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1815：欧洲均势、汉诺威与对外战争
“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崛起过程，英国的外交视野在这段时间从西北欧沿海地区向更广范围的欧洲扩展，中欧、南欧都成为了英国考量其自身利益的地域。因此，英国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在18世纪的许多大规模的欧陆战争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把自己的政治影响扩大至全欧洲。
1688年后，因为法国和荷兰长期之间的战争与光荣革命后的政治稳定需要，英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大陆上反对法国路易十四的九年战争（1688—1697）。通过这场战争，英国不仅从外部确认了光荣革命的合法性，也对18世纪战争形式的变化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8世纪的消耗战主要考验的是参战国的人口和财力，面对人口是自己四倍的法国(6)，英国在财政上的优势是最终能获胜的关键。1695年英国政论家查尔斯·达维南特写道，“不管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停止，这不会是由于双方的仇恨情绪已经消除，也不会是由于没有人参加战斗，而是首先感到财力不支的一方，必然首先偃旗息鼓”(7)。总体看来，战争中陆海军的年均花费为250万英镑(8)，这远远超过当时政府的岁入。为此，英国采用了增税和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集经费。英国国债的发行方式多种多样，既有中世纪的遗存符木，也有新兴的国库券，还包括奖券和股票等。因为国际市场对于英国财政的信心，这些债券在荷兰非常受欢迎。除此之外，各特许公司也会给国家贷款来补充军费。
庞大的财政收入使得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仍然坚持着“联盟战略”，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财政优势，支持自己的盟友，并利用雇佣军补充自己兵源不足的劣势。与之相对，英国在这一时期也完善了自己的欧洲均势理念。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诉求是维持《乌德勒支条约》对于欧洲均势的安排，在欧洲大陆上寻找满意现状的盟国，并对任何试图打破《乌德勒支条约》的国家进行遏制。为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频繁更换盟国，以遏制试图挑战其权威的国家。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国家并没有殖民地这个窗口供其改善其战略地位，只能在欧洲大陆上发动战争来满足其领土野心和霸权要求。这使得18世纪的英国“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在准备一场战争，或是正在从上一场战争中恢复”(9)。冲突结束后签订的合约，与其说是某种持久和平的安排，不如说是短暂的停火协议，英国也难以与其之前的盟友建立稳定的同盟，并维持一个稳定的欧洲协调体系。
18世纪上半叶英国欧洲协调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副题则是保护它的共主邦联：汉诺威。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前，对英国能够给予汉诺威的帮助有着非常高的期待。1714年汉诺威内部广为流传的一份备忘录显示选帝侯认为接受英国王位“可以在欧洲发挥更大的力量并且使得自己得到尊敬”(10)。但是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汉诺威政府发现已经成熟的辉格党政府并不愿意支持汉诺威的扩张行动，而是更看重欧洲的平衡及英国的利益。1717—1719年间，汉诺威外交大臣伯恩斯多夫希望英国能够干预汉诺威和俄罗斯之间关于梅克伦堡的一次小型领土争端，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为汉诺威政府背书。驻海牙的英国大使霍拉提奥·沃波尔认为“我看不出来整个欧洲的国家体系，特别是英国的利益，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梅克伦堡而产生动荡”(11)。
在18世纪初，国王的支持仍然对于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历任政府在规划欧洲的和平时，都同样立足于保卫汉诺威的安全。1719年，斯坦霍普在自己构筑的庞大的“四国同盟”（The Quadruple Alliance）体系中专门规定法国保护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的地位，这份条约使得汉诺威的领土边界得到了法国的保证，从而解决了乔治一世的后顾之忧。当法国在18世纪30年代重新希望获得霸权时，汉诺威的问题就成为了英国欧洲政策中最棘手的问题。
为此，英国采取的战略设计是通过在欧洲大陆上构建联盟来保证汉诺威的安全。1727年，乔治二世在登基后的演讲中声明自己是之前联盟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上一任国王也就是我父亲致力于营建的欧洲同盟成功地恢复了欧洲的平静，重建了欧洲均势。我将继续经营这个同盟，并且致力于完善和完美它。这既是为了和平，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12)同时，国王不变的这种对汉诺威利益的持续关注也对英国高层政治产生了影响，大臣将汉诺威的利益纳入自己的战略就可以更多地获得国王的关注和欣赏。当时刚刚进入外交决策层的纽卡斯尔公爵认为：“对于唐申德来说，汉诺威是一大优势，而我们都渴望这一位置而不可得。”(13)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哪位政治家在进行英国的战略设计时，都必须考虑到汉诺威的利益。而当纽卡斯尔公爵在18世纪50年代设计英国欧洲外交战略时，仍然希望重建大联盟，并由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共同保证汉诺威的安全。
在英国民众看来，国王和大臣所共同设计的这种欧洲大陆战略并不能反映英国的真正利益。1739年，由英国发动的“詹金斯之耳”战争是18世纪上半叶英国参加的战争中唯一由不可预见的危机所推动的(14)。这场战争之后，英国民众越来越在意商业利益和殖民地利益受到的损害，越来越难以忍受王室属意的欧洲大陆战略，特别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汉诺威迫于法国的压力而不得不单独谈和后，英国舆论界和议会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切斯特菲尔德认为“汉诺威抢夺我们身为岛国得到的利益，却将我们抵押到欧洲战场之上”(15)。批评者将不列颠的自由与汉诺威及其国王的大陆专制主义相对立，在英国人有些夸张的描述中，汉诺威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雇用汉诺威军队的金钱同样可以用于腐化政府和议会，并最终威胁到英国人的自由。批评外交的浪潮使得沃波尔最终下台，后续的外交决策者只要继续坚持欧陆外交战略，就会遭到舆论界和议会的炮轰。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战略成为了这时期英国逐渐塑造自身民族性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民众意图用海洋和殖民贸易从国王和政府高层手中争取外交决策权的尝试。
对于任何真正执掌英国外交决策的政治家而言，他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欧洲大陆是他们绝对不能放弃的战场。一位匿名的政论家在其小册子中指出：“如果真如那一小部分政治家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欧洲大陆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保护汉诺威，那么我真庆幸在欧洲大陆上有这么一个汉诺威……这样的话法国就会冒着被击溃的风险而投身于德国。如果欧洲没有一个汉诺威，那么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个类似的目标，让法国在它身上浪费自己的资源，要不然法国会把它的几乎用之不竭的精力转移到我们身上。”(16)对支持大陆战略的英国政治家来说，汉诺威还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一个立足点。汉诺威既是一条反对法国的前线，也是英国干预欧洲事务的象征。其存在可以鼓舞英国的盟友，也可以威慑英国的潜在敌人。以七年战争中的英雄老皮特为例：1755年11月，尚未执政的老皮特在议会对英国与黑森和俄国签订的条约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批评，认为签订这些条约完全是为了汉诺威的利益而不是英国的利益，两份条约是英国大陆外交政策的耻辱柱，而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大臣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17)而在执政后，皮特采取的外交方针也与纽卡斯尔如出一辙。英国所采取的战略不能仅仅在殖民地和法国一决胜负，而是应该继续在德国支持“普鲁士国王，从而吸引法国的注意力使其不会将其实力投放到海上和殖民地。这是我们保护自己殖民地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在德国失败不会对我们直接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而我们却无法承担在美洲失败的后果”。(1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特只是完善了旧有的外交政策，他所代表的正是传统外交政策的复辟而不是外交政策的革新。(19)而皮特在1757年重新将旧式欧洲协调的设计者——纽卡斯尔公爵重新延揽进内阁，就是这种观点最好的证明。
温斯顿·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认为，七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在其中可谓战果辉煌。七年战争在欧洲大陆上的胶着和在海外的大量胜利使得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此后发生了急转。七年战争后期登基的乔治三世和布特君臣意图改变之前的欧洲战略，之前战争的英雄皮特和纽卡斯尔也不得不因此辞职。在他辞职时，纽卡斯尔再次申明他心中的外交宗旨是“曾经是，并且将来也会是这样的：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有着重要的利益，而它维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参与欧洲大陆事务，抵御波旁家族对英国和整个欧洲自由的威胁”(20)。而随着英国彻底走向孤立主义，传统的欧洲战略的盟友开始质疑英国的国际信用，驻荷兰大使约瑟夫·约克发回报告认为荷兰对于“英国最近大陆政策的改变心怀疑虑，这对于我国在欧洲大陆的国际信用其实毫无帮助”(21)，并为之后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孤立无援埋下了伏笔。
转向殖民地必然导致英国外交政策的大幅变动，英国自此执行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外交孤立的后果就是在北美战争战事不利的时候，英国只能落入下风。法国和西班牙意图利用美国独立战争来收回七年战争中失去的殖民地领土，但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也都没有改变西欧实力均衡的意图。而在美洲殖民地独立后，英国朝野特别是时任首相小皮特认为英国已经重新成为“二等国家”(22)。为此，英国1786年开始和法国签订了商贸条约，并在1788年支持普鲁士军队入侵荷兰，以确保奥兰治党重新执政荷兰。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签订的三国协约，也是英国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第一次在欧洲重新承担外交责任。随后英国在1790年和普鲁士一起干预了俄罗斯、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战争，这也是英国重新尝试在欧洲大陆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真正重建英国在欧洲大陆影响力的，还是英国从1793—1815年间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干预。
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初的外交态度是含混和中立的，法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的下降是1689年以来英国一直期待并乐见的。在当时看来，大革命首先摧毁的就是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从德国的眼光看来，法国已经“在内部衰落，分裂和被毁灭了，外部也受到孤立。法国的悲惨景象刺激了外国统治者的想象力，一旦他们参与进来，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惩罚法国”。(23)
随着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末转向激进，特别是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整个欧洲为法国大革命所体现出的活力震撼。但英国在欧陆外交政策上采用的具体方针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并没有太过注意法国大革命背后带来的意识形态影响，而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讨论革命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威胁。小皮特仍然认为，英国的真正利益在欧洲之外；但英国在欧洲有着几块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24)为此，1793年年初，面对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威胁，英国加入了德意志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但是令英国没有想到的是，除了1802年到1803年间的短暂休战外，英国将耗费全国能力与革命法国进行长达20年的战争。(https://www.daowen.com)
英国一开始的战略仍然是传统的联盟战略，无论是格伦维尔还是小皮特都意图重建“大联盟”。在此后20年中，英国一直持续执行着大联盟政策，也是反法同盟最热情和付出最多的组织者。为了使欧洲国家加入联盟，英国一直需要均衡地考虑欧洲各个国家的利益，从而使英国的战略视野再一次扩张，对整个欧洲进行通盘考虑并在其中界定英国的利益。从战争的进程和领导人的更替来看，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英国的联盟外交划分为两个阶段：与之前大联盟战略至少能够在欧洲维持均势相比，这一次英国受到了更大的军事压力。1806年拿破仑统帅下的法国几乎在欧洲大陆上战无不胜，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旧有的18世纪的地理和国际政治版图。法国在被击败的国家领土上建立起了大量的附庸国。到第三次反法同盟结束时，拿破仑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欧洲大陆，英国仅仅因为其海军优势才能勉强与拿破仑维持战略均势，依靠大陆盟国进行欧洲战争的传统政策已经彻底破产。
面对这种战略劣势，英国不得不改弦更张，抛弃18世纪的经验，开始进行新的外交设计。乔治·坎宁和卡斯尔雷两位虽然政见不同，但也把英国外交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建立在旧有的联盟战略的基础上，英国迅速加大了投入欧洲的资源的力度，其中不仅仅包含英国自身的兵力，也加大了英国援助其大陆盟友的力度。英国利用自己在生产力上的优势，大量向自己在欧洲的盟友运送人员、武器和设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从1808年英国陆军开始大规模援助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半岛战争”，这种努力并一直持续到最终击败拿破仑的1815年。身为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在1814—1815年的重要时刻甚至直接在欧洲进行外交活动。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付出的金钱和军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英国成为战后能够主宰欧洲事务的两个主要国家之一，也使得英国能够成为“维也纳体系”最主要的缔造者。
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采用的方案很多是非常传统的，比如加强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使其遏制法国的领土扩张野心。英国经过了复杂的制度设计，尽量确保了低地国家的强大和独立。除了稳定奥兰治党对荷兰的掌控外，还设计了一个独立的比利时来遏制法国对低地地区的野心。可以说，维也纳会议在西欧的安排仍然是符合英国利益的，以遏制法国为主。而在东欧，英国向俄国作出让步，以换取俄罗斯对英国保留战争中的大多数海外战利品。维也纳会议中，英国满足于法国在欧洲和海外的削弱，并没有提出在欧洲的权力要求，而提出的要求大多是关于其海外帝国、航运和商贸。这证明经过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英国对传统的领土需求已经大大降低，整个国家及其政策设计者已经认识到其国际政治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广大的海外殖民地。
作为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看上去确实是之前小皮特外交政策的继承者。以至于在传统的论述中，一般将卡斯尔雷视作一位“平庸而犹豫不决的政客，这使得塔列朗和梅特涅完全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25)。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并不是19世纪的外交会议，“维也纳会议与其说是19世纪外交的先声，不如说是18世纪外交方式的最后一波回响，无论卡斯尔雷、梅特涅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都是18世纪的产物，这使得维也纳会议中主流形态仍然是权力均势的概念”(26)。但是除了满足英国的安全需求外，卡斯尔雷还期待更多的解决方案。与他的同僚相比，卡斯尔雷的外交视野更加宽广，对于新的外交设计和方案也有更好的接受度。随着会议的召开，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认为18世纪的外交安排无法避免未来的战争。1815年，卡斯尔雷写道：“用盟国曾经克服过的威胁来刺激欧洲各国，使他们觉得现时的一致是对付革命死灰复燃的唯一最佳安全手段，这种革命的余烬在每个国家都多少存在。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是放下平时的琐碎争执，团结在一起来支持既存社会秩序的规则。”(27)而这些论述，也代表了19世纪列强欧陆外交的先声。
纵观1688—1815年间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英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虽然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早已经不存在领土野心，但是立足于欧洲均势战略和王室的牵绊，英国却始终关注着欧洲的局势发展。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重新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建立了遍布全欧洲的专业外交网络。
从原则上来说，从九年战争开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在参与欧洲大陆战争中始终坚持以下一条原则：建立在欧洲均势基础上的联盟外交政策(28)。
但是可以看到，英国在18世纪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欧洲政策。它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使得英国与当时欧洲其他强国不同，可以执行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英国确实在18世纪中有实力执行强势的欧洲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法国威胁低地国家或者汉诺威安全的时候，英国在自己觉得必要时派出大量陆军以便积极干预欧洲局势。但是这种冲动会迅速地被其国内号召发展海洋和殖民地的呼声给纠正回来。英国在18世纪欧洲事务中确实时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英国也时不时执行自己的海洋战略并重视殖民地利益。
比如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欧洲协调政策的核心对象法国已经无法调集足够的军队和财政实力威胁西欧，欧洲的领土矛盾已经转移到东欧。1755年的外交革命也标志着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外交格局发生了改变，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崛起使得欧洲的外交局势更加复杂。这也使得七年战争后，英国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开始转向海洋、贸易与殖民地。而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后，英国倾全国之力重新执行了欧洲均势政策，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这也使得欧洲大陆国家认识到，虽然英国可能是一个半心半意的盟友，但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时，英国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欧洲大陆国家处理欧陆事务时，不能忽略英国的存在。
对英国内部来说，18世纪英国的对外战争在人力和军费两个领域的变化对英国政治动员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军事组织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688年以来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组织的进步使得战场几乎已经遍布全球，九年战争中英国第一次需要在地中海寻找舰队过冬的军港，“詹金斯之耳”战争中英国也第一次向美洲派出了正规军。军队的扩张对英国的人力资源要求越来越高，为此英国军队的规模在18世纪增长了超过两倍。九年战争期间，英国的陆军一共有7.4万人(29)，而在半岛战争时期英国的全部陆海军加起来已经超过30万人(30)。18世纪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亡，加上军中容易感染的疫病，英国军队的人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之前。“很长时间内英国都是个武装军营：国民军持续征兵，任何一个阶段，全国成年男性中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服役……差不多有21万人死去了。”(31)大量市民组织接受军事训练并在战争结束后回归市民社会，给英国社会带来了相当规模的冲击。
战争规模的扩大也对英国财政造成了相当的压力。英国的双面外交战略使得英国需要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的消费中获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英国的大陆联盟战略使得因故需要付出相当多的补助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金支出是800万英镑(32)，18世纪中期的那些战争虽然时间略短，但是耗费了足足2 450万英镑，而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军费支出更是逐渐增长。从1793—1813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260万英镑，1813—1815年间平均每年军费已经增长到每年750万英镑，并且在战争的最后十个月内就花费了2 000万英镑。(33)这也使得英国的国债逐年上涨，18世纪战争对英国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使得英国的资源汲取能力在18世纪进步非常大，对于英国在这方面的进化，目前最为权威的论述是布鲁尔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是从九年战争开始，战争导向使得英国通过许多财政上和管理上的政策变革，从而适应了战争导致的费用和人力支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反而误报了需求，造成“卖方市场”，拿破仑战争导致英国的炼铁和造船等行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接近50%的人口增长也使得在战争中的损失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作为结果，政府的行政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与1688年相比，1815年的英国外交已经更加深刻地涉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