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第一场真正意义的现代革命
尽管17世纪40至60年代的革命拥有传统革命的一切特征，但是其革命成果却没有保留下来。1660年，由议会请回的查理二世再次恢复了君主应有的权势。当然，和其父亲顽固的脾气不一样，查理二世非常善于妥协。他在位期间很少与议会发生正面冲突，但在稳固王位以后也开始暗地里加强自身的权力。1681年后，查理二世掌握了对议会的主动权，打击其政敌并大幅提升王权，基本上重新建立了与其父查理一世类似的专制王权制度。到其弟詹姆斯二世上台的时候，君权已经相当稳固。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与一些辉格党人联合掀起叛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如果不出意外，詹姆斯二世可以毫无顾虑地坐稳王位，因为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被压制，但是詹姆斯自己把这一切毁了。詹姆斯二世最大的错误无疑是其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16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颁布了一些针对天主教的法案：1560年的法案禁止天主教做弥撒；1567年的法令规定，没收私下进行天主教活动者的财产。詹姆斯二世上台后不久就撤销了议会通过的所有针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条例。詹姆斯的政策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反天主教的法令虽然也恢复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查理二世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执行，但是为了使其恢复主教制度的行为不至于受到太多反对，他依然保留反天主教的法令。实际上，只要天主教徒不在公开场合过宗教生活，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受到惩罚。1687年，詹姆斯二世发布了第一份信仰自由宣言，宣称天主教神父可以公开地进行祈祷活动，并鼓励新教信仰者改信天主教。除了废除惩治天主教徒的法令外，詹姆斯还取消了苏格兰各种涉及宗教宣誓的职位。根据之前的法规，官员在任职之前都要宣誓否认教皇权威，忠诚国家教会。但詹姆斯二世信仰自由宣言取消了这些宣誓，使天主教徒也可以进入政府及法院甚至军队任职。詹姆斯复辟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几乎所有英国国民的底线。在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任妻子为其生了一位天主教继承人后，整个英国都在担心国王的天主教政策会持续下去。很多政治精英认为必须要阻止英国重新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1688年6月30日，一封由三位重要的辉格党人、三位托利党人和伦敦大主教署名的邀请函从英格兰寄给了荷兰执政威廉。他们邀请威廉来干预英国的事务并保护新教、议会的权力以及英国民众的自由。威廉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于1688年11月5日在英格兰美西南部登陆。
这场猛烈且受到民众欢迎的反对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发端于英格兰，但很快就蔓延至英伦诸岛。几位苏格兰要人加入了威廉的军队，包括阿吉尔伯爵、利文伯爵、吉尔伯托·伯纳特、罗伯特·弗格森、索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以及威廉·卡斯泰尔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和邓弗里斯，爆发了反对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严重骚乱。詹姆斯二世的反对者逮捕了佩斯伯爵并将其关押在斯特灵城堡。戈登公爵最终将爱丁堡城堡交给了詹姆斯二世的反对者。在强烈反对詹姆斯二世宗教政策的整个西南地区，爆发了反对詹姆斯二世及其支持者的起义。1689年7月27日，基利克兰基爆发了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激烈战斗，战斗中国王的主要支持者邓迪子爵被杀。一些苏格兰人公开朗读威廉入侵英格兰之前颁布的声明，甚至给威廉写信。这些人会写一些小册子，向人们宣扬詹姆斯二世的退位以及威廉的胜利是神的旨意，因而不可改变。(38)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战争可能在苏格兰地区持续了几十年。一些主要的镇压反叛者的战斗甚至延续至1715、1745、1746年。
在爱尔兰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首先，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主要是占各民族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他们将威廉的支持者驱赶到东北部的部分城镇并包围，造成了对手大量伤亡。詹姆斯二世带领一小支法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革命与对手的角力维持了好几年。威廉派遣军队去解救困在伦敦德里等城镇的新教徒，牺牲了好几千人。1690年6月，威廉带领15 000人进入爱尔兰，很快在7月份的博伊奈战争中击败了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逃回法国，威廉的军队开始控制之前由保王党控制的主要城镇。1691年7月，奥赫里姆迎来了另一场主要的胜利，但是直到1691年10月，利默里克被围，签署和平协议之后，和平才真正来临。在这场解放爱尔兰的激战中几万人牺牲，很多人逃离爱尔兰，加入了詹姆斯二世和海外的路易十四的队伍，大量财产被破坏。爱尔兰的革命事实上相当血腥，双方民众为之遭受的苦难延续了很多年。
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英伦诸岛的“光荣革命”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行为，上万名普通民众参与了这场革命。这并不是一场由一群政治精英发动的宫廷政变。
这场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在1688年后的几个月里或次年初完整地显现出来。想全面理解 “光荣革命”的影响就不能局限在1689年。其中的一些进步是由议会处理1689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事情的具体行为造成的。比如1694年的 《三年法案》规定，每一届议会都不能超过三年，因此要有经常性的大选。1698年的《王室费用法案》最终授予威廉三世一小笔收入，以保证当他需要金钱施行昂贵的政策例如战争时，不得不召集议会征集新税。1701年，安妮公主唯一的子嗣格洛斯特公爵去世。鉴于安妮是威廉唯一的继承人，而英格兰又不可能承认詹姆斯二世的儿子作为王朝的继承人，因此王位问题成为了国家的重大危机。(39)1701年的《嗣位法》明确规定王位由安妮最近的新教亲戚汉诺威选帝侯继承王位。这个法案也进一步限制了王室特权，强调未来所有的君主必须是国教徒，禁止君主用土地和头衔犒赏其偏爱的外国人，并且强令下院议员被国王授予职位后应进行重新选举。“光荣革命”和革命协议导致的热切、深远且持久的意识形态辩论产生的结果，比上述这些法律更为重要。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辩论催生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布道，囊括了从为詹姆斯二世的绝对权力辩护、声称他是合法君主，到提倡所有民众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且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建立在民众自由契约之上的各种思想。渐渐地，那些温和的观点开始流行，并被辉格党和托利党所接受。这些观点在未来数个世纪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支持神权、专制君主的争论逐渐失去了号召力，直至最后消失。很多政治评论家依旧认为，上帝为了人类的利益建立了政府，但他们接受社会有权根据每一个公民的环境和需要决定拟订一部相应的宪法。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正式的契约之上。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认为，革命协议已经恢复了英格兰古代的宪法，但他们坚持认为，这部宪法是由有限权力的君主、混合政府和平衡的法律组成的。而平衡的法律里，主权体是由君主、上院和下院组成的立法机构构成的。这被看成是平衡法统治之下的稳定和自由的最好方式。它避免了君主专制独裁和大众无政府主义两种极端。尽管英国三大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数世纪里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国王在议会中权力的信任在1689年之后持续了三个世纪，并依然拥有广泛的支持。“光荣革命”引起的政治辩论包括对臣民的公民自由和法治重要性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人必须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或普通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团达成的决议来进行管理。所有人必须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逮捕、惩罚和折磨任何人。任何一个臣民在审判之前，根据本土已有的法律，有权不受任何严厉的惩罚。1714年后，根据1701年 《嗣位法》中的一项决议，所有由国王任命的法官在行为端正的前提下履行职责，并且只有议会才能解除他们的职务。所有臣民拥有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以及根据个人能力担任相应职务的自由。所有臣民有权抵抗暴君。也许最重要的是，1695年《许可法》废除之后，新闻检查也随之瓦解，并且再也没有能取而代之的法律建立。之后，不列颠出版界再也没有出现过出版审核。结果是出版物种类和数量的惊人增长，包括书籍、小册子、布道书、杂志、报纸和讽刺漫画。印刷物每一年都在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讨论的是政治话题。英国人民成为全世界在政治问题上消息最灵通的人民。到了18世纪，新闻已被誉为宪法的保障和臣民自由的盾牌。(40)此外，它还迫使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不得不考虑公众意见。1688年后，民众保卫其自由的决心使他们在拒绝建立一支职业警察队伍上获得成功。由于英国没有警察力量，和平时期只有一小支部队，英国民众可以利用他们的压倒性数量来抵抗压迫和不受欢迎的政策，维护他们的权利。“光荣革命”之前，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很大程度上是由土地贵族和乡绅控制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经济意识形态强调，土地是包括贸易和制造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也是一个民族财富和实力的终极来源。土地是有限的，个人或国家的财富只有通过减少其他人或国家的财富才能得到增加。一小部分辉格党评论家在1688年之前就开始挑战这个观点，但是他们的争论直到“光荣革命”之后才取得胜利。他们认为，商业、工业和金融业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依赖于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增加国家人口或者控制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得到无限制的扩张。因此，一个民族要实施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因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行为可以促进贸易、工业和殖民事业的扩张。这就要求政府和议会意识到，不仅要代表这个民族的土地利益，还要代表它的商业、制造业和帝国的利益。英国的贵族从来不像法国或欧洲大多数国家那样，是一个独立且排外的社会阶层。贵族的头衔只能由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必须从政府、教育机构、军队、金融机构、商业甚至制造业中谋取财富。平民出身的有能力且精力充沛的人由于在政府、教育机构、军队、金融机构、商业甚至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功，其财富、社会地位以及权力日益上升。英国的社会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更具流动性。他们的商业和制造业非常受人尊重，并且受到土地贵族精英很好的保护，这种现象在“光荣革命”之后更加明显。尽管土地贵族在两院占据多数并一直维持到19世纪，人们已经普遍认为，那些住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中心并在那里创造财富的人充实了英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生活，并认为他们对国家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看出了1688年之前英国商业革命的迹象，但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在使英国的政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实力。(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光荣革命”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不是其宪法决议，例如《权利法案》或者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决定同法国开战。奥兰治的威廉干预英国事务，部分是源自他想确保英国不会支持，甚至还要反对路易十四威胁欧洲实力总体均衡，尤其是威胁到荷兰共和国的侵略政策。威廉登上王座后就立即将英格兰和不列颠诸岛纳入了与法国的战争。尽管如此，英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转变：从法国的盟友、荷兰的敌人转变为法国的坚定反对者和荷兰的朋友，这并不仅仅是威廉个人意愿的结果。早在1688年之前，英格兰的政治精英就开始指责国王亲法的外交政策，并逐渐意识到正是法国而非荷兰威胁到了英国在国内、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利益。当时只有法国拥有一流的陆军和海军，可以威胁到英国；只有法国的实力及其商业、帝国野心可以削弱英格兰的大西洋贸易、威胁它的海外殖民地；只有法国的宗教和专制主义政府，能够给詹姆斯二世的宗教政策和政治野心提供危险的支持；只有法国妄图在欧洲推行君主制，并通过对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进攻威胁大陆的权力平衡。因此，到了1688年，辉格党和托利党同时反对詹姆斯二世将英格兰变成附属于法国的盟友、且同荷兰共和国敌对的外交政策。1689年威廉和玛丽加冕后不久，一个隶属于下院的委员会为两位君主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与荷兰结盟并同法国开战。几个星期之后，考虑到法国正在谋求奴役欧洲并企图限制包括英格兰在内的邻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英国向法国宣战。在此之后，英国与法国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次战争，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英国的政治家也许会就怎样彻底击败法国进行争论：是集中力量在欧洲，还是在海外和帝国殖民地上进攻？但共同点是，他们一致认为英国自由的法律、独立、经济的繁荣以及殖民地的扩张都取决于对法战争的胜利。
1689年开始的同法国的长期战争意味着英国在同一个在资源和人口上远胜于它的国家开战。英国不得不第一次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花更多的钱组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这导致了昂贵的战争成本。英国还不得不雇用军队，并且给那些没有财力同法国单独作战的欧洲盟友提供资助。君主无法利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承担这些昂贵的开销。因此，他不得不依赖游说议会同意征收重税来支持对法战争。这就意味着，议会不得不对落在自己和其他民众身上的税收进行投票。例如，其中一种主要税是向精英征收的土地税，数额为200万英镑。(41)其他很多税收都是向制造商和贸易商征收的。一个世纪之后，议会引入了针对富人的收入税。只有当国王经常召集议会并给予议会在如何使用税收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前提下，议会才愿意大面积征税。因此，议会如果要通过政府需要的税收就不得不同意王室官员的政策。由于法国没有议会，也没有让富人缴纳赋税以提高他们对法国政府政治影响的途径，法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乐意拿出他们部分财富缴纳赋税。此外，法国国王也缺乏一个可以接受的官僚税收系统使他的臣民缴纳更多的税收。所以，1688年之后，法国国王没有英国君主那样多的收入来维持战争。由于168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法国依旧比英国富裕，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增加收入，而不能像法国国王那样凭借其个人意志随意征收。所有的国家在战争时期都试图用向有钱人贷款的方式筹集大量的金钱，并在战争结束后偿还，这就减少了国家的开支。在法国，国王试图以个人名义进行贷款。由于富人在法国不交税，因此其他民众都竭力逃税。这就导致法国国王从来不能够筹集足够的税款来维持长期的战争费用，也不能偿还战争期间借的大量金钱。这就导致那些可能被说服借钱的富人坚持很高的年利率，以防他们不能拿回本金。法国每次战争后都会破产，因为国王发现很难偿还其个人债务或者不能付清高昂的年利息。英国的议会为政府找到了一个更有效、可靠和便宜的征收大量金钱的方法。1694年，受荷兰影响，议会同意成立英格兰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为了取得各种银行特权，银行领导人同意从其金融界和商界朋友那里给政府征集大量贷款。这些贷款不是以威廉三世个人名义进行的，而是根据《议会法案》进行并转变成国债。因此，每年议会都会通过一个预算方案，规定贷款、年利息支付和最终偿还金的方式。这样，由于战争，英国在1694年创立了国债，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因为这是政府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借钱方式。辉格党在英格兰银行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辉格党人米歇尔·甘特佛兰（英格兰银行的第一任副总裁）认为银行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利率，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贸易等。(42)
国债的形成对英国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富人更乐意将大量的钱以低于法国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率借给英国政府。就连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富裕的金融家和商人都准备借钱给英国政府，作为国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利息较高、并且能够收回本金。法国政府有时不得不为国王支付高于英国政府三到四倍的贷款利率。由于利率不一样，对于同样数量的税收，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征集到更多的钱。由于英国民众赋税远重于法国人但比法国人更公平，英国政府筹集到的金额是法国永远无法企及的。威廉之后的六场战争，英国的花费远甚于法国。每一场战争结束后，法国都会破产，英国的财政却凭借和平时期的低开销，在还清战争贷款后迅速恢复。整个18世纪，英格兰的金融业发展迅速。至18世纪末，英格兰的银行数量已经由49家增长到733家。(43)到了1815年，英国变成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作为一个领土有限的小国，这不得不说是惊人的成就。1694年以来，英国的金融实力巩固了英国在同法国战争中的商业和帝国扩张。英国第一次变成了欧洲大国，最终变成了世界强国。同任何法案例如《权利法案》相比，国债的形成对于英国人民的自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国债的形成确保了1694年之后，直至今日国王每年都要召集议会。英国议会形成于13世纪，几个世纪以来，只有君主召集他们的时候才能召开。议会从来没有连续召开过，很难影响国王的政策。然而，国债建立之后，议会每年召开，并且对国王和王室官员的政策影响力日益上升。议会可以限制国王的作为，并可以通过控制财政渠道解散任何一届得不到它支持的政府。另一个影响就是，国王不得不任命得到两院尤其是下院绝大多数信任和支持的能干的官员。因此，拥有实权的王室官员就不能仅仅满足国王的喜好了。君主不能抛开议会单独统治，也不能通过利用王室特权来控制议会。国王可以通过赏赐爵位影响两院很多议员。毕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他可以任命政府官员，封赐贵族和主教，任命公务员、法官、治安官、军官和海军军官。这就可以让他影响到议员并在议会选举时影响到相当的票数，例如查塔姆、朴次茅斯和贝里克。但是他永远也不能指望争取足够的议员支持他不受欢迎的政策或任命没有能力的部长。国王也意识到，尝试否决议会的决定会使很多习惯于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的成员疏远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只用过几次否决权。1708年之后，任何一位君主都没再使用过否决权。国王不得不游说议会来阻止他不喜欢的政策的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下院逐渐在两院占据主导地位，君主不得不任命富有效率的官员。财政部也开始变成政府机构里最重要的部门，君主也因此要在里面委用财政专家。到了18世纪初期，财政部长变成了最有权势的官员。第一财政部长作为所有首相的官方称谓，一直沿用至今，变成了政府里面最重要的职位，他管理财政部，负责日常财务管理。因此，1688年之后英国的政治系统变成了议会君主制。国王不得不在频繁和规律的基础上学着同议会合作。行政机构也不能像之前君主能够作为的那样忽视、贿赂或者欺凌立法机构了。尽管在收入问题和国内外政策上会有辩论与争吵，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还是不得不学会理性地合作。作为对增加收入、提升行政机构权力的报答，议会坚持保护和加强自己的法律地位以及人民的自由权利。尽管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变得紧张，尤其是在那些试图控制议会的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但这种关系从来没有严重到像1688年后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1688年之后的三个世纪，英国取得了显著的政治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极大扩展。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外部侵略和内部政治革命征服的国家。“光荣革命”确实对英国历史产生了主要的和长远的影响。“光荣革命”刚开始是不稳固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逐渐被赞誉为促使英国成为一个大国稳定、自由和进步的保障。不管是强调“光荣革命”恢复了英国古代宪法和传统的自由，还是开启了议会君主制下的新自由时代，所有的英国政治评论家都强调它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都认为，英国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还将君主专制奉为常态的时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欧洲以及英帝国的自由的向往者，羡慕英国法律，并将英国视为世界上守护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第一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