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撒切尔(1979—1990)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铁娘子”撒切尔(1979—1990)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的胜利在英国社会和政治中产生了战后最为激进的突破。尽管与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派使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式,撒切尔仍然挑战了英国文化和传统的众多方面。她比任何以前的保守党首相都表现得坚定,她的目标是消除福利国家和集体社会责任,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发展各个领域的私营企业,“削减”自1945年以来的政府干预行为,在实践中,通常利用和加强中央国家机制。

在她担任首相直至1990年期间,贫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加剧。高收入和财富达到以前无法想象的高度,然而自战争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加上低工资和福利削减也将贫困率提高到了一个大家认为自1945年以来已被消除的水平,同时包括种族和性别在内的其他不平等现象也并未减少。她认为不平等是社会的自然和理想状态,能够激励弱势群体去渴望并努力做得更好,但她认为不平等这个词是不可接受的贬义,禁止其在官方话语中被使用,她更喜欢使用意义更为模棱两可的“差异性”一词。

撒切尔信奉个人主义,坚信贫穷是由个人而非社会的失败造成的,她认为应该激励人民自力更生并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在她看来这些需要个人承担的责任已经被福利国家磨灭了。人们应该工作,而不是期望从国家或社区那儿得到支持(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做的),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工作的话,就应该向家人寻求支持。她认为,受惠于国家限产超雇法的商业同样已经重创了经济;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官僚作风也扼杀了经济;商业也应该被给予自由以塑造自己的未来。这种信念使得她对欧共体的态度越来越敌对,她认为欧共体试图过度控制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福利的敌意和对自由市场的承诺更加吸引她,这两者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均受到鼓励。与她的前任们一样,她的目标是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方法是通过与美国结盟,而不是通过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联系。这一举措与她的大多数前任不同,这也是她所拒绝的众多传统中的一项。

撒切尔执政时期,社会和文化、政治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分裂加剧,这不仅受到激进分子的挑战,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圣公会等的质疑,但这些人除了限制她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私有化等那些不受人待见的野心之外,也做不了其他什么事。立法加上失业和制造业衰退,使工会运动遭到破坏。英国第一位女性首相对女权主义抱有强烈的敌意,她几乎不允许任何实现性别平等的行动,因为她认为不平等的结果同样是个人缺乏努力而非歧视导致的;尽管各种抗议和运动都在继续,但种族不平等现象未见减少,同性恋权利亦没有显著提升。

当然,撒切尔并没有拒绝所有传统,文化变革也没有停止。她极力推崇被她误以为在社会上已然消亡的“传统家庭”的理念,包括终身婚姻和代际之间的互相扶持。然而,离婚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未婚同居家庭出生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多,同时还出现了更多公开的同性恋伴侣。20世纪80年代方方面面的变化急剧发生,且并不总是按照玛格丽特·撒切尔所选择的方向。(https://www.daowen.com)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口号、一个“主义”,因为她的思想和行为极大地挑战了她的党派和其他传统,甚至挑战到了某些不那么传统的英国文化,并且在她去世后仍然具有影响力,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长期变化。正如奈杰尔·劳森所言,“与其他首相相比,她不惧怕争议,通常不会依据本能行事,而是思考完成事务的过程”。(59)这位小店店主的女儿拒绝了由丘吉尔、伊顿和麦克米伦等老派保守党精英提出的“位高则任重”的观点,后者认为显贵者对弱势群体要负起一定的责任。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撒切尔支持“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也就是年轻人一直抗拒的“传统家庭”和对他们自力更生的要求,她既恢复了谴责贫穷的思想观念,又鼓励大家去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区分‘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两种群体都应该得到帮助,但是,如果公共支出不仅仅是为了加强依赖性这种文化,那么提供的帮助就必须是不同样的。帮助的目的不应该是仅让人得过且过,而是应该帮助他们重建自律和自尊的生活。”(60)她以“局外人”的身份挑战了那些她认为浪费公共开支去维护习惯性做法和体制结构的机构:公务员、医生、教师、大学,包括她的母校——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在1985年拒绝授予她荣誉学位,因为她的政策正在“深入地、系统地损害英国的整个公共教育制度”。(61)她认为英联邦没什么作用。她不断挑战欧共体,她是自丘吉尔以来跨大西洋联盟最坚定的支持者。

她担任首相长达11年半之久,是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也是自利物浦勋爵于1827年退休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总结了她对1990年英国的看法:“英国在太多地方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存在于英国各个公共机构之中,反映在他们的心态之中。我们卖掉了数以千计的廉租公房;但是29%的住房存量仍属于公共部门。我们提高了父母在教育体系中的权利;但是学校和教师培训学院仍持有顽固的左翼思想。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提高地方政府效率的问题;但是左翼在大城市里的堡垒却几乎仍然没有受到挑战。我们削减了工会权力;但是仍有近50%的劳动力加入了工会。”(62)

她的目标是减少直接征税,至1990年,所得税减免使得收入在1万英镑的人群人均增加了320英镑的收入,而收入在7万英镑的人群则人均增加了36 310英镑。(63)根据官方收入指标,收入低于中位数60%的人口中,儿童贫困人口从1979年的8%增加到1992年的28%。(64)1979年至1992年间,实际平均收入增长了37%。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了61%。(65)失业率达到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减少,而伦敦金融城蓬勃发展。这加剧了社会分裂,加深了英格兰北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失业人士的被排斥感,他们往往,即使并非总是,会用阶级语言表达这种感觉。随着房价上涨和廉租公房销售,包括廉租公房区在内的城市各地区社会愈加分裂。撒切尔本人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决心通过出售廉租公房和股份争取到就业工人的支持,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她禁止使用“不平等”这个词,但是在她的治下,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自1945年开始缩小之后又大幅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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