人权、集体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新全球秩序。在战后的各种制度倡议中——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人权公约——一种关于安全、人权、国际法和制度性合作的新的理念集合体鼓舞着美国的努力。⁴⁴由此，一种观念被确立起来，即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并不是绝对的，国际社会在保护国家内部的个人方面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应得权利。

在20世纪90年代，主权的这种不定性被进一步推进。国际社会被认为有权——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对陷入动乱的国家进行干预以防止种族屠杀和大规模杀戮。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干预以及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就被看作是这种类型的行动。1998年，当联合国安理会围绕科索沃危机展开外交磋商时，俄罗斯拒绝同意对针对所谓内部冲突采取的军事行动给予授权。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采取了干预行动。在构想这一行动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明确表达了联合国宪章所遵奉的主权和不干涉规范具有不定性的观点。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这样表述安南的看法：

如果一个政权对本国民众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外人不仅是要表示反对，他们还有责任介入进来，阻止这种犯罪，甚至是改变这个政权。安南说：“国家的边界不应再被认为可以对战争罪犯或大规模谋杀者给予无懈可击的保护。冲突是‘内部的’这一事实并不能给予当事者任何漠视人类行为最基本准则的权利。”他承认“联合国宪章保护国家的主权”并禁止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国家国内管辖权范围内的事务”。但是，他补充说，这一原则“决不等于是政府践踏人权和人类尊严的许可证，主权必须包含责任，而不只是权力”。⁴⁵

在作出上述表态一年后，安南又指出“国家主权，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被重新界定”。他认为，现代国家“被普遍认为是服务于其国民的工具，而不是正相反……当我们今天读联合国宪章时，我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其目标是保护个体的人权，而不是保护那些侵犯人权的家伙”。⁴⁶在对国家主权的意涵逐渐进行重新界定方面，这种关于主权意味着责任、权利和对权利的保护的看法走在了前沿。“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看法，它提出了“保护的责任”理念。⁴⁷在保证基本人权在各国受到保护方面，特别是面对大规模暴行和其他有组织暴力行为时，国际社会承担起了新的义务。⁴⁸

“9·11”事件发生后，国家主权规范受到进一步侵蚀。美国在阿富汗领导的干涉行动——利用外部军事力量推翻一个积极保护恐怖主义袭击者的政权——被普遍认为是出于自卫的合法行为。如果某个国家为跨国暴力行动提供策源地、温床或保护区，那么，外部世界就对这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拥有正当的干涉权利。小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中推进了这一原则的边限。如今，对一个国家所带来威胁的预期——这个国家想要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野心——就可以为干涉提供理由。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阐发了这一新思维。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提出，存在“一种新出现的全球性共识，即主权并不是一种空白支票。相反，主权是随着每个国家对某些基本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定的，既包括对本国公民的义务，也包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当一个政权不能承担起这些责任或者滥用其权利时，它就有丧失主权权利的危险，包括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无法免于武装干涉”。⁴⁹哈斯认为，在三种情况下，不干涉规范可出现例外：当一个国家进行或未能阻止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当一个国家煽动、支持或庇护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或不能够控制在其境内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当一个国家采取对全球安全构成明显威胁的举措，如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有侵略历史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些有关干涉理念的进展具有如下影响。首先，受损的主权规范为强国干涉弱小国家和动乱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了新的许可证。主权规范在世界政治中拥有更小的“阻动权”（stopping power）。实际上，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主权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和国际规范，它的诞生是为了阻止跨国的宗教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当时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主权规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最具普世性和共识性的规范。它成为国际法、联合国以及宏大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历史性运动的基础。因此，当这一规范受到削弱时，各方面影响的出现也不足为奇。的确，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规范受损，在国际层面对干涉和越境使用武力的法律和政治上的抑制就越发的少了。

其次，在主权规范受损的同时，对于谁来进行以及如何进行侵犯主权的干涉行动并没有什么新的规范和协定出现。国际社会比以往拥有更多权威在动乱国家的内部展开行动，但谁才是真正的国际社会？某种意义上，在理想的情况下答案是联合国。但是对于强国以国际社会名义所展开的干涉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标准仍然存在无法化解的分歧。

结果，主权规范的受损开启了关于国际社会中权威来源的新的全球性争斗。美国单极的兴起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只有美国才真正拥有在世界上全面大规模使用武力的军事力量。联合国没有属于它自己的部队和军事能力。关于如何确立正当的国际权威的难题仍在延续。

暴力、不安全因素与民主合法性

另一个侵蚀或挑战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秩序逻辑的深刻变化是暴力和不安全因素的来源。大国战争是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心的安全问题。但如前所述，现代全球体系的各种进展已经削弱了大国战争这种安全威胁。核威慑以及大多数大国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一事实使这些国家开打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小。如今，正是出自弱小国家的暴力威胁——非国家行为体所使用的暴力——影响了发达国家如何将它们自己组织起来并进行安全合作。

这一新的进展可以被称之为战争的私人化（the privatization of war）或非正式暴力的兴起。在过去，只有国家——主要是强国——才能够获取可以威胁其他国家社会的暴力手段。如今，我们展望未来，可以看到会有那么一些小的组织——或者是由个人组成的跨国团伙——或许能够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方面的技术和知识几乎将不可避免地传播开去。下定决心的极端主义团体逐渐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使用致命暴力的能力。

这是国际政治中集体暴力方式和手段的转型，这种转型受到技术和国际体系自身的政治架构的推动。这一转型的影响就是使关于主权和使用武力的旧规范更加成问题。它给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带来了令人烦扰的新问题，使世界上一些之前被忽略的地方在国家安全上变得更加重要。这一转型还带来新的功能性挑战，这种挑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安全合作的模式。

显然，战争的私人化改变了国家对安全的认识以及各国合作防范新的威胁和不安全的合作方式。“非国家行为体对大规模暴力的有效运用反映了新的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模式，使我们关于地理空间可作为屏障的一些假设成了问题，”基欧汉指出，“当代的世界政治学者面临的挑战——在如赫兹（Herz）所言国家的‘硬壳’已然破碎之时，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以及世界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这种挑战与之前那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去理解核革命）是类似的。曾被视为天然屏障和人工屏障依存的地理空间现如今必须也被视为一种载体（carrier）。”⁵⁰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新型的扩散的非国家威胁还没有什么全球性共识。但是这种威胁动摇了关于威慑、同盟和自卫的既有理念，也动摇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该条款确认了个人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全球体系的最后一种背景性变化是大西洋世界中以及大西洋世界之外的民主社会的兴起与成熟。如前所言，这是自由主义优势地位的决定性特征。这种世界民主共同体可以有很多称谓，比如西方安全共同体、民主复合体或简单称为民主共同体。这一联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但它一直在演化、扩展和深化。实际上，如今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民主共同体的存在对世界政治有两方面重要影响。首先，它使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合作性的以及相互联系的核心关系。通常来说，民主国家愿意且能够开展合作，至少是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正如我在第五章所阐述的，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围绕多边主义、同盟伙伴关系、战略克制、合作性安全以及制度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关系建立起一套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制度性基础使美国的实力地位既是更加持久的，又对其他国家（无论是崛起的国家、衰落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具有较小的威胁性。正是这种秩序支配全球体系长达半个世纪，并在冷战终结以及其他剧变后仍得以存续。

其次，民主国家共同体对强国在这一共同体中如何行事设定了若干限制。简单说，在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中，胁迫性的控制以及权力政治（realpolitik）行为会受到限制和阻碍。欺侮或向其他民主国家施加暴力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正如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所言：“在民主时代，没有深思熟虑和克制的权力不再是可持续的。曾是国际体系稳定来源的以强力施展霸权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通过武力的无情使用而进行控制在国内事务中不再是一个选项，在国际层面也是如此——当甘地开启瓦解英帝国的进程时他便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⁵¹这种民主共同体的大环境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使美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伙伴并且能够开展复杂的合作。美国的权力本身被看作是更加温和且更易接近，美国被富裕的、有能力的和友好的国家所环绕。另一方面，这些民主国家可能不会对美国的支配或胁迫无动于衷。实际上，它们期望美国能够在民主共同体的规则和制度下行事。

总之，全球体系已经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演化开来。它不再是建立在大国均衡和制衡基础上的一种体系。单极的权力分配和民主的扩展使这种作为组织逻辑的旧模式成了问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包括在冷战期间，很大程度上这被忽略了——要比20世纪40年代所能想到的任何可能的秩序都要成功。但是主权旧规范的受损、人权国际规范的传播以及新型集体暴力威胁的兴起已经使这种自由主义秩序在发挥作用时出现了问题。

从根本上说，当前的自由主义秩序陷入了一种权威危机。国际社会是新的人权和国家安全规范的贮藏库（repository），但是谁能够正当地以其名义行事呢？冷战期间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之所以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全保护——在目之所及，存在“更坏的东西”。美国的权力和权威不再是一体的和一码事了。如何代表全球社会为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确立正当的权威性——而且是在旧的秩序规范逐渐消却的情况下——是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9·11”事件和小布什革命使这种围绕权力和权威的新出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争议具体化了并加剧了这种争议。

小布什革命的兴起与落败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开始对美国的大战略进行雄心勃勃的重新思考，这是自冷战早期以来最为彻底的。预防性战争、“志愿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和霸权支配这些有争议的理念被奉为教条。小布什政府官员还就美国战后针对武力使用、威慑和同盟伙伴关系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性改变向世界发出了信号。小布什总统宣布开打“反恐战争”，并表明了“与敌人进行战斗、瓦解他的图谋、在最坏的危险露头之前就予以应对”的决心。⁵²2003年春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在众多西方盟友的反对之下开打的一场预防性战争——就是这种战略转向最清晰的表现。

小布什政府接受了演进中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以单极、受损的主权以及暴力和不安全因素的非国家来源为标志），并提出了与世界的一项新的霸权契约。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小布什政府想要改变美国霸权领导方式的大战略提议遭到了盟友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对，从很多方面看，遭到它们极为断然的反对。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是一套具有较少自由主义性质、具有较多帝国主义性质的霸权秩序体系，很大程度上，整个世界拒绝接受这一体系。在小布什政府结束任期之后，这种对美国如何掌控单极世界的全球性忧虑（主要是围绕着“反恐战争”）仍会发生作用。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小布什大战略的各种要素以及这一大战略最终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小布什的单极大战略

小布什主义的中心内容在于，它提出，为了应对美国自己所确定的全球安全威胁，美国可以直接行动（如有必要，可以单独行动），在这一斗争中，其他国家要么是与美国站到一起，要么就是与美国为敌。美国应当成为全球安全的提供者，但它也应较少地受到规则和制度的妨碍。小布什政府对单边主义的更大欲念和对国际规则、制度、条约和承诺的抗拒强化了美国全球地位的这种影响深远的转变。美国凌驾于全球秩序之上并运用其无可匹敌的权力实现安全和秩序。在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无政府世界，美国打算向前迈进并像可以创造秩序的利维坦那样来行事。小布什政府声称，那些在之前只能通过均势来解决的秩序难题，如今可在美国的支配之下予以解决。无政府和均势的危险被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等级架构的稳定所替代。⁵³

实际上，小布什政府是在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很大的好处。美国成为全球安全的单极提供者，但反过来世界应对美国给予不一样的对待。美国不应像其他国家那样按相同规则游戏。世界必须为美国提供秩序与和平这种全球公共物品而付出代价。

“9·11”事件向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揭示了新的威胁。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之事。美国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开启了新的世纪。但2001年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却戏剧性地揭示了一个充满威胁和不安全因素的全新世界。在小布什政府看来，美国不能仅是满足于维护全球体系的旧有规范和制度。它需要重新定义和改变美国的地位以及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对美国和全球安全的新的威胁来自于小型的恐怖主义分子网络，其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对文明世界造成打击的能力在增强。按照小布什政府官员的看法，这些新的威胁需要对美国的大战略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思考——美国应如何配置力量，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如何努力寻求塑造其安全环境。

小布什的这种单极大战略具有六大构成部分。⁵⁴小布什大战略的第一个方面是其从根本上致力于维持一个单极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没有任何缺少美国的大国联盟应被容许实现霸权。⁵⁵在2002年6月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说中，小布什总统使这一点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中心意涵：“美国拥有并打算保持不受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引发动荡的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并将对抗限制在贸易和其他方面。”⁵⁶美国应管理一个全球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没有什么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挑战美国全球领导者、保护者和执法者（enforcer）的地位。美国应比其他大国强大得多，以至于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安全竞争不复存在，从而使每个国家（不仅是美国）得到好处。因此，美国的单极力量被小布什政府视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美国的权力被用来改变国际政治本身，使旧的均势对抗变得过时。

如当时许多观察人士所指出的，这是美国全球抱负的不同寻常的宣示。它和美国过去的自由主义愿景一样，都想要将均势的秩序体系转变为一个不被地缘政治阵营和相对抗的大国所分割的世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自从威尔逊自己宣称美国的权力应被用于“创造正义之统治”，小布什总统的愿景是最具威尔逊主义的表态了。⁵⁷但是一个新的观念将小布什与威尔逊区别开来，即美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应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积聚并部署单极军事力量以维持秩序。与威尔逊不同，小布什愿景并不包括强化国际秩序以规则为基础的这种性质的努力。

小布什大战略的第二个要素是美国安全领域的范围是遍布全球的。美国应做好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军事力量准备，也应有这种权利。这种需要源自新安全威胁的性质。这一无情的新的现实是，小型的恐怖主义分子团体——或在敌对国家的帮助下——能够很快获取具有高度杀伤性、可造成灾难性破坏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些恐怖主义团体既不能被绥靖也无法被威慑，因此它们必须被剿灭——这需要具备无论这些人在哪都能对其进行追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政府宣称拥有在任何地点以及在全球层面运用军事力量的权利。200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针对全球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是一项没有确定期限的全球性事业。”⁵⁸这是一场需要美国向恐怖主义分子掀起的战争，不仅是保卫自己和盟国，而是要找出并摧毁那些伺机而动的敌人，因此，美国必须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小布什2002年在西点军校说得直截了当:“军队必须做好准备，以便一声令下即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黑暗角落发起攻击。”⁵⁹

这种世界是美国能够自由和有效地展开行动的全球性战场的宣言超越了之前的官方观念。如伊恩·沙裴罗（Ian Shapiro）所言：“在小布什主义出现之前，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宣称拥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展开军事行动的权利。”⁶⁰以往，美国政府对于使用武力的权利和承诺的确具有扩张性的（expansive）理念。自从19世纪早期，美国宣称拥有在西半球使用武力以抵抗域外大国侵犯的权利。冷战时期，美国则在世界的所有角落部署了军事力量并在国外展开隐蔽性的干预行动。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不少国家，它一直有重要的军事承诺。小布什战略理论的不同之处以及更具扩张性的地方在于，它认为美国必须能够一声令下即可在任何地方展开行动，在敌人进行致命的暴力行动前对其发起攻击。

小布什大战略的第三个要素是，美国必须拥有先发制人地甚至是预防性地展开行动的权利和能力，以便在敌人行动前挫败它们。新的安全威胁不是那种聚集在边境前沿地区的有组织的军队，而是潜伏在暗处的恐怖主义团体。因为这种新的危险不能被绥靖或威慑，故而它们必须被剿灭。过去那种装备导弹和其他武器以在第一波袭击中生存下来并运用这些武器展开报复性打击从而惩罚攻击者的防务战略，将不再能够确保安全。正如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称的，“在这个人类文明的敌人一心只想寻获世界上最具杀伤性技术的时代，美国不能坐以待毙”⁶¹。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进攻。

先发制人就是在敌人准备发动袭击时对其予以打击。但是小布什政府超越了这一观念，它宣称拥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权利。如小布什总统所言:“出于常识和自我防卫，美国将在那些新出现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对其展开行动。”⁶²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安全环境下，什么是“迫近的威胁”（imminent threat）需要被重新定义。如果等到威胁全面形成，就太迟了。小布什政府主张：“威胁越大，不行动的风险就越大，就越是有理由采取预先行动保卫我们自己，即便敌人发动袭击的时间和地点仍不确定。”⁶³国家在面临“迫近的威胁”时有权进行自卫的观念在国际法和外交中受到广泛承认。小布什政府所寻求做的是调整和重新定义在一个“杀伤性技术”被“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所掌获的世界中何谓“迫近的威胁”，这种情况要求在这些威胁全面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

小布什大战略的第四个要素是，确信美国在必要时可以单独行动或与“志愿联盟”一道追剿威胁。与美国领头的较为非正式的努力相比，安全条约和同盟伙伴关系的作用变小了。小布什政府的官方战略报告表明，“虽然美国将持续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在有必要采取单独行动时我们也不会犹豫”⁶⁴。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美国应寻求其他国家的援手，但小布什政府讲得很明确，他们会“放弃对某个特定国家参与行动的念头而不是作出妥协”⁶⁵。

这种单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缘自新型威胁本身：如果在反恐战争中危险程度上升且犯错空间在减少，那些制裁和限制武力使用的多边规范和协约就会成为行动的障碍。在回应这些威胁时，美国需要发挥直接而不受限制的作用。⁶⁶另外，单边主义倾向这种信念部分地以一种判断为基础，即没有其他国家或联盟（哪怕是欧盟）在应对恐怖主义者和流氓国家时拥有在全世界投射武力的能力。冷战后十年间美国的国防支出和现代化已把美国的盟友远远甩在后面。在战斗行动中，同盟伙伴发现越发难以与美军相配合。这种信念还基于联合行动以及通过联盟使用武力常会妨碍有效行动这种判断之上。对于一些观察人士来说，这一教训在对科索沃实施联合轰炸的行动中变得很明显。这种情绪在美国与其盟友在阿富汗联合展开的军事行动中也有所表露。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说出的一段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使命必须决定联盟；联盟绝对不能决定使命。如果联盟决定使命的话，使命就会降低为最小公约数”。⁶⁷小布什的大战略并不赞成让同盟或多边安全机制失效，⁶⁸而是认为这些安全合作形式在对抗新型威胁时不是那么有用。⁶⁹

这种单边主义冲动在小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得到更广泛的体现。众所周知，小布什上台后，其政府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多边协议采取了往后撤的做法，包括应对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禁止生物武器的议定书。小布什政府还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而这一条约被很多分析人士视为全球军控体系的中心内容。在国家安全领域，小布什政府的官员对军控和多边安全协定表现出普遍的怀疑态度，正如一篇报道所言，他们反而主张:“美国必须依靠自身的能力而非条约来保护它的利益和主权。”⁷⁰正如我们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种对于安全保护的单边主义取向与小布什政府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合作的更广泛的抗拒是一致的，而且前者受到后者的强化。

美国不仅要控制和领导既有的秩序，它还必须积极地改造这一秩序，这种观念是小布什大战略的第五个要素。为了全面地实现安全，美国必须按照关于国家建设和民主推广的一份雄心勃勃的议程行事。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对这一观点作出最透彻的表达，当时他声称，“自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⁷¹。小布什在同一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从长远看，只有清除了滋养激进主义和诱人杀戮的意识形态的那些条件，我们所寻求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如果这个世界的各地区仍然是绝望之地并活在仇恨之中，它们就会成为恐怖势力的策源地，而这些恐怖势力也将会向美国潜近。”⁷²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号召利用一系列手段和努力推动全世界向民主的转变，至少转向守规则和负责任的政权。之前的美国总统也倡导自由和民主。小布什政府的构想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将其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在后“9·11”时期，美国“受到的威胁更多来自处于失败中的国家而不是要征服美国的国家”⁷³。（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造的全球议程被直接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

恐怖主义团伙之所以成为威胁，部分是因为处于世界上麻烦地区的国家是衰弱的且陷入失败境地，它们为那些恐怖主义团伙提供了避风港。其他专制独裁国家——如侯赛因·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既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它们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也会成为间接威胁，设若它们将武器或制造武器的原材料交给恐怖主义团伙。政权改造的议程正是出于对新型安全威胁的这种担忧。要应对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和敌对的专制独裁国家，只能通过改造这些国家本身的性质。⁷⁴2006年1月，国务卿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点出了小布什政府这种新观点的要义：“自从350多年之前被创立，现代国家体系一直依赖于主权观念。人们总是假设每个国家都能控制和管理出现在其领土内的威胁。人们总是假设软弱且受到糟糕治理的国家仅是其民众的负担，或至多成为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关切，但从来不会是一种真正的安全威胁。然而，如今，这些过去的假设不再成立了……现在，政权的根本性质比权力的国际分布更加重要。”⁷⁵在既有体系中美国无法使自己安全。国家需要被修理，需要被强化，需要被民主化。

最后，小布什政府将他国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作为决定全球秩序中国家关系的质量和性质的首要因素。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宣称，“对于各国来说重要的是，它们会逐渐明白自己要为无所作为承担责任”，“在反恐战斗中，你们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与我们为敌”。⁷⁶那之后不久，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上，小布什称：“在这场冲突中，没有国家可以是中立的，因为在一个被恐怖所威胁的世界中，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会是安全无虞的。”⁷⁷实际上，各国不会被允许仍置身局外。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是不是支持由美国领导的新的全球安全秩序，特别是反恐战争作出判定——要么是盟友，要么不是。各国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选择：与美国合作或者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相应地，奖赏和惩罚也会随之而来。

这是一个向世界传递的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讯息。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力量，它与这一体系中的几乎所有国家有着广泛的、普遍的、多层面的关系。“9·11”事件之后，美国声称各国是友是敌取决于它们对华盛顿的反恐行动的忠诚度。⁷⁸反恐战争是在“文明”和“无序”之间展开的斗争，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是中立的。各国会被要求服从美国或付出代价。

总之，小布什的大战略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全球角色。在这一战略愿景中，美国应占据单极世界的中心，提供安全、判定威胁、使用武力并改造这一体系。在这一愿景中，主权对于美国来说变得更加的绝对，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变得更加视情而定。小布什政府所信奉的是一套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逻辑，这套秩序围绕着单极、受损的国家主权以及适于应对恐怖主义和敌对国家这些新型威胁的安全体系建立起来。美国应既要控制这一体系，又要积极地去改造它。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那种旧有的霸权契约让位于一种更加直接的支配形式。在这个被重新界定的等级秩序中，体系中的国家会得到安全的好处，但要付出代价，即与美国之间更加严苛的主从关系。

保守民族主义vs.自由国际主义

当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其单极安全秩序的愿景时，它也使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取向从自由国际主义转变为更加保守的民族主义理念。这是对过往的偏离。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19年、1945年和1989年这些重大的转折点，美国的领导人倾向于唤起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并将国际秩序当成一种进步的、自由的事业来进行讨论。美国的权力被用来构建可处理全球问题的规则和制度，被用来增强国际社会的根基，以及将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国际规则和制度被视为将美国理念和权威投送至全球体系并使两者相互嵌合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社会被视为拥有若干分量和重要性的集体组织——规则和规范的载体。美国在保护其主权的同时，它也会作出将自己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承诺。

与之相反，小布什政府抗拒这些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使针对国家秩序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取向占据最显著的位置。⁷⁹

首先，最无疑的是，小布什政府轻视国际制度和规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手段的作用和重要性。从小布什政府的新单边主义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一系列广泛的政策领域，小布什政府都显示出它对国际条约和协议采取了新的且更加严于成本算计（cost-accounting）的考量。由此，它展现出新的决心以抗拒近年在气候控制、国际司法以及军控领域达成的多边协议。在小布什政府看来，每个协议都存在特定的缺点，但这种抗拒也体现了一种更具总体性的倾向，即认为所有这些老的和新的多边协议对美国的主权、利益和行动自由强加了不可接受的限制。⁸⁰

小布什政府在施政中所具有的这种倾向被描述为“新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学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曾写道：“在过去八年中，对外政策的成功基本上通过总统签署的条约数量和参加的峰会次数来衡量，如今我们拥有了一个愿意坚持美国行动自由和美国国家利益绝对优先的政府……与把权力限定在一个由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所组成的巨大网络中不同，新单边主义寻求增强美国的权力并毫无羞愧地按照自我界定的全球目标来动用这种权力。”⁸¹按照这一看法，规则和制度主要是对那些想要限制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弱国有用。最露骨的评论之一来自小布什政府的官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他在成为副国务卿之前称，一场大的斗争正在他所谓的“美国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展开。“全球主义者”被认为是那些寻求“通过不断扩展的有关环境、人权、劳工、卫生和政治—军事事务的协议网络强化全球治理并以使美国陷入损害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律和制度之中为议程”的精英激进分子团体。⁸²“二战”后多边条约和协议的发展——所谓全球治理运动——被看作主要是自由主义议程的结果，而这种自由主义议程威胁了美国的主权和自治（self-rule）。因此，博尔顿和其他人倡导一种谨慎避免卷入多边协议和制度的议程。冷战后，美国权力的上升为恢复美国的政策自主性和对自己事务的主权控制创造了机会。⁸³

其次，［小布什政府］对所有或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东西都具有一种深刻的怀疑。那种试图利用美国的对外政策巩固国际社会或通过调整政策以遵守规范和规则的做法都是被误导的——甚至是危险的。美国是在一个权力政治盛行的国家体系中运转。康多莉扎·赖斯在2000年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清楚阐述了这种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观念，以说明共和党政府的政策与克林顿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多么不同。赖斯说，很多美国人都对“权力政治、强权和权力平衡这些说法感到不舒服”。“简言之，这种不舒服反倒导致了对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理念的反向吁求，还导致一种信念，即对许多国家的支持——更有甚者，是对联合国那种制度的支持——对于权力的正当运用来说是必要的。”在她看来，这种看法深深植根于威尔逊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克林顿政府得到了强烈的支持”，与之不同，共和党的对外政策也会是国际主义的，但会“从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出发，而不是从虚幻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出发”。⁸⁴国际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客客气气的虚构（polite fiction）。

最后，保守主义的论调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正当性来源是在国内，植根于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和宪法。美国行动的正确性是由国内民主程序的合法性而非其他国家政府的意见赋予的。世界上的国家也许赞同或不赞同美国的所作所为，但它们并不是有关正当性的一些模糊的国际标准的代言人；相反，它们的看法只是反映了它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那么高尚或正直。在2004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表明了这种看法，“美国决不会为保卫我们自己民众的安全而寻求什么批准单”。⁸⁵这是对美国追求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正当性来源的法律主张和宣言。

从实际角度看，这一看法不过是重申了基本上被接受了的现实。在使用武力方面，美国保住了它的主权。但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这一看法反映了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理念相反的立场。约翰·博尔顿对自由主义理念从根本上提出批评，“正当性的问题常常被提起，隐含的企图是要限制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在国际组织之外采取多边行动的自由权，甚至是通过宪政体系的操作，我们的行动已被其赋予正当性。然而，事实是，这种批评会使我们自己的宪政体系的运转变得不具正当性，同时对于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也无济于事。在符合宪政原则的情况下，我们的行动不需要单独的、外部的批准以使这些行动具有正当性”⁸⁶。

在美国的历程中，对于国际秩序的保守性的民族主义理念一直与自由主义的理念并存，但在20世纪最关键的秩序构建时期，这种保守性的民族主义理念并不曾指导华盛顿的政策。⁸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这些理念沿着共同的方向导向一种旧式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一个竞争性的国家体系中，美国试图在保护其国家主权的同时守卫自身并获取其所能得到的。它把自己当成一个自顾自地（self-regarding）行为体展现给世界。在维护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或遵守全球规范方面，美国没什么特别义务。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的举动皆是为了自己。美国就是由竞争的大国所组成的世界中的一个大国而已，这些大国为自己寻求安全和优势。总之，美国的单极大战略和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理念显示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一种新的、具有挑衅性的行事方式。而最终，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不可持续的。

小布什革命的失败

在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的刺激下，小布什政府明确表示要对世界安全秩序进行一种剧烈的重组。这一秩序愿景正是建立在全球体系所发生的深刻的、持续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变革的基础上。小布什政府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即美国实力地位超群，主权规范已然受损，而且新的安全威胁似乎使威慑和大国制衡的旧有逻辑变得过时。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威胁和机遇的新世界，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了一种美国从体系的中心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大战略。美国要成为全球利维坦。也就是说，它将成为全球安全的提供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出威胁并部署力量。它还会居于他国之上，较少地受到多边规则和制度的约束。美国将会拥有一张无限期有效的许可证以在全世界部署力量并进行干预，而且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和制衡。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领导的“反恐战”是这一新的全球安全秩序的最新发展。实际上，美国向世界提出了一套新的霸权契约。但最终，世界并没有接受这一新契约的条款。这套重组世界秩序的大设想是根本不受欢迎的和不可持续的，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下台它也便消解了。⁸⁸(https://www.daowen.com)

小布什大战略的失败是多方面的，涉及内聚力、能力和合法性方面的问题。首先，小布什的想法建立在一种政治矛盾基础之上，即其单极安全事业和其保守的民族主义欲念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小布什政府想要双管齐下。它想让美国成为全球安全的提供者——为国际体系提供“体系性功能”——同时还想要维护作为强国的保守的民族主义主张。但是，这种双重举动是不可能持续的，除非美国愿意且能够通过系统性的胁迫来强施秩序，在很少或没有赢得同意和正当性的情况下在一个单极体系中行事。

根据小布什的单极逻辑，美国向世界提供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维护和强施秩序。反过来，外部世界接受美国的支配。毕竟，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本质上这并不是什么坏交易。但是当与有关秩序的保守理念相融合时，就会导致出现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只为它自己着想的全球霸权。这种想法就是，通过美国的单极力量用单一、统一的秩序所形成的和平与稳定去替代均势体系带来的风险和危险。永远不会喜欢均势体系的自由主义者们能够理解这种愿景的吸引力，特别是当这种愿景还包含着推广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这种愿景与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国际性抱负相距并不是那么远。但是当它与关于运用美国权力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理念合在一起时——体现为对国际社会、多边制度和正当性的深刻怀疑——它就会变为一个不受丝毫限制的单极。这是一个霸权契约，而这个契约并不是通过什么协商而达成的。美国主动提供了一种带有更多统制和更少认同的霸权秩序。这是一种保守的利维坦的愿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它都是站不住脚的。

小布什对外政策的矛盾在于，它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美国支配世界但却不遵守规则的体系。实际上，这就是帝国。因此，在国内它是不可持续的，在国外它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单极秩序在不包含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套规则和契约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种胁迫性的、单极的、由美国支配的体系。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将不会充分提供合作。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们决定针对美国提供的安全免费搭车，是因为它们抗拒美国使用与相互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毫不相干的武力，或是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美国使用武力是错误的。因此，如在小布什执政时期那样，美国会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在单打独斗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抗拒。就在这一时刻，保守的单极愿景在美国国内也会变得不可持续。在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和抵制抗拒的情况下，美国民众将不会愿意为保护世界而埋单。

其次，小布什的单极安全秩序愿景是以对可用的权力现实的错误解读为前提的。无疑，美国的（大规模的、便于使用的、持久的）权力优势导致了小布什的大战略野心。但实际上，如果美国想要在实施单极支配战略的同时减轻全球规则和制度对它的影响，便需要更加突出的权力。为使其他国家就范于其目标，美国必须能够成功地威胁、引诱、胁迫和惩罚其他国家——而且在其他国家拒绝合作时它必须能够单打独斗。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官员来说，美国成为一个没有对手的全球力量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有信心完全靠他们自己来领导全球秩序。⁸⁹不靠在具有共识基础的规则和合作性框架中行事，华盛顿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它却需要依靠挥舞一根大棒。⁹⁰

尽管美国是强大的，但仅是依靠权力来维持它的支配却是令人怀疑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大转变（flipping）确实给予美国不同寻常的全球影响力。它的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史无前例，但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这个世界决不是单极的。⁹¹在开打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未能成功获得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合作，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说到底，美国对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影响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与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相比，这两个国家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重要。它们还是初具雏形的民主国家，对那种施予重压的策略反应敏感。美国的单极权力只是如此之少地转化为可用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对于这一点，哪怕是小布什政府的官员们也会感到吃惊。更宽泛而言，小布什政府对于美国权力的过高估计强化了小布什的大战略中单极愿景和民族主义愿景之间的矛盾之处。如果回到大国过度扩张这个经典问题上来说，对于美国权力的自负导致了明显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野心，而这种野心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美国的权力并不足以解决国外的抗拒和逐渐减少的国内支持这些问题。这种失败反过来会增强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在全球问题上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

再次，在与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有关的小布什大战略方面存在更具体的问题。如伊拉克战争所体现的，运用武力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力量或是推翻危险的政权绝非易事，无论是通过单边主义的行动还是靠大国协调。在军事干涉结束之后，被干涉的这个国家必须要得到重整。维和以及国家建设是必不可免的，这些长期性战略需要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主要大国一道来筹谋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合作。这是代价颇巨的，而且在军事干涉时常被抛在脑后。在很多年时间里都需要驻扎维和部队，甚至在新的政权被建立之后。由外部军事干涉燃起的地区冲突也必须得到关注。这便是与每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相伴随的与负担和承诺相关的“长尾”问题。美国有没有能力要么为这些事情自己掏腰包，要么与其他国家合作共担，在这方面是不确定的。

此外，小布什的单极大战略能不能形成解决广泛的全球性挑战所需要的合作也是不确定的。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在情报、执法和后勤保障方面需要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合作。在安全领域之外，实现美国的目标更加受制于美国与世界大国的持久的友好工作关系。在贸易自由化、全球金融稳定、环境保护、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慑、应对中国崛起以及一系列其他棘手挑战上，美国需要伙伴。但是，期待未来的伙伴会在默认美国自封的全球安全保护者之后在其他所有领域照常行事是不可能的。⁹²

最后，小布什的单极安全秩序在获得其他国家的同意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尤其出现在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中，特别是欧洲的国家——讽刺的是，那些国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这些民主国家，反对旧式权力政治和使用武力的民众情绪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合作的能力施加了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有时大有时小。小布什单极安全秩序愿景的失败在于，这是一种在更大的民主世界范围内无法使自身具有正当性的秩序。在民主国家公众眼中，正当性需要对法治的尊重。毕竟，外国人是不会受到美国宪法的限制的。并不是使用武力本身或美国对权力的施展让人反感，而是因为在军事力量和权力将如何使用方面缺少一种共同协商而得的框架或一套规范。

如我在第四章所言，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做到了使其巨大的权力优势具有正当性。美国领导人认识到，通过建立一种全球规则和制度框架，美国的利益会得以促进，这种框架可以锁定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具有正当性的美国权力。当权力通过秩序本身的规则和原则体现出来，权力才是最深厚的和最持久的。对于小布什的大战略，欧盟外交人士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试图提醒美国的官员们：“以规则为基础的做法并不是限制美国的阴谋。在‘二战’后的时代，美国对国际法的主体部分贡献良多，而这很好地服务了我们大家。维护和加强法治是美国维护其温和的世界大国地位并继续保护其价值观的最好方式。”⁹³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靠以规则为基础来赢得同意这一点被体现出来。绝大多数欧洲舆论都强烈地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的决定。而这种反对使欧洲领导人也去抗拒小布什的政策变得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但是舆论调查表明，如果美国能从联合国得到使用武力的授权，公众的态度就会变得更为支持。⁹⁴民众的反对并不是那么和使用武力相关，而是与使用军事力量的原则和程序更有关。从美国为使用武力而寻求他国政府（特别是传统盟友）的同意这方面来说，美国有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主义组织中行事的动机。

由此，对伊拉克战争的大量反对并不是直接和战争本身的对错相关，而是和这场战争从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原则角度意味着什么有关。这种战争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种帝国主义转向，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转向。当时一位法国外交官的话反映了这种看法，“法国对于和美国争吵并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和当今世界的游戏规则有关。这和将安理会置于国际生活的中心有关。不能容许一国在其希望的时间和地点为所欲为，无论这个国家是谁”⁹⁵。如果伊拉克战争只是一种一次性的冒险，世界的反对——至少是来自欧洲国家和其他大国领导人的反对——就很可能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因为这场战争与小布什重新界定美国的全球安全角色的宏大努力有关，于是，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就变大了，反对也就更强了。

总之，美国单极权力的兴起是存在悖论的：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确实让美国成为一个没有对手的超级强国，但这种情况也消除了一个使欧洲和东亚国家完全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地缘政治威胁。回到我们那个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城镇：美国是该镇唯一一位治安官，住户的门也没有上锁，此外，这个城镇中对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消失了。因此，这个城镇非常担心的是这位治安官的行为，而同时，它们在获得保护方面对治安官的依赖也降低了。旧的契约和约束受到损害。美国之强大足以对他国进行阻碍、破坏和惩罚。但是在没有其他国家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华盛顿注定要陷入一种外交政策失败和公众支持式微的循环之中，这会进一步降低可用的美国权力的有效性——而整个大战略愿景也陷入危机之中。

结语

冷战的结束更多的是一个旧时代的完结，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是始于两个世纪之前并在20世纪与世界大战和两极对抗的搏击中胜出的自由主义支配地位的延续。随着苏联的垮台，在冷战阴影之下建立起来的西方体系成为更大的全球体系的组织逻辑。处于内部的自由主义秩序变成了一种外部的秩序。美国领导的体系为民主、市场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展提供了组织逻辑。在20世纪末，可以将全球视为一种世界一体的体系，而这一体系是靠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全球化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政治领导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全球体系当时也在进行着转型。矛盾的是，使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发生动摇的这些变化大都是符合这个秩序的逻辑的一些新发展。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向外扩张，但它也在发生着演变。通过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比照，我们就可以把握这种转型逻辑。旧的秩序逻辑（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秩序）是通过若干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和均衡来界定的。它要么是一种多极体系，由五六个大国所塑造；要么是一种两极体系，通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来界定。在冷战之后，这一逻辑让位于一种单极体系。与此同时，经过几十年，国家主权规范也慢慢发生了演变并受到损害。对主权的既有规范性保护并没有完全不复存在，但是它们已经让位于人权革命以及关于“保护的责任”和弱国的有条件主权的新理念。国家构成的世界已经演变为一种拥有一个中心以及一套更复杂的正当性和权威规范的政治型态。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小布什政府于“9·11”事件后启动了对全球安全体系进行大修的努力。新政府接受了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的逻辑并提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新的霸权契约。正是这一愿景不仅把美国置于全球体系的中心，而且还使它凌驾于全球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之上。美国运用其无可匹敌的力量强施秩序并寻找安全威胁。其他国家则有义务跟随。这种新的安全体系也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压顶石。美国与各国在其他领域（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之性质取决于这些国家是“跟着我们还是反对我们”。结果是出现一种统一的全球体系，但这一体系是由中心和从顶端进行有效支配的。

小布什的愿景综合了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单极思维和保守的国家政策理念，在这种愿景之下，美国的权力被直接运用于对新的威胁发起攻击。但是这一战略是基于一种可导致其他国家免费搭车或抵制抗拒（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矛盾。这一战略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针对安全威胁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单边主义解决方案。但是，它最终是一种不受欢迎和不可持续的秩序愿景。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种秩序愿景看起来像是现代帝国。它不能得到其他国家民众和政府的同意。它不具备成为一个正当的全球支配体系的必要条件。而且即使小布什政府的单极安全秩序被其他国家认为具有正当性，美国是否有能力负担将该体系引向未来的代价仍然是不清楚的。小布什时代的改造议程所隐藏的代价可能是无限的。然而，小布什抛出的支配逻辑肯定是不正当的。它不是一个得到其他国家民众和政府同意的支配体系，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因此，使美国支配永久化的代价会是更高的——这种代价已经超出了即便是一个实力超群的美国可以负担的范围。

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变化的多样性使美国的大战略受到困扰。重建给予国家主权再确认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秩序，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主意，尤其是考虑到持续性的单极权力分配和新的安全威胁。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把使用武力的问题抛给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这种全球治理大战略虽然符合对正当性的获取以及完成转型的主权性质——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一直在倡导对主权规范进行再审视，但这种战略在应对美国单极权力方面面临巨大困难。美国有主导的能力但无支配的正当性。换言之，美国有权力但没有权威。我们似乎需要超越均势和帝国而移向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将美国的单极权力与经过普遍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结合在了一起。

注释

1．Jack F.Matlock，Jr.，Reagan and Gorbachev：How the Cold War Ended（New York：Random House，2004），316.

2．Robert Hutchings，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Policy in Europe，1989—1992（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343.

3．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Power，Globalization，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no.3（Winter 2000/01），5—53.

4．1990年老布什总统向苏联民众发表新年讲话时明确称，对于苏联面临的困难美国和西方进行了表达克制的努力，“西方并不寻求从东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中渔利”，President Bush，“New Year's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he Soviet Union,”1 January 1990，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26（8 January 1990），1。

5．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no.3（Winter 1991/92），74—118；Deudney and Ikenberry，“The Unravelling of the Cold War Settlement,”Survival 51，no.6（December 2009—January 2010），39—62.

6．Michael Mastanduno，“A Realist View：Three 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 Order,”in T.V.Paul and John A.Hall，eds.，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9—40.

7．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John Mearsheimer，“Disorder Restored,”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Treverton，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New York：Norton，1992），227；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of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Summer 1990），5—57；John Mearsheimer，“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Atlantic Monthly，no.266（August 1990），35—50.

9．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no.2（Fall 1993），45—73.

10．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A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Spring 1993），5—51.

11．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Era,”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no.3（Winter 1993/94），5—33.

12．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Samuels，“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no.4（Spring 1998），171—203.

13．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New York：Morrow，1992）；Fred Bergsten，“America's Two Front Economic Conflict,”Foreign Affairs 80，no.2（March/April 2001），16—27.关于美国这一时期在日本和亚洲方面的考虑，见Michael Mastanduno，“Models，Markets，and Power：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Asia-Pacific，1989—1999,”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2000），493—507。

14．James Mann，The Rise of the Vulcans：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New York：Viking，2004），210；Barton Gellman，“Keeping the U.S.First：Pentagon Would Preclude a Rival Superpower,”Washington Post，11 March 1992，A1；and Barton Gellman，“Pentagon Abandons Goal of Thwarting U.S.Rivals,”Washington Post，24 May 1992，A1.

15．Secretary of Defense Richard Cheney，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1990s：The 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1993），3.转引自Mann，Rise of the Vulcans，212。关于1992年防务规划文件引发的思考和反应的回顾，见Eric S.Edelman，“The Strange Career of the 1992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in Melvyn P.Leffler and Jeffery Legro，eds.，When Walls Come Down：Berlin，9/11 and U.S.Strategy in Uncertain Times（Manuscript，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University of Virginia，forthcoming）。

16．有些学者的确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后冷战体系的核心，Michael McFaul and James M.Goldgeier，“A Tale of Two Worlds：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no.2（Spring 1992），467—492；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The Logic of the West,”World Policy Journal 10（Winter 1993/94），17—26。

17．James A.Baker III，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on，War，and Peace（New York：Putnam，1995），172—173.

18．关于德国统一进程的其他备选的制度性方案以及它们的最终命运，见Mary Elise Sarotte，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A Study in Statecraf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另见G.John Ikenberry，“German Unification，Western Order，and the Post—Cold War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unpublished paper，2009。

19．C.Fred Bergsten，“APEC and World Trade：A Force for Worldwide Liberalization,”Foreign Affairs 73，no.3（May—June 1994），20—26.

20．Anthony Lake，“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60，no.1（15 October 1993），13—19；Douglas Brinkley，“Democratic Enlargement：The Clinton Doctrine,”Foreign Policy，no.106（Spring 1997），116.

21．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Washington，DC：White House，July 1994），6.

22．关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细致记述，见Derek Chollet and James Goldgeier，America Between the Wars：From 11/9 to 9/11：The Misunderstood Years between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Start of the War on Terro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

23．Chollet and Goldgeier，America Between the Wars，146—148.

24．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orton，2006），chap.17；and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rev．ed.（New York：Free Press，2002）.

25．“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提出，John Williamson，“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John Williamson，ed.，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0），7—20。

26．Robert Wright，“Clinton's One Big Idea,”New York Times，16 January 2001.

27．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给美国带来的优势，见Gilpin，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77；Carla Norrlof，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U.S.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8．Ikenberry，America Unrivaled，288—299.

29．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London：Routledge，1970），78.

30．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逻辑和演变的讨论，见Keo Gross，“The Logic of Westphalia，1648—1948,”in Richard A.Falk and Wolfram Hanreider，eds.，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Philadelphia：Lippincott，1968），45—67；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London：Macmillan，1977）；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1984）；F.H.Hinsley，The Pursuit of Pe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K.J.Holsti，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1648—19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31．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规范作出总结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拥有领土的政治体，这一政治体的统治者在国内无人与之平等，在国外无人比之更高；除了在非常例外和有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个人在国际社会中并无身份。在法律上各国是平等的，实力上则有差异（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相同的地位，这意味着不干涉的规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国家无权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事务，”Brown，Sovereignty，Rights and Justi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2002），35。

32．意大利学者维托里奥·帕西（Vittorio Parsi）将这种转变称之为从“均衡带来的和平”（peace of equilibrium）到“霸权和平”（hegemonic peace），Parsi，L'alleanza Inevitable：Europa e Stati Uniti oltre l'Iraq（Milan：Universita Bocconi Editore，2003）。

33．对美国权力优势的阐析，见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no.1（Summer 1999），5—41；Barry 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U.S.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no.1（Summer 2003），5—46；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2 February 2002。

34．Ikenberry，America Unrivaled.

35．奥尔布赖特的原话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的话，这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我们可以看到更远的未来，”NBC“Today”Show，February 19，1998。

36．“To Paris，U.S.Looks Like a ‘Hyperpow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5 February 1999，5.

37．Robert Jervis，“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Washington Quarterly 29，no.2（2006），7—19；G.John Ikenberry，“Global Security Trap,”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 1，no.2（September 2006），8—19.

38．John Gerard Ruggie，“American Exceptionalism，Exemptionalisim，and Global Governance,”in Michael Ignatieff，ed.，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304—338.

39．比如，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不扩散法案》列出了对那些向伊朗提供武器技术的国家和公司的制裁（2005年，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叙利亚在内）。

40．John Lewis Gaddis，Surprise，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66—67.

41．如贝茜·西蒙斯（Beth Simmons）所言，“从19世纪其发展的最高点开始，排他性的内部主权这一理念就受到国内民主运动、国际和跨国的私人行为体，甚至是主权国家它们自己的挑战。如今的结果便是，比起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关于个人权利保护的国际规则、制度和期待都要日益密集和更加有力”，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

42．Mary Ann Glendon，A World Made New：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02）.

43．关于“二战”后人权革命的展开及其对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的影响，见Jack Donnelly，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2^nd e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44．Elizabeth Borgwardt，A New Deal for the World：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5．1998年6月，安南在迪奇庄园（Ditchey Park）发表了这一讲话，Strobe Talbott，The Great Experiment：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Modern States，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8），313。

46．Kofi Annan，“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Economist，18 September 1999.

47．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Ottawa：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2001）.

48．关于这一新理念的设计者之一对这些观点的阐述，见Gareth Evan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49．Richard Haass，“Sovereignty：Existing Rights，Evolving Responsibilities,”lectur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14 January 2003.

50．Robert Keohane，“The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l Violence，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and ‘The Liberalism of Fear,’”in Craig Calhoun，Paul Price，and Ashley Timmer，eds.，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1（New York：Norton，2002），78，80（emphasis in original）.

51．Robert Cooper，“Imperial Liberalism,”National Interest，no.79（Spring 2005），12—13.

52．“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1 June 2002.

53．关于小布什大战略的正式阐述，见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White House，September 2002）。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小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见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02），50—57；Philip Zelikow，“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3），17—28；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 terly 118（Fall 2003），365—388；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81，no.5（September/October 2002），44—60。

54．这是对小布什大战略的综合性描述，旨在阐析小布什政府的思维和政策背后的假设和信念，我尤其借鉴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伊恩·沙裴罗（Ian Shapiro）的观点，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8，no.3（2003），365—388；Robert Jervis，“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Washington Quarterly 29，no.3（2006）；Ian Shapiro，Containment：Rebuilding a Strategy against Global Terro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55．实际上，小布什的愿景展现的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初期五角大楼官员们提出的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必须行动起来，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平起平坐的竞争者。这些想法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之前撰写的一份五角大楼备忘录中也曾提及。参见Mann，Rise of the Vulcans，363。

56．“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1 June 2002.

57．Fareed Zakaria，“Our Way：The Trouble with Being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New Yorker，14 and 21 October 2002.

58．Letter accompany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White House，September 2002），i.

59．“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1 June 2002.

60．Shapiro，Containment，17.

61．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2，15.

62．Letter accompany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2，ii.

6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2，15.

64．Ibid.，6.

65．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374.

66．如杰维斯所言，小布什政府的预防性战争理念强化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因为很难就这一如此强有力的行动获得共识，其他国家有足够理由让主导国承受全部的负担，”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373—374。

67．Donald Rumsfeld，remarks on Face the Nation，CBS，23 September 2001.

68．200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的确从口头上表达了对美国同盟体系的支持。关于小布什政府的大战略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单边主义的这一观点，见Philip Zelikow，“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Interest 71（Spring 2003），24—25。

69．小布什大战略中的这种单边主义倾向被小布什政府官员对条约和多边合作形式的那种更为普遍的质疑强化。这种更普遍的倾向将在下文讨论。

70．Nicole Deller，Arjun Makhijani，and John Burroughs，eds.，Rule of Power or Rule of Law：An Assessment of U.S.Policies and Actions Regarding Security-Related Treaties（New York：Apex，2003），xvii.

71．President George W.Bush，Second Inaugural Address，20 January 2005.

72．President George W.Bush，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2 February 2005.

7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2，1.

74．除非造成威胁的那些专制国家加入民主世界，否则美国不会是安全的。杰维斯如此阐述这一新的逻辑，“只要很多国家仍是不民主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地方的民主国家都不会是安全的。威尔逊总统想要使世界对民主国家来说变得安全。小布什则把这一观点扩展和颠倒过来，提出只有在一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上美国才能是安全的”。参见“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13。

75．Condoleezza Rice，“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18 January 2006.

76．President George W.Bush，“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CNN.com，6 November 2001.

77．转引自Shapiro，Containment，27。

78．沙裴罗提出，“小布什主义实际上宣布了关于中立的国际法失效，而关于中立的国际法可追溯至19世纪并在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被确立——而美国则签署了《海牙公约》”，Shapiro，Containment，27。

79．关于这些理念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中的兴起，Peter J.Spiro，“The New Sovereigntists：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Its False Prophets,”Foreign Affairs 76，no.6（November/December 2000），9—15。关于对主权理念和美国单边主义的有力辩护，见Jeremy A.Rabkin，Law without Nations? Wh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Requires Sovereign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80．Jonathan Monten，“Primacy and Grand Strategic Beliefs in U.S.Unilateralism,”Global Governance 13，no.1（January—March 2007），119—138.

81．Charles Krauthammer，“The New Unilateralism,”Washington Post，8 June 2001，A29.

82．John Bolton，“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no.2（2000），205—222.

83．新保守主义专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提出了这一看法，他认为美国权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减轻了其在多边主义秩序中行事的动机。“拥有如此多权力的任何国家总是会倾向于单打独斗。权力滋长单边主义。就是这么简单。”Max Boot，“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Washington Post，14 October 2002，A29。

84．Condolee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8），2—26.

85．President George W.Bush，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20 January 2004.

86．John Bolton，“‘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Theory and Operation,”remarks before the Federalist Society，Washington，DC，13 November 2003.

87．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将这种对外政策取向称为杰克逊式的（Jacksonian）Mead，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Knopf，2001）。这种杰克逊式的或保守民族主义的取向应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取向区分开来，传统的现实主义取向实际上可以是相当国际主义的，比如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所体现的。

88．如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的，在其任期结束之前，小布什政府在其单极大战略这一强有力的愿景上就开始向后撤了。

89．如孟捷慕（James Mann）所指出的，小布什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对美国的力量普遍持有异常乐观的估计……他们已经叫嚷了三十多年，称美国并没有衰落，而且与外界认为的相比，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具有多得多的储备权力”。Mann，Rise of the Vulcans，362—363。

90．关于小布什政府对权力现实的误读，见Joseph 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London：Verso，2003）。

91．Nye，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92．各国应对单极和单边主义的美国的关键政策工具就是与美国维持日常的合作关系。美国是单极的军事力量，但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全球的分配更加平均。大国或许在直接约束美国的军事政策方面没有很大影响力，但它们可以让美国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

93．Javiar Solana，“Mars and Venus Reconciled：A New Era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Albert H.Gordon Lecture，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7 April 2003.

94．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伊拉克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全面授权，对这场战争的反对本会减轻。

95．转引自Maggie Farley and Doyle McManus，“To Some，Real Threat Is U.S.,”Los Angeles Times，30 Octobe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