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海洋文明的时间推演
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英国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了国家独立，以议会为代表的国家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议会成为主权国家的化身。英国实现了领域国家（country，territory）、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政治国家（state，body polity）的基本一致，具有近代性质的英国主权国家便形成了。(57)陈晓律教授指出，现代的发达国家，都是曾经参与争夺制海权的国家，都是力图控制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国家。对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漠不关心、乞求和平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地成为了目前的世界强国。(58)
伊丽莎白初登王位时，英国国力疲敝，于是伊丽莎白便利用她的美貌，以婚姻作饵，周旋于追求者之间。除了自命不凡的西班牙腓力二世外，法兰西的阿朗松公爵、瑞典国王埃里克等王侯贵胄也都是伊丽莎白忠实的追求者，伊丽莎白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给予这些显贵们一些幻想，拖延他们侵略英国的可能性，但是最终谁也没有得到这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向全世界宣告：“我无须再觅佳婿成婚，因为我在举行加冕时，已将婚戒戴在了我国臣民的手指上。”这让腓力二世非常失望，也成为英西战争的导火索之一。(59)而另一导火索，则是以弗兰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为首的英国海军对西班牙船队频繁的骚扰和打击，这让西班牙有如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后快。
战争于1585年爆发，而其中最重要的格拉沃利纳海战发生于1588年。在这次战役中，英国舰队的参战舰只有172艘，含王室舰队34艘，以“皇家方舟号”（Ark Royal）为旗舰，德雷克支队（海盗舰队）34艘，伦敦支队30艘，其余数十艘皆为辅助舰只，担任运输补给任务。(60)是役，英军挫败了西班牙意图入侵其本土的计划，并迫使无敌舰队向北航行。当时的一幅名为《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的不列颠群岛海图》（Maritime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at the Time of the Spanish Armada）的地图，对无敌舰队的撤退路线作了清晰的标注。在苏格兰东北部海域，无敌舰队遭遇暴风雨天气，受到严重损伤，并最终无功而返。西班牙的铩羽和英国的胜利，首先为英国海员提供了宝贵的航海经验，同时也使英国人能够坚持私掠船行为反抗西班牙，并继续派遣部队援助腓力二世的敌人荷兰和法国。该事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无敌舰队的失败被视为上帝支持英国新教改革的一个标志。虽然这没有使西班牙一蹶不振，但英国海洋力量借此抬头，并不断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战争期间，伊丽莎白政府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大陆局势，目的在于实现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势力均衡，以维护英国自身的安全。大陆均势政策是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以来始终推行的外交政策。事实证明，伊丽莎白政府的政策保证了英国的安全，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国家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后来英国海上帝国的形成积蓄了力量。(61)其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海外殖民地所蕴藏的巨大财富。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廷臣沃尔特·莱利（Walter Raleigh）在其著作《发现圭亚那》中记述道，他曾鼓动伊丽莎白女王积极投身美洲的殖民活动，并断言这些地区和他“眼下发现的帝国足以使女王陛下和她的整个国度拥有足够的财富，远超西班牙国王在东、西印度群岛占有的财富总和”。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女王陛下能抢在西班牙人之前在美洲建立一个热带帝国，得到的收获如果少于他在书中呈现的前景，那么他宁愿失去女王的恩宠甚至生命。(62)
时至18世纪，英国向外争夺海上霸权的步伐日渐加大，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英国海军都对海洋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就已“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63)英国夺得了直布罗陀（Gibraltar）、梅诺卡岛（Minorca）等要塞，对其宿敌法国、西班牙的后方形成了威胁，并以此为根据，徐图地中海周边的广阔区域和重要航线。当代海洋史家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将18世纪英国的对外策略定义为“系统的野心”（a system of ambition）(64)，或部分出于这样的考量。18世纪初，英国在北方海域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囿于海上力量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它没能对俄国崛起进行有效的回应。(65)
在经历了短暂而零碎的和平时期后，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18世纪英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之一。1739年，西班牙对英国船长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惩罚最终导致“詹金斯之耳”（War of Jenkins' Ear）战争的爆发；1740—1744年，英国海军军官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在连遭恶劣天气和突发疫情的情况下，最终远赴亚洲，劫取一艘西班牙马尼拉帆船（Manila Galleon）并顺利回国，这鼓舞了英国社会的作战热情。1756年，海军将领约翰·宾（John Byng）在梅诺卡岛附近海域被法军击败，导致了这个关键要塞的易手，也令英国在“七年战争”初期受挫。1759年，爱德华·霍克（Edward Hawke）领导的英国海军在基伯龙湾（Quiberon）击溃法国舰队主力，令后者再也无力反扑。英国因之取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身的海洋权力。(https://www.daowen.com)
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在第二次百年战争（1689—1815年）中获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全欧甚至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同时，英国海军亦毫无疑问地取得了全球性的海上霸权。英国的强大，配合英国庞大并成熟的工业经济，使它成为首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并使欧洲在未来100年迎来了不列颠治世的和平时期。虽然战争的结束令英国的海上权力得到了巩固，但这当中也潜藏着一定的逆流。例如，战事的结束意味着国家不再需要建制过于庞大的军队，许多海员和军官面临着被裁汰的结果。
1815年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结束，是风帆时代的最后40年，也是钢铁时代来临的前夕。此间，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舰队，但却没能制造和编入足够的蒸汽舰船，这也是为何在1815年后，皇家海军会从“打不败的舰队”向“敌人不会冒险进攻的舰队”转向。虽然它的战舰配置已达到了风帆时代海军的巅峰，但在装备的革新方面依然是滞后的。(66)自19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海上优势地位不断受到欧洲强邻的挑战。首先是德国开始在海军领域奋起直追，试图缩小和英国之间的差距。在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主政德国海军期间（1897—1915年），德国海军发展势头迅猛，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在体量和技术上都取得了突破；面对德国的追赶，英国也不遑多让，两国之间的海事竞争遂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到一战当中。
英国在1889年通过的《海军防务法案》（Naval Defense Act）中，明确规定要实行“双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其时主要是针对法、俄两国海军；在德皇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67)提出后，德国以更为迅猛的势头扩充海军力量，成为英国海权最大的威胁(68)，其发展海军的决心和速度均远超英国意料。1898年，德国《海军扩军法》（German Navy Law）首次出台，计划在1904年底建成11艘战列舰（battleship）、12艘大型巡洋舰（large cruiser）、17艘小型巡洋舰(69)，若能完成，这对于英国海军来说将是一支劲敌。无独有偶，在一封1898年由英国驻柏林使馆专员发出的信件中，也提到德军高层也在密切关注英国的动向，并时有反英趋势；并且，入侵英国的事宜也“并非不可能”(70)。在1900年颁布的第二次《扩军法》中，德方扩军的心迹开始昭彰，这次的方案也更加长远。它计划于1917年共拥有40艘一级战列舰，并且将制造一艘一级战列舰的期限定为3年。于此，时任海军情报部（Nav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首脑的卡斯坦斯（Reginald Custance）少将曾在一份会议记录中写道：“显然，我们必须做出些回应了。”
当时，德国的心迹和行为已部分地见闻于英国军方。1904年，约翰·费希尔爵士开始担任海军大臣（First Sea Lord）后，也准备实施一系列计划加以应对。他的首要任务是对海上军事存在进行力量重组。(71)当时英国的舰船散布于世界各地，拱卫帝国利益；而在当时，德国海军历经数年发展，此刻正逐渐成为心腹之患，甚至还可能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因此，费希尔的第一步就是将更多以驱逐舰（destroyer）和部分潜艇（submarine）为主(72)的“轻型舰队”集结于本土及周边海域，保障核心地带的安全。1902年，为了容纳更多的战舰，在东海岸的福斯湾建造新军港的事宜也被提上日程。(73)这些都是英国为延续其海上霸权所进行的奋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