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宗教的危机
19世纪是英国的改革年代，三次议会改革后，英国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获得了选举权，从此，他们可以利用自己选举的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19世纪70年代的《公共卫生法》《工人住宅法》《工厂与工作场所法》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以及福利进行了规范；同时，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会承担起帮助工人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互助福利、扶助老弱病残寡的责任。这些改革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政治地位，而且完善了社会服务，原来很多属于教会管理的事务，现在被不同的社会机构和组织所取代。从这个意义说，教会启蒙人们的思想，促进慈善的扩大，加快社会改革，其结果教会却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
根据1851年官方宗教调查，40%的英国人不再去圣公会的教堂。虽然出席教堂的人数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宗教感情，但是，这一结果仍然令人震惊。对于宗教虔诚者来说，出席教堂的人数太少了，特别是在人口增长较快的地方，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和伯明翰（Birmingham）；反对圣公会的人们则从调查中得到安慰：圣公会教堂的根基已经动摇，其他教会吸引民众的能力几乎可以与圣公会比肩，如果星期天出席圣公会教堂的人数为380万，那么出席其他教堂的人数就会达到350万，而且大的工业中心，圣公会的成员更是少数。(73)1904年伦敦地区的调查显示：伦敦郊区有一半的人口去教堂，但是在市中心却不到1/3。
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不得不在教堂开展各种与宗教有关的（很小的关系）辅助性的活动，包括社会体育活动、一年一度的旅行、青年组织等方面。这些活动既增加了教堂的收入，又为人们的休闲提供了空间。有些教堂甚至允许管乐队、歌唱、灯笼展、魔术、杂耍、口技等表演。无论教堂的辅助性活动是否意味着教堂的衰落，教士们始终明白：那些为了娱乐进教堂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慈善一直是教堂应尽的责任，但是，现在这些活动更多地强调社会道德，而不强调灵性的教导；更多地强调社会的救赎而不是灵魂的拯救。换言之，教会更重视社会问题，缺乏精神的培养和教导。19世纪晚期出现的基督教组织，更具备这些特点，如“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朋友社”（the Society of Friends）等。
19世纪后期，宗教不再是个人私密的内心体验，而是培养个人的政治和社会态度的温床。一些基督徒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宗教失去了原来的纯洁性。圣公会中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从国教者”中大多为保守主义者（主要是卫斯理宗）。但是，在投票中则出现意外的结果：多数国教徒投保守党人的票，多数“不从国教者”投自由党人的票。教士们直接将宗教理念注入政治实践中，公开支持某一个党派，如多塞特（Dorset）的牧师赫斯特（F.Hirst）所述：“在每一次选举中，耶稣都在现场……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就是投给耶稣基督自己。”(74)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与英格兰相似，在苏格兰，“联合长老会”（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自由教会”（the Free Church）的成员支持自由党，而圣公会倾向支持保守党，但是，自由联盟主义者（Liberal Unionism）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在爱尔兰，《爱尔兰自治法》（the Irish Home Rule）以后，爱尔兰人修复了与英格兰“不从国教者”的裂痕，一起支持张伯伦。
在所有基督教的派别中，天主教是最古老的派别，圣公会次之，“不从国教者”是最新的成员。但是，到19世纪晚期，各派对于饮酒、娱乐和安息日的态度，则出现倒转。以爱尔兰人为主的天主教信徒对烈性酒、跳舞、安息日弥撒后的世俗娱乐持放松的态度；圣公会对这些问题也有一定的弹性，并不完全禁止；但是，“不从国教者”则坚决反对饮酒、反对大众娱乐，坚持守安息日。尽管理性的娱乐主义者加强了在城镇的活动，使一些公共公园，甚至艺术展览在星期天正常开放，然而“维多利亚时期安息日的实质仍然被保持到20世纪”。(75)
宗教节日的世俗化是19世纪英国宗教文明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最典型的是圣诞节意义的变化。18世纪初，圣公会庆祝圣诞节的宗教意义是赎罪，鼓励人们对于耶稣生日的情感反应。(76)到19世纪，圣诞节神学意义开始转变，从救赎的情感到纪念耶稣的道成肉身，并转变为一种家庭情感和团结。家庭是快乐、悲哀、愉悦和痛苦的中心，家庭有成员生命的呼吸，有孩童的记忆。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带来永恒的快乐，只有被上帝认识并得到荣耀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所以，19世纪以后，圣诞节不仅具有庆祝耶稣诞生的宗教意义，而且具有家庭成员团聚的社会意义。
近代英国宗教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狂热到冷淡，从复苏到危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圣公会始终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持主流宗教的地位。但是，圣公会付出丧失宗教独立性的代价，沦为政治的工具。“不从国教者”作为新的宗教力量，在追求宗教纯洁性中后来居上，成为引领民众宗教生活的精神指导，不仅吸引新的信徒，而且归化了一些国教徒。天主教徒虽然获得解放，取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仍然受到大众的歧视和迫害。
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圣公会由于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抵制，“不从国教者”也没有因为追求纯粹的宗教使人们趋之若鹜，天主教更是小众的信仰。这种宗教的危机与英国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首先，工业化和宪章运动提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他们把许多要求都寄托在政府的政策上，认为只要在议会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就有表达诉求的机会，就能改变自己的境遇，三次议会改革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其次，19世纪是英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年代，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而且也改善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工厂立法、儿童保护法以及工会运动的开展，使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社会福利以及互助济贫等方面都有了世俗的依靠。最后，宗教本身提倡个人的内心体验，当人们越来越注重世俗的生活时，人们不太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暂时看不见的恩典之上；同时，宗教对于人们道德行为的约束也使人们觉得失去太多的自由。总之，政治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完善，解决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难题，替代了教会的作用；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的世界，不再关注灵魂拯救，是导致英国基督教危机的根本原因。
(1) 张绥：《基督教会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339页。
(2) 清教是16世纪60年代在国教会内部出现的新派别，70—80年代清教徒人数增加，并脱离国教会，建立独立的宗教组织。80年代，清教徒分为两大派别：长老派和独立派。前者要求对圣公会进行加尔文主义的改革，主张君主立宪，在革命期间与保王党勾结，代表上层贵族的利益。后者主张建立独立的教会，反对教会从属国家政权；主张共和政体，代表中小贵族和乡绅的利益。16世纪末受到政府的迫害，进入低潮状态。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清教徒移居荷兰，后来更多的人迁往北美殖民地。
(3)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80页。
(4)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82页。
(5) S.R.Gardiner，History of England，1624—1628，Vol.I，London: Longmans，Green & Co.，p.178.
(6) James Spedding，Robert Leslie Ellis，Douglas Denon Heath（ed.），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XIV，London: Longmans，Green，Reader & Dyer，1874，p.448.
(7) 英格兰天主教徒在议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家属，阴谋暴露后，为首者被处决。
(8) ［英］肯尼思·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5页。
(9)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87.
(10)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92.
(11)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92.
(12)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93.
(13)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07.
(14)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200.
(15)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1，p.189.
(16) 加尔文宗在教义上强调因信称义，信的本质是相信通过基督获得恩典；传播福音是教会的职责；《圣经》是福音的见证。在宗教礼仪方面，反对祭台、圣像和祭礼；不承认圣餐中有耶稣的肉和血，但是承认耶稣血和肉的大能。教会组织采用长老管理制。
(17) T.L.Underwood，Primitivism，Radicalism，and the Lamb's War: The Baptist-Quaker Conflic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0.
(18) 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1，p.195.
(19)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20) Alan D.Gilbert，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Britain，London: Longman，1976，p.5.
(2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22) Godfrey Davies，The Early Stuarts 1603—1660，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37，p.76.
(23) 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英国辉格党政治家，通常被称为第一任首相。1701年进入议会下院，曾任陆军大臣、海军司库等职。乔治一世即位后，1715—1717年任财政大臣。1720年以机敏的手段处理“南海泡沫危机”，再次成为财政大臣。由于他任职达21年，成为事实上的首相。后因发动“詹金斯之耳”战争遭到下院反对，1742年辞职。
(24) Basil Williams，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2，p.79. 见G.N.Clark（ed.），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25) Basil Williams，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2，p.81. 见G.N.Clark（ed.），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26) Basil Williams，The Whig Supremacy 1714—1760，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2，p.77. 见G.N.Clark（ed.），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27) Rupert Davis，Methodism，London: Penguin Books，1963，p.16.
(28)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44页。
(29) J.A.I.Champion，The Pillars of Priestcraft Shake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Enemies 1660—173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78.
(30) Stephen Taylor，“Whigs，Tories and Anticlericalism: Ecclesiastical Courts Legislation in 1733,”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9，pt.3（2000），p.332.
(31) Stephen Taylor，“Whigs，Tories and Anticlericalism: Ecclesiastical Courts Legislation in 1733,”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9，pt.3（2000），p.333.
(32) J.A.I.Champion，The Pillars of Priestcraft Shake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Enemies 1660—173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91.
(33) Stephen Taylor，“Whigs，Tories and Anticlericalism: Ecclesiastical Courts Legislation in 1733,”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9，pt.3（2000），p.335.(https://www.daowen.com)
(34) Stephen Taylor，“Whigs，Tories and Anticlericalism: Ecclesiastical Courts Legislation in 1733,” Parliamentary History，Vol.19，pt.3（2000），p.335.
(35) 王勇：《约翰·卫斯理与卫斯理运动的兴起》，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11页。
(36) L.Tyerman，Life and Times of the Rev. John Wesley，Vol.I，New York: Harpers & Brothers，1872，p.62.
(37)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
(38) ［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39) ［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40) 《圣经·哥林多前书》9：19。
(41) A.D.Gilbert，Religion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Church，Chapel and Social Change 1740—1914，Longman，1976，pp.30—31.
(42) 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英国教士，福音传道者。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深受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加入英国国教内的卫斯理运动中。1736年被任命为执事，1739年为牧师。他曾两次前往北美传教，使宗教热情席卷殖民地，从而成为美国大觉醒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43)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0. Peter Jupp，British Politics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Duke of Wellington's Administration，1828—1830，Macmillan Press，1998. T.A.Jenkins，Sir Robert Peel，Macmillan Press，1999.
(44) Boyd Hilton，The political arts of Lord Liberpoo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88），pp.147—170.
(45) J.C.D.Clark，English Society 1688—183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409.
(46) 丹尼尔·奥康诺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领袖。1823年创建天主教徒协会，为天主教徒获得选举权进行斗争。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通过以后，领导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1835年支持推翻皮尔的保守党政府；1840年创建“取消合并协会”，要求废除1801年的英爱合并法。后因与青年爱尔兰党发生冲突，导致协会分裂。Oliver MacDonagh，The Life of Daniel O'Connell 1775—1847，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1. James Kell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eland，vol.iii 1730—188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47) J.C.D.Clark（eds），English Society 1660—183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32.
(48) Linda Colley，Briton: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329.
(49) 高教会派：基督教圣公会中的派别。与“低教会派”对立。17世纪末产生于英国，坚持在教义、礼仪和规章等方面更多地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权威地位。
(50) J.Stevenson，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New York: Routledge，2013，p.279.
(51)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83.
(52)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83.
(53) Oscar Sherwin，John Wesley: Friend of the People，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61，p.39.
(54)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3.
(55)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 Arthur Burns，“English ‘church reform’ revisted，1780—1840,” in Rethinking the Age of Reform Britain 1780—1850，ed. Arthur Burns and Joanna Inn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36—162.
(56)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
(57) B.I.Coleman，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0，p.7.
(58) Sheridan Gilley & W.J.Sheils（eds.），A History of Religion in Britain: Practice and Belief from Pre-Rome Times to the Present，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4，pp.281—282.
(59) 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824年领受圣公会牧师职，1828年任牛津大学玛利亚学院代理牧师。1833年基布尔发表“举国背道”演讲后，开始出版《时代书册》，到1841年已经有90本。1845年，纽曼放弃英国国教，转投罗马天主教。Ian Ker，“Newman，John Henry[St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2020.
(60) ［英］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4页。
(61) “公教”是指罗马天主教，这里的“公教性”是指天主教的某些特点：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认为圣事（洗礼、圣餐、坚信礼、告解、神品、婚礼和终敷礼）为基督所制定，必须遵守；要求教士独身；提倡隐修等。
(62) 低教会派：基督教圣公会中的派别。与“高教会派”对立，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反对保持天主教传统，主张简化仪式，贬低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的祭司职能，否认“圣事”的重要性。
(63) ［英］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
(64) Eric Hopkins，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15—1945，London: Edward Arnold，1979，p.18.
(65)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
(66) A.D.Gilbert，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Church，Chapel and Social Change，1740—1914，London: Longman，1976，p.42.
(67) A.D.Gilbert，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Church，Chapel and Social Change，1740—1914，London: Longman，1976，p.41.
(68)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
(69)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5.
(70) W.M.Patterson，Northern Primitive Methodism，London: E.Dalton，1909，p.70.
(71) C.J.Hunt，The Lead Miners of the Northern Pennines，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0，p.221.
(72) W.Runciman，Collier Brigs and their Sailors，London: T.Fisher Unwin Ltd.，1926，p.80.
(73)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84.
(74) A.K.Russell，“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06,” D.Phil. thes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1962，p.388.
(75) Norman McCord and Bill Purdue，British History 1815—19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517.
(76) Nail Armstrong，“The Christian Season and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ngland，c.1870—1914,”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Vol.62，2011，pp.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