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芦苇和芀帚之例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七、 用芦苇和芀帚之例

芦苇成为人们驱鬼的武器,起源也应该比较早。《玉烛宝典》引《庄子》:“斫鸡于户,县苇灰于其上,插桃其旁,连灰其下,而鬼畏之。”这条材料不见于今本《庄子》,是一条佚文,时间应在战国。这个巫术里面使用的鸡、芦苇灰、桃都是古人相信具有辟邪驱鬼功能的物品。又《太平御览》卷一千引《吕氏春秋》曰:“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熏以萑苇。” (122) 为什么要用点燃的芦苇熏呢?因为古人认为火能祛除不祥,而特别选用芦苇,无疑也是相信芦苇本身可以祛除不祥,可以祛除鬼魅邪气。使用芦苇作为驱鬼武器,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一条记载,实际的使用时间当然应该更早。《风俗通义·祀典》:

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

据此,汉代在腊日和除夕采用种种辟邪方法中有“垂苇茭”一项,而其起源是传说中的在度朔山上用苇索缚住妄为人祸害的恶鬼,并让虎吃掉。这里的茭指用芦苇或竹篾或草编成的绳索。《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即以兽皮为衣,以草绳为腰带。《史记·河渠书》:“搴长茭兮沈美玉。”裴骃《集解》引臣瓒曰:“竹苇絙谓之茭,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苇茭即苇索。

为什么古人认为用苇索可以缚住鬼呢?胡新生先生在《中国古代巫术》中说:“用芦苇制成的绳索即古书所说的‘苇索’‘苇茭’,可能是最早被用作辟邪灵物的芦苇制品。用芦苇绳索缚人缚物能勒得比较结实,能勒入人的肉体,从而给被缚者带来较大的痛苦。古人大概由此发生联想,认为鬼怪也害怕苇索;再进一步引申,整个芦苇就都被当成辟邪灵物了。” (123) 这一解释与巫术中凡人之所畏惧或厌恶者亦必为鬼之所畏惧或厌恶者的通则相符合,具有一定道理。需要注意的是,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在讲汉代用苇茭驱鬼辟邪时,不仅认为“垂苇茭”是因为苇索能缚鬼,而且对垂苇茭的信仰含义又有了新的解释:

苇茭,传曰:“萑苇有藂。”《吕氏春秋》:“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熏以萑苇。”《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谁能出不由户。”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

这个解释显然已经与用苇茭驱鬼辟邪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尤其是引《吕氏春秋》“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熏以萑苇”一条,将其作为“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的证据之一,这无疑与《吕氏春秋》本义不合。不仅如此,他还将“苇茭”之“茭”作了重新定义,认为“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应劭的新解释已经远离了原始信仰赋予芦苇的神秘力量,应该是受到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这种认识并非仅此一见。例如《续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该条材料与应劭的新解释基本一致,反映了东汉时期对该信仰习俗的新理解。不过,从当时驱鬼实践看,更普遍的依然是在岁末大傩中作为驱鬼武器而使用苇索。例如:

(1) 《独断》:“岁竟,画荼垒,并悬苇索以御凶。”

(2) 《论衡·谢短篇》:岁终逐疫,何驱?(使)立桃[梗]象人于门户,何旨?挂芦索于户上,画虎于门阑,何放?

(3) 《续汉书·礼仪志中》:“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中略)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4) 《太平御览》卷三十三“腊”条引王肃《议礼》曰:“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节令之腊,除逐疫。磔鸡、苇绞、桃梗之属。”

(5) 《宋书》:“旧时岁朔,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这五条材料中,前三条的时代都是东汉,第四条的时代是三国,最后一条的时代是南朝,前后相距不是很远的三个不同时代的岁末驱傩仪式中都延续着使用苇索的惯例,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苇索一直是驱鬼缚鬼的有力武器,在门户上悬挂了苇索,那些给人带来各种疾病的疫鬼看见了就会远远离开,不敢进入家中,人们获得平安。

图示

图七 陕西户县曹氏符(之二)摹本

苇索可以制服恶鬼的观念在早期道教活动中形成的劾鬼道符中也有体现。陕西户县汉墓出土的曹氏朱书解除瓶上画两个道符(图四),其中第二个符中包含图示、图示两个图形和一段文字,从文字看,这个道符的作用是专门逐除恶鬼的,而构成道符的两个图形中的一个与天一、太一有关,应该就是图示,该图形表示的是汉代人认为极具威力的太一锋;图示则颇像绳索盘绕的样子,该图形亦见于四川长宁七个洞汉画像崖墓的石壁上,王育成认为“在汉代人的宗教信念中,绳索原是劾鬼驱邪的重要神物之一”,“苇索就是大草绳子,是汉人用来驱鬼的东西。第二符中画其图形,意在‘悬苇索以御’鬼,目的甚明”。 (124) 由此可见苇索治鬼观念影响之深远。

除苇索之外,与芦苇有关的驱鬼武器还有苇矢、苇戟,苇矢通常与桃弓配合使用。例如:

(1) 《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傩”条引《礼纬》曰:“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工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2) 《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李善注引《汉旧仪》:“常以正岁十二月命时傩,以桃弧苇矢且射之,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

(3)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弓”条引焦延寿《易林》:“桃弓苇戟,除残去恶。”

(4) 《古今注·舆服》:“辟恶车,秦制也,桃弓苇矢,所以祓除不祥。”

桃弧苇矢和前面提到过的桃弧棘矢一样,都是以射杀的方式恐吓、驱除那些给人带来疾病殃咎的恶鬼。桃弓苇戟,可能指桃弓苇矢,也可能苇戟(即芦苇的茎秆)在这里是单独的一种武器。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治疗尤(疣)的方法中有一种就是在朔日使用葵戟(即葵的茎秆)摩擦疣,一边摩擦,一边口中念着咒语,最后把葵杆扔掉(“投泽若渊下”)。由于对芦苇的崇拜,甚至芦苇烧制成的炭或灰烬也有某种神秘的威力:

(1)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画随灰而月运阙。”

许慎注:“运,读连围之围也。运者,军也。将有军事相围守,则月运出也。以芦草灰随牖下月光中令圜画,缺其一面,则月运 (125) 亦缺于上也。”

(2)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高诱注:“芦,苇也,生于水,故积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为淫水。”

(3) 《荆楚岁时记》曰:“元日镂悬苇炭桃棒门户上,却疠疫也。”

芦苇灰不仅能止住洪水,还能影响月晕(月运)的圆缺,更不用说悬挂在门户上可以辟除疠疫了。

出土简帛中也有使用苇索等芦苇制品驱鬼疗疾的记载。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

(1) 鬼恒从人女,与居,曰:“上帝子下游。”欲去,自浴以犬矢,图示(系)以苇,则死矣。 (简38背叁) (126)

(2) 鬼恒胃(谓)人:“鼠(予)我而女。”不可辞。是上神下取妻,图示(系)以苇,则死矣●弗御,五来,女子死矣。 (简39—简40背叁) (127)

这两则材料中记载了两种恶鬼,第一种是自称上帝之子来到人间,这种鬼经常骚扰女性,与女性同居。解决办法是让该女子用狗屎汤自浴,并用芦苇把这种鬼捆绑起来(当然施法术者只是做出捆绑的动作,表示捆绑住了鬼)。 (128) 这种淫鬼就死了。第二种鬼据说也是天上的神灵下来人间,这种鬼来到人家中,强行要娶人家的女儿,而且如果来五次,这家的女儿必死。驱除这种恶鬼的办法也是用芦苇捆绑住它。这两种恶鬼侵扰人家的情形都应该属于精神类疾病,患病者产生了严重的幻觉,造成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此类疾病在人类早期最难判明,更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只能将病因归结为恶鬼,并采取对付鬼的办法来给患者提供一点心理上的安慰。这两种治鬼术的施行者很可能都是专业的巫师。这两例材料虽然都属于秦代,但年代上距离汉很近,而且此类信仰习俗通常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因此,该材料对了解汉代的此类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汉代的情况,目前仅见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下有如下一种药方:

一,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骚(扫)尤(疣)二七,祝曰:“今日月晦,骚(扫)尤(疣)北。”入帚井中。 (129)

《五十二病方》中列举的治疗尤(疣)的药方有七个,都是使用祝由术,通常选择在朔日或晦日,用破旧蒲草席上的蒲草,或禾稿,或土块,或葵的茎秆,等等,来摩擦患病部位,然后扔掉,这是一种接触巫术,即通过使用某些特定的物品摩擦患部,将疾病转移到这些物品上,然后往道路或河流等扔掉这些物品,意味着疾病被带走了。上面这一条治疗疣的方子也属于这一类巫术。不同的是使用的工具是破旧的帚,用帚扫疣几下,口中念祝祷语,说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天,用帚一扫,疣就逃走了。然后将这把帚扔入井内,表示造成疣的疫鬼真的被赶走了。这种帚通常指单手执用的用芦苇花穗捆扎成的笤帚,古书中又称为茢,经常被古人用来辟邪除秽。《说文》:“茢,芀也。从艸。列声。”段注:

《檀弓》:“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注:“茢、萑苕,可扫不祥。”《玉藻》:“膳于君有荤桃茢。”注:“茢、菼帚也。”按许云“苇”、郑云“萑”“菼”者,此统言不别也。芀帚,花退用颖为之。芀一名茢,故帚一名茢。

又:

 

(1) 《周礼·夏官·戎右》:“赞牛耳桃茢。”郑玄注:“桃,鬼所畏也。茢,扫帚,所以扫不祥。”

(2) 《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郑玄注:“茢,萑苕,可扫不祥。”陈澔《集说》:“桃性辟恶,鬼神畏之……茢,苕帚也,所以除秽。巫执桃,祝执茢,小臣执戈。”

前文引张衡《东京赋》描述东汉皇家举行岁末驱傩大礼的盛况,里面提到巫师在驱傩时使用的工具之一就是茢(即“笤帚”)。“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可见芦苇花穗扎成的笤帚在驱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汉代,芦苇编织的方形容器在最初也是专用作存放郡国呈送给朝廷的奏谳书,而非日常生活用品。《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末很流行的一个新现象:

孝灵帝建宁中,京师长者,皆以苇辟方笥为妆,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谳箧也,今珍用之,天下皆当有罪,谳于理官也。后党锢皆谳廷尉,人名悉苇方笥中,斯为验矣。 (130)

这说明苇笥最初是专用后来存放狱案的,不知这是否与芦苇可以治鬼的信仰有一定关系。

 

以上列举了汉代常用的几种驱鬼、治鬼武器或道具。在实际的驱鬼实践中,此类武器远不止这几种。比如用污秽之物驱鬼,即为秦汉人乃至古代巫术所常用。因为“人总是按自己的喜怒哀乐想象鬼神的性格与情感,鬼神的好恶往往是人类好恶的翻版。人闻臭秽无不掩鼻远遁,鬼神又岂能例外?由此推进,就有了‘妖邪惧秽’的观念。” (131) 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出土文献中有很多使用犬矢、猪矢、牛矢、羊矢、鸡矢等动物粪便,以及女子布等污秽之物来驱鬼治病的方法。学者已有专题探讨, (132) 此不赘论。

汉代在驱鬼疗疾时,除了使用上面的这些武器或道具,巫师施行法术时还经常走禹步,例如前文提到《五十二病方》中治疗图示疝之方就采用了禹步。最早记载禹步的传世文献大概应属《尸子》:“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邱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手不爪,胫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133) 西汉末年扬雄《法言·重黎》:“巫步多禹。”晋李轨注云:“俗巫多效禹步。” (134) 说明汉晋的巫者大多会禹步,年代不晚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多次提到禹步就足以证明。而更早些时候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乙种关于出邦门远行时的除咎法术也提到禹步。云梦秦简《日书》形成的年代应该在战国,这正可以与《尸子》的年代大致吻合,可见禹步作为一种巫术形式,其出现不迟于战国。巫者行法术时采用禹步,大概是想借重大禹的威名,逼迫鬼神退让,不要前来为害。例如前文提到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出邦门篇》,出邦门远行者在出城门时踏禹步并祝祷,我们注意到祝祷之辞中有“先为禹除道”之类的话,显然在告诉相关神灵,自己这是为大禹出行作准备。祝祷之辞中抬出大禹来,无疑是以大禹作为旗号,以达到自己出行顺利的目的。

关于禹步的步法,在《抱朴子内篇》中有两处记载,《仙药篇》:“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登涉篇》:“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两处记载小有差异。后来的《调神八帝元度经·禹步致灵第四》说:“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以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秦简《日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当然较《抱朴子》更早,说明禹步早在道教正式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若说它是大禹所创,则似乎不可信。不过古人既然把这种巫术步法冠以大禹的名字,说大禹治水很辛苦,使得腿脚患疾,行走一瘸一拐,禹步效仿的就是这种步法,则禹步应该与大禹有一定的联系,至少在古人看来,这种步法模拟的是大禹的步法特点,巫者通过禹步这一独特的步法作为大禹到来的象征,以此来告诉鬼神注意听从安排。因此,禹步在法术中具备了特别的魔力,是神秘力量的象征。

(1) 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部分为药方简,所记录的药方里面也有不少带有很强的巫术色彩。与药方简一同出土的秦简中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三十六年(前211)、三十七年(前210)历谱,以及秦二世元年(前209)历谱。从时间上看,该墓出土药方与西汉初人所使用的药方应该相差不远。详见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2)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78页。

(3) 茢,扫帚,古代用以辟邪除秽。详见下文。

(4) 参曾昭燏等合著,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山东博物馆编著《沂南北寨汉墓画像》,文物出版社,2015年。王培永:《大傩驱疫——汉画像石拓片艺术图鉴》,“北寨汉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2020-02-22,插图皆据此文。

(5)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第162、510页。

(6) 《史记·六国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

(7) 今本《风俗通义》卷八“辟恶”作“辟盗贼”。按,此处言磔犬著门辟邪,非养犬守门,应以“辟恶”为是。

(8) 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古俗新研》“磔狗祭风”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

(9) 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古俗新研》“磔狗祭风”条,第419页。

(10) 宋恩常等:《景洪县雅奴寨基诺族宗教调查》,见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

(11) 杨通儒等:《解放前苗族的民间宗教》,见宋恩常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12) 《艺文类聚》卷四引杜笃《祓禊赋》:“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图示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微风掩壒,纤縠低徊,兰苏盻图示,感动情魂。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

(13)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桃梗、苇茭、画虎”条:“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悟,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14) 《政和证类大观本草》卷三引。又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佚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15) 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佚文》,中华书局,2010年,第605页。

(16)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6页。

(17) 孙文青:《张衡年谱》,商务印书馆,1956年。

(18) 陕西长安县南李王村东汉墓出土一件朱书陶瓶,上面的解除文一开头就列举了地柱、南组、北斗、三稆、七星等能够解除墓主罪谪的神灵,在这些之前还有一个神灵,但两个字都有残缺,王育成先生释读作“游光”(见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但所有神灵都是制服恶鬼、护佑人的,游光是恶鬼,是祸害人的鬼,不可能与北斗等并列在一起,因此,开头的两个字恐怕是某一种天神的名字,不是恶鬼游光。

(19)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5—236页。

(20) 五凤三年历谱出土于居延金关,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图版三六[一]。又参张培瑜:《汉简的几个年代和伏腊建除注历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简1560,中华书局,1991年。

(22)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127页。

(23)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尹湾汉墓简牍》,第139、143页。

(2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简2263。

(2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26)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页。

(27)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页。

(28)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5页。

(29) 魏永康:《流变与传承——秦汉时期“伏日”考论》,《古代文明》(季刊)2013年第7卷第4期。

(30)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春正月条,李贤注引《汉官仪》亦曰:“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

(31) 清代和民国时期两广的地方史料中有不少关于夏至日磔犬或食犬肉以御蛊毒的习俗记载,王子今教授认为该民俗应与秦德公“磔狗邑四门”有渊源,是秦始皇发兵平定岭南,徙民使与南粤人杂处而带来的文化影响。(详见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刊于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十二期。)如此,则汉代磔犬逐疫习俗当不限于上文所说的季春、仲秋、季冬三个节令,夏至亦应举行。

(32) 劳榦:《居延汉简考证·乙、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别火官”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

(33) 汪宁生:《改火的由来》,收入《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4) 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阴燧取火》《居延汉简丛释·寝兵不听事五日》,并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

(35) 陈连庆:《居延汉简札记》(下),“(五)夏至更水火”条,《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36) 裘锡圭:《寒食与改火》,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37) 罗琨:《说“改火”》,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38) 《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5)十二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39) 张永祥等:《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苗、瑶、畲、佤、布朗、德昂族文化志》之“佤族”第七章“宗教信仰”第二节“宗教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0) 劳榦:《居延汉简考证·乙、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别火官”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第12页。

(41) 详见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收入《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42) 《汉书·百官表》另云:“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别火。”似乎别火一职始设置于太初元年(前104),不知究竟该作何理解。裘锡圭先生推测:“也许改火之事本已不甚通行,是武帝时重新加以提倡的。”

(43)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汉印185号,文物出版社,1987年。罗琨先生以此印与简文相印证,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丙吉奏两简文衔接,而且释文必为‘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阴燧取火。’曾见有的释文将句读断在‘官’字之前或其后,都是不恰当的。”所言甚是。

(44) 参见《史记·封禅书》。(https://www.daowen.com)

(45) 《汉书·孙宝传》:杜穉季“杜门不通水火,穿舍后墙为小户”。颜师古曰:“不通水火,谓虽邻伍亦不往来也。”此虽用其引申义,然汉代人家中应仍保留火种。

(46) 汉代灶神又称灶君,是火神,详见本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东汉建初四年“序宁”简》有关汉代祭祀“灶君”的讨论。

(47) 于豪亮:《居延汉简丛释·寝兵不听事五日》,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

(48)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78页。

(49)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79页。

(50)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79—480页。

(51)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81页。

(52)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81—482页。

(53)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480页。

(54)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页。

(55)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33页。

(56)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52页。

(57)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83页。

(58)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壹)》,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

(59) 裘锡圭:《马王堆医书释读琐议》,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187页。

(60)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35页。

(61)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86页。

(62)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疗射工毒方》,第90页。

(63)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胎产书》,第98页。

(6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213页。

(65) 有学者认为“丘鬼”之“丘”指坟墓,丘鬼就是墓中之鬼。参刘钊:《谈秦简中的“鬼怪”》,见氏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139页。

(6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3页。

(67) 以上诸条,见〔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等点校:《医心方》,第372—374页。

(6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3页。

(69) 《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六卷“牡荆”条下引唐苏恭曰:“牡荆作树,不为蔓生,故称为牡,非无实之谓也。蔓荆子大,牡荆子小,故呼小荆。”又曰:“牡荆即作棰杖者,所在皆有之。实细黄色,茎劲作树生。《汉书·郊祀志》以牡荆茎为幡竿,则明知非蔓荆也。有青、赤二种,以青者为佳。今人相承多以牡荆为蔓荆,此极误也。”李时珍曰:“古者刑杖以荆,故字从刑。其生成丛而疏爽,故又谓之楚……济楚之义取此。荆楚之地,因多产此而名也。”又曰:“牡荆,处处山野多有,樵采为薪,年久不樵者,其树大如碗也。其木心方;其枝对生;一枝五叶或七叶,叶如榆叶,长而尖,有锯齿;五月杪间开花成穗,红紫色,其子大如胡妥子,而有白膜皮裹之。”苏颂云:“叶似蓖麻者误矣。有青、赤二种,青者为荆,赤者为楛,嫩条皆可为莒图示。古者贫妇以荆为钗,即此二木也。”“方术多用牡荆。”

(70) 这里将“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的牡荆理解作灵旗的杆,《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六卷“牡荆”条下引唐苏恭《唐新修本草》曰“《汉书·郊祀志》以牡荆茎为幡竿”云云,即作此说。然《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走”条“以产荆长二寸周昼(画)中”,在施法术时用荆画一个大的圆圈。据此,也不排除“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是说用牡荆作笔,在绢帛上画日、月、北斗、登龙的图像。

(71)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81页。

(72)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95页。

(73)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养生方》,第60页。

(74) 魏启鹏、胡翔骅撰:《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壹)》,第156页。

(7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

(7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页。

(7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页。

(7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3页。同书第217页,注[四十三]云:“‘剑’字下当有脱文。”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42页,注[六十五]云:“按,此脱文应是‘刺’字。”王子今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中认为:“此脱文是‘刺’字的可能性很大,但也可能是‘击’字,或者‘斫’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

(7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3页。

(8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4页。

(8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5页。

(8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6页,注[八]云:“牡棘即牡荆,见《政和本草》卷十二。”所言恐非。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34页,注[十]云:“将牡棘视为牡荆不妥,荆、棘是两种东西。”又云:“《日书》的牡棘也应指不开花结果实之棘,即雄性之棘。棘做的矢本来就是避邪的器物,雄性代表阳性,用牡棘做的矢驱鬼之效应当更强。”

(8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6页。

(84)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34页,注[九]。

(85) 《左传·昭公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

(86) 连劭名:《云梦秦简〈诘〉篇考述》,《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8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7页。

(88) 眯,原作“眛”。《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七》“若眛”条下王引之曰:“《道藏》本如是,尚存‘眯’字左畔,别本作‘昧’尤非。”又曰:“眛与厌义不相近。眛皆当为眯,字之误也。”

(89) 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8页。

(90) 杨建和:《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见宋恩常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另参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和志武等分册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纳西族、羌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67—768页。

(91) 刘钊:《释甲骨文中的“秉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92)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梦”:“人有恶瞢(梦),图示(觉),乃绎(释)发西北面坐,铸(祷)之曰:‘皋!敢告玺(尔)图示 图示。某,有恶瞢(梦),走归图示 图示之所。图示 图示强饮强食,赐某大幅(富),非钱乃布,非茧乃絮。’则止矣。”《日书乙种》“梦”:“凡人有恶梦,觉而择(释)之,西北乡(向)择(释)发而驷(呬),祝曰:‘皋,敢告玺(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之,宛奇强饮食,赐某大畐(富),不钱则布,不玺(茧)则絮。’”《续汉书·礼仪志》作“伯奇”。参见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4—345页。又参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和秦汉简中的“宛奇”》,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7年第2期。

(93) 〔英〕J. G.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188页。

(94)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351—352页。

(95) 刘钊:《说“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9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页。

(9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4页。

(9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5页。

(9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4页。

(100)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43页,注[七十八]。

(101)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67页。王利器先生校注曰:“《书钞》、《御览》八九一、《岁时广记》‘卫’作‘御’,《山海经》《独断》同。”按,作“御”似更合乎文义。

(102)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96页。

(103) 刘钊:《说“鬾”》,《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

(104)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105) 刘钊:《说“鬾”》。

(106)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00—101页。

(107) 陆锡兴:《考古发现的桃梗与桃人》,《考古》2012年第12期。

(108)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57页。

(109)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第100页。

(110) 张明华:《长沙马王堆汉墓桃人考》,《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96页。

(111)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2页。

(11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3页。

(11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6页,注[十]。

(114)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34页,注[十六]。

(115) 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233页;马继兴等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9页。

(116)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404页。

(117)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405页。

(118) 据《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宜陵侯息夫躬的封地在南阳郡杜衍县,宜陵应是乡名。

(119)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房内记》,第76页。

(120)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93页。

(121)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40页。

(122) 《风俗通义·祀典》引同,其中“熏以萑苇”一句不见于今本《吕氏春秋》,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312页。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3页,注[二八])认为“熏以萑苇”乃应劭改“爝以爟火”而为之,且以为《太平御览》所引本自《风俗通义·祀典》,而非《吕氏春秋》。陈说恐非。《太平御览》在此处接连引《吕氏春秋》两条,另一条确认未见于《风俗通义》,则不可因此条与《风俗通义》引文相合,就断定其出自《风俗通义》而非《吕氏春秋》。

(123)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第117页。

(124) 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又胡新生著:《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125) 月运即月晕。《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一引《淮南子》:“月晕,以芦灰环之,缺一面,则晕亦阙一面焉。”

(12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5页。

(1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5页。

(128) 简文中的“图示”通“系”,捆缚、捆绑之义。胡新生的《中国古代巫术》(第119页)理解作击打、抽打,即用芦苇击鬼,用芦苇抽鬼。

(129)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五十二病方》,第235页。

(130) 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68页。

(131) 胡新生著:《中国古代巫术》,第185页。

(132) 详见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第二章《古代巫术灵物与一般辟邪法》之一五“秽物驱邪”。

(133) 尸佼撰,汪继培校正:《尸子校正》卷下《散见诸书文汇辑》,《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5页。

(134) 刘师培不赞同李轨的说法,他认为“巫、步皆为官名”,并引《周礼》为证。见刘师培:《法言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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