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帝国的转向
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统治着世界上8 800万的人口以及近1／5面积的土地。加上那些英国政治以及经济势力渗透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和中国），世界超过1／3的人口都活在英帝国的影响下。(31)1918年，当德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地被英国代管之后，英帝国统治的范围达到其顶峰。然而帝国为我们展示的并不仅仅是它的繁盛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即便在其最光辉的时期，帝国的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对帝国的自豪感甚至自负之下，潜藏着一套更为复杂和充满争议的帝国关系和文化。毕竟，英国只是欧洲北部沿海的一个小岛国，现在却统治着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一些帝国上层早就对其前景深感焦虑。英帝国在发展着，但英国与其在欧洲大陆上竞争对手（诸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缩小。帝国内部日益严峻的挑战——殖民民族主义也随之而来，如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1899年布尔战争的爆发以及对爱尔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仅仅是众多矛盾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发展有助于揭露帝国内部的发展的许多悖论。比如，作为一个帝国，它经常呼吁政治和法律自由的理想，但最终又会强制中止这些原则。比如，在面对南亚地区要求民主、自由等的呼声时，英国政府总是会快速坚决地压制。(32)这种冲突即便在当代也并没有消失。一些人坚信英帝国对世界而言是一种积极力量，但不禁也会注意到这一悖论。比如同一个国家如何在不迷惑的情况下奉行截然不同的两条政策方针，在亚洲专制而在澳大利亚民主？正是由于这些各种各样又无法消除的矛盾，在1945年之后的25年中，英帝国迅速崩塌。大英帝国的消失是反殖民主义的广泛反应的一部分，该反应也终结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帝国。争论的焦点是，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英殖民帝国的解体是否更和平地进行，创伤更少。在这个问题上，英联邦的创立可以说是英帝国和平主义理念的典型体现。
英联邦的概念始于19世纪末。罗斯伯里勋爵在1884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虽然澳大利亚现在拥有自我管理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与澳大利亚分离，因为帝国是各国的联邦体。其实，澳大利亚自我管理的权力是极其不完整的，比如其外交政策实际上是由伦敦方面决定的。(33)“联邦”一词吸引了对帝国主义存有疑虑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像费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1907年，“自治领”（Dominion）在帝国会议上正式取代“殖民地”（Colony）一词来描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加拿大。(34)“联邦”一词也开始被更广泛地用于区分英帝国与德国和法国构建的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成立的帝国战争内阁使构建联邦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自治领的部长们可以参加。“英联邦”一词也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运用。(35)
毫无疑问，一战对自治领的影响是巨大的。帝国的五个自治领（包括纽芬兰）没有选择地卷入了这场空前的冲突。当他们的国家元首乔治五世国王根据其英国大臣们的建议宣战时，无论是否愿意，他们都在战斗。原则上，自治领政府完全可以置身事外，或对战争仅仅做出些象征性的支持。但实际上，自治领的反应是惊人的。在澳大利亚，政府总理承诺“战至最后一个人和用完最后一个先令”。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这种战争情绪也是相同的（南非是特例）。到战争结束时，有超过100万个来自自治领的公民在战场上服役，其中绝大多数在西部战线的可怕战壕中。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自治领中，超过13%的成年男性曾在海外服役；在新西兰，这一数字超过了19%。战争的死伤比例非常高：加拿大人死伤比例为近50%，新西兰人为59%的和澳大利亚人为65%。加拿大6万人阵亡，澳大利亚5.9万人阵亡，新西兰1.6万人阵亡。可以说各自治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帝国进行效忠。一战期间在自治领产生了两种爱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支持政府的爱国主义者眼中，由于自治领士兵的努力，日益增加的是大不列颠民族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在政府的反对者看来，他们的忠诚是对自治领的忠诚而不是对帝国的忠诚。实际上这两种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他们都是为了本国谋求权利，英帝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把保护伞。(36)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自治领和英国本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合作注定是充满困难的。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损失的加重，伦敦与自治领政府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在战争的头两年，三个因素缓解了这些紧张局势。首先，也许是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自治领元首们满足于将战争的日常工作交给伦敦的国防大臣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元首不用对部队部署及战役指挥承担任何责任。直到1918年夏天，自治领政府在春季遭受一系列灾难性的挫折之后，才对英国高级指挥官的无能进行了持续的攻讦。其次，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对当地安全的担忧最大。战争的进行保证了他们自己后院的领土迅速增加，比如澳大利亚抢夺了德国领地新几内亚、新西兰获得了萨摩亚、南非则获得西非的南部。(37)第三，英国购买自治领战略物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因而战争造成的经济负担得以缓解。在一段时间内，忠诚和自我利益的实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即使这样，双方依然存在摩擦。英国政府起初不愿让自治领在伦敦借贷，此举激怒了这些主权国家。自治领担心这样会使他们以信用经济为支撑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为了报复伦敦方面，自治领的领导人决心让本国的志愿军维持独立的地位，不让他们分散在其他英军中。而且，到1916年，自治领的领导人越来越渴望对战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38)
澳大利亚总理休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度过。其部分目的是为了谈判出售羊毛制品，另外则是要求在帝国决策问题上获得更多话语权。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在1914年之前直言主张自治领应该对英国外交政策施加更多影响，但殖民地秘书博纳尔·罗回应博登，要求其先多派点兵去参战再说。1915年10月，博登告诉伦敦代表，加拿大已向海外派遣了10.1万名士兵，并刚刚通过议会批准将其增加到25万。“我们认为英国方面在制定战争政策时也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39)到1916年1月，加拿大承诺再次加倍派遣兵力时，博登突然对外界记者抱怨：“这是仅由英国发动，还是整个帝国发动的战争？”“休斯的关于海外国家在帝国外交政策中拥有足够发言权的观点完全符合我自己的心意。”(40)
博登和休斯坚决认为，自治领对战争的贡献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帝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自治领不应再扮演一种附属殖民地的角色。与新西兰政府领导人约瑟夫·库克不同，他们对帝国联邦不感兴趣。新成立的劳合·乔治政府承认自治领在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916年12月下旬，英政府发出邀请函给自治领的领导人，邀请他们参加从1917年3月至5月举行的帝国战争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休斯选择留在澳大利亚为征兵而战，南非的路易斯·波塔将军派遣其副手斯穆特将军前往参会。自治领代表与英国大臣共同组成“帝国战争内阁”，讨论了战争目标，并对战后英国和自治领的关系进行了商讨。双方达成共识，即战后必须尊重自治领作为“英联邦自治国家”的地位。同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自治领应获得充分的话语权。(41)一战结束时，各自治领还派出代表同英国外交使团一起参加了巴黎和会，他们还加入了国联。实际上，除要求自治之外，自治领的领导人之间对英国宪政方面是否改革难以达成一致。1918年夏天，当帝国战争会议重新召开时，英国正面临着可怕的战争形势。在美国的援助到达之前，意大利甚至法国都有可能被迫和德国签订和约。随着兵力愈发短缺，英国迫切需要更多自治领的人力。博登和休斯等自治领首脑对英国将领在西线的无能表示极大的不满。(42)劳合·乔治因此得出结论，自治领元首应该与英国政府分担未来指挥军事行动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开始允许自治领元首与英国首相直接沟通。实际上劳合·乔治的言行并不太一致。10月份与德国谈判停战时，劳合·乔治根本不理会自治领元首的意见。在休斯的支持下，博登进行了激烈的抗议，以确保自治领在大英帝国参加停战会议的代表团中具有充分的发言权。(43)
一战结束后不久，各自治领对帝国的忠诚就已经很难维持。在1922年的恰纳克事件中(44)，英帝国政府颜面扫地。除了新西兰一直表示对帝国的忠诚之外，其他自治领越来越强调它们自身的地区利益，帝国政府对此却无可奈何。然而，19世纪末约瑟夫·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构建全新帝国纽带的提议却开始一步步得以实现。1925年，自治领办公室得以建立，这代表了英国政府在机构层面已经确认自治领的特别地位，即它们的事务与附属殖民地的事务是分开的和截然不同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决议：各自治领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团体；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均为英联邦内自由和平等的国家，它们与联合王国一起组成英联邦，共奉英王为国家元首；自治领地议会的决议优先于威斯敏斯特方面的决议，即使威斯敏斯特的法案与自治领法律相抵触，也不能宣布任何自治领法律无效；各自治领的总督现在是根据自治政府而不是伦敦政府的意见采取行动。这项里程碑式的立法，正式宣告一个自由、平等国家的松散联合成立了。这种联合模式是之前任何一个帝国和国家都未能实现的创举。(45)
英联邦的成立是约瑟夫·张伯伦主义的首席发言人里奥·阿默里的胜利。在1924年至1929年担任殖民大臣期间，里奥曾敦促成立新的自治领办公室，并同时担任其第一任秘书。阿默里认为英国和自治领之间的持久帝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纽带关系上。从他的角度来看，《威斯敏斯特法案》证实了帝国统一可以与政治独立并存。像阿默里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之所以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对“种族”爱国主义力量的持久信念。在他们看来，英联邦成员之间的族裔纽带将压倒各自治领的政治特殊性。因此，他们认为《威斯敏斯特法案》强调对国王的效忠不仅有象征意义：这是自治领之间血缘纽带的重要表现。这种种族主义观点也使他们坚持认为，必须继续从英国向自治领移民。移民被视为英联邦缔结组织的重要载体。因此，1922年的《帝国殖民法》规定政府每年拨出300万英镑协助帝国移民。该法案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国内失业者提供一种补救办法。可是，自治领并不热衷于接受贫穷的移民，怀疑英国本土此举是向他们转移贫民。另外，自治领认为此举不足以对本土的失业人数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帝国殖民法》的确有助于将移民向帝国其他地方转移。尽管20世纪20年代离开英国的人较一战前人数较少，但此后前往帝国各地的人数急剧增加。到了30年代，帝国各部分的新进的移民中70%来自英国本土。(46)
无论英联邦的支持者追求独立自主的意愿多么强烈，他们难以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联邦的安全在当时不得不依赖英国本土的军事力量。20世纪最初的30年，没有一个自治领拥有维护自身安全的国防力量。南非的军事能力可能最为强大，但由于当地叛乱的缘故过于分散。加拿大的常驻军不到4 000人，澳大利亚的不到2 000人，新西兰的只有500多人，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不过是象征性的实体而已。各自治领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寻求伦敦的安全保障。然而，英国本土很难满足这些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国防开支，给予自治领战略保护的承诺变得捉襟见肘。1921年在美国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要求英国放弃象征着皇家海军全球霸权的两权制标准。但是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海军仍继续为海外领土提供强大的保护。而且，即使军备不足，印度为帝国在中东到远东地区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帝国安全的堡垒。只有加拿大处在邻国美国的阴影下，对英国的保护几乎没有要求。其他自治领明白，它们对政治自治的主张依然需要帝国提供军事保护作为支持。因而它们追求自治的步伐不敢跨得过大。(47)
让阿默里等人感到挫折的是，他们试图在联邦内部建立更为紧密经济合作的努力失败了。保守党政府曾于1923年着手构建一个平台，以实现帝国内部的关税同盟，然而保守党却因此在后来的大选中惨败。最终，主张自由贸易的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丘吉尔恢复了金本位政策，并以此终结了一切张伯伦式关税改革的设想。在这段时期，英帝国唯一作出的关于加强帝国内部经济合作的举措是构建帝国经销管理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鼓励英国消费者购买帝国成员国的商品。
如果说一战使帝国内部裂痕不断扩大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正式宣布帝国走向落幕。战争中的一些证据愈发表明，英联邦确实存在着某些实际的意义。很多自治领都参与了二战，但与一战相比大大不同的是，各自治领参战的决定是由各自治领政府而不是威斯敏斯特方面作出的。参战是为了“共同恐惧的纽带”而非“共同需要和共同目标”所致。(48)随着纽带的断裂，一些国家选择扩大自治权力甚至退出英联邦。有的英联邦国家连“共同恐惧的纽带”都不承认，比如爱尔兰。1938年成为主权国家的爱尔兰虽然依然留在英联邦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特立独行地选择中立并最终退出了英联邦。
从20世纪最初的几年来看，爱尔兰的独立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城市高级民族主义者中间盛行，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不久后爱尔兰将会发生严重的动荡。19世纪下半叶的土地改革培育了一大批保守的天主教地主阶层，并通过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爱尔兰议会党获得议会的代表权。除了新教徒统治的东北地区，爱尔兰议会党基本没有什么选举对手。在温和派约翰·雷德蒙德的领导下，大多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似乎满足于等待从威斯敏斯特方面获得适度自治的机会。
在保守党首席秘书杰拉尔德·巴尔弗的领导下，英国在爱尔兰的政府试图通过推进赋予天主教徒更多权力的改革，以消解爱尔兰人自治的想法。巴尔弗的自由党继任者奥古斯丁·比雷尔更为温和，他任命天主教徒在都柏林总督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将爱尔兰议会党视为下一届政府的主体。然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政府的态度仍然充满矛盾。1900年和1903年的王室访问导致了少数分裂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大众则对王室的到访无动于衷。尽管天主教徒获得了不少权力，但爱尔兰国家事务整体上看还是由新教联合主义者主导的。(49)在整个爱尔兰地区，天主教徒被边缘化的挫败感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期间，虽说表面上崇尚武力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没有受到普遍支持，但民族独立的理想仍然“深深地植根于爱尔兰的认同感中”，实现了“与爱尔兰人民的情感共鸣”。(50)相反，雷德蒙德对威斯敏斯特的依赖、同英帝国的妥协的信念却与普遍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尽管现在人们也承认雷德蒙德的做法是适应民族主义愿望的一种温和尝试，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完全的自治才能使爱尔兰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从新教暴政中彻底解放。
爱尔兰于1949年独立，从英国继承了一个相对现代化的社会。毫无疑问这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爱尔兰接受了民主的规范。即便当时生活水平比联合王国低2／3，但爱尔兰相对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受教育的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高水准的土地所有权和大规模移民促成了爱尔兰的社会稳定。不过北爱尔兰地区在此后成为爱尔兰与联合王国纠纷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到70年代开始，北爱尔兰经历了政治暴力活动的大爆发，多人在冲突中伤亡。直到1998年，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与北爱尔兰各党派签署北爱和平协议，才基本结束持续30年之久的流血冲突。
除了爱尔兰这样的白人自治领，二战也加速了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印度自治的要求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印度国大党成立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注意，国际联盟至少在言语上对自决的概念给予了祝福。一战以及发生于1919年的英爱战争削弱了英国人道义上的优越感。在印度，许多穆斯林对于印度军队被用于扩大英国中东帝国的方式也充满了不满。为了平息民族主义的要求，印度国务大臣于1917年做出了第一个正式承诺，即在印度逐步建立对当地议会负责的“自治政府体制”。(51)同时，英印政府又总是时刻准备在危机时刻诉诸武力，最典型的莫过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当时英军向一群示威者开枪射击，大约造成多达500人死亡（官方数字为379），约有2 000人受伤。阿姆利则大屠杀震惊了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当局无法应付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原来英帝国的自我形象是，英国人为充满暴力的国家带来了秩序与和平。但如何应对那些不使用暴力但抗议的人们是一个从未解决过的问题，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只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
1920年之后，英国在印度的最大政治对手为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最初是对英帝国绝对忠诚的温和派压力集团，后来被甘地转变为次大陆群众运动的领导机构。(52)它的抵制、生产（停工）、示威和税收抗议（例如甘地的“食盐进军”）都极大地冲击了英国固有的权威。甘地早已将民族主义视为对付英国殖民统治的最有力武器。(53)但印度国大党又缺乏将英国人赶出印度的力量。1922年初，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在事实上已经完结。这场运动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英国政府统治印度的信心。(54)到1930年，国大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穆斯林民众的支持。在政治立场上，印度逐渐分为两大派别。一方愿意与英国分享权力，另一方则怀疑英国试图以印度自治为幌子分裂国会。尽管印度人的军队和警察仍然忠诚，而英国在印度也保留了约7万人的驻军，但一场革命政变是大多数印度人梦寐以求的。虽然军事力量不足，但凭借其训练有素的官员、庞大的群众基础和甘地的魅力，国大党仍然有能力迫使英国作出重要的让步。
在二战爆发时，国大党的政客统治着一些人口最多的省份（旁遮普和孟加拉除外）。同时，英国人也在精心设计使印度成为“联邦自治领”的计划——通过《印度法案》。法案在理论上承认印度享有与白人自治领相同的主权地位，但实际上却要为保护英国负责。不过此法案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印度600个有名无实的自治省拒绝和英国人合作。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可能支配立法机构也存在着担忧。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印度大片土地荒芜，但英帝国政府却没有能力缓解经济危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都对英帝国政府日益不满。二战刚开始时，为了使印度保持沉默，英国打算将印度在战争中的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1939年至1940年，英国虽然在欧洲陷入僵局，印度的情况却十分稳定。但是，战争在1940年6月轰动性地席卷了中东，18个月后又蔓延到了太平洋和东南亚。英国本土自顾不暇，除了恳求美国援助别无他法。(55)对印度的麻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现在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获取庞大的战争资金，并以意识形态上的观点证明这场大战是为自由而战。但英国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了。在英国要求印度参战的最初几个月，国大党的政治家向英国提出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力以作为参战的回报。可惜的是，英国官员一口拒绝了印度方面的要求。双方在1940—1941年一直就放权的问题进行激烈讨论，但英国方面始终不松口。1942年，日本入侵马来半岛和缅甸，日本舰队已经开到了印度海岸。印度卷入战争只是迟早的事了。获得印度国大党的支持成为了英国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为此，伦敦派遣了以高级政府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为首的特派团前往德里。但是，由于国大党领导人坚持对印度的战争拥有更大的指挥权，谈判破裂了。这场谈判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为了赢得印度人的同情，英国现在承诺在战争结束时赋予印度自治权。原来英国始终将制定印度政治地位变更时间表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它现在终于妥协了。截至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对英国来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无经济利益、无军事意义、意识形态上又与本国格格不入的包袱。(56)丢弃这个包袱从长期来说对英国更为实际。(https://www.daowen.com)
在一个被种姓、宗教和阶级严重割裂的次大陆上，即将到来的新秩序注定会演化为对武装力量的渴求。1942年8月，可能是因为预料到日本会发动袭击，也可能是因为对克里普斯特派团的失败感到沮丧，甘地和国大党呼吁进行大规模的公民抗议活动，以迫使英国人离开。“退出印度”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速运动，目的是迫使英国人重新走上谈判桌。它最终被英国人镇压，成千上万的国大党议员被投入监狱，国大党本身也被禁止活动。印度人愈发怀疑英国人的承诺是否可信。另外，随着国大党被赶出政治领域，穆斯林联盟得以自由发展，成为类似于国大党的存在。在战争的后半段，群众的不满和恐惧也在迅速增长。通货膨胀、粮食短缺（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可能导致200万人丧生）、招募志愿军等都加剧了人们的愤怒情绪。因为战争的持续，印度人表达观点的渠道一定程度上被封死了。随着1945年8月和平的到来，正常的政治生活也恢复了。但这远远没有为权力的和平转移铺平道路，反而引来了火药桶。政党、派系、社区、家庭和个人为了不同的利益而战。武装帮派和各团体的自卫队开始出现。社会和宗教鸿沟使不同集团之间变得充满仇恨。印度北部的穆斯林、孟加拉的印度教徒、旁遮普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地主、贱民、无土地的农民、处于贫瘠状态的大量城市人，所有人都处于恐惧之中。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对此有着非常经典的论述：“我们知道，最近1 200年中印度一直分为印度教印度和伊斯兰印度。这种人为的统一只能追溯到英国占领后，并且一直由英国的刺刀维持着，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将预示着会发生比1 000多年以来处在穆斯林统治下曾发生的灾难更大的灾难。”(57)在这种紧张而动荡的气氛中，帝国开始走向终结。1947年8月14日，印度、巴基斯坦正式分治并成为英联邦的一部分。英国以印度为中心的东方帝国彻底瓦解。
与印度相邻的缅甸在二战以后也走向了独立的道路，与印度不同的是缅甸的独立更加彻底：它和爱尔兰一样选择退出英联邦。缅甸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在1886年被英国人吞并后，缅甸没有围绕被废的缅甸国王或王室开展民族主义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缅甸人才对国家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兴趣。在讨论缅甸的民族主义时，必须考虑四个因素：（1）缅甸的新闻出版业；（2）学生运动；（3）缅甸僧侣；（4）政党及其领导人。
在20世纪初，缅甸没有一种本地语言的报纸发行量超过一万份，但这些报纸在城市地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自1937年从印度分离出来以后，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殖民当局认为这些报纸煽动民族主义暴乱，因此于1939年颁布了《紧急出版法案》限制民族主义言论出版物的刊印。法案规定，出版社在出版刊物之前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如果出版了不符合殖民当局要求的印刷品则会罚没保证金。缅甸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此法案侵犯了缅甸人民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在入侵缅甸之前，日本早早开始了媒体宣传，攻击英国对缅甸的统治。这些不怀好意的文章出现在仰光后对激发缅甸人的反英民族情绪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族主义的运动激发了缅甸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想象力。一个强大的全国范围的学生会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了，一个命令便可使所有学生罢课，包括中学生和小学生。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学生会敌视殖民政府，并将学生会视为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单位。1936年，当政府的教育政策和行政管理未能满足学生会的要求时，学生发起了广泛的罢课。缅甸学生会的主席是年轻的塔金·柯巴森，他后来在日本缅甸政府任职，也作为代表出席了1947年1月的伦敦会谈。在二战之前，缅甸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大多数成员都是青年。(58)
佛教僧侣参与政治活动在缅甸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1921年至1922年，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佛教僧侣与学生们一起发起建立“国立学校”的运动。在1938年反穆斯林起义时，僧侣成为这场起义事实上的领导者。尽管在缅甸并不存在纯粹代表宗教势力的政党，但缅甸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佛教神职人员的影响。缅甸佛教中有大量的年轻僧侣极端反对英国人的统治，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式教育的发展破坏了缅甸佛教的传统。缅甸有80%的人口信奉佛教，佛学院本身是缅甸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9)佛教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提供了强大凝聚力。(60)这些僧侣后来转而支持日本人对缅甸的入侵。日本在占领缅甸后为了巩固统治，也大力支持亲日的僧侣协助管理村社。
缅甸最有名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领导人莫过于德钦党和昂山了。1938年，昂山加入德钦党以后，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缅甸共产党成立后，昂山又将德钦党、缅甸共产党和贫民党等组织组成自由联盟，巴莫出任主席，昂山出任总书记。因为从事反英运动，昂山被殖民政府通缉，逃亡海外。昂山后与日本人合作，训练游击队引导日军击退英军入侵缅甸。缅甸在日本统治时期获得了名义上的短暂独立，缅甸人逐渐相信他们有能力自我管理国家，为战后彻底脱离英国的统治做了一定的铺垫。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昂山又背弃日本转向盟军。缅甸形成了全国性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但在如何与英国人合作的问题上，同盟内部分歧严重。昂山本人反对共产主义理念，不久即将共产党排除出了自由联盟。昂山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向西方表明，缅甸不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为缅甸的独立减轻了一些阻力。1947年1月27日，昂山与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举行会谈。英国承诺使缅甸在一年内获得独立地位。艾德礼工党政府已经决定于1946年底至1947年初撤离印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占据缅甸对英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缅甸人也不认为加入英联邦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全。1948年1月4日，缅甸最终独立。
非洲国家在二战后也掀起了独立的浪潮，比如冈比亚在获得国家独立的同时也选择退出英联邦。16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冈比亚。1618年英国人在冈比亚河口詹姆士岛建立了殖民据点。冈比亚作为英国在非洲的重要据点，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经营不善的状态。奴隶贸易被废除之后，冈比亚的酋长以及本地的商人失去了重要的利润来源。像蜂蜡、兽皮以及木材这些传统的农产品贸易相较奴隶贸易的巨大利润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冈比亚一方面面临着法国殖民地的竞争，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对管理冈比亚又无甚热情。直到50年代，冈比亚的状况才有所好转，这主要得益于花生这一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1840年，冈比亚的出口总额为124 587英镑，其中花生贡献了15 209英镑。到了1851年，冈比亚出口总额为186 404英镑，其中花生竟然占据了133 133英镑。冈比亚也因此被一些英国人称为“花生殖民地”。(61)然而，困扰冈比亚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自19世纪中叶起，冈比亚各部落间的军事冲突就不断加剧，至1875年战争达到最大规模。直到1900年左右，部落战争才基本停息。英国政府一直以来都不太愿意对冈比亚投入过多精力，但随着部落间冲突的加剧，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一些部落主动寻求英国人的庇护，还有一些部落则是为了其联盟部落的利益被迫同英国人合作。在英国人的协调下，各部落首领先后签订了一些停战协定。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意愿去推动停战协定的执行。
整个19世纪，冈比亚的政治局势都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对于英国来说，冈比亚和二战后的印度一样，与其说是一种资产不如说是一个累赘。英国从冈比亚获得的利益还抵不上其维护的费用。与英国的消极态度不同的是，法国不断加紧在冈比亚的扩张。根据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冈比亚河两岸划归英国，塞内加尔划归法国。但1887年法国已经实际上将国旗插到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62)英法两国为此于1889年举行谈判，商议冈比亚的边界问题。双方最终于1891年达成协议，英国将冈比亚河两岸大量的土地让给法国。尽管在英国人看来割让的只是穷乡僻壤，但实际上这些土地的割让却使冈比亚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减，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不过，边界争端的解决对冈比亚来说也并非毫无好处。1888年，冈比亚终于从塞拉利昂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王室殖民地，奠定了现代冈比亚国的雏形。英国在冈比亚建立了一种庇护制，英国政府并不直接对冈比亚施行统治管理。当地的酋长依然掌握着各地区的实际权力。本土的法律制度、司法体系以及社会风俗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方面则奉行殖民地应该自给自足的传统理念，不对冈比亚进行财政上的支援。作为一个极其贫穷的农业国，冈比亚政府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缓慢的发展模式：轻徭薄赋，让农民悠闲地生活（小农经济）。二是快速的发展模式：向农民收取高额税收，加快资本积累，大力推进工业化。冈比亚政府选择了第一种发展模式。虽然有很多批评者认为这种模式延缓了国家的进步，但冈比亚也因此趋于稳定。
民主制度的确立加速了冈比亚的独立。1880年到1960年，冈比亚在英国的影响下建立了一种有限的选举制度。城市地区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在立法会议中拥有代表权。1960年，英国允许冈比亚修改了宪法，使选举范围扩大到乡村。除了选举权的普及外，冈比亚也出现了众多政党。经历了一战和二战，民族解放的思潮席卷全球。冈比亚的政治精英也接受了民族自决以及国家独立的政治理念。再加上英国自二战结束以后对于管理冈比亚这种情况复杂的殖民地力不从心，于是就同意冈比亚于1967年独立并退出英联邦。
尽管上述几个亚非国家民族主义产生的环境与白人自治领差异很大，但有一点两者却是相通的，即近代的民主运动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印度，虽然传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派理念、情感存在诸多差异，其传统思想中甚至还存在反民主的成分，但经过英国多年的经营，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精英已经成为次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这些人深受英国及西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且急切想把自己的国家也改造为像西方那样自由、民主的社会。英国的统治政策在不知不觉中引领了这样的政治方向。(63)在印度，英国允许各个村社实行自我管理。缅甸、冈比亚等国也无一例外地推行了西方式的代议制度，使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进而推动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尽管不是自愿的，但英国实际上扮演了民族独立领路人的角色。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和苏联二战后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统治力量，这是欧洲维持亚非殖民地的重大障碍。这两个国家由于不同的原因，至少在最初看来是非洲和亚洲人民的盟友，帮助他们推翻欧洲帝国主义的枷锁。(64)新建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宣扬保护所有国家的人权及民族自决权，也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堡垒。英国越来越意识到，民族的独立是大势所趋，武力镇压不仅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还会带来国际舆论的谴责。对于英国来说，帝国的荣耀已经成为过去时，如何正确给自己定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不再试图为自己谋求不切实际的利益是每个英国政治家都该考虑的事情。
1945年后的非殖民化威胁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及其民族自信心。作为回应，战后英国政府试图将英国置于英联邦势力集团的顶端，以维持英国的大国身份和影响力。对殖民地的治理形式一直是英国公众谈论的重要主题。英国一直在强调，与其他欧洲帝国主义形式不同，帝国最终准备让殖民地实现自治。(65)从公开的“辉格帝国主义”转变为更加平等的“联邦主义”，这是对非殖民化所造成问题的自然反应，是英国例外主义的延续而不是否定。这种做英联邦领头羊的构想在战后立即出现在英国政治家的脑中。当时的问题不是是否实现，而是如何实现。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牵涉到重塑英国民族性的重大命题。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英国人感觉有必要重新界定自己的民族主义了。这种重新界定的需求是因为在原来英帝国的领域里，不断听到“英国佬滚回去”的声音，使英国人首次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惑。(66)他们渐渐发现，英国人和英国性除开民族自豪感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帝国意识。在帝国崩溃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呢？艾德礼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1948年重新定义英国的国籍，同时改变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在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出台之前，英国法律中从未有关于公民身份的法律定义。《国籍法》出台后，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内出生的每个人都会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具有与英国本土公民同等的法律地位与相关权益。爱尔兰已经拒绝将英国的公民身份单方面赋予爱尔兰公民。公民身份改革的直接触发因素是1946年的《加拿大公民法》的出台，该法案首次定义了加拿大公民身份。英国公民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依赖于此法案，而不是英国王室的批准。这种变化意味着，英国本土公民身份的主体性与英帝国及英联邦公民身份的主体性存在潜在的冲突。
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试图通过在英国法律中建立新的公民身份体制，来重新确立整个英联邦和帝国的共同主体地位。该法令规定的公民身份的两个最重要的类别是“联合王国和其殖民地公民”（CUKC）和“独立英联邦国家公民”（CICC）。这两个类别涵盖了绝大多数英国的臣民，前者直接从英国本土获得公民身份，而后者则通过其本国的法律获得公民身份。两者在英国享有大致相同的权利，包括在英国生活和工作，投票甚至代表议会的权利。(67)1948年《英国国籍法》以法定形式赋予了以前仅作为公约（甚至是不平等的）约定的移民英国的权利，将这一权利授予了帝国及英联邦的绝大多数人。此项改革的部分动机是，移居英国的权利被认为是重申英国作为“母国”地位的重要方式（即便是象征的），从而重申了其对英联邦国家、民族和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承诺。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参与这项改革的任何政治家会认为这项权利将得到大规模运用，他们反而认为战前的移民方式是主流：从英国向“旧”的英联邦地区移民占了大多数，少部分人会流回母国。(68)尽管如此，1948年《英国国籍法》向英国开放了从“新”联邦的非白人国家中获得合法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然而，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对这些国家劳动力的积极招聘仅限于少数雇主。艾德礼政府主要着眼于欧洲大陆来解决战后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实际上，工党政府及其保守的继任者试图通过一些非正式手段进一步劝阻新联邦国家向英国本土移民，迫使牙买加、印度和其他政府为潜在的移民设置行政障碍。但是，这毕竟是政府私下业务来往，因为任何试图区分新旧联邦移民的企图都被视为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多种族联合体的负责人，如果这种做法被泄露出去，英国会立刻褪去特例主义的光环，更严重的是会对英国外交关系和英国的自我重塑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反种族主义和构建提供全面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的公民身份，是工党战后施政的核心部分。这意味着工党内的社会民主人士和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派从原则上不能基于种族差异进行移民限制，而是强调新的公民身份将有效地吸收新移民到英国。另外，在保守党中有一个强大的集团，在工党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看到了英国和老英联邦之间的特殊联系。许多保守党人可能想限制非白人移民，但是当面对限制所有英联邦移民或不限制所有移民的选择时，他们还是选择了无限制，以向所有“大英帝国的人”敞开大门。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移民的民意开始占据上风，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英国经济开始下滑，就业形势严峻。(69)限制移民的立法程序终究启动了，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形式。到20世纪60年代，很明显，英国将无法确保英联邦成为其独有的势力范围，从而削弱了英国例外主义的直接政治影响力。英国逐渐将焦点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为移民改革铺平了道路。在如何处理文化多样性方面，两个主要政党和英国传统之间达成了妥协。其结果是形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法律框架，一方面包括以日益种族化的方式对外来移民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又赋予非白人族裔的公民拒绝文化同化的权力。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英联邦理想的消退，殖民地办公室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从而使劳工部可以推动限制移民的改革。(70)1958年在诺丁山和诺丁汉的种族骚乱凸显出公众对非白人移民的抵制不断加强，进一步倒逼了限制移民的改革。当时有传言称即将实施对移民的管制，导致在1961年从新联邦涌入的移民人数激增。(71)所有这些都促使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通过了1962年《联邦移民法》。从法律上来讲，麦克米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面临的困难是如何限制同为英帝国臣民的人员移民。即便可以简单地将加拿大和印度等独立英联邦国家的个人排除在外，但这仍将允许那些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大规模地移民，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与在英国出生的人是相同的。政府本来可以创建一种不同于殖民地公民的专门英国公民身份，但是政府不愿意单方面改变其公民身份来冒犯其余殖民地的居民。无论如何，任何尝试都将引起剧烈的法律和政治争论。(72)保守党选择保留1948年《英国国籍法》的基本结构，但对其进行修改，以将入境权限制为：（1）在英国出生的人；（2）护照是在伦敦授权而不是由殖民当局签发的那些联合王国和殖民地公民。和此法案配套的还有一份劳工部出台的引入劳动力项目，该项目优先考虑熟练工人。但其目的依然是减少甚至杜绝非白人的新联邦公民移民英国。
1962年改革的总体效果是使几乎所有独立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和在殖民地出生和生活的公民受到移民控制。这意味着凭借“联合王国和其殖民地公民”或“独立英联邦国家公民”的主要公民身份，连进入英国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住在英国了。尽管工党提出了反对，但该法案获得通过。而且工党在1964年重新执政后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推翻该法案，因为当时的焦点转移到了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进行移民管制以及如何管理已经到来的移民。然而，一旦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违反了最初反对任何形式移民管制的禁忌，加之对非白人移民的敌视与日俱增，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立法。1971年《移民法》对种族的限制更大，例如臭名昭著的“国籍”条款，该条款允许大多数英国殖民者的白人后裔进入英国，换句话说就是禁止非白人入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英国在移民政策上的种族色彩愈发严重，但在国家内部同时进行的是保护非白人族裔不被歧视的立法。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宣布了在公共场所的种族歧视和煽动种族仇恨为非法行为，并成立了种族关系委员会。1968年的法令将非歧视扩大到住房和就业的关键领域，并成立了社区关系委员会。1976年的法令将前两个机构合并为种族平等委员会（现已废除），并提出了间接歧视的概念。(73)这些改革虽然可以说是受到社会民主传统的普世主义方面的启发，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很多现象显示英国正有意识地在文化方面由“同化”转向“融合”。(74)在1966年5月的著名声明中，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明确表达了种族差异性不应融入主流的英国文化，他说：“融合也许是一个松散的词。我不认为这意味着移民将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我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不需要一个将所有人都变成相同模样的熔炉，因为这会使某些人误以为这是英国人刻板的例证之一。因此，我认为融合不是平坦的同化过程，而是在相互宽容的气氛中实现机会平等和文化的多样性。”(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