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关联

许多学者深刻地认识到英国的历史变迁是长期经济社会变化累积的结果，并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合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⁴⁾首先，经济史的研究有利于阐述社会现象的本质。如罗纳德·赫顿（Ronald Hutton）在《快乐英格兰的兴衰：仪式年，1400—1700》（The Rise and Fall of Merry England: the Ritual Year，1400—1700）⁽⁵⁾中探索了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英格兰标志着一年过去的宗教和世俗仪式，并讲述了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应对政治、宗教和社会变化。论著中通过使用各种材料来源，特别是采用地方财政记录，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次，社会史的研究也可以从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经济史学重大问题给出新的解释。霍尔德内斯（B.A.Holderness）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1500—1750年的经济和社会》（Pre-Industrial Eng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1500—1750）⁽⁶⁾中指出英国的前工业时代并非如费歇尔（F.J.Fisher）所认为的是“英国经济史的黑暗时代”，著者通过将研究重点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经济和社会的法律和体制框架转向前工业世界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向人们展现了英国经济史的系列重大主题——士绅的崛起、自耕农的胜利、商人取得对封建或社区传统的主导地位等。这些历史书写和探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认知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所蕴含的经济发展潜力提供了线索。第三，英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发展呈现出相互交织的情况。韦尔斯（H.G.Wells）在其自传中指出，从玫瑰战争开始，英格兰一直是经济和社会发生非常深刻变化的战场。⁽⁷⁾尼尔·汤奇（Neil Tonge）和迈克尔·昆西（Michael Quincey）在著作《1800—1900年英国社会和经济史》（British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800—1900）⁽⁸⁾中关注了政府、社会以及社会中特定群体和个人对工业革命影响的反应，这些反应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而正是这些反应共同决定了20世纪英国新的社会政治形态。第四，对于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书写离不开对于英国社会和人民的深入了解。阿什利（Maurice Ashley）在其《英国人民：一部简短的社会和经济史》（The People of England: A Short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中指出，英国人民的一个长期习惯是满怀渴望地回顾过去的黄金岁月，⁽⁹⁾这或许可以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民众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普遍反应。中世纪早期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由男爵、家臣、农民和工人组成的社会，到绅士阶层崛起，律师、商人、士兵、水手等职业出现；从贵族统治的社会，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古老的土地贵族的溃败，导致社会结构加速分化，英国的经济发展已然和社会变迁相互融合，成为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但这场革命的诞生的真正原因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仍然有待进一步阐释。⁽¹⁰⁾18世纪后半叶起英国工业和技术动态扩张的原因一般被理解为突破理论障碍、实现贸易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前期发展。许多学者认为工业化是市场和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预兆，或多或少地将英国工业化发展视作对近代早期西欧商业急剧扩张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新机遇的直接反应，因此，简单地将英国工业化的实现基础分析为制造方法的科技进步、贸易以及人口的增长。以这种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假设为前提的理论忽略了阶级和社会财产关系对工业化进程的塑造和制约作用，只能提供一种片面、扭曲的历史观，因而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化没有发生在之前处于商业和人口扩张时期的国家，如古代罗马或中国，而是率先发生在英国，同时也无法解释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逻辑。从革命史学的角度来说，对英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已经进入了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阶段，即对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背后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进行详细研究。⁽¹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社会”比作“身体”，让社会不平等显得合理。权力，作为所有代表权的最终目标，取决于不同社会结构的人数和所控制的财富的份额，包括其享有自由的程度。从历史研究的手段和目的来说，有必要了解经济体系中每个参与竞争的集团所能调动的资源性质和规模，以及后者所代表的可有效利用的竞争机会，并判断对历史发展所能产生的决定或推动作用。(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