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战略

早在古典文明传播到不列颠之前，不列颠群岛就与欧洲大陆之间产生了经济和文化联系，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群岛更是成为了欧洲古典文明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和维京文明的消化后，诺曼征服使得英国文明重新融入了欧洲中世纪文明。从对外交往的意义上来说，“诺曼征服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登陆，它同时还使海峡两岸在同一政权下联系到了一起，不列颠群岛转向了欧洲大陆”⁽¹⁾。随着数百年来对不列颠群岛内部文明的不断整合，并在欧洲大陆积极参与宗教和王朝战争，英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都铎王朝在英国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已经被反复提及，其在外交设计上也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增多，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外交视野也随之扩大，中欧、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也逐渐成为了英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都铎王朝中最有代表性的外交设计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史学家评论“虽然不能证明伊丽莎白的执政原则是否遵循《君主论》，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伊丽莎白是一位明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²⁾。在英国与法国和吉斯公爵为敌时，她积极巩固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同盟关系。而面对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天主教利益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时，她与英国数百年来的敌人——法国共同遏制西班牙，并最终在1585年对西宣战。

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并一直持续影响到后世。第一是外交视野的持续扩展，因为共同的宗教利益，英国开始将信奉新教的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境内的小国视为英格兰的第一条防线。英国为了应对欧洲大陆的威胁，不仅开始支持尼德兰独立运动，也说服北欧的新教国家为了共同宗教利益而站到她这一边，并且在其对外战争中大量利用了德意志的雇佣军。虽然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英国民众自此产生了一整套以“新教自由”和“欧洲均势”为基本逻辑的意识形态。第二，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个巅峰，她大力发展了都铎时期开始兴建的皇家海军，建立了一支适于进行远洋军事行动的船队。在女王的支持下，著名的“海军”英雄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为英国获得了大量财富。夏继果教授认为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海上冒险都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根本目的在于向西班牙施加压力，使尼德兰的形势发展有利于英国”⁽³⁾，也奠定了之后英国作为海军强国的基础。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了这一时期英国海军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英国正式成为了欧洲第一流的海军强国。最后一点是伊丽莎白的外交政策直接改变了英伦三岛和西北欧的地缘政治，伊丽莎白一世治下英苏关系的缓和为17世纪两国共戴国君和18世纪的最终联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英国与荷兰共和国此后的良好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有着极高的评价，“伊丽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根据英国当时小而弱的客观现实制定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这一政策维护了英国的独立与安全，为英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伊丽莎白创造的外交原则，为后来的英国政治家所继承”⁽⁴⁾，也成为了英国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www.daowen.com)

17世纪是英国最终完成国内整合的一个世纪，通过“革命、复辟、革命”的反复，英国最终形成了独立于欧洲的政治文明，并在17世纪结束时取得了一定制度上的优势。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战略中初步演化出了英国最早的海洋战略，英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开始有了脱离欧洲并放眼全球的特性。如果说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海军战略还是为欧陆战略服务的话，这一时期英国则开始有了正式的国家推动的海洋战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一方面克伦威尔曾经正式谋划获得西印度群岛，并认为在海外获得领土将代表着英国的利益。国务大臣索罗记录到“克伦威尔认为一场针对西印度群岛的战争，至少可以给我们后代留下些东西”⁽⁵⁾。另一方面则是扩充英国的海军力量，并运用了重商主义政策来强调国家对于商业贸易的保护。1651年和1660年，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条例直接针对荷兰，保护英国商业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免受他国商业挑战，同时在海上也加强了对荷兰远洋运输业的骚扰。这份条例是英国走向海洋强国和重视世界贸易的象征，成为了英国建立海权帝国的奠基性的纲领文件。

17世纪英国外交战略的演变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在制度方面。从中世纪以来，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传统上一直由国王负责，从而使得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王朝战争的特色。随着“都铎政府革命”带来的政府决策机关的成熟和近代以来国家战争方式的变化，战争带来的财政需求使得英国国王和议会之前的冲突逐渐公开化。自都铎时期开始，英国出现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专业行政机构，大臣对于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开始上升。17世纪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议会遂通过立法、批准财政预算等手段，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到复辟时期为止，王权、政府和议会都确立了自己对于国家外交事务的管理权限。这种政治发展方式的不同使得英国外交决策的方式也自然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基础，深刻影响了18世纪以后英国的外交决策。

如果说海洋成为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战略新的增长点，而制度的变革则深刻影响了此后英国的政治事务和决策过程的话，17世纪同样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居于弱势的年代，面对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英国在欧洲外交舞台中最多只是一个边缘性的角色。这种外交角色的错位与英国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以来一直扮演的欧洲新教的保护人的角色并不相符。光荣革命后，英国迎来了一位荷兰国王，而路易十四则支持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这使得英国不得不卷入欧洲战争。这也使得从18世纪开始，英国的外交战略中不得不同时包含欧洲大陆和全球海洋战略两个层面。而从后见之明看来，虽然有所挫折，但从光荣革命直到19世纪末，英国外交政策都成功地扮演了英国文明的成功推手，为英国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释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