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海洋文明的性质与形态之变

三、近代英国海洋文明的性质与形态之变

英国对外海洋策略的历史具有较复杂的性质和基本形态。为了全面考察这一问题，殖民主义（colonialism）视角居于一个显要的地位。马克思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做过真理性的判断，他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⁸³⁾以印度为例，可以看出，英国的对外政策与海洋策略，其本质都是殖民主义的，而殖民主义根本、普遍的特征是破坏、征服与掠夺。⁽⁸⁴⁾因此，无论英国海洋史多么辉煌、多么充满着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或者在无意中给被殖民人民带来过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它的殖民主义内核都是不会改变的。

18世纪以来，“效忠王室”在英国社会思想中居于较为显要的地位。从18世纪初全国对安妮女王的效忠，到汉诺威王朝时期不同政见者将“效忠王室”视为一项由来已久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英国民众所倾向的政体，接近于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说的“规范的君主制”。即便是到了“动荡”⁽⁸⁵⁾的18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由民族国家发展为帝国的分水岭⁽⁸⁶⁾时期——不同政党或派别的政见出现杂糅和分歧，但是在国防和对外作战重要性的认知上，他们都有着近似的看法，即对外战争的军事存在和支出应保持稳定，以捍卫王室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海军依然是防务的关键以及商业贸易的守护者，其体量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1715年，英国拥有182艘300吨级船只；1745年是171艘，到1780年增加到228艘⁽⁸⁷⁾；战列舰数量上，英国在1756年拥有130艘，同期的主要对手法国为45艘⁽⁸⁸⁾。对于船只高额的投入和维护费用是英国海外扩展和贸易的保障，正如1728年英国下院议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所评论的：“因为海军和贸易，英国才成为一个强大的、令人羡慕的国家。”⁽⁸⁹⁾计秋枫教授亦曾指出，光荣革命之后的18世纪之所以成为近代英国崛起的起点，最主要的理由是此后英国的壮大呈现出连续性和加速性，这与此前英国时断时续的“偶尔辉煌”大为不同。⁽⁹⁰⁾而建制庞大的海上军事存在无疑是18世纪英国制霸海洋的最重要保障。

18世纪及其前后的国际关系史，也正是英国和西班牙、法国等不断缠斗的历史，欧洲长期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中。1739年，“詹金斯之耳”战争打响，随后是1740年开始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短暂的平静之后迎来的是1756年爆发的英法七年战争。在这20余年中，英军在世界范围内作战，其时段之久、战线之长，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后两场战争中，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之外的力量发展。事实上，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与西班牙以及与法国之间的战事都爆发于欧洲战事开始之前，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欧洲，扩展到全世界。英国不仅通过七年战争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的几乎所有殖民地。⁽⁹¹⁾同时，公众的期望不再满足于官方的一面之词和动人许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经验和现实的角度思考。对于海洋问题，官方的引领固然重要，而客观形势和时局的嬗变则更易激发公众的情绪。正是在这种几方多维互动和作用下，英国社会对海洋的关注和探索被不断地推进。据记载，当1739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全城万人空巷，市民们对此表达了热烈的期待，连教堂也多次撞钟，以示庆贺。

18世纪英国在海洋事务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政策宣传注重“感召”与“号召”的结合，也即一种有效的“情感布道”。与法国“取得荣耀”的出发点不同，英国的海洋事业发展让普通人看到“致富”⁽⁹²⁾的希望，而这才是更实际、更符合人性的。1755年英国发布的一项有关赏金的政令中明确指出，所有捕获法国或其他敌国船只所获得的奖金将被指挥官们均分⁽⁹³⁾，继而发放给各自下属的一般海员或士兵。赏金的激励使得官兵士气高昂，进而保持较好的战斗力。同时，这一时期的海事宣传也注重唤起公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全社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官方的文件、书函等，措辞考究，极力营造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感。同时，突出国王、王室在历史沿袭、民族认同中的象征意义，将“国王的敌人”（his Majesty's Enemies）⁽⁹⁴⁾和“英国的敌人”等同起来，这就更易于唤起民众的爱国之情，炮制出一种狄金森所谓的“优越性神话”，获得广泛的舆论支持和潜在兵源，利于战争的持久进行。

发轫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为海洋军事的发展提供了划时代的机器与动力，人力由此得以部分解放。不久，蒸汽机开始被投入到海运和海洋贸易中。在蒸汽战船大规模使用之前，一种利用机械动力行进的明轮船（paddle steamer）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近海贸易中。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军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战舰如何能不受风力的左右而开展行动，蒸汽驱动的战舰遂开始崭露头角，时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Lord Melville）也对舰船的升级工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英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基本实现了工业机械化，并建立起了机器生产的工厂制，种种成就昭示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英国在工业上的优势并未能迅速体现在军事上，相反，它在不少军事领域的革新进度都要落后于其他国家。例如，在枪炮方面，1821年，一位法国炮兵军官发明了杀伤性强于实心弹的爆破弹，并首先装备法国海军；1846年，意大利少校卡韦利制造出第一门后膛来复线火炮；水面舰艇方面，1813年，美国人富尔顿建成了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英国则要晚了14年。1837年，瑞士人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推进器，并帮助美国建造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舰——“普林斯顿”号。⁽⁹⁵⁾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并没有借工业革命之东风大力发展军工，反而在许多领域被他国反超。对此，有学者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https://www.daowen.com)

其一，英国军方对战争认识没有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而出现了滞后现象。“同今天一样，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做出科技方面的正确决策，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海军规划者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皇家海军强烈抵制巨大的海军革命所带来的装备变革。”因为“英国海军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就得到确保的世界第一的地位，所依靠的是帆船和帆船上作战的战术”，所以英国海军部在1828年备忘录中写道，“采用汽船是要给帝国至高无上的海上地位以致命的打击”，在发展蒸汽舰方面较为犹豫。理查德·汉姆伯（Richard Humble）认为，这是“海军自身以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对变革的洪流作出反应”，但是这种“谨慎”在客观上造成了英国在海军技术方面的落后。⁽⁹⁶⁾

其二，其他国家从此前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不断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卷土重来，重新竞争海洋权力。这里特别应指出的是法国和俄国。法国工程师和政治家一再希望用划时代的新舰艇设计来打倒英国的海洋霸权，有两次他们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一次是在1850年，“拿破仑”号蒸汽舰下水；另一次是在1858年，“光荣”号铁甲蒸汽舰下水。俄国当时亦在追逐海上强国之梦，虽然其海事技术较为落后，但仍然以大量进口武器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逐渐在黑海占据优势。这一时期英国海权的特点使其拥有现实的区域性海洋霸权，而全球性海洋霸权，如果说有也只是威慑性的。1840年入侵中国时，英国海军在积极布防的广东并没有占得多少便宜，只得通过威胁京畿来达到目的。由此可见，它对亚洲海域的威慑大于实际控制，而只是在欧洲享有现实的海洋霸权。⁽⁹⁷⁾

有学者指出，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以每年平均1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张，英帝国从无形超大帝国向有形帝国转变。虽然它的最终解体没有在这个阶段发生，但种种迹象已表明，失去了海上力量方面绝对优势的英国，将在此后面临来自他国的更大挑战。

纵观1588年以来英国的海洋策略和动向，可以看出，以海岛与海疆为主体的海洋发展战略对于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即便是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历史时期，也绝不动摇，在整个近现代史上，英国对岛屿、海疆的严密操控始终如一、毫不放松。⁽⁹⁸⁾同时，英国海洋发展的历史还说明了物质、人力的重要性，正是通过战舰的升级、人员管理、训练和培养体系等方面的进步，其海上力量才能处在世界前列。当然，在19世纪登临实力的巅峰后，它却一度放缓了前进的脚步，并被竞争者不断环伺、追赶；在冲突大规模爆发之际，它虽然也展现出了实力，但与其如日中天时的统治力相比，终究不能同日而语。但也应注意到，海上力量是争夺海权和维持帝国的重要依靠，却也非唯一影响因素。郭家宏教授认为，主权国家的概念与思想深入帝国，造成了英国本土与其他殖民地间的分裂，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促使英帝国最终解体。同时，英帝国体量过小，军队、资源、人口与国土面积的数量均无力维持庞大帝国的运转。另外，在帝国实力到达巅峰后，生活水平的上升削弱了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从而失去了维持帝国的精神动力；运转良好的帝国内部贸易，也使英国失去了与对手竞争的机会。因此，近代英国海洋权力的获取、鼎盛到衰落的发展历程，值得后来者的发掘和深思。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殖民主义是贯穿近代英国海洋史及其海外策略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学术研究中，须以理性、客观的立场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