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欧盟之关系
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它是极少数既未被入侵也未被击败的欧洲国家之一。因此，尽管承认跨海峡与欧洲和平合作的重要性，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态度正如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在下议院所发表的讲话那样：“英国与欧洲同在，但并非属于欧洲。与欧洲国家团结、合作是很好的，也是可取的，但英国不能加入。”(76)如果给丘吉尔的这种观点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将其称为有限责任论。两大要素促成了这种有限责任论的形成。第一，战后初期英国与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之间的资源差异明显。英国拥有自己的战后国家战略或战后恢复的“特殊”道路。英国最直接的优势包括英联邦市场、殖民地资源、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庞大的武装力量（相对于德法而言）。第二，英国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并购置核武器。(77)这些优势表明，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依然具有实质性意义，也意味至少在当时，欧洲不是战后英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或必要因素。1947年，英国对美国（马歇尔）向欧洲提供援助的反应，凸显了这一立场。在理想情况下，英国政府希望获得美元援助，但所有援助不应附带与欧洲合作方面的条件；英国政府还希望美国认可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地位。美国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两种观点。然而，英国决策者继续给美国杜鲁门政府留下深刻印象，即英国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参与者的地位所具有的鲜明特征。英国认为欧洲只是英国全球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且欧洲大陆并不代表英国战略利益的主要领域。战后初期的近20年时间里，对于欧洲一体化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过程，英国所秉持的依然是这样的外交逻辑。
欧洲一体化始于二战之后，是确保欧洲和平的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方式。欧洲大陆几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上的目的，即保证欧洲的长久稳定与和平。美国也十分赞同欧洲内部进行某种形式合作的构想，毕竟欧洲是当时与苏联的缓冲区，扶植欧洲有助于遏制苏联从而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侵袭。因此，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来促进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尽管这笔钱的公开目标是向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但其中有一个隐含的含义：鼓励欧洲国家进行合作，以减少它们再次陷入冲突导致美国必须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通过此举构建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欧洲堡垒。(78)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大臣罗贝尔·舒曼发表了他的同名宣言，呼吁法国和德国团结起来，使两国之间的战争“不但不可想象，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舒曼试图构建一个由超国家联合组织来管理德国和法国的煤炭和钢铁厂，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在那个年代，煤炭和钢铁是国防工业的支柱。该宣言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如此将可简单快速地统合创建一个经济共同体所必需之利益，包括将那些长久以来因为世仇而分割的国家结合为更广更深的共同体。(79)这项提议将为旨在为守护和平的欧洲联盟打下第一块基石。舒曼提出该计划后敦促英国政府积极参与。法国强烈希望英国成为成员国，因为战争结束五年后，法国仍然对与德国打交道存有疑虑。当时的法国认为没有英国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没必要在欧洲及英联邦之间二选一。然而，1951年4月18日签署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巴黎条约》仅汇集了六个西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六国中的每一个都有望从这一新联合体中获得某些好处：对于德国和意大利，此联合体将为战后复兴铺平道路并使它们重新获得政治合法性；对于荷比卢三国，它们将加强对两个最大邻国的安全保障；对于法国来说则具有安全与繁荣的双重好处。《巴黎条约》的措词和《舒曼宣言》十分相似，并指出签署国已决定“合并其根本利益，以取代古老的竞争。通过建立经济共同体，为长期被流血冲突所分裂的人民建立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奠定基础”。(80)
在英国，工党赢得了1946年的大选并开始英国的煤炭和钢铁业国有化。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希望尽快使英国恢复充分就业。对最重要的民族工业进行政治控制似乎是推行其计划的必要先决条件。二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可能是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之外最像社会主义的政府，并且坚定地崇尚国家的经济指导和政府计划。工党政府担心超国家的限制会干扰其经济计划，因为ECSC总体还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企业家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欧洲经济共同体是资本家的俱乐部，一旦加入很有可能使英国的失业率提高。(81)
英国并非反对与欧洲大陆合作，只是英国始终将政府间的合作作为其优先选择的方式。英国促成1948年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该条约是西欧联盟防务委员会、西方联盟参谋部和西方联盟司令官委员会的基础。根据这项互助公约，五个国家同意在成员国受到军事攻击时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并通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下称BTO）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上进行合作。BTO的起源和早期运作表现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英国思维：在英国领导下构建某种西欧集团联盟。但这种联盟必须具有某些特征。首先，要确保《布鲁塞尔条约》不涉及英国军队对欧洲大陆的防务承诺。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称，“我们不再需要敦刻尔克”。(82)英国国防政策的主要领域是英国本土、海上通讯路线的控制和对中东的国防承诺，这些优先于任何和平时期捍卫欧洲大陆的承诺。其次，就像战争时期一样，英国决策者极力避免对法国方面作出强有力的军事承诺，比如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军事合作。这种抵制反映了战后初期英国决策者对法国的矛盾态度。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西欧合作的确必须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但他们又担心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弱点无法为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三，很明显，BTO本身并不是促进欧洲统一的工具。相反，它是大西洋联盟的登台，是战时英美之间“特殊关系”的复兴。1948年3月22日，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五角大楼进行的会谈推动了这一进程，这增加了美国参与西方防御系统的可能性，并最终签署了《北大西洋条约》。此后，冷战政治和核武器的购买成为英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主要因素，并增强了英国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上风的筹码。在欧洲背景下，这种至少在英国人看来与美国的所谓“特殊关系”已经形成，而维护这种“特殊关系”则是英国外交最为优先的任务。(83)
除了《布鲁塞尔条约》外，英国还参与了欧洲多项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并发挥重要作用。丘吉尔和其密友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策划者，该公约为欧洲人权法院及其管辖权奠定了基础。1948年在海牙举行的欧洲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欧洲国家和平统一的讨论，该会议聚集了不少热情的欧洲联邦主义者。这种对主权的轻率态度使许多英国人感到厌恶。联邦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也不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因此，英国和与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同僚都要求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其结果是成立了欧洲委员会，其人权法院和议会位于斯特拉斯堡。欧洲委员会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建立议会，这将为欧盟开创先例；其次，多年来，它致力于人权保护工作。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将成为符合加入欧盟人权标准的参照。英国还帮助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致力于欧洲经济的长期恢复。(84)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古典的政府间机构，没有超国家的性质。英国坚持传统的外交手段和建立在国际法主权主体独立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它坚决反对让自己的行动自由服从于任何可能高于本土议会权限的上级组织。
舒曼和莫内则追求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希望通过使欧洲逐步实现经济相互交织来间接实现和平，从而建立越来越紧密的依存关系网，最终限制每个成员危及或脱离整个联合体。经济合作将缓慢而无意识地使政治一体化成为必然。英国政治家们仍然对这种创新方法深表怀疑。他们不需要尝试新方法，因为他们认为旧方法并没有失败。一些英国人本能地感觉到了这种渐进的、不易察觉和不可抗拒的制约因素所隐含的危险。他们依然坚信英国是世界性的大国，需要在外交事务中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因此，英国错过了欧洲统一的开始。它放弃了在欧洲机构和欧洲法律的逐步建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体现自己利益的选择。当莫内和其他领导人试图通过建立原子能共同体和范围更广泛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称EEC）的提议来重启欧洲一体化进程时，英国再次拒绝参加，但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85)所有成员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但这一想法未能获得支持，因为该想法与已经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兼容，后者基于围绕共同市场的共同关税和共同体的贸易模式。英国在感到失望和沮丧之余，组建了一个与EEC相对的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以下称EFTA）。它说服了奥地利、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加入了这个国际组织。“协会”一词的意思是表明它不像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样是“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完全处于传统的政府间组织范畴之内，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围绕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和理事会建立其超国家结构。EFTA严格限于贸易，而在主权丧失方面没有政治成本，EEC追求的目标则是逐步在会员国的政治生活领域扩大影响。
与英国的态度不同，经济共同体的六个国家始终设想对其他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开放融合。建立这两个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成为共同体成员，但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86)1961年，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成为检验这一规定的第一位领导人。此前一系列事件导致申请决定的搁置，尤其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与美国的关系恶化，英联邦被证明与母国之间缺乏凝聚力，而苏伊士以东的英国外交政策也陷入困境。(87)麦克米伦是在访问美国之后提出的申请。在此期间，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英国融入欧洲，但英国仍然坚持认为融入欧洲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它的跨大西洋外交关系，即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从60年代开始，英国一直在探索加入欧洲大陆共同体的可能性，不是因为英国对此突然充满了热情，更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合并国家主权的愿望。1961年的申请是一种绝望而不是信念的表达。英国要求加入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是因为它似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摆脱经济指标不断恶化的趋势。这可能也是欧洲从来没有对英国加入存有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欧洲的联合没有英国的参与和投入，从而奠定了欧洲新政治框架的基础。在早期这种框架是一种开放的、灵活的结构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结构变僵硬了。20年后，当英国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它不得不接受在没有英国影响的情况下制定的规范和规则、机构和程序。英国是后来者，面临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局面。
英国之所以1971年才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除了自身的犹豫不决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反对。自从麦克米伦下决心要使英国融入欧洲，戴高乐就成为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最大障碍。(88)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英国不能加入。戴高乐似乎没有征询其他五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的意见，但鉴于《罗马条约》第237条规定理事会成员一致通过的原则，他也不需要这样做：法国可以单方面阻止英国加入该共同体，并已这样做了。戴高乐于1958年上任，《罗马条约》生效后不久，戴高乐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就与莫内和舒曼出现了明显不同。在支持法国加入欧共体以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戴高乐坚决反对莫内所倡导的渐进式联邦制，而是相信与当时的英国类似的“主权国家的欧洲”理论。(89)然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使英国和戴高乐的立场发生分歧——欧美关系。英国所主张的是，在政治上，欧洲是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它们将共同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从经济上看，欧洲应该在没有中央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成为自由贸易区，并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贸易。在戴高乐看来，英国对美国的忠诚将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因为法国总统担心英国会成为美国人的“特洛伊木马”。戴高乐认为欧洲成员众多且非常多样化，其凝聚力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英国加入，欧共体最终会被美国所主宰。此外，他还急于避免在新兴共同体中树立一个新的霸主。德国尽管经济增长快但毕竟处于分裂状态。意大利仍在挣扎着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法国在1963年成为共同体的领导者。英国如果加入很有可能威胁法国的领导地位。正如戴高乐指出的那样，“《罗马条约》是在六个大陆国家之间缔结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具有相同的性质……此外，碰巧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不满，没有边界争端，没有统治或权力的竞争”。其他五个成员国与英国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英国会挑战法国的领导作用。(90)在拒绝英国之后，戴高乐立即推动与德国的双边协议，即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法德友好与和解条约》，该条约通常被称为《爱丽舍条约》，成为德法全面和解的象征。英国永远无法与其他成员国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使得其在最终加入共同体后，很难找到能够实现共同利益的盟友。
1967年，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认定英国的未来在欧共体内。威尔逊曾经是一个坚定的英联邦主义者。他认为加入欧洲共同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英国在英联邦中的影响力。(91)同时，在共同体的框架内，工党掌控经济的能力也会被削弱。威尔逊曾经在一次反保守党的演讲中这样说道：“《罗马条约》总体上就是反计划经济的。”(92)威尔逊之所以转变还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动机：经过几年的实践，EEC明显胜过EFTA，而且共同体即将征收针对非成员国的外部关税。英国在此时期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如果继续留在共同体之外，将对英国经济的恢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10月22日，威尔逊召开了一场内阁会议。在这场会议中，绝大多数同僚赞成他关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提议。哈罗德要求外交大臣应该去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国的首都进行访问，以打消它们对英国的疑虑。(93)然而，尽管威尔逊拥有融入欧洲的热情，但戴高乐拒绝了英国的第二次申请。戴高乐威胁道，如果英国在法国反对的情况下加入进来，法国就会解散共同体。1967年12月19日，戴高乐正式投出第二次反对票。英国加入的申请没有撤回，但一直被搁置，直到戴高乐离任总统。
保守党爱德华·希思于1970年6月18日成为英国首相，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工党统治。希思自1962年以来就和欧洲大陆进行欧共体成员资格的谈判。戴高乐于1969年4月28日辞职，乔治·蓬皮杜于6月15日继任总统。蓬皮杜曾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总理。他以务实、脚踏实地而著称，而不是像戴高乐那样怀揣建立光荣、胜利法国的抽象理想。希思和蓬皮杜已经相识多年。法国越来越关注德国经济的增长动态。它希望这场游戏中能有其他玩家来抵消德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时，蓬皮杜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度过了婴儿期，并发展了稳健的结构，不应该再拖延关于英国是否能够加入的决议。最后，法国希望温和地使英国脱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将其带回欧洲。当然蓬皮杜从法国的利益出发，一方面的确希望能够将英国拉入共同体，另一方面也要限制其影响力。在财政方面，蓬皮杜曾经承认，如果让英国在财政预算制度方面具有足够的发言权，那英国人就会要求建立一种对他们有利的制度，这种制度一定会让法国的利益受损。(94)在英国国内，经济危机日益恶化，自从战争结束以来，英国生产力和竞争力严重下滑，英镑贬值了1／3，而且公共债务呈螺旋形失控。在北爱尔兰，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正在显现。这些都成为英国加入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动因。
在和蓬皮杜达成协议后，希斯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英国本土通过这项议案了。希斯心里明白加入共同体不可能像挪威、爱尔兰以及丹麦三国那样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英国并没有采用直接民主决定重大事项的先例。希斯虽然声称会将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基准，但他又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议会才是合乎法律和程序的。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全民公投的确会出现一些政治家无法预测的局面。比如在挪威，1972年和1994年的公投都显示绝大多数公民反对加入欧共体，其主要原因是怕失去对北海石油和渔业的支配权。在当时的英国，盛行几个世纪的代议制民主政治通常将公投视为暴民政治的典型表现。为了使加入欧共体的议案得以通过，希斯谋取了一部分工党议员的支持。在当时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都是严重分裂的，(95)但在希斯的斡旋下，1972年10月17日，英国议会最终通过了加入欧共体的法案。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年轻的首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恰恰是这个法案成为多年后反欧洲一体化者攻击和羞辱的对象。
1973年1月1日，欧共体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增加了成员国。新加入的除了英国之外，还有爱尔兰以及丹麦。丹麦的加入完全是为英国做后援，毕竟丹麦也是EFTA的成员之一。爱尔兰加入的情况则比较复杂。自1922年独立以来，爱尔兰共和国总是倾向于和英国划清关系，然而数百年的经济交往及事实上的地理纽带让其很难与英国彻底断开联系。比如，两国之间公民的护照是互通的，英国和爱尔兰公民可以自由地在两国间迁徙。加入欧共体可以使爱尔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英国的阴影，同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条约是在18个月内谈判达成的，英国接受了全部的条款，即便在农业和预算贡献等与英国利益背道而驰的地方也是如此。英国的公众情绪远非热情。保守党和工党的许多著名政客都谴责加入欧共体是一种屈辱。工党对加入欧共体的热情迅速减退，议会整体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1974年2月，希斯组阁的政府就倒台了。工党向公众保证会与欧共体成员国重新商谈英国的成员条款，在此问题上应该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要么是重新大选，要么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公投。1974年10月，重新上台的威尔逊派遣外交官员詹姆斯·卡拉汉去和欧共体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进行协商。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可以算得上是“欧洲病夫”，深受罢工、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困扰，甚至已经发展到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的地步了。(96)然而根据欧共体的财政条款，英国所需缴纳的预算份额却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多的。欧共体的预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1）向欧共体以外国家进口工业品的关税；（2）向欧共体以外农产品征收的差价税；（3）各成员国向欧共体缴纳的增值税。预算的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农业基金。英国根据《共同农业政策》（以下称CAP）仅能获取非常有限的农业补助。法国农业因为在二战中受到的战争损害相对于其他几国较小，因而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成为欧共体内部最大的农产品输出国。在欧共体成立的早期，大部分农业补助都被法国获取。(97)英国在加入欧共体后无论是从欧共体内部还是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农产品都必须付出较之前更高的代价。比如，英国是黄油消耗大国，但其黄油产品主要依赖于新西兰进口。在加入共同体后，英国无法再以便宜的价格从新西兰获得黄油。与新西兰的贸易关系问题因此也成为威尔逊政府和欧共体重新谈判的重要内容。英国相对于其他几个成员国工业化水平是比较高的，因而所缴纳增值税比例也高。英国从欧共体获得的好处抵不上其付出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净负担国。这一点在威尔逊看来是必须得到纠正的。总体上来看，预算贡献比例是1974—1975年英国重新谈判的关键方面，为此欧共体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纠正机制”，旨在解决英国预算支出中严重的超额部分。实际上，该机制极其复杂，触发条件非常苛刻，英国很难从这个所谓的机制中获得好处。(98)多年后，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对英国伸出援手，他承认重新谈判只是走走形式，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但威尔逊认为卡拉汉的谈判成果还是足以使他说服内阁以及议会让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下议院于1975年4月9日以396赞成对170票反对，支持在成员条款修订后的条件下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按照法定程序来说，英国留在欧洲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除此之外，威尔逊决定在英国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民公投。(https://www.daowen.com)
威尔逊最初对全民公投的想法怀有敌意，但左翼工党议员托尼·贝恩则说服威尔逊说，这可能是将工党团结在一起解决跨党派问题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已在议会1972年对是否加入欧共体的投票中得到证明。对于贝恩来说，他关注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主权。这也是当时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代表的政治右翼者以及40年后的“脱欧”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贝恩在1971年就曾要求举行全民公决，他认为加入欧共体牵涉到宪法问题，因为关系到主权的丧失，应将其置于英国选民面前。即便英国公众并不特别支持加入欧共体，但如果经由合法的宪法程序使法案获得通过，民众对此也很难会有异议。“欧洲”在7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问题，并且将持续如此。在英国成为欧共体会员国的同时，英国政治阶层之间却出现了问题。几乎各政治派别都有人要求离开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中不乏杰出政治家，比如托尼·贝恩、迈克尔·富特（后来成为工党领袖）、伊诺克·鲍威尔、伊恩·佩斯利（来自贝尔法斯特的热心联盟主义者），而苏格兰民族党也是如此。(99)保守党的全体领导人以及大约一半的内阁成员和自由党支持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内阁成员之间第一次对立并公开对抗。除了全民公投外，这是第二个危险的先例。在此之前，英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原则一直是内阁的无缝统一。内阁集体负责行政决策，它必须公开支持一条统一路线，任何偏离这一路线的人都必须重新考虑其立场。但是威尔逊允许内阁的同事们遵循自己的意愿，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反对首相的方针路线。举行全民公决的决定全都在于重新团结一个分裂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就像40年后的大卫·卡梅伦一样。(100)以往的民意测验始终显示很少有人支持加入欧共体(101)。然而，全民公投的时机极具偶然性。在全民投票之前，全球食品价格已大幅上涨，但CAP确保欧洲（包括英国）食品的价格维持稳定。那些一刀切的问题，比如食品价格，是获得“是”投票的有效方法。尽管对欧共体怀有敌意的人强调了主权的丧失，就像他们的继任者在2016年所做的那样，但这在1975年却没有多大影响。全民公决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选择：“英国是否应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也就是说这次公投强调的还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1975年的媒体和企业都非常支持那些赞同英国加入欧共体的主流政治家。媒体本身就是公投双方阵营的重要战场。(102)印刷媒体坚定地支持加入欧共体，《每日星报》（Daily Star）是唯一支持脱离欧洲的日报。《观察者》（Spectator）是每周发行的右翼杂志，也认为英国在共同体之外会更好。商界领袖提倡留在欧共体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投赞成票的“英国加入欧洲组织”（Britain in Europe，简称BIE）中去。相对于反对留在欧洲的“全民公投联盟组织”（National Referendum Campaign，简称NCR），BIE获得了绝对优势的活动资金。据统计，BIE获得了182.5万镑而NCR只获得了8 610镑。(103)政府坚定地支持加入欧共体，制作了小册子《英国的欧洲新政》（Britain's New Deal in Europe）分发给每个家庭。在政府、商业以及媒体的大力支持下，BIE获得了绝对的胜利。超过2／3的投票者选择留在欧洲共同市场。NCR呼吁人们更多地重视主权丧失和英国独立身份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投票者能够听到这方面的声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跟这次公投的主题的设置关系密切。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次公投仅仅是个经济及贸易市场范围的问题，他们丝毫没注意到加入欧共体所隐含的主权风险。那些支持共同市场的政治家也没有向民众解释经济共同体的实质是什么，它的最终发展方向又是什么。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其发展方向是欧洲政治一体化以及超国家性质的欧盟，但当时的英国大众在各方狂轰滥炸的宣传及洗脑下又怎会事先预测到这种发展轨迹呢。可以说，在1976年，英国人民对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及欧共体总体抱有积极的评价，但在此后的数十年这种评价却急剧转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很多英国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投了加入欧共体的票，40多年后又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选择“脱欧”。
英国最初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其最终加入时，又发现很难像原先希望的那样有效地打上自己的烙印。在1973年加入之后，英国塑造共同体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没有建立必要的联盟以加强在欧共体内部的影响。但英国仍然存有要领导欧共体的想法，这是几十年来英国政客们一面动摇一面又反复出现的念头，寻求领导地位的同时还要以旁观者视角哀叹欧共体正在采取的各种方针政策。欧共体内部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双边关系，才能在互相之间被视为忠诚和可靠的盟友。然而多年来，无论是在推动共同市场还是加深政治合作方面，英国都被其他各成员国视为作为尴尬的合作伙伴（Awkward Partner），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
留在欧共体的决定并没有阻止英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挫败感。随着欧共体演变成欧洲联盟，英国变得越来越不自在。1979年，就在威尔逊推行的全民公投后的第四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宣誓就职。“铁娘子”向英国民众发誓要“退还我们的钱”。(104)之前威尔逊的重新谈判未能解决的几个有争议的预算问题，成为英国与欧共体再起争端的重要原因。威尔逊虽然维持了英国与新西兰的特殊贸易关系，但却使英国依然承担了高昂的预算贡献额。自1975年重新谈判以来，英国对EEC的净财政贡献快速增长，从1976年的1.68亿英镑涨到1979年的9.48亿英镑。(105)在要钱的问题上，共同体中几乎没有领导人支持撒切尔，但女首相还是坚持自己的诉求。撒切尔指出英国的农业生产力远远高于欧陆国家，但获得的CAP补贴却严重不足。英国还进口了更多食品，因此必须直接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支付高昂的进口关税。当时，英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其失业率为12%，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在各国中是最高的。所以要求退钱的诉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06)1984年6月15日召开的枫丹白露会议最终同意大幅度削减英国对欧共体预算的捐款。当然，撒切尔也作出了一些让步。首先，她承认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的结果；第二，她原则上同意建立货币联盟的计划；第三，她同意英国将于1990年11月22日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另外，撒切尔还呼吁对共同市场进行改革，作为后来的《单一欧洲法案》的一部分。撒切尔坚定地致力实现自由市场这一目标。她曾在英国国内追求彻底的经济自由化，现在她也想在欧洲范围内贯彻这一理念。她发现，经济自由化改革确实是非常正确的，至少英国经济在阵痛之后开始逐步复苏。
总体而言，在撒切尔领导下，英国在欧共体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破坏性的。撒切尔夫人曾积极支持自己的国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她在1975年的全民公投中以同样的承诺投了赞成票。她可能减慢了英国融入欧洲的脚步，但在一些关键决定中，她坚持有利于一体化的立场。她要求为英国削减预算开支，同时她又不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的事实。不过在辞去首相职位之后，撒切尔却在保守党内部倡导反欧盟的倡议（主要是反对和欧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她尖刻的声音、无情的自负和高姿态反共产主义的形象，从某方面证实了英国是一个尴尬合作伙伴的印象。自撒切尔以来，英国已从欧共体的附庸者转变为特立独行者。英国没有试图把自己摆在欧洲一体化的最前列，没有给它指明方向和意义，而是宁愿设法从后面追赶，并抱怨说其他国家没有考虑到其特定的愿望。撒切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英国和欧共体的分歧，但是从当时来看，撒切尔使英国和共同体得以继续前进。从英国国内来看，撒切尔的改革使英国保守党变得更加不愿融入欧洲并且更加分裂，而工党却逐渐看到了欧共体提供的机遇，并释放出更高的热情。(107)
1990年11月28日，约翰·梅杰接替撒切尔担任首相。他向保守党党员保证：“我会将英国置于欧洲的中心！”(108)他赞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坚持认为英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不应成为共同体的事务，他也不再提及欧洲联邦制。梅杰坚持在社会政策上采取例外措施，并推动选择退出未来的货币联盟。大约有50名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于1993年6月22日在议会中投票反对了自己的政府，并让《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失败了。第二天，梅杰再次让议会投了票。这次投票批准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主要是因为工党没有投票。梅杰的权威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事实证明，保守党内部对他欧洲议程的阻挠是持久的。一年后，保守党的亿万富翁支持者詹姆斯·戈德史密斯成立了公投党（Referendum Party）。该党的唯一政治目的是对英国的欧盟成员身份进行新的公民投票。公投党于1997年戈德史密斯去世后解散了，其许多成员成为英国独立党（UKIP）的核心。梅杰的前任撒切尔一直不厌其烦地要求进行这样的新公投，在上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撒切尔公开宣布，她将竭尽全力阻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同时期其他国家的经历加强了英国再次进行公投的呼吁。法国、爱尔兰和丹麦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交本国公民投票，结果是爱尔兰的大规模支持（支持率69.1%），法国的薄弱支持（支持率51%）和丹麦的大比例拒绝（支持率42.1%）。疑欧者们提出，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将条约的变更问题提交给全民公决，那么为什么不能给英国人民这样的机会呢？
对梅杰打击巨大的还有“黑色星期三”事件。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保守党政府因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下限而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当日，英国的经济情况变得动荡不安。英镑迅速贬值，英国银行利率飙升至12%，后来英格兰银行宣布进一步升息至15%，经济正面临崩溃的危险。晚上7点，财政大臣拉蒙特宣布恢复自由浮动汇率。但英镑已经失去了近20%的外部价值，保守党的支持率在民意调查中下跌了14%。一些人指责欧盟僵化的体制没有对英国的财政困境给予足够的考虑。几个月后，随着欧盟将欧洲货币的波动幅度从6%扩大到15%，更多的英国人开始质疑欧盟能否保障英国的利益。
1997年5月，工党托尼·布莱尔担任首相。相对于之前的梅杰政府，布莱尔趋向于使英国在欧盟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109)在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布莱尔非常支持欧盟能够以此为契机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他觉得欧盟的扩大对欧陆国家和英国同样有利。这与德国的立场有相似之处。受益于欧洲一体化40年，德国认为欧盟也应该向冷战期间遭受苦难的国家开放。2004年有十个新国家加入，其中包括来自中欧和东欧的八个国家，以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这将对欧盟本身产生重大影响，包括体制改革、预算、移民以及各要素的自由流动。总体上布莱尔政府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布莱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就签订了其曾经反对的《欧洲社会宪章》。1997年6月，欧盟政府间会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欧盟一些领导人认为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很难摆脱撒切尔政府的阴影。(110)但实际上，布莱尔融入欧洲的态度颇为积极。布莱尔政府同意将之前一直反对的《申根协定》加入《阿姆斯特丹条约》（不过英国依然保持管理自身国界的权力）；同意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使欧洲议会由单纯的咨询机构转变为对欧盟成员有普遍约束力的权力机构；还接受了2004年新加入欧盟国家的公民于2004年5月1日开始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其实欧盟已经批准了一个为期七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现有成员国可以对新的中东欧成员国的人员流动施加限制。英国是除爱尔兰和瑞典之外唯一一个立即开放无限制自由迁徙之门的成员国。当时英国正享受着经济繁荣和高水平的就业，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它将受益于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英国完全没有为即将发生的庞大规模的移民做好准备。政府预计每年将有1.3万名新移民，但现实是40万以上，远远高于预期的数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移民已经成为英国“脱欧”的争论焦点之一。
尽管整体来看与欧盟的关系有个良好的开端，但布莱尔政府很快与大多数欧盟国家陷入争执之中。(111)英国降低家用燃料增值税税率的决定引起了欧盟委员会的大规模争议，被认为是违反了税收统一的条例。(112)英国在签署《欧洲社会宪章》后不久又想要退出，在如何进行程序操作的问题上与其他会员国存在分歧。(113)此外，关于英国牛肉出口禁令的长期争议再次爆发。1997年6月，英国政府提出的恢复牛肉出口贸易的提议遭到欧盟方面的拒绝，使其早日解除禁运的希望迅速破灭。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采取强硬立场，直到2006年3月，欧盟常设机构兽医委员会才最终批准终止所有的限制措施。该问题仍然是英国与其欧盟伙伴之间感情不佳的原因。
在布莱尔时期，欧元开始在欧盟地区广泛流通。英国再次成为一个例外。虽然布莱尔和他的财政大臣布朗一直宣称支持欧元，他们甚至还准备就此发起一场全民公投，但从2003年起，各种事件和情况加在一起，使得欧元公投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例如，2003年9月14日，在瑞典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选民以很高的反对率（81%）拒绝了使用欧元。这对英国的支持欧元的运动造成了沉重打击。另外，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这占去了布莱尔政府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无暇顾及加入欧元区的政策制定。伊战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在伊拉克未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得布莱尔政府的信誉严重下滑，人们纷纷质疑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这为布莱尔政府举办公投制造了严重障碍。
布莱尔经常以提倡“第三条道路”著称，在对待欧盟的问题上，布莱尔的这个理论也有所体现。在1998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布莱尔曾经说道：“首先，我们必须对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给予足够支持。经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建立在提高欧洲劳动力就业能力基础上的社会模式。这意味着是教育而不是管制；是技能和技术，而不是成本和负担；是开放的竞争和市场，而不是保护主义。在旧式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存在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必须采取的。”(114)对于“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不是一种政治噱头颇具争议性，一位历史学家就认为它是“看着时髦却无意义的”概念。(115)但到目前为止，“第三条道路”确实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政治哲学，体现了使社会民主适应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现实的尝试。尴尬的是，大多数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表现出兴趣的欧盟领导人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于1998年9月成为德国总理的社民党领导人格哈德·施罗德算是一个例外。他与布莱尔共同撰写了关于该主题的论文《第三条道路》。但该出版物对许多人影响不大，而施罗德的热情被证明是短暂的，部分原因是他自己党内的批判性反应。在法国，左翼政府莱昂内尔·乔斯平的政权从一开始就对“第三条道路”公开表示怀疑态度，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是对理论本身的否定。
在英国看来，欧盟更应该是一种联邦，英国可以影响它但不能被其条条框框过多地束缚。(116)从本质上讲，布莱尔的目的是将新工党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的指导原则输出到其他欧盟国家，并以此来更新当前的欧洲模式。具体一点来说，他要通过放松管制来消除单一市场在能源、电信和金融服务方面的障碍。在寻求此类改革的欧盟领导人中，布莱尔并不孤单。他早期的主要盟友包括中右翼的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兹纳尔和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正是他们与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布莱尔一起，在2000年3月的里斯本欧洲理事会上确保了旨在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的提案”的通过。(117)十年之内，《里斯本议程》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增加对教育、培训和相关职业研究的投资，这是布莱尔政府希望欧盟不断前进的有力标志。同时，布莱尔政府也将CAP视为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之一，因为CAP吸收了大量欧盟财政支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更有效地用于研究和技术创新。毫不意外的是，这一观点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赞同，毕竟法国是CAP的主要受益者。英国人不断削减农业开支的企图激起了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强烈反对。鉴于法国农业游说组织的实力，任何反对CAP的做法都将意味着政治自杀。除了这种考虑之外，希拉克还认为他与布莱尔在这个特定问题上的冲突是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欧盟以后是否会被英国人所青睐的自由市场方法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