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牛津运动

19世纪初，卫斯理宗得到极大的发展，其教义和传道方式吸引部分国教徒的改宗；政府对于圣公会的特殊待遇使“不从国教者”处于被歧视的状态；圣公会教士向心力不强，自由神学猖獗，教会无力招架，人们对圣公会的怨愤有增无减。一些保守的国教徒感到，圣公会的根基正在动摇，他们开始提倡重新确立国教会的权威，反对世俗政权干预教会事务，要求恢复教会的传统和礼仪。

牛津大学的理查·弗劳德（Richard Froude）、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⁵⁹⁾、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和爱德华·布弗里·普西（Edward Bouverie Pusey）等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上述要求。他们领导的这场运动被称为“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在运动期间，领导者发表了一系列最终汇成《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的小册子，亦被称为“书册运动”（The Tractarian Movement）。

1833年，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大学作了“举国背道”（National Apostasy）的布道，认为政府完全抛弃了救赎的原则，篡夺了主教属灵事务的权力。他指出：“国教是很多派别中的一个，至于它似乎仍然可以保持任何突出的地位，则纯粹取决于它在国内有一个强大的党这类偶然事件。”基布尔反对政府干预宗教事务的布道，拉开了牛津运动的序幕。

牛津派不承认《圣经》至上，认为唯《圣经》至上就是将解释《圣经》交给个人判断，必然导致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牛津派认为《圣经》可以通过圣徒的传递进行解释，因为教会的传统具有上帝赐予的无误的解释。自身的体验和理性等内在的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外在的手段同样重要，那就是“现存的教会、传统、普适性、学术、古代遗产以及全部的信仰”。⁽⁶⁰⁾

牛津派强调圣公会的公教性⁽⁶¹⁾，认为必须继承“使徒传统”，坚持以《公祷书》作为信仰和崇拜仪式的准则。他们抵制“低教会派”（Low Churchmen）⁽⁶²⁾的自由主义倾向，要求恢复17世纪“高教会派”（High Churchmen）的特点。理查·弗劳德甚至主张恢复天主教会的各种习俗：禁食、教士独身、隐修等，试图用教士禁欲主义的行为，提高圣公会的威望，重塑圣公会的形象。

在教义和礼仪方面，该派认为，基督教的圣事不依赖人的主观感受，而是“被神所指定的恩典之工具”。⁽⁶³⁾因此，洗礼、祷告、忏悔、善行以及赎罪都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礼仪。同时，牛津派还注重教堂的装饰、布道时的声调、礼服的穿着，特别注重圣歌的演唱，故有崇礼派之称。(https://www.daowen.com)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纽曼提出信仰先于理性，人的理性不能独立地意识属灵的存在，灵性超越人类的能力。只有借助宗教，人类才能理解灵性。因此，信仰先于理性，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让在本质上超越并独立的启示教义服从人类的判断。

在国家与国教圣公会的关系上，牛津派认为，现在英格兰国教的本质是：联合王国将国内的“权利和特权”赋予一个教会，但这些权利和特权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了相应的、不可避免的“约束和限制”。换言之，牛津派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涉，要求教会独立于政府。牛津派认为国教仍然可以与政府保持法律上的关系，但是，教会不能代表国家，国家也不能代表教会。即使国家不给国教会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双方的关系仍然存在。

1841年，纽曼在第90本书册中完全用天主教的观点解释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引起了牛津运动的分裂。随后，运动由普西领导，继续推行圣公会的天主教化，坚持提倡恢复传统教义和高教会派礼仪。1845年，纽曼和他的追随者改宗天主教。

牛津运动的初衷是保持圣公会的特点，反对世俗权力干涉教会。但是，其提倡恢复天主教的礼仪和习俗，使之变成了一场“安立甘天主教运动”。牛津运动的领导者提出了恢复许多天主教的习俗，与当时人们反对天主教的情绪相悖，这场怀旧复古的文人运动，导致了圣公会和“不从国教者”中的福音主义者（Evangelicals）的联合，他们于1846年建立了“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捍卫新教的传统，反对天主教复辟的危险，牛津运动在历史潮流中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