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会组织
中世纪英格兰教会组织有三种类型：第一，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组织；第二，以修道院为基地的教会组织；第三，托钵修会。基督教从7世纪传入英格兰起，教堂是最基本的教会组织，在引导民众的宗教信仰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1—12世纪，修道院大量增加，其影响如日中天；13世纪是托钵修会在净化教会和反对异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4—15世纪，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组织再次引领潮流。
所谓“教堂式教会”是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组织，等级制是其最重要特点，大教堂（cathedral）在顶部，教堂（church）位于中间，小教堂（chapel）在底部。大教堂管理的区域是大主教区，教堂对应教区，小教堂只是一些偏僻地区的礼拜堂。威廉征服以后，英格兰教堂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他利用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对教会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兰弗朗克以大教堂为中心在英格兰建立8个主教区（diocese）：坎特伯雷大教堂、约克大教堂、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林肯大教堂、诺维奇（Norwich）大教堂、奇切斯特（Chichester）大教堂、巴斯（Bath）大教堂和考文垂（Coventry）大教堂，分别对应坎特伯雷主教区、约克主教区、索尔兹伯里主教区、林肯主教区、诺维奇主教区、奇切斯特主教区、巴斯主教区和考文垂主教区。从12世纪起，英格兰的主教区通过新建和合并进行了调整，又增加了两个新的主教区：1109年的伊利（Ely）和1133年的卡莱斯托尔（Carlisle），分别归属伊利大教堂和卡莱斯托尔大教堂。
在所有的大教堂中，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地位最高，约克大教堂次之。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格兰的首席主教。教会对于大主教和主教的人选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在主教被授予圣职之前，人们必须考察他的品德：是否聪明、平和、忍耐、贞洁、谦卑、友好、怜悯；是否认字、精通教会法、熟练解释圣经；能否很好地教导民众。”(2)1108年，在建立伊利主教区时，罗马教皇帕斯卡尔二世（Paschal Ⅱ）说：“主教的任务是用他的话语教育上帝的人民，通过他的生活影响他们，为了真正的牧羊人（耶稣）赢得信任他的人心。”(3)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相当的距离，英格兰两个大主教和主教的人选更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这也是导致英格兰国王与教会冲突的缘由。
教堂是大教堂之下的基层基督教组织，其管理的范围或者与之对应的范围是教区（parish）。在主教区建立的同时，教区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到13世纪末，英格兰共有8 000个基层教会组织，其数量和管理范围一直保持到19世纪。英格兰的教区制度在13世纪最后25年得到完善，其管理形式建立在更加古老和复杂的结构之上：以独立的堂为中心，不断扩大服务范围，从而取得对更小的教会单位的管理权。
小教堂是教区教堂管理下最小的宗教单位，通常建在偏远的地区。在凯尔特人地区，如康诺尔密集存在许多小教堂；还有分散在乡村的小教堂。城镇郊区的小教堂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一些小教堂原来是私人教堂或者为领主的佃户所建；有的小教堂建立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有的后来发展成教区教堂。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小教堂是某一独立教堂的子教堂，小教堂的牧师不能独立于母教堂，小教堂不能单独洗礼，不能举行婚礼和葬礼。
中世纪早期，对于民众的信仰教导主要依靠教区教堂。绝大多数民众都不认字，即使认字也很难接触《圣经》。教区教堂建筑中的图画、雕刻为民众提供了最直观的教导。戏剧表演则更生动演示《圣经》故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所有“可视象征物”中最具吸引力的偶像，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不仅联系到基督的奉献精神，而且引申到《圣经》中关于耶稣出生的故事。
除了教堂建筑、装饰中的可视物品外，主教的布道、祷告、弥撒时的教导更加重要。教会的教导与民众的生活密切联系，其中“七大怜悯”的教导就是生活的具体体现：访问病人、给渴者水、给饥饿者食、给露体人衣、对陌生人友好、救赎被俘者、埋葬死者。“七大怜悯”直接来自《圣经》：“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4)为了民众虔诚的生活，教会用“七大罪恶”警告信众：骄傲、虚荣、妒忌、失望、贪婪、好色、贪吃都是上帝厌恶的行为。教会还教导民众保持信仰的“六种方法”：忏悔、赎罪、晚祷（vigils）、禁食、祷告和慈善。《圣经》中的“十大戒律”是主教在教导中不断重复的主题：“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5)“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6)
如果说教堂建筑装饰在直观上引导民众，教士通过布道宣传信仰，那么教会的“圣事”直接影响民众“从生到死”的生活。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以后，教会的“七大圣事”被固定下来。洗礼和圣餐是“七大圣事”最重要的两项，宗教改革后仍然得到保留。
“洗礼”的神学基础起源于“原罪”，“原罪”是指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犯下的罪，后代们继承了他们的罪。洗礼就是洗去“原罪”，这是婴儿受洗的原因。在这一礼仪中，父母通常给孩子一个圣徒的名字，作为其保护者。
“圣餐”来源于《圣经》中耶稣和门徒共进的最后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7)这里的“饼”后来通常用面包代替，在圣餐中变成了耶稣的肉，葡萄汁变成了耶稣的血。圣餐也是弥撒的最后一个程序，“弥撒最主要的特质就是将圣饼和酒借神父神奇的力量‘变质’成耶稣的身体和血。弥撒最初的目的是让信徒借着吃这种成圣的饼与和成圣的酒，从而分享三位一体之神的身体、血、灵魂和神性”。(8)
“神品”也称“授职礼”，它是平信徒从俗人转变为教士必须履行的礼仪。在礼仪中，主教将属灵的权柄赐给教士。教会认为，权柄传自使徒，也可能是神自己在基督里赐予教士。
“坚信礼”是基督徒在成年以后，自愿接受信仰的礼仪。“坚信礼”必须由主教主持施行，以“按手”的方式祈祷圣灵降临在接受坚信礼者之身，其目的是坚定年轻基督徒的信心，并要其宣誓行使与承诺所有基督徒必须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婚礼”原来并不是教会管理的范畴，随着《教会法》的推广，教会扩大了管理范围，审查申请结婚人的资格（包括是否近亲结婚，是否有婚史，是否有其他不符合结婚条件的障碍等）。人们到教堂举行婚礼，在上帝的面前宣誓忠于婚姻，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尽管婚礼变成教会的一项重要礼仪，但是秘密结婚仍然存在，而且得到承认。(https://www.daowen.com)
“告解礼”就是忏悔礼，忏悔与“本罪”联系在一起，所谓“本罪”是基督徒自己犯下的罪，与从亚当和夏娃继承的“原罪”不同。安瑟伦在《上帝为何降世为人》中阐述了赎罪的理论，为“告解礼”奠定了基础。他指出：“罪必须受到惩罚或进行补赎。但如果上帝照人应得的罚惩戒他，那么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便无从实现。而且人也无力作出足够的补赎；首先因为人所做的永远不能超过他分内能做的事，其次，因为人违反上帝的意志，损害上帝的荣誉，这需要的补偿已是人力所无法办到。”(9)安瑟伦神学的要点是：人的罪是由于亵渎了上帝的荣耀，必须补赎，否则不能赦免。教会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向牧师忏悔就是赎罪的重要过程。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一年一度的忏悔与圣餐交接为神圣之义务，凡忽略此义务者，均不得参加教会的活动。”(10)
“终敷礼”是最后一种圣事，神父聆听垂死基督徒的忏悔，赦免他的罪过，救其脱离地狱之刑，并在他的肢体上涂膏，使其罪过得以洗净。
修道院式教会组织与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组织不同，是天主教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虔诚的教徒或者家境困难的父母，将7岁以上的子女“奉献”给上帝，他们在修道院成为僧侣。“父母代子女所许献身的愿，具有永久性，不可撤回。”(11)但是，成年的僧侣在教皇的特许下，可以撕毁以前的誓言。圣本尼狄克是西方修道制度最重要的改革者。529年，他为卡西诺山上的修士制定了会规：足够简单而有营养的食物，适合时令、舒适朴素的衣着，充足不受干扰的睡眠，规定诵经祷告的时间和每天的读书时间，注重培养修士们的学问。修道院有严格规定的组织和纪律，要求修士绝对服从上级，“劳作”和“服从”是本尼狄克修会的基本原则。(12)这就是著名的《圣本尼狄克会规》（the Benedictine Rule）。
修道院吸引了不少才华横溢的人士，他们修身养性，成为德智双全的人，此后不少人回归世俗，成为主教、教皇、国王的顾问或政府的行政官员。
由于修道院的严格管理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修道院。财富积累导致僧侣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大部分的僧侣仍然遵守修道院的清规戒律，但是，少数人开始贪恋世俗世界与肉体的情欲。有的修道院长沉湎玩乐，僧侣们耳濡目染，也染上恶习。独身宣誓是对僧侣们的另一个考验。对有些僧侣而言，德行是妇女与基督在灵魂中争斗的结果，他们有时非难女性是为了隔绝诱惑，“有时欲望油然而生，令他们虔诚的梦想为之动摇”。(13)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保持纯洁的生活方式，提高修道院的地位，一场教会改革运动在修道院展开，新的修道院也纷纷涌现。中世纪英格兰的修道院主要有本尼狄克修会、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克吕尼修会（Cluniac）、西多会、加尔多西会（Carthusians）、吉尔波特修会（Gilbertines）等等。诺曼征服后，新修道秩序的浪潮席卷英格兰，修道院分布更广、更远，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法国的渊源。
托钵修会的兴起是12、13世纪宗教发展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宗教生活的觉醒以及人们对当时教会状况的不满，使托钵修会作为一个新型的宗教组织应运而生。威尔·杜兰对托钵修会作了这样的评价：“教会所以维持不坠，并不是异端裁判所严刑逼供的功劳，而有赖于新清修团体的崛起。”(14)托钵修会以安贫为原则，在修道团体树立了净化而真诚的榜样。托钵修会中的“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的影响最大。
“多明我会”在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异端和韦尔多派的过程中形成，为了争取民众，扩大影响，修士们效仿韦尔多派的生活方式，托钵布道。“多明我会”最初的宗旨是“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讲信仰，培养道德”。(15)其最大的特点是深入民间布道，宣扬上帝的福音和正统的教义，教化民众；同时，吸收其他托钵修会的做法，提倡过严格的禁欲生活，靠托钵乞讨为生；该会还提倡学术研究，并开展学术活动，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神学大师。
“多明我会”大约在1221年传到英国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然后传播至坎特伯雷，获得英国大主教斯蒂芬·兰顿的支持，在牛津建立第一个修会。“多明我会”在英格兰有两个中心——牛津和伦敦。1226年以后，“多明我会”迅速扩张，到13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有57个会所。(16)
“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是意大利阿西西（Assisi）的方济各（Francis），他出身富裕的家庭，年轻时与酒肉朋友为伍，吃喝玩乐，挥霍无度。1207年2月，他一次在小教堂祷告时得到灵感，发誓将生命、灵魂献给上帝作为祭物，将身上携带的金钱全部捐给教堂的神父。这是“方济各会”安守清贫原则的起点，从此，方济各将金钱视为万恶之源，命门徒弃之如粪土。1209年方济各为该会制定了简单的会规，要求信徒效法耶稣基督，安守清贫，节制欲望，谦卑服从教会神职人员。1210年“方济各会”的会规获得罗马教皇的批准，杜兰称之为：“这是肉体的力量向肉体的信仰的让步。”(17)
“方济各会”于1224年9月10日传到英格兰，随后在伦敦、坎特伯雷和牛津建立了三个基地。至1256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建立了49个会所。整个英格兰有7个“方济各会”的牧养区，分别为：伦敦、牛津、布里斯托尔（Bristol）、剑桥、沃斯特（Worcester）、约克和纽卡斯尔（Newcastle）。
除了“多明我会”（黑衣修士）和“方济各会”（灰衣修士）外，托钵修会中还有另外两大派别：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和圣奥古斯丁会（the Austin Friar）。四大修会有不同的起源和不同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努力工作和相互模仿，越来越互相融合。它们都将传播福音作为责任，认为这是接近民众最有效的途径，为基督教的长存起了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