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海洋文明的空间拓展

近代欧洲各国的海洋策略及战争，归根结底是对利益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因此，尽管这种争夺最终指向了对他者的殖民，但不可否认的是，领导阶层能否看到海洋中蕴含的潜在机遇、能否以探险的精神介入和投入，成为不同国家发展轨迹相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探险意识，常常是一个民族能否率先吃到“螃蟹”的关键，而英国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凭借这种精神，使自己在许多方面成为世界近代历史的领头羊。正是基于德文郡近代工厂与工厂制度的初步建立与不断拓展，英国才能实现对于意大利与荷兰的超越，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的贸易网络和工厂。⁽⁷⁴⁾

可以看出，英国海洋策略不仅在时间上表现出了连贯的线性，亦在空间上表现出了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的“分叉发展”的质性。它进入欧洲舞台的其中一个具体表现是对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展开争夺和管控。13世纪以来，海峡群岛作为英国对法国战略实施的前沿阵地，始终得到英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一位议员便提醒国王：“维护海权……捍卫泽西岛和根西岛。”次年7月，爱德华三世宣布：“在考虑到我们热爱的、忠诚的泽西岛、根西岛、萨克岛和奥尔德尼岛一直效忠我们，为了保卫群岛，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尊严……所经历的种种，保证他们之前就享有的豁免权与特权不会改变。”爱德华三世的继任者重申了宣言，并继续授予群岛特有的权利。在亨利七世统治之前，英国将泽西岛、根西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统一管理，管理者被称为长官（Lord Bailly）。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泽西岛与根西岛的管控逐渐分离，双方各自的管理者被称为首领或总督（Captains and Governors）。行政管控职能分离之后，泽西岛和根西岛的主体地位逐渐突出，既有利于各行政区管控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加强对主岛附近的小岛屿和岛礁的开发和利用，在抵御法国和周边海盗入侵方面也将更具有灵活性。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晚期，英格兰已经加强了对海峡群岛的行政管理。这一时期，全民协作、特殊授权与精神鼓励是英格兰管控海峡群岛的有效措施。

作为英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和中介，17世纪时，海峡群岛已在北美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1664年3月12日，查理二世将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和特拉华湾（Delaware Bay）东侧之间的美洲殖民地授予其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其中便包括现在美国的新泽西州，该地以乔治·卡特莱特爵士（Sir George Cartaret）在1643—1651年管理过的泽西岛命名，意在回报查理王子在泽西岛寻求政治避难期间所受到的盛情款待。海峡群岛居民在早期直接参与了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根西岛的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曾参与北美早期殖民活动，并于1686年担任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总督。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莱利成为泽西岛的总督。在其任内，他着手发起了包括财产登记制度在内的改革。此后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根西岛上的皇家法庭垄断了应该属于代表大会（the “states” or representative assembly）的权力，除了有关每个职位人选的选拔与物资供应的投票，代表大会的职能实际上被暂停了。海峡群岛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往来密切的可靠证据还包括词语的使用，譬如“烟草”（tobacco）一词在法语中被称作tabac，海峡群岛居民则直呼为ptun，并沿用至今，而后者正是北美印第安已经消亡的某古老部落名称。⁽⁷⁵⁾

有学者指出，18世纪开始，英国主要沿两条线向海外进行扩张，一条线是沿着大西洋和非洲大陆向南部方向扩展；第二条线是从地中海，经“红海—亚丁湾”一线往印度洋和太平洋方向扩展⁽⁷⁶⁾，地中海军事基地的取得，为这种构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同时，遍布各大海域的港口基地也被陆续巩固或开发，北美大陆的纽约、波士顿、查尔斯顿和哈里法克斯（Halifax），加勒比地区的皇家港（Port Royal）、安提瓜（Antigua），亚洲的亭可马里（Trincomalee）等地都成为海军的停泊和补给之处。

整个18世纪，“表面上强大”的法国在与“看起来并不怎么强大”的英国的较量中，并没能很好地发挥优势，这使英国在世界范围内，一步一步地将法国的很多殖民地据为己有，令英帝国在海洋空间上取得了巨大的拓展。在弗农、乔治·安森（George Anson）、霍克等杰出将领的领导下，英国数次对法、西获胜，且将这种作战优势转化为了最终的胜势。在1761年6月之后，英国的海上优势已经基本确立。而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中，已经处于下风。⁽⁷⁷⁾仅从具体的损失看，在短期内法国的损失也许不是很大，因为英国毕竟也损失了不少物资和人员，但从一个民族的长远战略利益看，法国毫无疑问地拉开了与自己对手的差距。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法国割让加拿大全境和13个殖民地以西的法国领地给英国。在印度，法国只留下两个很小的贸易站，英帝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海洋霸权的获得，对英国发展所需外部环境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⁷⁸⁾另外，在英帝国及其竞争对手在北美、加勒比、印度等地鏖战之时，新的扩张机遇逐渐浮现。一直被称为“大南海”（Great South Seas）的婆罗洲，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以东、德雷克海峡以西的广大海域，随着安森和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等人的记述知晓于欧洲，也成为英帝国遏制西班牙的前线（new front）。以库克、班克斯、福斯特父子等为代表的英国探险家和航海者，在18世纪后半叶对太平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考察，到访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波利尼西亚诸岛，并与当地土著开展了深入交往和互动。⁽⁷⁹⁾第一帝国的后期正是“南海”（太平洋）时代序幕揭开的时段，对它的探索和介入将对帝国的未来转型及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这也对其他大洲的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https://www.daowen.com)

在东亚，英国是最早闯入中国南海的国家之一。英国不仅自己在中国领土上推行殖民主义，还由于东印度公司与英帝国、英联邦国家等因素，在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留下殖民主义的遗产，影响和破坏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主权。例如，英国人达瑞姆剖（Alexander Dalrymple）1784年撰写的《中国海滩礁列举》说，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伊通船长（Captain Eaton）在东经114°12′，北纬11°20′处发现了一片约1英里长的手帕状的沙洲，这是17世纪有关南海诸岛经纬度的唯一记载。《新东印度及中国航海指南》记载，1750年9月，英国的“约克号”经过昆仑岛进发到西沙群岛，沃德船长登上了位于北纬15°40′到16°之间的“英国滩”（the English Bank），又称中沙暗沙（the Macclesfield Shoal）。沃德船长对那里的地形、方位与流向等作了详细的研究与记录。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南海的介入较早地给中国海权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其基本方式是商业贸易、海洋岛屿测量与武力殖民扩张。⁽⁸⁰⁾

从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看，英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着这一模式：依靠海洋贸易发展自身，按照贸易原则调整国家的政治机器，为了增强贸易的实力而推动工业和技术革命，为了市场和原料而不断打击各种竞争对手，为了成功打击对手而强化海军的优势地位。尽管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的轨迹依然是连贯的。往往在一个阶段以后，英国的国家实力和地位会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在不到二百年的时期内，英国已经从一个原本的欧洲边缘国家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在世界各个海域都可以发现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军舰。⁽⁸¹⁾这些特质在18—19世纪前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时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海上权力在经历了巅峰后，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当时的欧洲形势纷繁复杂，各国利益纵横交错，很难说哪些国家是真正的“朋友”或“敌人”。对此，海军史学者苏米达（Jon Sumida）等认为，法国也是英国所不得不顾忌的国家，⁽⁸²⁾这种顾忌较之对德国更甚。从他担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1899）开始，费希尔本人一直都没有放松对法国的警惕，因为法俄的友好关系对英国来说有如芒刺在背，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又使情势变得更为复杂。不仅如此，位于英国东北方的挪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也一直在寻求国际认同，试图参与到北欧国际事务的语境和讨论中，这势必会影响到波罗的海（Baltic）周边已有的政治格局；俄国也可能趁势从中作梗，继续与英国在北欧、地中海乃至远东地区的利益产生摩擦和龃龉。因此，以当时的情况看，增加英伦三岛及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英国面临潜在冲突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及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