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球的世界帝国
到了19世纪，帝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发展改变了整个帝国。英国从拿破仑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由于战争，英国的经济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其海军力量使英国能够对主要的海上交通线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战争促进了民族感情的发展，这种民族感情会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加强。(12)1792年，大英帝国由26个殖民地组成。经过自身的殖民扩张以及对法国及其盟国殖民地的征服，这个数字在1815年已增至42个。即便一些地盘被退还给他们以前的统治者，但英国依然保留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或经济前景的领地。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斯里兰卡。在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利用印度人对法国和俄罗斯的恐惧，将英国的权力扩展到许多印度邦国，使英国成为次大陆拥有领地最多的国家。英国人还在非洲建立了许多滩头堡：开普敦成为了向非洲南部扩张的跳板；塞拉利昂最初是由一家慈善机构设立的，主要用于遣返黑奴，但也逐渐成为英国维护在西非利益的核心地区。在大洋洲，塔斯马尼亚被添加到新南威尔士州，成为后来澳大利亚的基础。随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并入，英国在加勒比海的领地也增加了。
帝国规模不断扩大，其发展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帝国的重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越来越多非欧洲血统的人来此居住。北美殖民地的流失以及蔗糖种植园对英国经济重要性的下降，促使英国将注意力往东方转移。议会中关于种植园经济的游说开始减少，特别是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之后。1815年，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占英国海上贸易总额的17.6%。到20世纪初，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19世纪的大英帝国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其根基在印度扎得更深，并在非洲和东南亚也确立了自己的根基。
1800年后，管理殖民地所必需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也变得更加复杂。18世纪的帝国政策不属于任何部门。除印度外，没有系统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帝国事务。1858年之前，印度一直由东印度公司控制。1857年至1858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使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权并且成立独立的机构来统治印度。在其他地方，帝国的日益庞大和多样化要求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行政控制。1801年英国成立了战争和殖民地部长办公室。当时殖民地事务是和战争事务一起处置的。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要求建立独立战争部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地事务和战争事务才分别设立单独的机构。尽管殖民地秘书（和印度秘书）在职位等级和影响方面通常落后于首相、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但确实为那些崇尚帝国主义的人提供了场所。(13)殖民地事务部门较少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议会的审查，因此比政府其他部门享有更多的自治权。此外，外交部在帝国事务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不受英国人正式控制，但英国人具有重要利益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地区。
为了维持帝国，英国常备军数量快速增长。帝国陆军人数从1829年的10.9万人上升到1847年的14万人。(14)通常有2.5万—3.3万人驻扎在印度（士兵起义期间人数急剧上升）。英国本土人数较少，大约为1.8万人，其余的大部分散布在各个殖民地。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说，维持这一帝国取决于“我们的海军优势，以及我们能够将军队迅速从世界某一地区运送到另一地区的手段，这可以使我们军队的力量倍增”(15)。即便如此，帝国的兵力线依然被拉得很长。5 000至6 000名士兵保卫了英国的加拿大地区。在开普殖民地地区，白人和黑人之间不断进行突袭和报复的400英里边境一直仅仅由一个步兵营守卫。开普敦地区的增援部队远在600英里外，该地区的白人依靠当地突击队（臭名昭著的志愿军）进行防御和复仇。在大洋洲，英国派遣1 200人到新西兰与毛利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没有力量迫使他们接受英国的权威。实际上，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殖民地免受帝国对手的攻击或内部的叛乱（例如在爱尔兰、法属加拿大和英国统治的印度地区）。1854年，英法联合攻打塞巴斯托波尔时，有5万名士兵被拼凑在一起执行任务。实际上，除了这次不算光彩的例外，大英帝国的陆军基本都聚集在印度。东印度公司聚集了大量的兵力保卫其经济利益，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之前，最高兵力达到近20万人。当然，英国白人在其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在1842年送往中国的1万名男子中，大部分是印度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印度民族起义，印度人仅占英国特遣队的一半不到。正是印度使英国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军事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又几乎完全局限于南半球以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
总体来说，19世纪英国人对帝国的关心呈现出一种波动状态。帝国远离英国公民的生活，对于议会来说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政治笑话称，让下议院清场的最快方法是对英国在印度的政策进行讨论。在诸如印度起义或莫兰特湾起义这样的轰动性危机中，议会的兴趣才会达到顶峰。但像1867年赋予加拿大自治权的《英属北美法案》这种事依然很难引起英国本土公民及议会的兴趣。事实上这项立法为后来的英联邦建立了原型。
在17世纪和18世纪，帝国的存在按照重商主义的理论来说是合理的：殖民地带来黄金，是国家财富的必要条件。然而到了19世纪初，随着自由贸易理论的盛行，人们对重商主义的怀疑日益增加，纷纷要求结束对贸易的限制和垄断。世界的财富不再被视为静止的，而是可以通过贸易实现增长。对于在经济上野心勃勃并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来说，自由贸易的哲学意义深远。在自由贸易世界中，殖民地的价值较低。进出口贸易成为国家的最主要经济支柱。1800年进出口额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9%， 1850年高达27%， 1875年更是达到51%。(16)国际体系理论的先驱者克拉兹奈认为，自由贸易体制在霸权国家实力强大的时候更容易形成。(17)在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英国政府对扩张兴趣不大。英国人定居的殖民地被大量推向自治。通过对一些殖民地政策的观察，可以看出许多自由帝国的旧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末。比如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自英国的移民大量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的定居区在澳洲西部、南部州和新西兰建立起来。到了40年代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逐步建立了负责任的政府。帕默斯顿勋爵认为殖民地的价值被高估了，他宣称“我们所要的只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来说是不必要的”。英国需要的是市场，而对这些土地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控制。英国政府在建立这种商业帝国方面的作用明显，正如帕默斯顿声称的那样，政府渴望在国外推行自由贸易。通过商贸条约，英国政府试图保护英国商人及其财产免受不公平或歧视性待遇，并获得“最惠国”地位。条约制度和英国的海军力量为英国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为了保护帝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仅在少数情况下派出了炮舰，通常是针对暴力骚扰的威胁。但是，这种看似自由的政策有三个重要例外。首先，政府对邮件运输的补贴促进了轮船服务在整个大西洋、南美、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迅速扩展。其次，政府在西非海岸建立了一支舰队，舰队由大约20艘炮舰组成。帕默斯顿宣称有必要为了贸易利益在当地使用武力。当时激烈的会议纪要写道：“有必要使用棍棒，军刀和卡宾枪来使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保持安静，他们的暴力行为会使贸易安全得不到保障。”(18)帕默斯顿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奴隶贩子。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之后，英国政府也将他国的奴隶贸易视为一种不道德乃至不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三，则是对中国的打击。
中国是军事力量被用于贸易利益的极端例子。林则徐虎门销烟后，由于担心有大量商人向政府索赔鸦片的损失，伦敦方面于1840年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并打败了清政府。据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英国商人不受中国管辖；规定了中国可以对进口商品征收的最高关税；割取了当时还是一个渔村的香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的范围再次扩大。为了维护这些权利，英国维持了一支由30至40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大多数为炮舰，对海岸和河流进行警戒。这种投入其实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即使在19世纪末，对中国的贸易量仍然远低于英国对印度贸易水平。英国政府之所以进行如此规模的干预，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对海外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商业价值过于夸大。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就曾于1834年宣称：“要不是存在一定的贸易限制，英国商品的最大买主可能就是中国。”(19)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只能通过广州一地输入数量极少的商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贸易的衍生品：东印度商人将印度产的鸦片和棉花送到中国购买茶叶和丝绸。但是，鸦片本身为政府所垄断，因为鸦片的收入几乎占印度政府收入的五分之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数量急剧增加。经过战争，英国政府发现对中国实行强制措施既不昂贵也不困难。1857年，埃尔金勋爵只依靠少量海军就迫使北京方面与英国达成协议。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逐步放弃了自由帝国主义的理念。对能否保障市场和供应的担忧使英国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寻求统治力和影响力。通过对经济上的统治，英国得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维持霸权，进而建立一种“非正式帝国”。但如果经济控制没有用，英国也已经准备好诉诸武力并主张政治控制。毫无疑问，英帝国的核心殖民地印度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鉴于印度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英国人，英国如何对印度实行有效控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英国人的人种优势这一解释在19世纪十分流行，但今天却很少有人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观点，包括英国先进的组织和技术优势。最近的学术研究使这种观点备受质疑：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印度人的军事装备和英国人一样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英国人还要先进；印度人的组织能力也颇具创新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英国人的成功主要是他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印度的环境。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一支部队，其中大多数士兵是印度土著。支撑军队的财政也来自印度本土比如印度金融家提供的贷款。在很多问题上，英国人高度依赖那些印度盟友（比如封建王公）并和他们进行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兼具建设性与破坏性。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行政统治机构，引入了现代的司法体制，设立了文官制度。英国摧毁了印度的村社制度，也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20)这些都在客观上为印度迈入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印度社会并不能全面且永久性地接受英国式的文明。(https://www.daowen.com)
英国在印度破坏传统的统治方式和印度本身存在的种族问题引发了普遍的不满。1857年5月在米拉特发生的兵变很快演变成严重的叛乱，波及整个印度北部和中部。印度的起义者并没有将叛乱活动延伸到恒河平原以外，使英军能够最终将他们包围并歼灭。交战双方的行径都很残酷。6月在坎普有近1 000名欧洲人遭到杀害，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其他大屠杀的谣言也比比皆是。(21)关于印度土著对英国妇女的性侵犯，也有很多谈论。乌德的首都勒克瑙被英国吞并后，暴力现象更加普遍。尽管总督呼吁克制，但在英国政治家和新闻界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对叛军的军事报复依然非常严酷。数百人被绞死、数千人被枪杀。最臭名昭著的是有些罪犯被绑在大炮上，炸成碎片。(22)
尽管大多数印度士兵仍然忠诚，但叛乱对英国帝国统治思想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被废止，王室接管了它的职责。英属印度占次大陆面积的60%，其余40%由大约600个印度邦组成。这些邦国拥有自己的内政管理权但承认英国的宗主地位。西方人对印度传统的破坏被认为是引发动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总督通过现有的印度精英采取了间接的统治。曾经一度享受文明社会好处的印度中产阶层发现自己的职业机会愈发受阻碍。之前被视为野蛮封建时代代表的贵族，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各地实际上的统治者和英帝国重要的盟友，可以在英国政治官员或“居民”的指导下进行统治。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宣布成为印度女皇，这虽然在某个角度上来看是对美国独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回击，但同时也为印度贵族提供了明确的头衔。
在南亚，英国人加强控制的地区除了印度外还有马来半岛。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马来富人不一定是传统的统治阶层。这种变化造成了政治动荡，欧洲商人支持马来统治者的政敌以获得当地政府的退让。秩序的破裂鼓励了英帝国进一步的干预。到了1874年，几乎所有的马来统治者都不得不接受英国官员的指导。海盗问题在19世纪的南亚十分严重。东印度商人詹姆斯·布鲁克在1841年控制了北婆罗洲地区以制止海盗活动。他很快宣布自己为砂拉越地区的首长，他的儿子和孙子一直保持这一头衔到1946年。(23)
没有哪个区域能像南部非洲那样给英国人造成如此大的麻烦。在那里，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英帝国的扩张与布尔人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冲突的核心。(24)南非存在两个定居者殖民点：一是开普殖民地，大部分荷兰后裔居住在此。二是纳塔尔，不到4万人的殖民者散居在各个孤立的农场中。(25)然后是德兰士瓦共和国，此国是那些不满英国人统治而从开普北上的布尔人建立的。英国人在宣称对布尔人领土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同时也承认后者的自治权。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是英国对非洲管制相对开明的时期。但到19世纪70年代，一项新政策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对南部非洲的控制愈发严格，其最终方向无疑是建立一个英国统治的国家联邦。这涉及与布尔人保持友好关系，并实现边界的稳定。在白人居住区的边界上存在着土地和劳动力的双重压力，这对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又造成了危机。比如布尔人农民为了给自己的后代开辟土地正在大量迁入祖鲁人的领土。在此之前的1838年，祖鲁人就与布尔人战于恩康姆河河套，祖鲁人战败，伤亡3 000人，鲜血染红了河水，从此恩康姆河被称为“血河”。但布尔人无法自行击溃祖鲁人，祖什韦奥领导下的祖鲁人抵制白人侵略的行为，激起了其他非洲人抗击欧洲的意愿。祖鲁人寻求英国的调停，以遏制布尔人的扩张。
1877年1月，正是在布尔人被祖鲁人击败之后，驻纳塔尔的英国高级官员率领一支小部队进入了德兰士瓦。既然布尔国无法捍卫其边境地区，这个官员就劝说布尔人接受与英属南非殖民地合并的建议。在布尔人拒绝了他的提议后，英军立刻吞并了德兰士瓦并与祖鲁王国结盟。尽管祖鲁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们失去了政治独立性和许多领土。祖鲁人的领地大多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英国人与祖鲁人继续纠缠，布尔人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来重申德兰士瓦的独立性，他们于1881年在马朱巴山击败一支英军后恢复了对德兰士瓦的统治。布尔殖民者还鼓励布尔籍海盗进一步向周围的非洲王国进军，这再次加剧了边界的动荡。
在埃及同样发生了危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埃及的总督统治无能，将埃及推向破产的边缘。1882年，当埃及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者推翻他时，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英国投资者（其中就包括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顿）的利益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埃及政府有大量外债出自英国政府。(26)为了维护英国在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的利益，格拉斯顿出兵恢复了总督的政权，但他的举动仅强调了这样一个现实：臭名昭著的统治者成了英国人的傀儡。对英国人来说，如果他们想让埃及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自己提供援助。
从帝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其最大危机来自爱尔兰。格拉斯顿于1886年提出了让爱尔兰实行自治的建议。理论上讲，爱尔兰和帝国不是依附关系：自1801年《联合法》颁布以来，爱尔兰议会已将代表派往威斯敏斯特（尽管天主教徒直到1829年才获得选举权）。但是，爱尔兰在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这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拥有爱尔兰土地却不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地主拥有各项权利、爱尔兰籍佃农惨遭压迫、总督用对待殖民地的方式统治爱尔兰等。(27)最重要的是，爱尔兰岛上有大量英国驻军。19世纪爱尔兰动荡的历史表明，爱尔兰人从来没有像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那样表现出自己与英国的和解；英国人也没有表现出与爱尔兰人和解的任何迹象。对格拉斯顿《地方自治法案》的反应似乎证实了爱尔兰的准殖民地位。关于此方案，保守党强烈反对。但从许多方面来看，最有害的反应其实来自自由党内部，比如自由党红人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反对格拉斯顿的法案，愤而辞去外贸大臣职务，带领支持他的激进党员另组自由党联合派，并与保守党结盟反对格拉斯顿，最终迫使格拉斯顿下台。张伯伦带领他的激进党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张伯伦狂想家似的政治生涯将国家进一步带入了帝国主义的轨道。在张伯伦等人看来，国家迫切需要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坚持捍卫自由贸易，还主张建立一个比格拉斯顿主张更为活跃的国家。张伯伦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帝国联合议会，从而将白人领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与一个统一的国防政策和帝国关税同盟联系起来。在他的设想下，各殖民地主要是原材料提供者，而英国本土将成为制造者。这不仅可以释放殖民地的经济潜力，也可以使英国扭转与美德相比越发衰弱的工业竞争力。(28)最初，他受到索尔兹伯里的束缚，但张伯伦发表的那种言论鼓励了扩张主义的殖民主义者。他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帝国政策上的转变：“我认为我们的许多殖民地的地产事业都不够发达，如果没有皇家协助就无法发展。”(29)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张伯伦在政府的支持下在非洲启动了各种灌溉系统、铁路和港口建设计划。英帝国的扩张也在加速。从某个角度来看，张伯伦的激情客观上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与相互加强。在英国这样强大的帝国之中，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帝国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因为他们坚信民族的荣誉要靠帝国的竞争来实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