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与苏格兰公投

二、英国“脱欧”与苏格兰公投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辞去首相职务，其工党同僚戈登·布朗接任首相。布朗在执政初期支持率非常高，但由于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迅速下滑，也使得布朗工党政府的支持率一路下跌。仅仅执政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布朗不得不让位于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大卫·卡梅伦，而英国的“脱欧”进程也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2010年的大选对英国来说是极其特殊的。这届议会是一个悬浮议会，即无任何党派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正因为如此，卡梅伦不得不联合年轻的自由民主党建立联合政府，自二战结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¹¹⁸⁾比较有意思的是，联合政府内部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已经将未来的施政方略商讨完毕，这种情况在欧洲大陆国家极其少见。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都认定政府急需为全球和欧洲的危机（尤其是希腊债务问题）制定对策。必须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市场的稳定。两党当然也存在分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英国的欧盟身份问题。自由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英国融入欧洲。即便在大选时不太重视这方面的宣传，但自由民主党的确是货真价实的亲欧派。不过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尼克·克雷格在赞同欧盟成员身份的同时也要求欧盟进行改革。他认为欧盟不应该事无巨细地干涉成员国的所有事务。即便拥有亲欧的立场，但实际上大多数亲欧者的选票并没有投给自由民主党。保守党这方在对欧洲的态度上极度分裂。这条裂痕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时就已经形成，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不断扩大。保守党员自撒切尔时代以后选举了多名疑欧者领导人，比如伊恩·邓肯·史密斯、迈克尔·霍华德等人。这些领导人不仅继续高唱疑欧的论调，同时也开始发起“脱欧”的政治运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邓肯·史密斯就扮演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自2005年迈克尔·霍华德卸任保守党领袖之后，欧盟成为保守党内部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为了争取下一次党内选举的选票优势，卡梅伦作出保证，将会把保守党员从欧洲人民党⁽¹¹⁹⁾中撤出。对于大多数选举者来说，卡梅伦的这个保证其实没有意义。他们很多人压根都没听过欧洲人民党这个名字，况且这个党对英国政治生活中也不起主要作用。卡梅伦这一举措从短期来看是为了吸引保守党内疑欧者的选票，从长期来看的确也对保守党本身以及英国和欧盟间的关系施加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欧洲人民党其实是欧盟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主要场所，有利于各国在决定重大事务之前作好事先协商。将保守党撤出欧洲人民党会为卡梅伦与欧洲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制造不少障碍。2009年初，卡梅伦向欧洲人民党发出正式公告，宣称要将英国在欧洲议会的议员于2009年大选后全部撤出。这一声明使欧洲议会震怒，欧洲人民党的成员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强烈批评卡梅伦的行为。

两大要素决定了欧盟是卡梅伦施政的大问题。首先，保守党中疑欧者的比例比任何时期都要高。疑欧派中除了个别人之外，其余都要求撤销1972年通过的加入欧共体的法案。当然，仅仅这些疑欧派人士并不足以将欧盟问题放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疑欧派最大的作用是提醒卡梅伦，他并没有在2010年的大选完胜，否则又怎么会建立联合政府呢？英国下议院欧洲审查委员会主席、保守党人比尔·卡什甚至警告卡梅伦，他是反对这种联合政府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党的亲欧立场。这种政府是不会采取英国那种传统、保守的对欧政策的。⁽¹²⁰⁾疑欧派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分裂的。其中约翰·雷德伍德、比尔·卡什以及本纳德·詹金等人倾向于传统方式，即计划于2015年的大选建立一个理想的多数党政府，并在此之后发起公投。另一派则以道格拉斯·卡斯威尔为首，他们想要将保守党与英国独立党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脱欧”大计。2014年卡斯威尔跟随其保守党同僚马克·雷克利思加入英国独立党，两人都导致了2015年保守党失去大量选票。无论是作为保守党还是独立党，他们都希望自己对欧盟的观点能够为世人所接受。对卡梅伦来说最棘手的莫过于他很难将内阁同僚拉到自己的统一战线上来。自由民主党尚且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将本党关于联合施政条例的看法表达出来，但保守党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由于保守党的分裂，卡梅伦很难从保守党内部获得关于处置欧盟事务的有效建议。整个保守党对欧洲事务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构想。至于自由民主党，虽然立场亲欧，但他们从未将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

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达成的共同施政条例中，关于英国与欧盟的国家主权问题主要包含两大保证：第一，双方要促成新的立法来修正1972年通过的加入欧共体的法案，其主要目的是使将来任何英国对布鲁塞尔方面权力的移交都必须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第二，为了评估欧盟当前的权限，两党应致力于在2012—2014年发布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前者实际上为欧盟事务的处置加了一把“公投锁”。之所以要作调查报告，是因为两党都认为欧盟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权力。相关的调查研究有利于防止英国主权的进一步的丧失。除了两大保证之外，两党还有如下共识：第一，英国应继续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第二，在将来的欧盟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协商会议中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第三，支持欧盟的进一步扩大。⁽¹²¹⁾共同条例所确立的一个重大国家宪政体制的变更是将欧洲事务处置权由议会转移到全民公决即直接民主。这对那些无甚权力的保守党后排议员十分有利。此变革赋予了他们不守规矩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的制度保障。在此之前必须要跟着自己的党魁走，现在既然协议将权力下放给所有英国公民，这些后排议员终于可以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了。2011年，两党关于公投的协议由议会通过，成为《欧洲联合法案》（European Union Act），确立了英国向欧盟移交权力必须通过公投的法律原则。保守党的疑欧派认为此法案走得还不够远。“脱欧”倾向强烈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发起“脱欧”全民公投的请愿。道格拉斯·卡斯威尔和马克·雷克利思两人积极呼吁举行公投。雷克利思叫嚣越多人参与越好，并到处搜集签名。《每日快报》所发起的请愿引起了联合政府的注意。两党达成协议：如果请愿者超过十万人就可以考虑在下议院就此议题进行讨论。然而到了2011年10月24日，三大党（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共同发表声明拒绝了举行公投的提议。在当时的下议院中，倾向于留在欧盟的议员还是占了大多数。即便是疑欧派中也包含了不少主张留在欧盟的人士。这些人虽然要求对欧盟的某些法案进行改革，但并不主张离开欧盟。即便到了2016年的议会，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¹²²⁾“脱欧”公投的危机暂时过去了，但离“公投锁”被打开的时间却越来越近了。随着债务危机的愈发严重，欧盟急需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进一步的政治整合。英国并不想卷入这项改革，但也不想完全置身事外。欧盟国家的主要几个领导人举行了一场高峰晚宴，而卡梅伦由于之前从欧洲议会召回了其保守党的议员而未被邀请。卡梅伦未能在2011年12月举办的布鲁塞尔会议之外寻找到可靠的同盟者。在欧盟中，某成员国如果想提出自己的议案并使其通过，最好的策略就是获得其他同盟者的支持，至少也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双边或多边会谈进行沟通以知晓对方的态度。根据当时的状况来看，坚定的“脱欧”派在英国只是少数，大多数英国政治势力所倾向的是留在一个有所改革，更具体点说是一定程度上按照英国意愿进行改革的欧盟。但英国政府却自己掐断了对欧盟施加影响的渠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虽说这次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财政协议是国际性质的，对英国的限制不大，但从长远来看，此次事件对卡梅伦来说依然是一次外交上的失败。

拒绝签署新的财政协定使卡梅伦在党内获得短暂的平静，但保守党的后排议员依然喋喋不休，要求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修正英国与欧盟间的关系。卡梅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他于2013年1月就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发表正式演讲，表示如果他赢得预定于2015年举行的大选，就会在一年内批准所需法律以确立与欧盟关系的新原则，然后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有机会选择继续留在或退出欧盟。卡梅伦在演讲中列出了一系列需要修正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要求欧盟归还一些权力给成员国。其实从总体上来看，这篇演讲用的多是支持欧盟的言辞。很显然这篇稿子也经过了卡梅伦的副手，自由民主党的领袖尼克·克雷格的同意。克雷格在事后曾经对卡梅伦的用意有所怀疑，然而此演讲却受到了自由民主党内“脱欧”分子的热烈欢迎。⁽¹²³⁾公投的时间预定于2017年前，在此之前英国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和欧盟方面进行谈判。上文曾经提到过，联合政府的施政纲要中有一项关于出台评估欧盟权力报告的内容。就在2017年独立公投举行之前，各式各样的评估报告纷纷出台，涉及欧盟的外交、内政、司法、环境、卫生政策等。这些报告并没有什么结论性的词句，就看各方势力如何去运用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脱欧”派还是留欧派都没能好好运用这些报告。

2015年大选之前，三个关键词基本代表了卡梅伦关于欧洲事务的所有内容：改革（Reform）、重新谈判（Renegotiate）、全民公投（Referendum），简称3R。可惜这三项内容只有一项他还能有所控制，就是公投。其余两项的成败依赖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意见。通过谈判的方式获得只针对英国一国的改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很难实现的。很多欧盟国家领导人应对国内危机尚且自顾不暇，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需求去为英国争取特殊的权益。他们也不知道卡梅伦究竟想要什么。按照常理来看，卡梅伦想要的肯定与之前2013年的演讲以及保守党的竞选词中的内容差不多，比如欧元区与非欧元区之间的非歧视原则、成员国立法会议更多的权力、减少对经济的管制等。但直到2015年11月10日，卡梅伦的这些诉求才被英国籍的议员提交到欧洲议会。不仅如此，欧盟其他国家早已普遍感受到了英国“脱欧”的论调及情绪。比如之前英国撤出保守党议员，又比如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出现在欧洲议会。“既然英国已经坐上离开欧洲的列车了，我们又何必要烦恼呢？”⁽¹²⁴⁾

不得不说，卡梅伦2013年的演讲的确为保守党争取了不少选票，因为在选民看来只有保守党会给予人民决定去留欧盟的民主权利。⁽¹²⁵⁾保守党承诺就欧盟成员资格进行全民公决，所以在下议院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2015年英国大选保守党的胜利为公投重新奠定了基础。

卡梅伦在连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支持率。2015年卡梅伦政府与1975年威尔逊工党政府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将公投作为一种获取支持率的手段。同时和40年前的公投一样，防止党派的分裂也是重要目的之一。⁽¹²⁶⁾无论是威尔逊政府或是卡梅伦政府都不希望因为公投使英国真的退出欧盟。卡梅伦政府举行的“脱欧”公投意味着要由英国选民解决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其复杂性仅可与爱尔兰问题相提并论。爱尔兰问题困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政党政治。同样，自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关于去留欧盟的问题困扰了各代政治人士。威尔逊、梅杰、撒切尔、布莱尔等政府纷纷因此头疼不已。然而，2015年保守党却恰恰依靠这一政治难题赢得了下议院的多数席位。

诉诸直接民主来应对欧洲一体化的难题并不仅限于英国一家。在整个欧洲，许多国家已就欧盟相关的具体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政客就欧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原因多种多样。英国的新颖性在于，主流政治精英公开讨论了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并准备将这一决定权实际下放给公众。围绕举行公投来解决英国与欧盟问题的想法覆盖了整个政治领域，不仅涵盖了保守党的欧洲怀疑论分子，还涵盖了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当时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在2014年同样承诺，如果他的政党获胜，将会致力于改变《欧盟法》，实现“没有公投就没有权力移交”的政治理念，这与2010年自由民主党竞选宣言中的内容如出一辙。在代议制的西方国家，公投的诱惑对政治家来说是难以抗拒的。⁽¹²⁷⁾诉诸直接民主的好处在于，政治家可以将政治责任转移到人民大众身上，从而避免自己因作出错误的决策导致支持率下降。

2016年，卡梅伦政府与欧盟谈判的问题中有一项是40年前所没有的：移民。卡梅伦要求修改英国成员条款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限制欧盟人民自由流动。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在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第一大党。英国并不是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整个西欧的欧洲怀疑论党派都通过类似反对移民的主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加剧了政党体系的分化。中左翼政党传统上依靠工人阶级投票，但实践证明这种依赖性是无比脆弱的。正如2015年大选的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在英国和威尔士的传统左翼选区中，选民们的投票大量投向英国独立党。该党在工党的主要阵地北英格兰的海伍德和米德尔顿举行的投票中赢得了将近39%的选票，比2010年的不到3%选票要高出许多倍。英国的劳工特别容易受到独立党关于移民负面报道的影响。当年，托尼·布莱尔的政府低估了潜在的劳动力移民的规模，并选择在2004年欧盟扩大后不实施控制。英国独立党的论调很直接：移民会占据本属于英国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就连英国的印度裔居民也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如果选择“脱欧”，他们的亲友可以有更多机会获得签证。⁽¹²⁸⁾后来公投期间最为有力的口号就是“收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此口号在移民方面有着特别明显的体现。⁽¹²⁹⁾在工党内部，早期拒绝加入欧共体的论调再次出现。工党一些领导人始终认为他们所偏爱的国有化和其他左倾的工业政策会激怒布鲁塞尔。但作为一个整体，工党在议会中还是再次积极赞成留在欧洲。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它的留欧派系认识到，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与资本流动一样，自由劳动力流动为英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创新和发展的资源，但前提是要对移民政策进行修订，不能再无限制地吸收所有移民。这与保守党中疑欧者极大限制移民的论调大相径庭。就像1974—1975年的工党一样，卡梅伦在2016年试图通过与欧盟成员国重新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和解。但问题在于，正如全民公投的结果最终表明的那样，两个派别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而且欧盟体系内的变化空间也很小。截至2016年2月中旬，卡梅伦和欧盟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还包括一次为期两天的高层会议。整体来看，欧盟方面对英国的确作出了一点妥协。首先英国不再被要求和欧盟方面实行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其次，允许英国长期使用英镑，不再要求其加入欧元区。英国也不会因此受到贸易歧视。最后，英国的议会也收回了一些权力。但在移民问题上，卡梅伦却没能兑现他以及保守党政府之前在大选中许下的承诺。这给了“脱欧”派要求公投的重要口实。⁽¹³⁰⁾就在谈判结束后，卡梅伦召集了内阁会议。他觉得这次谈判结果足以使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了。大多数内阁成员支持卡梅伦的决定，5名成员坚持要离开欧盟。他们分别是迈克尔·戈夫、伊恩·邓肯·史密斯、克里斯·格雷林、约翰·惠廷戴尔以及特蕾莎·维利尔。保守党政府的分裂已经非常明显了。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正式开始。这次公投既是为了英国的前途也是为了保守党的团结。⁽¹³¹⁾和1975年的公投相比，选项同样非常简单，要么离开要么留下，但涉及的对象却是欧盟而不仅仅是共同市场。在这场公投运动中，1975年公投期间被严重忽视的主权问题在2016年的公投中被大范围提及。“脱欧”派向人们不断宣传，声称只有脱离欧盟英国人民才可以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法律。自由的立法权正是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脱欧”派尤其认为欧洲法庭妨碍国家自由制定政策的权力。比如2016年，苏格兰政府想要对酒类产品引入最低限价，结果由于欧洲法院的干涉而流产。⁽¹³²⁾移民问题成为“脱欧”派赢取人心最为重要的论点。“脱欧”派强调只有“脱欧”才能使英国自主地进行边界管理，从而控制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对欧盟的日益扩大，英国人的内心是无比矛盾的。新进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果继续实行原有的移民政策，极有可能导致低素质的人口甚至是难民涌向英国。另外，英国还有可能为新进成员国支付援助金。比如，“脱欧”派宣称英国要为土耳其这样的新成员支付每周350万英镑的援助金，而这些钱完全可以被用来补贴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当然，“脱欧”派的这些论断都是十分片面的，毕竟他们从不提及欧盟可能会给英国带来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的态度较1975年的公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发行量大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对欧盟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¹³³⁾另外，英国报纸具有以视觉冲击感呈现新闻的悠久传统。头版经过精心设计，具有引人注目且令人难忘的特性，另外还充满煽动性的报道。牛津大学研究机构在对“脱欧”期间的英国报纸进行分析时发现，五种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即《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每日星报》《太阳报》和《每日电讯报》）主要刊登“脱欧”的报道，三种报纸主要报道“留欧”的新闻（《每日镜报》《卫报》和《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只有一种主流的日报（《泰晤士报》）在支持和反对英国“脱欧”的报道上保持平衡（尽管最终其社论呼吁读者对“留欧”进行投票）。根据统计，英国国家报纸上报道中有45%支持“离开”欧洲，只有27%的报道支持留在欧洲。⁽¹³⁴⁾仅从媒体宣传上，“脱欧”派就已经胜出一筹。大多数投票者对欧盟可能会给英国带来的利益一无所知。以至于公投结果出来后很多英国人才在谷歌上搜寻欧盟的相关概念。

英国的地方性报纸经常被研究人员所忽略，但是却被公民广泛阅读。这些报纸报道的新闻与国家级报纸的新闻大相径庭。多年来，这些报纸报道的欧洲新闻较少。当英国“脱欧”运动爆发时，对欧洲的报道变得不可避免。统计研究表明，在全民公投之前的一年中，地区性报纸上与欧盟相关的新闻报道量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区域性报纸比国家级报纸更有可能报道有关移民的负面报道。

2016年6月24日，公投结果显示“脱欧”派以微弱优势获胜（52%对48%）。双方阵营对这一结果都感到十分震惊。很多英国公民对计票结果存有怀疑。412.5万人甚至发起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的请愿，但7月9日英国政府认定之前的公投有效。承诺公投的卡梅伦也于几天后正式卸任，其职位由其保守党同僚特蕾莎·梅接任。卡梅伦失算了，保守党政府也没有就这个结果做好详尽的后续方案。

2017年2月1日晚，英国议会下议院投票通过政府提交的“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雷莎·梅启动“脱欧”程序。2017年3月29日，“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英国与欧盟方面的谈判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2017年11月10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和英国第六轮“脱欧”谈判在布鲁塞尔结束，双方未就“分手费”、公民权利和英国与爱尔兰边界等核心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脱欧”逐渐变成了“拖欧”，让整个英国的政治家都头疼不已。

从某个角度来说，“脱欧”公投是英国代议制民主的重大挫折。根据之前的一系列迹象来看，自加入欧共体之后，英国的历届政府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修正与欧洲的关系，但都趋向于留在欧盟。这次公投中政府的一大失误在于低估了说服民众留在欧盟的困难性。很多英国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代表自身的利益深表怀疑，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政府的建议置若罔闻。民众将公投视为解决移民、医疗卫生资金等问题的重要手段，而英国政府在此之前未能就如何处置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应。⁽¹³⁵⁾卡梅伦政府本来只想利用公投作为团结保守党、提高支持率、增加与欧洲谈判筹码的手段，想不到竟玩火自焚，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

与代议制失败相对应的是英国民粹主义的胜利。⁽¹³⁶⁾除了公投这一运动本身能够证明民粹主义的盛行之外，从事后统计的选择“脱欧”者的社会阶层构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投票离开欧盟的选民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首先，选民年龄越大，选择离开欧洲的比例就越高。其次，这一特征与教育水平紧密相关。数据表明，具有较高学历的年轻选民倾向于选择留在欧盟，反之则选择离开。第三，投票结果与贫困率水平显著相关。投票地的贫困率越高，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类似的统计意义也适用于该地区的收入差距。即收入差距越大，选择“脱欧”的比例越高。第四，就业率越高的地区，选择“脱欧”的比例越小。第五，从地理来看，与欧洲互动多的地区倾向于留在欧洲。与英格兰相比，北爱尔兰和苏格兰更倾向于留在欧盟。⁽¹³⁷⁾怀疑政府权威、看重本地人利益、排斥外来人口、地方保护等这些民粹主义的特征在整个英国“脱欧”运动中一览无余。对于全国各地城镇的许多人来说，脱离欧盟的投票似乎成为对传统政党的抗议投票。保守党政府实施了多年的财政紧缩政策，人们对此尤为愤怒。伦敦以及西南部英格兰的居民普遍认为他们已经被中央政府忽视了很多年，这次投票是给政府点教训的一次绝好机会。⁽¹³⁸⁾(https://www.daowen.com)

“脱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战后英国民族主义的重塑。欧盟与早期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背道而驰，不管在族裔或语言上皆不具同质性。对英国来说，民族主义要求英国民族在他国关系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得到应有的尊重。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意识生来是民主的，它意味着平等，代表着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基础，而大众主权则是其核心。⁽¹³⁹⁾“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英国自《大宪章》以来一直为之自豪的立国原则，也是英国的“国民性”之一。⁽¹⁴⁰⁾在维多利亚时期，自由就与英国的民族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阐述英国民族性与自由的关系中，阿克顿勋爵的观点最为精辟。他认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对权力的集中。在这方面，欧盟愈发集权式的管理方式明显与英国的自由民族性格格不入。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不同层面上强调个人的权利并且反对任何机构以任何借口剥夺这些权利。这种以权利为纽带连接起来的社会共同体，不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比任何强制性的共同体都富有凝聚力。正因为在英国人看来，欧盟掌握了越来越多原属于英国国民固有的权利，所以才极力要求退出欧盟。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传统也有所区别，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英国的议会主权原则恰恰是不成文宪法的基础。英国很少出现联合政府，英国的民众希望自己的政府能够直接承担责任。欧盟创立的超国家机构破坏了英国的议会主权以及其背后的政治传统。毕竟欧盟的发展方向是统一而不是多元。英国选择“脱欧”是为了修复议会民主制、民族自决权，在外交上则试图恢复其国际主义大国的地位。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脱欧”也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一种体现。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主义根本无法切中当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解决不了普遍性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地方性问题。不过不可否认，族群认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依然很大。比如在“脱欧”问题上，族群认同可以为英国人贴上“我们”的标签，而为欧盟或欧盟来的移民贴上“他们”的标签。每当英国人觉得自身的利益受侵犯之时，族群认同便会激起普遍的爱国热情。人口迁移以及快速、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迁加速了防御性民族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随着布莱尔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英国，被称为“我们”的英国人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英国人认为，这些都是被称为“他们”的移民以及送“他们”过来的欧盟导致的，“他们”必须为“我们”的苦难负全责。

如果说“脱欧”问题已经让英国政府疲于应对的话，那么联合王国内部因“脱欧”引起的“脱英”倾向则可能导致国家更大的危机。“脱英”的主体之一是已经于2014年进行了独立公投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态度不同，之前的“脱欧”公投结果显示，苏格兰62%的投票者选择反对“脱欧”。⁽¹⁴¹⁾大多数苏格兰人认为留在欧盟之内更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脱欧”公投前，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表示公投的结果和苏格兰独立无甚关系。⁽¹⁴²⁾但实际上等公投结果出来后，斯特金立刻表示苏格兰独立的问题“是该进行讨论了”。⁽¹⁴³⁾2017年3月13日，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正式要求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预定时间为2018年秋季或2019年秋季，也正是英国政府原计划完成与欧盟谈判的时间。如果英国中央政府最终不能与欧盟达成一个使苏格兰满意的方案，苏格兰政府可能会加快举行独立公投的进度。

苏格兰和英国中央政府在“脱欧”的问题上有很多的分歧。如果威斯敏斯特方面不能为苏格兰制定差异化的“脱欧”政策，苏格兰的民族分离主义很可能被再次激化。2019年10月15日，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再次发表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演讲。斯特金认为“脱欧”是保守党人对国家作出的不可饶恕的破坏行径。在“脱欧”的问题上，苏格兰民族党既不信任特蕾莎·梅也不信任工党的科尔宾。斯特金表示，不“脱欧”是苏格兰人民通过投票得出的选择，为了将这个选择成为现实，是时候使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斯特金将“脱欧”比喻成一座冰山，而英国正往冰山上撞去。一旦撞上冰山，所有人都将一起沉船。苏格兰人民当然会全力阻止灾难的发生，但是如果英国中央政府不听劝说，那苏格兰则有权作出改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斯特金的演讲势必掀起新一轮的苏格兰独立浪潮。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宣扬国家独立，归根结底是“脱欧”对苏格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1．人口问题

“脱欧”牵涉到的移民政策的改变直接影响苏格兰的人口。根据苏格兰国家统计署的数据，苏格兰未来20多年的本地人口会持续下降。苏格兰的人口在未来能否增长关键在于移民的数量。根据统计，2006年中期至2016年中期，移民贡献了整个联合王国53%的人口增长率，而对苏格兰地区的贡献率则达到63%。⁽¹⁴⁴⁾任何移民政策上的变动都可能严重损害苏格兰的经济。英国政府已经表示会退出欧洲共同体市场和关税同盟，这样一来欧盟内部人员向英国的流动就会大大受阻。即便是当下的移民政策也不能完全满足苏格兰方面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苏格兰2017—2018年的政府计划包含一项要求进一步扩大苏格兰议会在几个关键领域立法权的承诺，其中就有关于移民的政策制定问题。⁽¹⁴⁵⁾英国政府自2012年以来就制定了较之前更为严格的移民规定，如取消了国际毕业生工作签证并对国际学生作出了多种额外的限制要求。虽然这些变化并不直接影响欧盟移民，但可以看出“脱欧”之后欧洲移民势必会受到更为严格的英国法律的限制。在欧盟的经济框架下，欧盟居民可以在共同的法律体系下自由地在欧盟地区进行迁徙，只要在某一成员国居住超过五年以上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权并获得相应的公民权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此之外还可以获得医疗及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权利。退出欧盟意味着这些自由权利的丧失。即便英国与欧盟能够协商出替代的协定，但欧盟移民的权利范围肯定不如之前的状态。欧盟方面给出的提议是在英国完成“脱欧”之后继续保持欧盟人员的迁徙自由。但是英国方面却坚持欧盟留英人员必须在两年之内获得英国内政部的许可否则将有可能会被视为非法移民。根据苏格兰统计署的调查报告“‘脱欧’公投以来的移民状况”，自第一年公投结果公示后，联合王国的净移民流入数量较同期下降了106 000人，这是自1964年以来最大的下跌。⁽¹⁴⁶⁾限制欧洲移民的政策对整个英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而相对于联合王国其他地区，苏格兰受到的伤害无疑更甚。欧洲移民在苏格兰的各大行业中基本都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苏格兰农业公司及园艺企业对移民政策的调整表示担忧，因为来自欧盟的季节工是这些企业的主要劳动力。自从“脱欧”公投之后，企业招工的难度大大增加。苏格兰的医疗卫生系统中，从事护理工作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尤其是东欧地区的移民。一旦这些人的身份不再合法，苏格兰的医院等卫生部门就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另外，据统计约有17 000名欧盟员工就职于苏格兰的旅游业，其比例大约占到整个行业人数的1／10。有11 000名欧盟员工就职于苏格兰的创意产业。在苏格兰的国际知名大企业中，欧盟员工占据了三成以上。⁽¹⁴⁷⁾平均每个欧洲移民贡献了10 400英镑的政府财政收入及34 400英镑的GDP。从年龄上看，生活在苏格兰的欧盟居民有61%是35岁以下，而苏格兰整体上3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42%。因此欧盟移民对维持苏格兰劳动人口的年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¹⁴⁸⁾欧盟的劳动力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提高苏格兰经济水平作出很大的贡献。

摆在苏格兰面前的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是要求英国中央政府下放给苏格兰独立制定移民政策的权力，二则是与欧盟方面单独协商人员的流动。无论哪个选项都会牵涉到国家边界的重新划分。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就已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绝大多数北爱尔兰居民和苏格兰居民一样都倾向于留在欧盟框架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一条“硬”边界线。根据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定》，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尽管分属两国，但两地居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往来。爱尔兰全岛在“脱欧”前设有共同旅游区，两地的边界线没有检查证件的岗哨。很多劳动人口白天去北爱工作，下班后回到爱尔兰共和国生活。英国在“脱欧”之后，两地区间的边界线将会由“英爱边界线”变成“欧盟区与非欧盟区”的边界线。伴随而来的是严格的边界检查制度，这会极大地影响两国边界地区人民的生活。⁽¹⁴⁹⁾事实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确也成为英国顺利“脱欧”的一大障碍。直到2020年12月8日，英国与欧盟方面才就北爱尔兰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按照“脱欧”协议，12月31日英国结束过渡期正式“脱欧”后，北爱尔兰将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并遵守欧盟法规，以避免北爱尔兰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危及爱尔兰岛的和平与稳定。欧英达成的原则性协议涉及北爱尔兰问题的方方面面，如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北爱尔兰履行边检和海关职责的问题，判断从英国本岛运至北爱尔兰的商品进入欧盟市场“有无风险”的标准问题，欧盟“禁止国家援助”条款对英国农业和渔业补贴的豁免问题，双方还敲定了依据争端解决机制设立的仲裁委员会主席人选名单，确保仲裁委员会在英国“脱欧”后顺利运转。但迄今为止，英国与欧盟在北爱尔兰的贸易以及海关检查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纠纷。“脱欧”让北爱尔兰的政治归属问题再次被提上政治议程，而苏格兰则面临同样的问题。无论英国中央政府放权与否，苏格兰的独立倾向都会加强。如果英国中央政府拒绝放权，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势必会以此为理由宣扬中央忽视苏格兰地方利益，并加快苏格兰独立进程。如果英国政府放权，苏格兰获得独立制定移民政策的权力，那英苏边界地区则需要设置相应的检查岗哨，否则至少在人员流动的问题上，英国的“脱欧”会成为一纸空谈。“硬”边界的设置从长远角度来看依然会加剧苏格兰的独立倾向，毕竟人员的自由流动是统一国家的最基本特征之一。相对于爱尔兰地区的分治情况，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暂时并不存在太多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与爱尔兰地区边界问题不同的是，英国中央政府是否会对苏格兰放权是英国的内政。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不大可能对苏格兰制定单独的人员流动政策，毕竟苏格兰并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不具有和欧盟进行协商的合法地位。从英国独立成为苏格兰解决移民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2．对外贸易与金融行业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欧盟是苏格兰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2015年，苏格兰对欧盟的贸易额达到123亿英镑，占其出口总额的43%。对苏格兰来说，欧洲共同体市场解除了苏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壁垒，使其能够与拥有近5亿消费者的欧洲市场直接进行贸易，其贸易量是英国本土的七倍。⁽¹⁵⁰⁾一旦“脱欧”完成，英国将会被欧盟视为第三方国家，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即便两者能够维持某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开放程度很难媲美原有的贸易框架。“脱欧”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实体贸易，支撑贸易的相关服务行业也会受到影响，如数据传输、交通运输等。相对于产品出口，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服务。在“脱欧”之前，英国可以在欧盟一个被称为“通行证”（Passporting）的框架下向欧盟共同体市场（也包括一些非欧盟的欧洲国家）范围内的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通行证”框架创建于1989年，允许在某一个会员国设立分支的金融机构向其他会员国无障碍地提供金融服务，就好比是金融领域的申根签证。如果选择退出欧洲共同体市场，那英国的金融企业则不能享受“通行证”框架所提供的一系列便利。其实，“通行证”会员权益的丧失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才会真正地伤害英国经济。⁽¹⁵¹⁾在这方面，英格兰的伦敦是最大的受害方。伦敦是世界上最强的金融中心之一，超过250家世界著名银行在伦敦有支行，其数目比纽约、巴黎和法兰克福都要多。能否防止这些银行在“脱欧”之后撤离伦敦是英国政府极其关注的问题。伦敦是全球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管理着欧洲超过80%的避险基金、经营着90%的主要经纪业务（投行向对冲基金提供股票贷款、融资、集中清算、结算和托管等服务），同时也是管理股票基金的重要中心。⁽¹⁵²⁾从整个英国的角度，失去“通行证”权益意味着英国不再是金融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理想地点，这很有可能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撤离潮。实际上，2018年3月17日，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来自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的数百位银行人士都表示，无论英国“脱欧”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将于原定的3月29日 “脱欧”大限后从英国撤出，搬迁到位于欧盟成员国家的办事处。德意志银行表示会将越来越多的欧盟业务转移到法兰克福。这显示出伦敦在未来很有可能失去金融中心的位置。⁽¹⁵³⁾金融业是英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据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2016年的报告，金融部门为英国财政部创造了324亿英镑的税收，其中178亿是来自个人所得税（168亿与外资银行相关）。⁽¹⁵⁴⁾根据英国最大的金融行业促进协会“英国城市”（The City UK）的统计，2015年金融业的总增加值约为810亿英镑，75.1万名员工从事相关的工作。⁽¹⁵⁵⁾与威斯敏斯特方面的态度不同，苏格兰政府始终坚持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之内。金融业同样是苏格兰的支柱产业之一。据统计，超过15万名员工从事金融工作，金融业贡献了整个苏格兰近1／10的经济总量。爱丁堡金融中心对苏格兰的重要性就和伦敦对英格兰的重要性是一样的。⁽¹⁵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金融政策上的分歧很有可能会影响苏格兰第二次独立公投的结果。如果独立，苏格兰就可以继续享受“通行证”带来的种种便利，无障碍地向其他会员国提供服务。当然这肯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在任何过渡期，苏格兰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全新的对欧盟方更有吸引力的服务体系。然而所存在的变量在于其他会员国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调整。总之，“脱欧”所造成的金融“脱英”潮是对整个联合王国的沉重打击，其中伦敦所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而苏格兰地区则属于连带的受灾。

3．农业经济

在农业问题上，虽然很多苏格兰农民和英格兰农民一样支持“脱欧”，但是这并不会减轻苏格兰分离主义的倾向。欧盟内部的农业管理体制通常被贴上复杂、义务繁重、惩罚性多的标签。⁽¹⁵⁷⁾很多人都认为脱离欧盟的繁文缛节是一些英国农民选择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投赞成票的重要原因。据说农民阶层得到了当时英国农业及环境部门的保证，只要选择退出欧盟，农民们不仅可以获得不低于原有水平的财政补贴，还可以不再受到欧盟的农业管制。⁽¹⁵⁸⁾然而由于“脱欧”不确定的前景，英国政府所谓的全新农业管理制度也愈发难产。自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苏格兰几乎所有的农业经济管制都来自欧洲大陆。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欧共体农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从原先的单纯追求农业产量最大化，到开始制定行业标准并协调由天气等因素造成的产量及价格波动。总体上来看，欧共体对农业的管制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于遵从管制的成员国进行补贴，反之则可能会给予惩罚。2016年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协定包含了一系列新的财政补贴项目，如环境保护、食物安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动物的健康与福利、支持某些需要帮助的乡村团体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会员国直接给予本国农民在生产方面财政补贴的权力。不过，2016年的政策协定也包含了一些免税的条款。英国“脱欧”后在摆脱了某些条款限制的同时也很难享受免税的政策，除非和欧盟重新进行商定。对苏格兰而言，在“脱欧”后是否能继续获得财政补贴并且少受各条款的限制都是个未知数。从长远来看，这取决于英国与欧盟、第三方国家或者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谈判。

苏格兰的农业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其85%的农业土地都较为贫瘠。英国因此向欧盟申请的财政配额也在逐年提高。但是苏格兰每公顷土地的财政配额依然处于整个欧盟区的最低水平。英国中央政府坚称给予苏格兰地区的财政配额是公平的。苏格兰和整个英国之间的财政安排既不是由需求，也不是由资源决定的，而是由历史事件决定的。它基于一个以1978年财政部首席秘书乔尔·巴尼特命名的公式。根据此公式，苏格兰能获得的财政份额应该是8%，但英国政府宣称已经给予了苏格兰16%的份额。显然，苏格兰对于当下的财政分配政策是不满的。只要不独立，无论是“脱欧”还是留欧，苏格兰所能获得的财政份额都决定于英国中央政府。如果英国政府采取“硬脱欧”，绝大多数的苏格兰农民则不能再获得源于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协定的财政支持。⁽¹⁵⁹⁾除非他们能够从英国政府获得相应的补偿，否则难以生存。除此之外，因“脱欧”引起的出口关税提高使苏格兰的农产品不再具有市场竞争力。没有了欧盟进出口标准的限制，大量从第三方国家生产的廉价农产品会如潮水般涌入苏格兰。这些都会对苏格兰农业产生极大的危害。在“脱欧”法案正式出台之前，英国政府在其白皮书中声称将会在一些必要的领域建立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框架来尽可能地减少英国内部以及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壁垒。农业被白皮书认定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领域”。⁽¹⁶⁰⁾对于减少“壁垒”究竟具体指什么措施，白皮书中并没有明说，但的确有可能包含一种对某地区放权的政策。即便英国中央政府下放大量的权力给苏格兰，有两大问题依然未能解决。首先，苏格兰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并不具备自主构建贸易框架的能力。苏格兰的对外贸易依然受制于英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贸易体的协定。鉴于农业相对较低的产值，英国政府可能会接受提高农产品的进出口关税，以此换取对其他行业有利的条款。其次，苏格兰制定个性化农业政策依然决定于英国中央的乔尔·巴尼特公式，除非英国政府愿意向苏格兰提供更多的财政补助，但到现在为止威斯敏斯特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脱欧”对英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脱欧”撕裂了英国内部，加剧了苏格兰的民族独立倾向。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主要是因为在欧盟的框架下，英国丧失了独立制定军事和经济政策的能力，这种动因对苏格兰同样适用。但正如“脱欧”会对英国造成众多负面影响一样，“脱英”对苏格兰也存在巨大风险。首先，当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认为苏格兰最好的前景就是作为欧盟的次单位时，他们已经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古典目标：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¹⁶¹⁾因而，在“脱英”之后苏格兰是否能获得较之前更多的自主权利其实是未知的。从欧盟的角度，苏格兰很可能不会被顺利接受为新的会员国，因为如果开了先例，西班牙及法国等地区的分离势力注定会愈演愈烈，这对欧盟的稳定必定是弊大于利。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角度来看，一旦分离运动正式开始并且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接下来就会出现大量问题需要两个国家共同解决。除了处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边界的具体事务外，还包括怎样分配中央财政的收益、外汇交易，或者军事设备。同时怎样分配国内和国际公共债务，公共退休金义务、必要的环境净化之类的义务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20世纪末，苏格兰民族党使苏格兰人认为通过独占北海的石油收入可以实现苏格兰社会的复兴。⁽¹⁶²⁾但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依赖石油的模式能够维持多久不容乐观。之前甚至有位英国地质学家认为北海石油到2020年会完全枯竭。⁽¹⁶³⁾从数据来看，石油的收入也是极其不稳定的。2008—2009年北海石油为苏格兰带来的收益是115亿英镑，而到了2012—2013年就仅有55亿英镑。⁽¹⁶⁴⁾若独立以后想要使收益平稳，势必要建立开采石油的专属基金，但实际上苏格兰并没有这样的资金实力。最近苏格兰民族党已经很少再将北海石油作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宣传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依靠北海石油致富缺乏现实可行性。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苏格兰的“脱英”其实是由英国民族定义的不明确性引起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自1707年合并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构成了大不列颠民族。但事实上大不列颠民族是个他者以及官方的定义，除了在极其正式的场合外，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基本不会自称是大不列颠人。无论在何时，苏格兰人肯定是把苏格兰民族放在最优先的认同位置。一旦英格兰作出损害苏格兰利益的事，苏格兰人就必然会否定大不列颠对其的民族代表性。苏格兰在将来是否“脱英”，取决于它能否和英格兰双方商谈出一个双赢的方案以此来获取新的民族整合。

无论怎样，英国人民“脱欧”的选择已经无法撤回了。2020年1月30日，经过漫长的谈判与协商，在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之后，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英国“脱欧”协议，从而完成欧盟批准“脱欧”协议的所有法律程序。2020年1月31日23∶00，英国正式离开欧盟，结束其47年的欧盟（加上欧盟以前的欧共体）成员国身份。如今再去过多评论英国人民的选择是对是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早在2018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发表了“脱欧”声明，其中有些内容值得商榷，比如“他们（英国人民）投票决定‘脱欧’然后拥抱世界，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从1975年的公投来看，很多英国人就不知道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后果，如今很多英国人同样不知道离开欧盟的后果是什么。至少从很多英国人的角度，他们的入欧之旅是糊涂地进、糊涂地出。但特蕾莎·梅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在这“脱欧”的时刻英国人民的确应该“退一步思考并问问自己，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国家”。在特蕾莎·梅和很多“脱欧”人士看来，英国的特例主义并没有完结。正如特蕾莎·梅在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英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深刻的国际主义。英国决定离开欧盟，但并不会离开欧洲，因为欧洲本身是英国国际关系舞台的一部分。此时，丘吉尔在几十年前的那番讲话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英国与欧洲同在，但并非属于欧洲。”

“脱欧”对英国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事务层面，英国能够拥有更高的自由度，比如制定贸易政策、对外自由贸易谈判、对外投资协定谈判等，英国可以凭借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更多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英国也必须面对之前所担心的贸易下滑、人员流动繁琐乃至产业链受阻的考验。

首先发生明显变化的是金融领域。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占英国2019年对欧盟出口的42%，金融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是英国对欧盟服务出口的重要类别。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欧盟股票交易以前一直在这里进行，而现在，则转移到欧洲其他国家。伦敦原来有四个平台可以用作汇报衍生工具交易，现在欧盟金融监管部门取消了这个授权，投资者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欧洲可以进行无限制跨境交易。⁽¹⁶⁵⁾金融企业的外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英国“脱欧”，大约有5 000—7 000个金融业工作岗位流向了欧盟。

其次，是英国与欧盟之间货物贸易受阻的问题。由于手续繁琐，通关延误，不少英国货物因此耽搁在了港口。2020年1月，英国与欧盟边界地区尤其是多佛的卡车运输量急剧减少。⁽¹⁶⁶⁾对于农产品，一来新鲜度无法保证，二来成本也随之增加，无法卖给主要利润来源——欧洲大陆。比如英国《卫报》曾报道，“脱欧”后，因卫生检查、IT系统更新及海关文件问题，苏格兰海鲜进入欧盟市场遭遇重重困难。如清关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年产值超过10亿英镑的苏格兰海鲜产业将陷入危机。英国肉类协会的报告显示，“脱欧”后企业将会遭遇永久性的贸易损失，贸易额下降幅度会达到20%—50%。⁽¹⁶⁷⁾《金融时报》也曾提到，英国政府建议加快为超市运送食品的卡车返回欧洲大陆而重新装载货物的进程，以避免英国出现食品供应短缺问题。英国农业部曾发布文件指出，英国和欧盟之间物流“发生进一步阻断的可能性仍很高”。为此，不少做出口欧盟生意的英国中小企业已经关闭了公司，放弃经营了数十年的欧盟市场。

“脱欧”促使英国寻求建立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脱欧”之后的物价问题是民众所关心的。“脱欧”前，英国人因为害怕物品短缺、涨价，大量采购囤货。但实际上“脱欧”之后英国的物价保持了相对平稳的水平，货物也很充足。这得益于英国与非欧盟地区的贸易关系。以2021年3月的数据为例，英国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商品总额增加了15亿英镑，主要由来自中国的进口服装和鞋子、口罩等防护用品拉动。中国已经取代德国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进口市场。2021年2月1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称CPTPP），相关谈判已经开启。早在2019年，英国出口至CPTPP国家的贸易额就已经达到了580亿英镑，占当时整个英国出口额的8.4%。⁽¹⁶⁸⁾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表示，加入CPTPP将会增加英国进入快速发展的市场和主要经济体的机会，降低英国食品、饮料、汽车等行业的关税，同时也为现代行业创造新机遇。相信英国此后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非欧盟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去，这也符合特蕾莎·梅之前所谈到的“拥抱世界”的理念。

在外交、全球安全等战略领域，英国政治主要角色的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英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在西方国家相对较强的军事力量以及本身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都使“脱欧”后的英国一旦有所动作，就会显得更加醒目突出。此外，在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中，英国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即使英国不再拥有帝国时代的辉煌，英国语言与文化及其精神依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因此即便昨日不可重现，即便人们不再关注不列颠和英联邦，看不到英帝国，英国辉煌的语言文化与民族精神依然存在，人们依然对他们怀有一种深厚的尊重之情。如果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人类走过的世界文明史，从罗马帝国、英帝国直到当代世界，我们认为，英国今天虽然衰落，虽然英国总是努力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激活往日帝国的梦想，英国文明依然还有许多精神与文化遗产在强有力地影响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