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1890：不列颠与英国对欧洲的持续干预
“光荣孤立”是一般大众在讨论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时经常用到的概念，我们一般认为英国在整个19世纪都采取了这种尽量少卷入欧洲大国间复杂的国际争端，专注于在海外营建自身的帝国并且以维持商业贸易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则。诚然，19世纪英国光荣孤立的概念一直持续在整个外交实践中。但是在讨论英国的光荣孤立时，也不得不看到“英国长期以来不得不艰难地扮演一种双重角色。从一个角度看，它的政策必须基于一个以不列颠群岛为中心，领土遍布全球而在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属地的帝国这一国情而制定。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距离欧洲大陆仅仅20英里，它必然会受到欧洲列强和大国格局的影响，这些国家不仅觊觎它边远的属地，而且那些近邻有可能直插它的心脏——大不列颠本岛”。(34)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英国始终有一个欧洲政策的总体设计，以决策人来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卡斯尔雷和坎宁时期代表着对于维也纳会议宗旨的维持和初步修正；帕默斯顿时期代表了19世纪中叶英国遏制沙皇俄国的尝试；而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时期代表了在欧洲大陆发生了权势转移后英国外交迎接新挑战及欧陆政策的新设计。
维也纳会议既是18世纪欧洲外交的终结，也是19世纪欧洲外交舞台的开始。如果不考虑英国的话，维也纳会议在领土分配上是三个传统欧洲王室的胜利，也是对18世纪王朝疆界和王室利益的保护，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看上去不可撼动。但是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参与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条约体系来维持英国的利益，并希望在大国团结和外交会议的基础上来维持未来欧洲的安全，英国作为欧洲国家的一部分，也必须持续参与这种合作。从结果论上来讲，按照卡尔·波兰尼所说，该体系“产生了西方文明中前所未有的现象”，维持了欧洲大陆强国间接近100年的和平(35)。
正是因为卡斯尔雷希望英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使得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发生改变。英国至上主义的史学家无法理解卡斯尔雷强调的“神圣同盟”，认为这只会将英国拖入欧洲无止境的争端；自由派则认为卡斯尔雷是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满足大国贪得无厌的利益诉求。无论哪一派都承认，卡斯尔雷个人的坚持是英国参加维也纳体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需要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时，卡斯尔雷又成为了“直到爱德华·希斯为止，最具有欧洲心灵的英国政治家”(36)。
也正因为英国国内对于维也纳体系的不满，卡斯尔雷在国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815到1822年的七年间，英国国内各方都意图修正“维也纳体系”，其立足点从质疑体系对英国社会经济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一直扩展到欧洲大陆上的外交安排。而卡斯尔雷一直不善于处理国内事务。(37)乔治·坎宁作为卡斯尔雷的主要政敌，其外交观点和实践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两者欧陆政策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英国只在欧洲承担有限义务。两者的区别是：卡斯尔雷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外交，召开外交峰会来达到欧洲的势力均衡；而坎宁则采用了更加单边主义的政策，希望直接进行双边谈判，并在必要时采用强制手段来维持英国的而不是“维也纳体系”的利益。
与卡斯尔雷不同，坎宁退出所谓的“大国协商会议”，19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危机时，坎宁虽然无法阻止法国对于西班牙的干预，但是他说服了法国，要求其干预只能限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为了阻止法国将影响扩展到美洲大陆，还将美国引入了欧洲外交体系，完成了其著名的表态“引入新大陆来修正旧大陆的均势”(38)的演说。当法国进一步想干涉葡萄牙的时候，坎宁派出英国舰队维持葡萄牙的独立。此外，坎宁时代还出现了英国19世纪欧陆政策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东方问题，英国和俄罗斯干预了希腊从土耳其的独立。此外，坎宁还在外交实践中，巧妙地将外交与公众舆论联系在一起。因为英国独特的政治局势，坎宁可以利用公众舆论向欧洲宫廷施压并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而在此时，19世纪英国公众的外交偏好也已经确定，他们对于维也纳会议结成的“神圣同盟”并不感兴趣，对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引发的革命大多都持支持态度。
梅特涅认为坎宁是“恶魔化身”，摧毁了维也纳体系中精巧而复杂的大国协商机制，但在英国民众心目中坎宁相比卡斯尔雷仍然是一位英雄。坎宁拒绝了大国和平会议解决一切的方法，并用传统的英国手段维持着欧洲均势。当然，在英国不投入兵力的情况下，坎宁没有能力阻止法国干涉西班牙、奥地利干涉那不勒斯王国，这使得当时整个欧洲的外交局势，仍然掌握在三皇同盟的控制之下。
1828年坎宁去世。1830年，时年46岁的帕默斯顿子爵进入外交部，执掌外交部30年直到其去世，并“发挥了非常举足轻重的影响”(39)。他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学者亚当斯认为：“或许他对海外自由的事业建树不多，但他擅长以仗义执言和捍卫小国利益的样子出现，以及使不列颠雄狮发出咆哮……在他身上总是有些东西使英国人想到一些观念：英国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40)
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风格大体上被描述为“机会主义”，与同时期较为坚持维也纳体系的威灵顿和阿伯丁相比，他相对创造性地维持了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宗旨，却在一定程度更加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这也与其在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涯有着相当的关系，也是其针对国内政治支持度的选择(41)。同时也应该看到，帕默斯顿面对的欧洲局势更加有利，1830年和1848年欧洲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帕默斯顿也拥有着坎宁、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没有拥有的机会来改变欧洲的外交版图。
帕默斯顿刚刚执掌英国外交部的时候，正逢英国外交在欧洲最为软弱的时候。威灵顿政府从欧洲大陆上收缩，撤回了对希腊和葡萄牙的支持，从而引发了第八次俄土战争。对于帕默斯顿来说，这些都象征了英国在欧洲权势地位的不断下降。他的第一个机会是法国1830年革命，这场革命削弱了神圣同盟对于法国的影响，从而给了帕默斯顿联合法国来遏制维也纳体系中另一强国俄国的可能性。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东方问题在之前的英国外交体系中基本是不被考虑的。外交大臣格兰瑟姆勋爵的看法是：“如果法国都没什么动静，我们为什么要掺和进去？现在不是再打一架的时候。”(42)而俄罗斯沙皇的更替也对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时候仍然满足于在《维也纳条约》中的收获，他本人非常看重欧洲协调并且重视会议制度。但是1825年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则希望向近东特别是奥斯曼帝国进行进一步的扩张，从而使得帕默斯顿本人和英国公众舆论都对沙皇俄国充满了警惕。
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现实政治考虑上，帕默斯顿欧洲政策的核心都是遏制俄罗斯。1833年，他在一封外交函件中表示：“尽管俄罗斯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是其向各方扩张的计划其实已经显而易见，目标明确，步伐坚定。近些年来俄罗斯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为了有利于进行领土扩张或增强对外影响力。”(43)次年，帕默斯顿与西葡法三国组织了四国同盟，这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寻找盟友遏制俄国的第一步。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和阿富汗都做好遏制俄罗斯的扩张的准备。1839年的第二次土埃战争中，他终于说服墨尔本内阁正视俄罗斯的威胁，并与法国、普鲁士等国家一起援助土耳其，确保了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从而保证了英国海军在黑海的通行权，进而遏制了俄国在这个方向的扩张。
像坎宁一样，帕默斯顿体会到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大众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1832年议会改革后，中产阶级在英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舆论体现了英国民众在全欧范围内对于新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支持，而沙皇俄国作为维也纳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持者，积极地镇压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大量流亡者来到巴黎和伦敦，并迅速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伴随着各种游记作家对沙皇俄国的恶评，英国舆论对沙皇俄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也逐渐影响了外交决策者的判断。1844年，尼古拉一世秘密访问英国，并与维多利亚女王和政府要员讨论两国在近东地区的争端，但是他在进行高层访问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英国国内的新兴因素将是反对其扩张政策的急先锋，也没有意料到帕默斯顿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当作自身的政治资本。(https://www.daowen.com)
1846年帕默斯顿再次执政后，他外交中的个人风格显得更加明显。帕默斯顿坚信英国政治的优越性，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稳固他自身的政治地位，也更符合维多利亚女王自身的政治立场。在国际环境中，帕默斯顿的外交立场也更受欢迎。1848年革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舆论环境，而与之相对，沙皇俄国对1848年中欧革命的镇压说明它是维也纳体系最为顽固的维护者，遏制俄国成为了之后英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帕默斯顿积极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俄国，从而卷入法俄之间在近东的宗教矛盾，俄国向多瑙河的扩张和充满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最终使得英国不得不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44)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得到了新闻媒体充分报道的欧洲战争，这使得公众舆论对于战争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帕默斯顿一直以来的反俄立场更受民众青睐，并最终成为了克里米亚战争后期的首相。
帕默斯顿经常被认为是对抗沙皇俄国的急先锋，并希望尽量减少沙皇俄国对欧洲的影响。但是帕默斯顿同样认为遏制俄国是达成欧洲均势的手段，并希望将维也纳体系向东方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也纳入大国协调的范围。对于帕默斯顿来说，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均势的欧洲国家的力量平衡，必须削弱沙俄的力量。这也是帕默斯顿最终主持了1856年《巴黎和约》的原因。但是在事后检讨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时，穆里根认为“俄国被击败但仍维持强大……英国遏制了德国却使法国强大起来……欧洲大国中除了奥地利都不满意当前欧洲的现状”(45)，这也使得欧洲局势必然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同样，帕默斯顿对于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是建立在其总体的欧洲大陆设计上的。虽说他政客的身份使其不能公开表达他对马志尼或者科苏斯等欧洲大陆革命者的支持，他却借用了英国逐渐兴起的支持他们的群众运动，通过反对以俄国为首的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国家，帕默斯顿能够将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皮尔派以及保守党中的温和派和爱国派联合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女王的同情。1848年德意志地区革命初期，帕默斯顿对关税同盟表达了充分的同情，但当统一的德国可能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产生领土诉求，并有可能引发俄国对中欧的干涉时，帕默斯顿迅速撤回了对革命的支持，这也使得英国国内的自由派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虽然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了英国的诸多问题，“是近代史上打得最糟糕的战争之一”(46)，但直到他在1865年去世为止，帕默斯顿认为欧洲局势仍然在其掌控下。英法同盟获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并遏制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但是他没有预料到未来的政治发展。当法国从意大利独立运动中获得了尼斯和萨伏伊的时候，英国国内舆论大哗，认为拿破仑三世仍然具有重塑法国欧洲霸权的意图(47)。而这与普鲁士即将开始的独立的运动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将极大地改变英国的政治版图。
从1860年意大利独立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诞生为止，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英国在大多数时间中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态度，过去的历史学论述中大多将其归结于英国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或者将其视为德意志崛起和英国力量衰退的标志。但是通过分析当时欧洲国家的局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1815年以来，这是英国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上没有能够合作的强权。这使得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陆地军事力量的弊端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英国陆军的弊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显露无遗，同时需要在整个帝国驻军的安全需求使得英国根本没有兵力投入欧洲战场。
正因为其贫弱的陆军能力，帕默斯顿的欧洲政策经常被称为“恫吓”(48)。1863年，当普鲁士和俄罗斯镇压波兰起义时，英国只是进行了普通的抗议，并没有同意法国结成实质性的同盟的建议。可以说帕默斯顿对于英国的能力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地理位置，英国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不值得英国为此实质性地卷入欧洲战争。英国的退却也给自己的盟友留下了口实，执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正是以此来反对英国联合法国共同干预普奥战争的建议。此外，帕默斯顿及其后继的外交大臣无法在英国凝聚出一个统一目标，维多利亚女王因为家庭的原因而支持奥地利，但是英国政府中也同样不乏支持普鲁士的人士。
不仅德意志的事务错综复杂，英国在普法战争中维持中立的最重要的理由则是英国在当时认为法国才是英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如果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则可能对英国在欧洲的局势更加不利。所以战争初期普鲁士占优势时，英国国内反法国和同情普鲁士的情绪使得英国理所当然地选取了中立政策。此外，维也纳体系成为了英国政府中部分要员的一种制度依赖，斯坦利和格伦威尔作为外交大臣都认为维也纳体系将会成为一种能够自动达成平衡的体系，可以说英国缺乏力量也缺乏意愿干预这段时间内欧洲的局势变动(49)。
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在相当程度上使得英国开始审视自身的军事力量，英国意识到自己需要更新自己的军事力量。1868—1874年卡德维尔对英国陆军进行了改革。同时面对欧洲军事的改变，英国开始从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格拉斯顿通过同美国和俄国的谈判，撤回了派驻加拿大和阿富汗的军事力量来补充欧洲的军事实力。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认为格拉斯顿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英帝国的优势。但是1870年后英国外交的决策者都认为不管英国干预欧洲的程度为何，英国自身的安全更加重要，并且需要对于国家的欧陆政策有更复杂的设计。在新的环境下，英国外交进入了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双雄并立的时代。
格拉斯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回到了之前阿伯丁的立场上，因为英国军事实力的不足，所以与外国势力的谈判中更多采用“道德导向”的外交政策，更多体现出孤立主义的特色。亚当斯评价为：“虽然他身上存在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却能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品格的统一……在他一生中，他更像是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看待事物，而不是透过政治眼镜。”(50)他对待许多欧洲问题采用的方式是提出抗议。而迪斯雷利的外交方式则更像坎宁和帕默斯顿(51)，有着较为明显的利益边界，参与欧洲事务也更加积极。帕瑞将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增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保证欧洲大陆的现状；致力于击退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告知英国民众孤立主义的危害。(52)两种不同的外交风格虽有区别，但是都面对一个新的事实。欧洲局势的和平已经不取决于英国，而是取决于新生的德国的掌舵人。
法国的势力在拿破仑战争后遭到了极速削弱，新生的第三共和国需要花很大力气进行重建，其影响主要辐射欧洲以外。而面对当时欧洲最主要的东方问题，迪斯雷利和俾斯麦的合作似乎更加合拍，双方都在各自立场上希望能够干预巴尔干争端。俾斯麦将其视为对新生德意志帝国的威胁，而迪斯雷利将其视作扩大英国在欧洲影响的机会。迪斯雷利积极参与了1878年的柏林会议，并在其中充分施加了自己的影响，从而使其结果不仅满足了俾斯麦的要求，还深深地刻上了英国的印记(53)。迪斯雷利的成功代表了英国可以在尽量少干预欧洲的情况下达成对于欧洲的控制，付出的仅仅是利用英国海军施加一些威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迪斯雷利胜利的同时也是俾斯麦的胜利，此时英国的利益正好与德国一致，事实上，也正是在俾斯麦的号召下，才给了迪斯雷利这样的空间来发挥他的影响，换个角度说，俾斯麦也利用了英国的力量来控制奥地利和俄国。“但他（俾斯麦）说德国满足于现状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一个大国被紧密结为一体，而他本人在整个欧洲外交中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比起世界扩张，他的兴趣更多在于看到他所缔造的德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54)
1878年开始，格拉斯顿在中洛锡安地区发起了大规模选战，在选战中格拉斯顿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强调光荣孤立，强调英国应该以道德而不是以利益来处理欧洲国家的事务。支持他的人则是反对干涉的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以及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从1880年到1885年，格拉斯顿控制下的英国外交一直试图采用更加强调道德概念的“欧洲协调”。英国学者罗维指出，“虽然格拉斯顿对外交事务的观点与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有着显著不同，但是国内政治的掣肘使得两种不同政策执行起来区别并不大”(55)。当然，格拉斯顿这种更难捉摸的外交政策当然更难被归纳进俾斯麦的体系中。但是俾斯麦仍然需要和格拉斯顿合作来维持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直到19世纪结束，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如何应对俄国的扩张。19世纪80年代俄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扩张令英国深感不安，同时法国也因为对德国的不满而与俄国靠近。为了进行应对，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倡导英国与中欧国家结盟来进行制衡，1887年签订的《地中海协定》的本质就是抗拒俄国和法国对地中海现状的改变。这是英国在19世纪第一次与欧洲强国签订某种涉及英国在欧洲安排的条约，笔者认为这是英国逐渐涉入欧洲联盟体系的标志。
新崛起的德国直到俾斯麦去职之前的1890年前后，其外交政策都是合理而有节制的，核心思想在于维持德国崛起后欧洲的现状。俾斯麦的出现极大程度上稳定了欧洲的权力均衡，三皇同盟在实际上减少了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摩擦，并且使得巴尔干半岛的局势有所改善。而随着俾斯麦的去职，他较为现实的外交政策被更具野心的全球扩张政策所取代。与之相对的是，英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合作本身也缺乏基础，因为英国不像中欧国家那样直接受到俄国和法国威胁，俾斯麦虽然利用英国大半个世纪对俄国的恐惧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英国的谅解，但当欧洲的主要矛盾在1890年前后发生改变的时候，英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自己的外交立场。随着之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依次签订，英国已经把自己绑在盟友的车轮上，从而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可避免。
与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不同，19世纪英国外交史的研究仍然聚焦于精英阶层。当研究者研究英国在19世纪欧陆政策的演变时，将会发现两个最主要的宗旨贯穿整个英国19世纪的欧陆外交中：首先，不管历任政府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程度和强度干预欧洲大陆，英国始终参与了欧洲大陆的外交演变，是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有机部分；其次19世纪英国参与欧洲的程度是有节制的，英国的安全已经在18世纪得到了保证，英国始终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无论决策权在谁手里，他们都认清了英国自身实力的局限，并没有被目标和道德愿景冲昏头脑。但是从德意志帝国诞生开始，欧洲就不可避免地分为两大阵营，1890年后英国欧陆外交的政策实践则更多与世界大战相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期，虽然英国社会仍然弥漫着乐观的空气，但是欧洲大战的阴影也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