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社:土地崇拜
古人认为万物有灵,土地能够使农作物生长、结实,是来自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人们崇拜、祭祀土地等神灵,就是为了祈求或报答这些神灵对作物的护佑。《礼记·郊特牲》郑玄注:“万物有功加于民者,神使为之也,祭之以报焉,造者配之也。”当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各项条件发生不利的变化时,人们就向神祈求保佑,如果农作物丰收了,则要向神表示答谢。秦汉民间祭祀的土地神有田祖、田父、田夫、田主等诸多名目,但他们都统一称作社。里有里社,乡有乡社,县道有县道之社,郡国有郡国之社,国家有太社。各个地方的民众都认为社神仅护佑本地农作物的生长。乡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富都要参加。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举行社祭,祭后在社下宴饮行乐,费用由全里居民分摊,也有个别捐献者承担全部费用的情况。领导社事的是里正、父老,里、社在组织上是合一的,社的活动即为里的职司的一部分,并得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社祭时具体执事者称社宰、社祝、祭尊。 (11)
西北边郡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所谓“酒礼之会”,应当包含每年举行的社祭活动。
出土简牍表明,戍守边塞的吏卒之间也有社的存在。早年,劳榦曾经利用居延汉简中的有关资料,对汉的社祀做过研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12) 宁可在研究汉代的社时,也注意到了汉简中的材料。 (13)
在两位先生的成果发表之后,陆续又有新的汉简被发现而公布于世,其中涉及社的资料较以往更为丰富。下面汇集新旧居延汉简中有关社的材料,重新就边塞屯戍组织中的社与社祭加以探讨。
(1) 入钱六千一百五十,其二千四百受候长,九百部吏社钱,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计。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54·1)
(2)
诣官封符,为社市买马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63·34)
(3) 对祠具:鸡一,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盐少半升。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0·39)
(4) 买葱卌束,束四钱,给社。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2·16)
(5)
奉千二百,出钱百四社计
,余钱千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80·25)
(6) 建武八年三月己丑朔,张掖居延都尉谌、行丞事城骑千人躬告:劝农掾禹谓,官县令以春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侍祠者,斋戒]
(《居延新简》EPT20:4A)
(7)
……祠社所行人□迁徙 (《居延新简》EPT 43:175)
(8)
[劝]农掾戎谓官、县以令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皆修治社[稷]
(《居延新简》EPC:35)
(9)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张掖居延城司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长印封,丞邯告:劝农掾褒、史尚谓,官、县以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侍祠者,斋戒,务以谨敬鲜洁约省为故。褒、尚考察不以为意者辄言如律令。
八月廿四日丁卯斋。
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
九月八日甲辰斋。
八月庚戌甲渠候长以私印行候文书事告尉,谓第四候长宪等写移檄到,宪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戒,以谨敬鲜洁约省为故。如府书律令。
(《居延新简》EPF22: 153A-160)
(10)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乙丑,张掖大守良、长史威、丞宏敢告居延都尉卒人:言殄北守候塞尉护、甲渠候谊典吏,社受致廛、饭黍肉,护直百卅六,谊直百卌二。五月五日谊以钱千五百偿所敛吏社钱,有书。护受社廛不谨。谊所以钱千五百偿吏者,审未发觉,谊以私钱偿□罪名。书到,如 (《居延新简》EPT52:99)
(11) 第四候长樊隆为社市诣官,九月乙酉蚤食入。 (《居延新简》EPT59:173)
(12) 令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械,谨敬鲜洁约省为故。方考行,如[律令]。 (《居延新简》EPF22:161)
(13)
八月戊午社计。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0·9)
(14) 三月廿六日甲寅斋
三月廿八日丙辰直建,[可祠社稷]
(《居延新简》EPT 20:25,EPT21:1) (14)
(15) 骑守千人晏告劝农掾戎谓:官、县以令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皆修治社[稷]
(《居延新简》EPC:10,EPC:35) (15)
以上诸简,简(3)出土于A33地湾,简(4)出土于A32金关,其余各简皆出土于A8破城子。地湾为肩水候官遗址,破城子为甲渠候官遗址。此数简反映的社祭活动大都是在候官举行,只有简(11)表明候官与亭燧之间的部也设有社,而简(9)则表明候官及其下面的部都有社。大约边塞的社主要设置于候官及其下面一级的部中。候官的级别与县道相同,候官之长为候,是与县令长级别相同的职官。金关属于肩水都尉府,级别应与肩水候官大体相当。候官之下的部则相当于地方行政单位中的乡。从简文分析,其中所反映的边塞候官和部的社事活动,与县道、乡等的社事情况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边塞屯兵内部社事的材料,弥补了史书记载的缺漏。
汉代的祭社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次,岁末的腊日还要再祭。《汉书·食货志》说,“社闾尝新春秋之祠”是当时民众每年必须参与的集体活动。春日祭社,是在耕种之前祈求社神给予一个丰收的年景;秋日祭社,是在农作物成熟之后,感谢社神佑助成熟之功,同时也要向社神预卜来年是否还会获得好收成。《周礼·春官·肆师》:“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贾公彦疏:“祭社有二时,谓春祈秋报。报者,报其成熟之功。今卜者,来岁亦如今年宜稼以不。”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月份,《续汉书·祭祀志下》“社稷”条说,官府春秋两次的祭社分别在二月和八月。《四民月令》也说二月祠太社。《三国志·董卓传》说,阳城县“二月社,民悉在社下”。但这似乎只是县以上官府主持的祭社时间。民间的私社与此并非同时。《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颜注引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民间私社的祭祀时间恰好错后一个月。
简文中居延边塞的祠社活动也分春、秋两次。例如简(6)为建武八年三月居延都尉下达给各候官的文书,文书根据劝农掾禹的陈请,选择好春社祭祀的吉日,要求属下各候官及居延县的长吏亲自巡行检查,修治社稷,使之鲜明,准备社祭。居延出土有另一枚简,编号EPT20:25,简文为“三月廿六日甲寅斋”。该简与简(6)应属于同一件文书册。 (16) 知此次祭社前的斋戒准备开始于三月二十六日,估计祭社仪式的举行是在该月末。简(14)应是上级官府下达给甲渠候官的关于祠社日期安排的文书,其中的祠社日期也在三月,自然应指春社祭祀。简(9)是一份简册,为建武五年(29)八月居延都尉府下达给各候官的文书,文书根据劝农掾褒等的陈请,选择好秋社祭祀的吉日,要求属下各候官及居延县的长吏修治社稷,准备社祭。文书下达到甲渠候官后,甲渠候官移书给第四候长,要求第四候长宪立即准备好社祭。该简册明确书写祠社的具体日期是“八月廿六日己巳”。简(13)云“八月戊午社计”,当是秋社祭祀用品开销的账簿,亦言秋社在八月。可见,边塞的春社在三月,秋社在八月。不过,简(11)云九月第四候长樊隆还在为社祭采购,则其祭社又在九月。简(11)与简(9)反映的皆为甲渠候官第四部的秋社祭祀,其时间尚有如许差别,则春秋祠社之月份选择不仅如劳榦先生所推断乃“因地不同”,且亦因时而不同。
祭社需要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如《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礼记·月令》:“仲春择元日,命人社。仲秋择元日,命人社。”郑玄注:“为祀社稷也。春事兴,故祭之,祈农祥。元日,谓近春分前后戊日。元,吉也。”又注:“赛秋成也。元日,谓近秋分前后戊日。”由此可见,春、秋两次祭祀社神分别在春分和秋分前后的戊日。但今本《礼记》郑注作:“祀社日用甲。”又《礼记·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孔颖达《正义》引《尚书·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解曰:“用戊者,周公告营洛邑位成,非常祭也。”祭社的日期究竟是春分、秋分前后的某个甲日,还是戊日?有学者认为应在“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上戊),且举汉简“八月戊午社计”为一证。 (17) 但简(9)的祠社日期“八月廿六日己巳”,简(14)的祠社日期“三月廿八日丙辰”,皆既非戊日,也非午日,明与文献不合。又从简(6)、简(8)、简(9)、简(15)等新出居延简中皆有“今择吉日如牒”之类的话来看,具体的祠社日期大约还需要事先查考《日书》之类的书籍,选择吉日。尤其能够说明这一事实的是简(9),建武五年(29)秋社在八月己巳,既非戊日,也非午日。该简说“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这就告诉我们,选择这一天举行祭社,是因为这一天恰好值建除十二神中的“成”。简(14)的祠社日期“三月廿八日丙辰”后有“直建”一词。“成”“建”都属于古代建除十二神。秦汉建除家在历日中安排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所谓“建除十二神”,认为它们各主一定吉凶,人们以此选择行事的最佳日期。居延简中根据“直成”“直建”来确定“可祠社稷”的日期,证明了西汉边塞在祠社日期的选择上,需要考虑日期的吉凶宜忌。可见,汉代春秋祠社的日期并非完全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选定在某月的某一种干支日,而是每年都事先加以吉凶的选择。至少在西汉时期的居延边塞地区是如此。边塞地区社祭日期的选择权在都尉府,都尉府根据吉凶宜忌选定日子,然后向下面逐级传达命令,要求各级单位及时做好准备工作。这说明政府对社祭的重视。(https://www.daowen.com)
社祭有主祭者,也有主持分祭肉者。里社一般由里正等主祭,宰分祭肉。太社则另有监祠者。《汉旧仪》云祠社时,“使者监祠,南向立,不拜”。郡县以下的社祭,凡郡太守、县道令长以下都应当参加,即侍祠。《续汉书·祭祀志下》云“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这在简文中也有明确反映。例如简(6)、简(9)、简(12)都提到祠社时有侍祠者,侍祠者主要是“令、丞以下”的人员。边塞令丞以下的人员,主要是候及候丞以下的吏卒。
所有参加社祭者,皆需预先经过斋戒。《大唐开元礼·诸里祭社稷仪》说唐代的社祀,“前一日,社正及诸社人与祭者,各清斋一宿于家正寝”。即在举行社祀之前一日要进行斋戒。汉简也明确指出“当侍祠者斋戒”,以示谨慎虔敬。其中,上引简(9)还保留了选定的斋戒与社祭的日期,八月廿六日己巳的社祭,在八月廿四日丁卯即开始斋戒,比唐代还要提前一日。
关于祠社之供具。社祭时,通常要按照社的级别,屠宰牛或羊或豕,配以酒粮果蔬等。《续汉书·祭祀志下》云太社之祠用太牢,而郡县社稷之祠,“牲用羊豕”。《汉书·陈平传》说,里中举行社祭时,陈平为宰,负责切割肉,分肉甚均。上举居延简(3)之“祠具”虽未明言为社祭之祠具,但劳榦认为:“就社祭一事在汉代民间最为普遍这一端而言,自然属于社祭的可能性较大。” (18) 其说有道理。此简出土于肩水候官遗址。据此知道,候官社祭所用供具有鸡、酒、黍、稷、盐等。又简(4)之“葱”,也是用于社祭之物。简(2)云“为社市买马”,不知所买马匹是否是社祭时作为祠社牺牲之用。
从简文可知,祠社的供具是从市上购买而来。简(2)谓有人到甲渠候官取符,到市中采购,以供社祭之需。简(11)谓第四候长樊隆为了准备社祀用品,于九月乙酉到了甲渠候官。简(4)云为社祀“买葱卌束,束四钱”,共花费一百六十钱。简(13)是甲渠候官某年秋社祭祀活动的支出账簿,从简牍中有关“计”的资料看,此“社计”应该包括购买物品的名称与具体费用等事项。这说明社祀所需的许多供具确实大多是自市中购买。
根据简牍文书,边郡都尉官府都要求边塞候官以下的社祭“务以谨敬鲜洁约省为故”。“谨敬”是针对与祠者的态度,要求他们虔诚恭敬。“鲜洁”是针对社祭的供具,要求新鲜洁净。“约省”则是针对社祭的开支,要求俭约节省,避免铺张浪费。
祠社所需的费用一般由参与社祭者分摊。边塞的祠社费用来源大致也是如此筹措的。例如简(1)为甲渠候官的一件钱出入簿,它记载了某段时间入账有九百钱是部吏的社钱。此九百钱应属于多名部吏所交纳的社钱总数。简(5)残损较多,“奉千二百”,当是边塞士吏、候长的奉钱标准。 (19) 云“出钱百四社计”,知其领到月奉后,即取出一百四钱,用于交纳社事活动的费用。
社事活动的费用按照什么标准交纳、交纳多少,尚无明确材料。不过,每人分摊的社费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额。这可由简(10)所记载的事件得到反映。此文书是成帝建始元年(前32)九月张掖太守给居延都尉的复文,其中提到殄北守候塞尉护、甲渠候谊分别受社廛之事。“社廛”所指应为何物事,不得而知。不过,护与谊二人的行为肯定是在利用职权之便,借征收社钱而私自聚敛。后来,谊私下又以钱千五百偿还所敛吏社钱,大概可以减免罪名。从此事件可以看出几点:
一、 边塞社祭活动所需费用的征收是由各单位的主管官吏负责的;
二、 每人承担的费用大概是没有固定数额的,否则,就不会发生官吏借机敛钱的事情;
三、 边塞的社事是由官府控制的,社事活动的各项收支也应在官府的监管之下,定时审查,防止夤缘为奸。发生在殄北守候塞尉护、甲渠候谊身上的两起贪污、挪用社钱事件皆被查清,说明官府对此类事情有相当的控制力度,边塞的社事仍然处于官府的控制、管理之下。
敦煌汉简中有一枚简也与社事有关,值得注意:
(16) 候虏张卿稷米亖升、黍米二升为社 为稷米三升为社
张
君稷米亖升、黍米二升为社 (《敦煌汉简释文》364)
该简云张卿、张
君二人为社事各自拿出稷米四升、黍米二升,这说明,边郡戍卒在参与社事活动时,还要向社奉献一定数量的五谷,如黍、稷等。简中的“四”作“亖”,是王莽时期的写法,因而,该简的年代应属于王莽时期。
宁可认为居延汉简中的社按照阶级和职业结合,属于传统里社之外的社。 (20) 陈槃、 (21) 薛英群 (22) 则直接称之曰“军社”。按,《周礼·夏官·量人》:“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郑玄注:“军社,社主在军者。”边塞的这种社也是设立于军中,应该属于古书所说的军社。不过,若说此类社与传统的里社截然有别,似乎也欠妥当。
社是土地神,社祭的目的主要是向土地神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是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信仰活动,汉代的边塞驻军中为什么立社,而且还成为都尉府管理的比较重要的祭祀活动呢?这从出土简牍中也能够得到答案。例如上面列举的居延都尉府下达的文书简之(6)、(8)、(9)、(15)都提到,每次社祭之事皆由“劝农掾史”先根据律令规定向都尉府提出报告,都尉府再向下面的候官正式下发文件,进行督促。这说明,在边塞具体管理社祭的是劝农掾史。劝农掾史应是管理边塞屯田事务的小吏。屯田与社祭事宜皆由劝农掾史负责,因为二者存在必然的联系,社祭是为了祈求屯田有好的收成。可见,边塞的社祭仍然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一项祭祀,此类社与一般的里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致的。
腊日祭社估计既是为了酬神,也是为了向社神祈祷和占卜。
先秦时期春日祭社的场景在《诗经》中有很真实的反映。《周颂·载芟》就是在“春籍田而祈社稷”时唱颂的诗篇: (23)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而《周颂·良耜》则明确是“秋报社稷”时唱颂的诗篇: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以歌舞娱神是古人祭神时比较普遍采用的方式,秦汉时期也是如此。《盐铁论·散不足》说,在祭社之时,即便是贫穷之家,也要“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淮南子·精神训》曰:“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白虎通·社稷篇》:“祭社有乐,《乐记》曰:‘乐之施于金石丝竹,越于声音,用之于宗庙社稷。’”贫穷之地举行社祀活动,只能以击打陶盆瓦片为节奏,相和而歌,有财力的地方则可以“击建鼓,撞巨钟”了。击打建鼓的图像常见于汉代画像石,击鼓者执槌击鼓的同时,伴随舒展有力的舞蹈动作,场面十分热烈。《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王廙《春可乐》曰:“吉辰兮上戊,明灵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树下。濯茆兮菹韭,啮蒜兮擗鲊。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气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王廙生活在西晋末、东晋初,《春可乐》中的这段文字写的就是当时春天祭社的场景,乡间闾里的人们聚集在社树之下,祭祀祈祷,并在祭事完毕之后分享祭品、欢乐畅饮。这一场景与汉代基本一致,借此可以想见汉代的情形。
很多民族至近世仍保留春天祭神祈求丰收、秋天农作物成熟时报答农神的习俗。以后者为例,四川理县桃坪乡羌族每年秋收后还愿时,由端公祈祷天神除农害、收野物。端公作法时,用青稞面做成各种害兽、害鸟,对其作法念咒,并用刀戳烂,然后将面屑埋入深坑,象征公害已除。 (24)
云南独龙族每年把几家人合伙种植的山地收割完毕之后,要在地里作祭。具体仪式是,在收获前各家自己做点粑粑,杀一只鸡(或活的)带到地里,收获后,留下几捆庄稼放在一起,把粑粑(饼)和鸡祭上,然后一个人或几个人同时叫喊,大意是说:“伙种地搞生产,天神你永远保佑我们。伙种地搞生产,伙种地伙收割,天神姑你来收割你的种子,我们收去了你别生气,神爷神母快快来吃了。”念毕,将留下的几捆庄稼全部拿去。 (25)
在谷物成熟季节,云南禄劝县的傈僳族会摘下数十穗谷子做成饭,先喂狗,然后供奉祖先,最后全家才能吃,称“尝新”。之所以要先喂狗,据说种子是狗从天上衔下来的,豆种和蓖麻子也是狗夹在尾巴上带来人间。而武定县、元谋县的傈僳族把稻谷收割完毕后,先放在田间,举行把谷魂从田间叫到打谷场的仪式,再把稻谷搬运到打谷场,目的是请谷魂守好这些粮食。 (26)
贡山怒族收获时,要把最早成熟的谷物首先供奉给崖神,然后自己方能食用。 (27)
藏族在每年藏历七、八月间青稞黄熟以后、开镰收割的前两三天,举行“望果节”。节日的第一天早晨,当阳光洒满金黄麦田的时候,农民们要手持麦穗围着农田转圈游行,感谢上天给人们带来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成。有的地方,转田的队伍前打头的一般是两个村姑打扮的“拉姆”(即仙女),以示天仙下凡同庆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