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巫蛊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八节 巫蛊

上面着重谈了一下秦汉时期疾病观念中的各种鬼神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古代还有一种与疾病有关的非科学现象,即巫蛊。这在秦汉的疾病观念中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前文列举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除了推定疾病有可能是死人鬼魂造成的,在多处还提到“巫”也是病因之一,如《日书甲种·病篇》中“戊己有疾,巫堪行”。又如《日书乙种·十二支占卜篇》:

(1) 寅(中略)以有疾,午少翏(瘳),申大翏(瘳),死生在子,图示巫为姓(眚)。 (简161—简162)

(2) 辰(中略)以有疾,酉少翏(瘳),戌大翏(瘳),死生在子,干肉从东方来,把者精(青)色,巫为姓(眚)。 (简165—简166)

同篇中的简159—简160、简175—简176在提到“外鬼”“外鬼父世”是致病原因外,占卜结果认为也有“巫亦为姓(眚)”“巫为姓(眚)”的可能,都是说患病的原因在于巫。这里的巫指巫师,具体而言,是说巫师使用巫术手段使人致病。古代称这类巫术为巫蛊,属于黑巫术。黑巫术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仇敌偶像施害术,另一种是施放蛊毒。

对仇敌偶像施害术是用木头等材料雕塑成偶像,象征仇人,施术者对偶像或刀砍、油炸、火烧,或用针、锥、剪刺其心,并伴以咒语,借助法术力量使仇人伤病或死亡。弗雷泽《金枝》一书谈到顺势巫术时总结过这种巫术,他说:

在各种不同的时代,许多人都曾企图通过破坏或毁掉敌人的偶像来伤害或消灭他的敌人。他们相信,敌人将在其偶像受创伤的同时,本人也受到伤害,在偶像被毁掉的同时,本人也会死去。这可能是“同类相生”这个原则的最常见的应用了。只要从大量事实中列举少数例证,即可说明这种习俗在全世界流传之广和持续年代之久。数千年前的古代印度、巴比伦、埃及以及希腊、罗马的巫师们都深知这一习俗,今天澳大利亚、非洲和苏格兰的狡诈的、心怀歹意的人仍然采用这种做法。我们还听说过北美印第安人也有一种类似的做法:他们把某个人的像画在沙子上、灰烬上、泥土上,或任何其他被认为可以代替其真身的东西上,然后用尖棍刺它或给予其他形式的损伤。他们相信,这样一来,画像所代表的那个人就会受到相应的伤害。例如:当一位奥吉布威印第安人企图加害于某人时,他就按照那仇人的模样制作一个小木偶,然后将一根针刺入其头部或心脏,或把箭头射进去。他相信就在他刺入或射穿偶像的同时,仇人身体上相应部位也立即感到剧痛,如他想马上杀死这个人,便一面念咒语,一面将这个木偶焚烧或埋葬;秘鲁的印第安人用脂肪和谷粉捏制出他所讨厌或惧怕的人的塑像,并在那位受害者将要经过的路上把它烧毁,他们将此称为“烧掉那人的灵魂”。马来人有类似的法术:你如想使某人死掉,首先你就得收集他身上每个部分的代表物,如指甲屑、头发、眉毛、唾液等等。然后,从蜜蜂的空巢中取来蜂蜡,将它们粘在一起做成此人的蜡像,连续七个晚上将此蜡像放在灯焰上慢慢烤化。烤时还要反复说:“我烧的不是蜡啊。烧的是某某人的脾脏、心、肝!”在第七晚上烧完蜡像之后,你要谋害的人就将死去。 (70)

通过破坏或毁掉仇敌的偶像,使仇敌患病或受伤来达到伤害或消灭仇敌的目的,这种巫术在我国古代社会也并不少见。仅以汉代而言,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发生巫蛊之祸,所谓的巫蛊就是此类黑巫术的典型。

征和二年正月,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最终公孙贺“父子死狱中,家族”。 (71) 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也都坐“巫蛊”死。 (72) 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年老多病,江充担心有朝一日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利用巫蛊陷害太子,“奏言上疾祟在巫蛊”,说武帝的病因是巫蛊造成的。汉武帝相信了江充的话,就任命他为使者,调查、办理巫蛊。江充先从民间下手,“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江充了解到武帝心里的想法后,胆子就大了,进一步把追查巫蛊的行动延伸进宫中,“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 (73)

江充追查巫蛊,收捕验治数万人的重要物证就是从当事人居住之处的地下挖掘出所谓的桐木人,桐木人无疑是作为祝诅汉武帝患病的关键物件。关于江充在戾太子宫中掘地得到的桐木人,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④《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引《三辅旧事》曰:“江充为桐人,长尺,以针刺其腹,埋太子宫中。充晓医术,因言其事。”《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汉书》云,“武帝时,江充埋桐人于大子宫”,又说江充“为桐人六枚,埋在大子宫中,乃谗大子于帝曰:‘臣观大子宫有巫气。’王遂令江充检之,果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太子以自无此事,意不服,遂杀充”。孔颖达所引资料来源虽然标作《汉书》,但应该不尽为《汉书》,还应有《三辅旧事》等文献。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当时的“巫蛊”,应是用桐木削制成所要加害的人的形象,桐木人长约一尺,施行巫蛊之术者用针刺入桐木人腹部,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认为这样可以使受害者患病、罹祸,乃至死亡。这种巫术使用的是同类同态感应法则,施术者相信通过在甲地对乙地某人的某种替代物进行攻击,即可伤害到乙地某人的本身。巫蛊之术为何将针刺入桐木人的腹部呢?《素问·诊要经终论》云:“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膈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针刺桐人之腹是欲致汉武帝于必死。 (74) 江充以此种桐木人栽赃戾太子刘据,确实是要把戾太子置于死地。戾太子被逼入绝地,故而把江充以及配合江充的胡巫全都杀死,发兵自卫。而江充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以达到去除戾太子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因为这种巫术在当时必然在民间广为人知,且有不少实例。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以巫而致人疾病的很可能也是使用这种黑巫术。

施放蛊毒术,利用蛊毒使人中祟致病,是另一种黑巫术。《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磔死之鬼亦为蛊。从虫,从皿。皿,物之用也。”许慎说蛊有两类,一类是蛊毒,一类是被处以枭磔之刑而死者变成的厉鬼,这种厉鬼能附着人身上,使人昏乱迷惑,失去常态。但通常所说的蛊主要指前者,造蛊者蓄养蛊虫制作蛊毒,暗自置放于饮食中,使他人食用中毒,或者直接放出蛊虫伤人。中蛊者一般都处于神志不清,昏惑狂乱,歇斯底里的状态。《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云:“蛊者,心志惑乱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为蛊。”又云:“蛊是惑疾。”“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

放蛊是蓄意谋害他人的行为,在古代是被严令禁止的。《周礼·秋官·司寇》:“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贼律》曰:‘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庶氏是《周礼》中专门除毒蛊的人。从郑玄的注可以知道,汉代对施行蛊术的人处以极刑,惩治很严厉。但在民间,放蛊的现象难以禁绝。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专门列有治疗蛊毒的药方,可以说明蛊术在当时之存在(图十二):

□蛊者:燔扁(蝙)辐(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

一,燔女子布,以饮。

人蛊而病者:燔北乡(向)并符,而烝(蒸)羊尼,以下汤敦(淳)符灰,即□□病者,沐浴为蛊者。

一,病蛊者:以乌雄鸡一、蛇一并直(置)瓦赤铺(鬴)中,即盖以□,为东乡(向)灶炊之,令鸡、蛇尽燋,即出而冶之。令病者每旦以三指三最(撮)药入一杯酒若鬻(粥)中而饮之,日壹饮,尽药,已。

一,蛊,渍女子未尝丈夫者布,□□咅(杯),冶桂入中,令毋臭,而以□饮之。 (75)

图示

图十二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局部)

《五十二病方》里说的蛊,可能指癫痫,患者神智昏迷,抽搐吐沫,令人惊怖,古人不知其病理,以为是中了蛊毒所致。施蛊者既用蛊毒,也伴随巫术。与之相对应,治蛊之方也往往是解药与巫术相伴。《五十二病方》记录了五个治疗蛊毒的药方,从药方的内容看,里面的巫术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巫术色彩很浓重。例如选择用荆条来焚烧蝙蝠,加工药方;把未婚女子的月经布作为药的主要成分;画符并烧作灰,用来疗蛊;烧煮药方的火灶需要朝东,等等,这些药方无一不属于厌胜巫术。荆在中国古代常用作辟邪的巫术灵物,尤其是牡荆。《淮南万毕术》曰:“南山牡荆,指础自愈。节不相当,有月晕时克之。” (76) 《汉书·郊祀志上》: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鏠,命曰灵旗”。灵旗的旗杆用牡荆,也是借取其厌胜的功能。荆成为驱邪的工具,应该与古代使用荆条作为抽打罪犯的刑具有关,古人想象鬼邪之物也像人一样,畏惧荆条笞打,一见到荆条就吓走了。 (77) 配制除蛊方时特意强调点燃荆条焚烧蝙蝠,无疑是想把荆的驱邪魔力通过烧焦的蝙蝠转移给中蛊毒者,以此来去除蛊毒。女人的月经布是污秽之物,古人相信鬼邪也厌恶、害怕污秽之物,故而巫术中常常把月经布作为道具,尤其以未婚女子的月经布更受重视, (78) 《五十二病方》的五个治蛊方中就有两个以月经布为主,足见此类药方的性质。

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东汉简牍中,有一方木牍上面书写一个药方:

治赤谷方:乌头三分,朱臾五分,细辛三分,防己三分,桂三分,术三分,白沙参三分,黄芩三分,茯令三分,麻黄七分,干姜三分,付子三分,桔梗三分,人参三分,贷堵七分。 (木牍1正面)

凡十六物,当熬之令[变]色。 (木牍1背面) (79)

“赤谷方”未见史载。“赤”或指气色。马继兴、王淑民二先生认为“谷”或通“蛊”。 (80) “赤谷(蛊)”可能是指中了蛊毒之后,除了神智昏迷等症状外,患者的面部气色发红。受限于医学发展的不足,古人往往把患病之后神智昏迷之类症状的疾病看作是中了蛊毒。与《五十二病方》不同的是,这个药方虽然还是把疾病当作蛊毒所致,但在所开药方的成分上,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巫术的成分,反映了古人在医学探索上艰难而有成效的进步。

以上利用现有资料,对汉代人关于疾病成因的某些观念作了梳理,这些观念都是基于民间信仰的背景而形成。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越在远古,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越是充满了神秘,这是科学进步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中西方无不如此。对疾病的神秘主义解释虽然是错误的,但也是一种解释。当我们了解到,包括汉代在内的古代社会一度对疾病成因的认识存在这样的神秘主义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古代医疗发展面貌,既不会一味地强调、夸饰其科学的一面,也不会因其包含大量的神秘主义的巫术成分而否定古人为探索未知世界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1)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第255页。

(2) 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第440页。

(3) 赵富荣:《中国佤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4) 戴佩丽:《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5) 《左传·昭公元年》秦医缓为晋侯诊病,说晋侯的病症是:“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孔颖达疏曰:“病有鬼为之者。”

(6) 延熹四年钟仲游妻镇墓券,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

(7) 刘伯平镇墓券,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

(8) 残镇墓券,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

(9) 王泽庆:《东汉延熹九年朱书魂瓶》,《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第3版。

(10) 西安广丰公司13号汉墓出土朱书陶瓶,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79页。

(11) 陕西临潼新丰铁路编组站长条村取土场一号汉墓出土朱书陶瓶,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868页。

(12)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收入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第362—378页。

(13) 详细解说参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16—121页。对“酢”字的含义,尚有不同解释,例如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注:“酢,报祭。”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认为“依整理小组注释解作‘报祭’,语义本贯通”。

(14) 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先生认为,占辞中反映的病因是奉给祖庙中祖先的牺牲和供食。见氏著《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病因论与鬼神之关系》,日本《东方学》第88期,1994年。

(15) 堇酒,有可能是酿酒时在原料中掺了堇的一种酒,也可能是在酿好的酒内添加或浸泡了堇的酒。堇,菜名,一名堇葵。《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堇有三:《尔雅》:‘啮,苦堇’,一也;‘芨,堇草’,二也;《广雅》:‘堇,藋也’,三也。芨堇之堇,郭注以为乌头,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菜。堇藋之堇,《本草》以为似藜,一名拜,一名蔏藋,非苦荼之类。惟《尔雅》‘啮,苦堇’,郭注:‘今堇葵也。叶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与《毛传》言堇菜合。《说文》:‘草也。根如荠,叶似细柳,蒸食之甘。’而《尔雅》言苦堇者,古人语反,犹甘草一名大苦也。诗人盖取苦堇之名与苦荼同类,遂并称之。《正义》以为乌头,《释文》以为藋,并失之。”《日书》此处的堇亦应为堇葵。

(16) 本篇简文原无标题,此处题名据刘乐贤所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368—371页。

(17) 见《原始思维》,第256、259页。

(18) 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19) 转引自〔英〕帕林德著,张治强译:《非洲传统宗教》,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9页。

(20) 〔英〕帕林德著,张治强译:《非洲传统宗教》,第60页。

(21) 和志武等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卷》,第695、697页。

(22) 本篇原无题名,据刘乐贤说补,参《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388—389页。

(23)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8—179页。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42页。

(2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第868页。

(2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27)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0—211页。

(28)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第21页。

(29)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70—71页。(https://www.daowen.com)

(30)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72页。

(31)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36页。

(33)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78页。

(34)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370页,注[三]。

(35)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36)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18页,注[十]。

(37)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38) 〔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39) 刘钊:《谈秦简中的“鬼怪”》,见氏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137页。

(40) 古代的厉鬼似乎不止一种,比较复杂,大概古人把好多种能给人带来疾疫、灾害的恶鬼都称作厉鬼。从文献记载看,至少节令类型的疫鬼也被称作厉鬼。见本文相关论述。

(41) 《礼记·祭法》郑玄注:“厉,主杀罚。”

(4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第140页。

(43) 和志武等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卷》,第173页。

(44) 刘钊:《谈秦简中的“鬼怪”》,第141页。

(45)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36页。

(46) 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47) 〔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第235页。

(48) 宲,整理小组注:“宲,疑即宝字,此处疑读为殍。”刘乐贤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认为宲人可能指小童,是一种幻化作孩童之形的疫鬼。详见该书第237页,注[二十八]。

(49) 状神,应是受伤而死之鬼。整理小组注:“状,读为戕。《国语·晋语》注:‘犹伤也。’”

(50) 李零:《古文字杂识(二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第759—760页;〔美〕夏德安著,陈松长译:《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2页;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338页。

(51) 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

(52)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第140页。

(53) 刘钊认为“哀”也可以训为“求”,说是。见刘钊:《说“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54) 〔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第234、235页。

(55) 《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引《礼纬》曰:“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魑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图示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据此,《论衡》所说的《礼》应指《礼纬》。

(56) 释文据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第198页。

(5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6—47页。

(58)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第199—200页。

(59) 《汉书·文三王·梁孝王武传》:“三十五年(景帝中六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梁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按《汉书·景帝纪》、荀悦《汉纪》均曰中六年夏四月梁孝王薨,不在夏六月。则本传之“六月中”应指梁孝王出猎见牛足出背上之后的六个月之内,非谓夏六月。“六日薨”,谓发病六日而死。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牛者,丑之畜,冲在六月。北方数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谓孝王薨于六月六日,牵强附会,不可取。

(6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48—450页。

(61) 李绍明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土家族卷、瑶族卷、壮族卷、黎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6—238页。

(62) 〔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第234—235页。

(63) 和志武等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卷》,第881页。

(64) 李绍明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土家族卷、瑶族卷、壮族卷、黎族卷》,第236页。

(65) 吴泽霖:《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收入《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66)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第255页。

(67) 刘乐贤认为,爰母可能是一种精怪之名,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51页。

(6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第140页。

(69) 《礼记·月令》郑玄注。这里的厉鬼应是对疫鬼的泛称。

(70)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13—14页。

(71) 班固:《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

(72)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73) ④ 班固:《汉书》卷四五《江充传》。

(74) 马继兴:《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年,第5页。

(7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释文(二)》,《文物》1975年第9期。

(76) 《太平御览》卷九五九引。又清茆泮林辑《淮南万毕术》(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77)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第123页。

(78)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第197—200页。

(7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8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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