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治下的英国社会（1951—1964）

正如选举结果所表明的那样，1951年的英国处于深刻的分裂和不平等状态。工党已经开启但却未完成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对于保守党来说，未来的选择空间是广阔的，他们可以朝着相同或不同的方向进一步发展。50年代的英国以沉闷的保守主义文化而知名，这种文化被“家庭价值观”和性压抑所主导，“男性养家”模式将女性限制在家中，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英国女权运动的最低点”⁽⁴⁴⁾，在这前所未有的“富裕”社会中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同样令人质疑的是，这段时期被描述为“黄金时代，一个在不断经历幻觉、被痛苦打碎、摇摆不定的60年代之前的更加纯真的年代”。⁽⁴⁵⁾当然，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英国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渐进式文化变革，尽管这些变革比一些人期望的要小，却也激发了另一些人的强烈抵制，并预示着更大的变革即将发生。

从政治上来说，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工党和保守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政治“共识”期，因为在一个已然复苏的且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中，保守党面临着延续英国从大萧条和战争中不断成功复苏的挑战。两党之间的分歧确实不像之前或之后几十年那么尖锐，尤其是因为保守党知道，在1951年凭借微弱优势战胜工党之后，他们必须吸引更多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选民。但党派之间以及保守党内部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特别是在国家对经济规划和管控方面以及在福利供给方面。随着5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滑坡并落后于竞争对手的迹象，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保守党治下的13年，福利制度得以幸存，因为它很受欢迎，这让一些政府支持者感到遗憾。但福利制度并没有像工党希望的那样继续扩大，而且很多改革都委派给了私营部门。在英国国内，两党的长期规划也不一样，在塑造社会和经济以及处理主要的不平等问题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即都支持在英联邦内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独立，同时保留这一独特的国际体系，旨在维持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50年代这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领域问题。

1950年至70年代初，尽管时有波动，但总体而言，英国的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之前或之后的年代表现得更好。但从整体上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的竞争对手，包括德国、法国和日本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表现得都优于英国。英国在产业升级或向新的现代化的制造领域多样化发展方面失败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制造业出口份额从1950年的25％下降到1960年的16.5％，与此同时进口却在增长。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经济已经像其竞争对手那样实现了现代化，保守党政府也并没有尝试现代化发展，除了一些滞后的或是偶发的情况。这种停滞与发展交替的财政与预算政策十分具有破坏性，因为这种经济政策更多的是受到竞选周期的影响而不是出于真正的经济发展的需要。(https://www.daowen.com)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未显著缩小。尽管妇女不断抗议，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依然严峻。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这个不安定的社会，种族不平等和紧张关系也在加剧。在中产阶级扩大的同时，体力劳动者仍然占大多数。1951年至1957年间，白领就业增加了50万人，他们对社会流动的贡献要大于对教育体系的贡献⁽⁴⁶⁾。国家福利总体而言没有变化，但有一些方面被削弱，包括对医疗服务的收费的上涨和公共住房质量的降低，而且整个体系并没有得到显著发展。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守党都是尽力鼓励私人而非公众社会来提供福利。住房建设中，私宅的建设比例在增加。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财政部和一些保守党后座议员抱怨国家对住房贷款人和房贷提供者的补贴程度太高。1959年，英国住房大臣亨利·布鲁克在伦敦的布莱克希斯自豪地为战后建造的“第一百万个”私人住宅剪彩揭幕。保守党一直以来都认为推进住房私有化的做法会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投票。进一步私有化的抱负，特别是在卫生服务领域，受到了公众舆论和专家建议的制约。尽管相比1951年，1964年花费了纳税人更多的钱，但是国家福利政策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⁴⁷⁾

战后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常常被描述为“已达成解决方案”。但到1964年，眼前的和未来的发展轨迹还远未达到解决状态。在政治领域也并未达成“共识”。尽管极端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倡导者受到了选民的制约，但是工党和保守党在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关键领域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个年代的社会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沉闷和保守。英国文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而这也预示了未来的变化，对于文化保守派而言，这样的变化令他们感到惊恐，而对于反对他们的激进派批评家而言，这样的变革却令他们感到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