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英国是孤悬于欧洲大陆西海岸外的小小岛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居民较少，直到1800年才增长到1 000万，然而继18世纪成长为世界重要大国，19世纪跻身世界强国后，19世纪后期的英国已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帝国及政治中心，其殖民地遍及每个大陆和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大程度的转变，只有通过研读兼具深度、学识和复杂解释于一体的著作才能得到理解。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与几位英国教授以及其他海内外同事们所写就的多卷本《英国文明史》就富含这样的品质。

英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确实有其自己的特点，我只想根据自己的学术感悟说一些看法：

数世纪以来，英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舰队和军队投送到世界各地来控制那些难以捍卫其独立和自身利益的地区，但它不是仅仅造就了强大的帝国力量和世界影响力而已。在此之前，英国在诸多层面正嬗变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和社会，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就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尽管面积和人口规模小，但是英国确实占有若干重要的后来帮助它成为强国的自然优势，有些则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英国是一个岛国，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而后者拥有若干人口规模大得多的大国。海洋保护它免于帝国军队的入侵（最后的成功入侵是1066年），但海洋也让英国得以从欧洲进出口物资，并与大陆上的邻居密切互动。那里坐拥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和诸多富庶的州郡，而且人才济济。当改良后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帮助欧洲国家扩张贸易，并将其力量和影响向西投射至美洲和南方的非洲时，英国的岛屿地位同样赋予她优势。一旦欧洲人能够更轻易地通过并利用海上交通到达世界其他地区，英国独特优异的地理位置就使她能从这些贸易路线中获益。

英国也从其良好的地形与温和的气候中获益良多：一方面，没有沙漠或高山阻隔内部交流；另一方面，拥有大量的河流意味着该国的任何地区都靠近河流，实际上，其任意部分与大海的距离均不超过100公里。因此，人员、食品和产品很容易到达英国的任何地点，而从遍布整个岛屿的任一河港或海港前往域外国家也不困难。英国罕有漫长而酷冷的冬天，或极为湿热的夏天。河流通常为水磨坊提供动能。英国降雨丰沛，却没有破坏性的龙卷风、飓风或地震。坏天气只是偶尔对财产或农作物造成灾害，并且极少引发糟糕的工作或交通状况。英国全境几乎都可作农耕之用，无论是种植谷物，饲养奶牛、猪和羊，还是种植树木。这意味着历史上人们通常衣食无忧。偶尔的粮食歉收推高了食品价格，但生存危机是极其罕见的。饲养动物产生的羊毛兽皮可用以各种纺织和皮革工业，英国得益于此达数世纪之久。在中世纪，大面积森林提供的丰富木材为数个行业提供原材料，并用来供暖、烹饪和照明。充裕的果园所盛产的苹果用以食用、烹饪、制作苹果汁和酿酒。随着英国开始建造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多的商业船只和战舰，最高和最粗的树木为造船业所用。数世纪中，英国也从其丰厚的铁矿中获益。自16世纪后，英国不断利用其丰富的煤矿来供暖，并将其作为早期工业革命中新蒸汽机的动力来源。

所有这些优势助力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经济体，但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同样帮助英国造就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社会。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偏离世界几乎所有其他地区，并伴随工业化而加速。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传统家庭结构在数世纪中是不变的，即一个家庭或若干不同家庭的数代人生活在同一家庭中。而在英国，尤其在英格兰，最早从中世纪后期起，典型的家庭由单一的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核心（nuclear）元素所构成。富有的家庭可能有来自不同家庭的同住家仆，但即使这些家庭也极少包含祖父母、父母及其孩子们，更别提包括兄弟及其家庭了。在典型的家庭中，孩子们一旦结婚，就会离开并组建各自的家庭，这种实践使得英国人聚焦于其个体需求和认同，而非更大的家庭。它也鼓励年轻人寻求经济独立和安全，以最终建立分离而独立的家庭，而非屈从于其父亲。在寻找就业机会中，青年人都准备着迁移到远离其出生地的新城镇中。

对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相比于欧洲其他地区更早）的是封建主义的衰落和消失，这将众多人从农村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小农或佃农，或者至少是农田里或成长中的城市中心的自由劳工。黑死病（14世纪杀死了众多农奴的恐怖瘟疫）意味着幸存的农奴必须被解放或获得其劳动收入。如此，英国（尤其是英格兰）抢在欧洲任何社会之前转变为了自由劳工之地。一些人从大地主那里出走，变身小农或承租农。这激发了通常从荷兰人那里拷贝而来的农业改良，正如这群人试图提升自身的经济地位那样。一些人继续承租土地或为农民工作，但其他人则有意迁徙到城市地区从事制造业或商业。地主和佃农大获成功，但这些农业变迁也造就了更有效的农业耕作，从而增加食物供给并为穷人降低了价格，除了恶劣天气降低收成的时候。

至16世纪末英国进一步城市化，而17世纪初男性人口中的很大部分正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从事制造业或商业劳动。伦敦在那时候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其他老城镇获得成长，紧接着是18世纪中期诸如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新兴工业城镇的快速成长。城镇中的技工意识到了自身的重要性和身份，这帮助他们共同行动。制造业和商业需要小型企业远距离（难以当日往返）购买原材料、出售制成品。因此，这些行业中人更需要能够阅读和书写，来实现远距离购买和销售，结果是诞生了更多的学校来提供阅读、书写和计数方面的基本教育。同样地，对用来解释销售物的印刷材料的需求也产生了。这导致18世纪早期报纸和杂志的扩张，报刊被用来宣传待售物，而且提供了教育和文化提升的机会。城镇为其居民提供的比乡村地区更多。因此在城镇，娱乐、餐厅、旅店、咖啡和茶馆、竞争性的教堂以及为联合活动创造俱乐部和协会（及后来的工会）的机会出现了。至1851年，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镇人口超越乡村的社会。而且相比于多数乡村，城镇供应着更多样的文化、社会、教育和就业机会。

17世纪也见证了具有大量财富的地主数量的增长。这群人憎恨君主们的各项政策，因为君主们要求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并在没有咨询其富有臣民的情况下进行决策。这激起了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这一革命起初成功，但最终失败了。新的更温和的1688年革命见证了绝对君主制的终结和有限君主制的诞生。此后每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以提出税收需求、增强国家权力和通过法律，这极大地有利于富人。议会通过增加税收和贷款来满足君主和政府大臣，这使得英国国家（state）更有能力扩张其经济、殖民占有和海军权力。这一愈益强大的国家能够扩张英国在世界尤其是跨大西洋的影响力。作为回报，议会将通过那些主要有利于富人的法律。数百条圈地法案帮助大地主巩固并壮大其地产规模，提升土地生产力从而增加了其财富。17世纪的《航海法案》赋予英国商人对海外殖民贸易的全权控制，增强了其商船队的规模，同时导致从事以下活动中的利润攀升：从殖民地进口食品和原材料，出口英国制成品至殖民地，以及将超过两百万非洲黑人强制输出到英国西印度和北美殖民地种植园充当奴隶。数百件议会法案允许特定群体建造运河及用以运输其粮食、制成品或煤炭等原材料至消费者市场的私人收费道路。穷人通常憎恨这些道路通行费，但它帮助地主、商人和工业家更灵活因而更便宜地远距离运输其重要产品至消费者手中。议会也允许个别城镇改造港口、扩大仓库。自17世纪晚期起，英国经历了导致海外贸易尤其是跨大西洋贸易巨型扩张的商业革命；自18世纪中期起，它经历了扩张其内外贸易数量的交通革命，而且是在不提升卖方过多成本的情况下。

愈益城市化的社会和更具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新的强大社会群体的出现，其财富来自商业和制造业。国家需要借贷巨额资金来与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对手进行战争，这导致1693年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国债的诞生。地主、商人和制造商对投资或确保其新的或扩展中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投机的现款需求引发了金融革命，这将伦敦造就成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并增加了英国众多群体的经济福利。(https://www.daowen.com)

贯穿17和18世纪的农业、商业、工业、金融和交通领域的进步，导向了对英国国家和人民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发展。食物更加富足，其价格保持稳定（除了歉收年份）；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随着18世纪早期后的人口增长而扩展。这促使此后英国的人口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以及对廉价制成品和诸如糖、茶、咖啡和棉花等进口殖民产品的国内需求的扩大。满足国内对制成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我们将之与18世纪后期开启的工业革命联系起来的极为重大的变迁。由于第一个找到了生产和运输这些商品（通过制造业中的蒸汽动力的使用，蒸汽船和蒸汽火车的发明）的新方式，英国足以满足国内对制成品和对殖民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占据世界工厂以及世界最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地位达数十年之久。

富裕商人、工业家和金融家成为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长，他们同时利用其财富和影响力获取政治影响。他们认识到最好是通过与拥有数世纪政治影响力的大地主开展合作来赢得影响力。在成长中的城镇，甚至有更加节制的富人参与到工业、商业、金融和专门业界（医生、律师和教士）中，以至少获取政治决策中的某种分量。然而还存在更多的技工，他们开始形成工会和各种协会，来催票并要求能提升其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改革。非熟练城市劳工和乡村劳工组织更为涣散，但可利用其人数来支持由其受过教育的领导者所推动的一些改革。他们致力于从富裕精英那里得到政治让步，这是漫长而缓慢的运动，有失败也有成功，但社会中更富裕的部分总是具备最多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多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均有助于推动一项影响了社会所有部门的重大却极为渐进的政治变迁。英国是第一个对其世袭君主制施加有效限制，并拒绝“君主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因而臣民是在上帝的命令下服从他”这一信念的国家；英国是第一个大地主的力量被稳定削弱且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导者与这些地主同等地施加影响力的国家。纵观19和20世纪，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开始强化其影响议会以通过符合其利益的改革的能力，尽管他们从未获得对国家的立法或行政权的绝对控制。然而，英国国家主要对有效提升税收和贷款，并且将其力量投射至其殖民地或外敌感兴趣。因此，它选择将税收更公平地推广至全民，驱使政府管理更加诚实而更少腐败以使其不至于疏远普通百姓，并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有效的职业警察力量，来维持秩序，一旦暴力或犯罪活动变得严重的话，就能产生效用。

这里简述的所有发展将英国造就成第一个现代社会，此后，所有这些在众多其他国家得到复制。从农业向工业、金融、商业和服务业的转变，大部分人口从乡村向大城镇的转移继续扩展至世界各地。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今在多数国家都已可见。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改革来提升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推动教育普及并改进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在近代社会里，英国引领了所有这些发展，尽管统治精英并不总是能掌控这些发展，有时在允许的时候被统治者则会拒绝他们。

本丛书的读者将能够深入地探索历史学家们如何致力于解释英国是怎样成为有影响力大国的，尽管它因侵略性地对待敌手或弱国而并不总能获得赞赏。他们也将期待找到一种对英国在上一世纪相对衰落的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两次大战的代价意味着，对德国的军事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帝国的解体，特别是1945年以后。然而，这一衰落部分是因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即面积、人口乃至自然资源的供给都比英国大得多的国家们已经表明，当它们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它们足以赶上或超越英国在崛起为强国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其他国家部分偏离了英国所设定的独特范例，因为它们反对英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的帝国野心或对财富和权力的自私追求。有必要承认，当英国丧失曾经造就其主导性世界力量的某些美德时，其他崛起的大国已经发现提升其力量和影响力的它们自己的路径。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经历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衰落。现今英国的经济排名世界第五，四个更大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拥有更多人口。因此英国人依旧是地球上最富裕的人民之一。英国（或者伦敦）依然是主要的金融、银行和保险中心。它的大学是世界最佳之一，依然产生着骄人数量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和世界级的文化人物（在音乐、艺术、建筑、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领域）。最后，对于如此小的国家，令人吃惊的是英语在世界每个角落被阅读、听说的范围超越任何其他语言。它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第一语言；在印度和南非这样的国家则被受教育公民所广泛使用；它是世界大部分区域得到最广泛学习的第一外语。

密切关注本丛书多卷本的读者将会了解到很多英国迷人的兴起与相对的衰落及其内在的奥秘，随着中国迈向似乎自然而然地等候着她的显赫之境，中国人民也能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我确信，本丛书多卷本值得这样的关注，因为我充分了解于教授及其海内外合作团队的学术优点，他们努力从英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寻找英国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我能够如此自信地宣称，是因为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曾密切接触中国各地的英国史学家，尤其是在南京。我第一次与南京大学的中国历史学家分享我的专业知识是在1978年。1980年我第一次在那里为研究生开课。为收集研究材料和了解英国学界的新近研究，南京的一些英国史学家也曾访问我所在的大学和诸多英国其他大学，与英国学者分享观念和信息。1980年后我数次访问南京，帮助组织1987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一届英国史国际会议。1987年，我成为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在过去的40年中，我曾在20多所中国大学演讲，2017年3月23日上午，应于文杰教授的邀请，我在南京大学逸夫楼B—311室作了题为“英国文明史导论”的学术演讲，介绍了我对“英国文明史”的看法，那可能是我一生对南京大学的最后一次访问和演讲。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对于中国史家研究英国历史所作的高质量研究，我想我的了解不亚于任何非中国人。40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学者研究英国历史的勤奋、献身、知识深度和复杂智识，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及其海内外资深同事的地位和经验，以及那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代研究生，他们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未来和希望。

哈利·T.狄金森（Harry T.Dickinson）

2020年8月于爱丁堡

哈利·T.狄金森（Harry T.Dickinson），爱丁堡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学会前主席。

（陈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